| 天生我才必有用 |
作者：寒康 作于：2007-1-30 11:29:07 访问：61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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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允许我进行一点必要的回顾
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关键期，“怀疑一切”的状态出现在知识阶层，而到了90年代，在经历了苏东巨变后，中国虽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但从“绝对平均”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财富的聚敛过程确实令人不安，这种不安中有兴奋、有期待，更有无奈。我是1981年出生，但过了20年后，我的父亲突然发现，孩子的命运再也不能被他按原有思维所掌控，本来他在我刚出生时就曾兴冲冲地给我留了一箱子红卫兵时期的蓝黑色咔叽布衣服，但等我穿上西装时，他觉得他原有的一套价值体系业已崩溃，像他这样的老三届已成了新中国最具黑色幽默的阶层。他发现自己无奈的笑常常伴随着四大天皇的流行港台乐而尴尬的存在。我想说的是，作为80年代出生后的一代人，我们与他们在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形成方面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断层，这个断层的两边就是“左”和“右”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的表演，就是我们同他们无休止的争论究竟是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大还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大的问题。街道的大妈安排就业的时代过去了，国企工人的自豪也越走越远了。自从1984年国务院就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的自销部分可以在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由定价。到1987年的时候，以企业自由定价销售的主要工业品的比例，钢材为21.59%,煤炭为7.09%，石油为16.57%，水泥为35.1%，化工原料为36.16%，耐用消费品为51.29%。本来“双轨制”的实行，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但由于两种价格的体制性漏洞的存在，为权力介入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村子里连一天书也没念过的狗二叔就是在短短几天内靠自己那在县政府当干部的表姐夫“批条子”而获得的钢材身上大赚了一笔，因此现在还耀武扬威的住着村子里最豪华的小洋楼。这也就是说，价格“双轨制”的存在让一些投机分子和权力寻租者成功的个例无时不在诱引着人们不劳而获的恶性，这些信号又迅速地以某种形式进入社会意识领域，孩子们自然受到影响。那个时候，我在读小学。我在读初中时，也就是1995年前后，读书还不如赚钱的声音更大了，那个时候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因为92年以后，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几年里“下海”那扑通扑通的声音不绝于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私有化的进程加速再一次掀起波澜壮阔的资本积累。这时，不读书算是选择一种实用主义，孩子们被这种社会信号搞得手舞足蹈，“贫穷可耻”、“笑贫不笑娼”的概念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似乎就在这个时候形成，“勤劳简朴”、“天天上向”这些传统的教育手段开始被我们这代孩子嘲笑，“助人为乐”和“贡献力量”这样的词汇在我们眼中变成了中性词，“老实”、“诚实”也被我们理解成“懦弱”和“傻帽”。在经历了80年代的怀疑浪潮后，我们这一代人将上个10年所怀疑的东西彻底肯定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大叫“世风日下”和“礼崩乐坏”的年代，“苍蝇”和“渣子”以及“做生意”这些现象在我们价值观形成的初期有力地进入我们的意识里。于是，我们成了看过并喜欢《地道战》；听过并爱唱《血染的风采》的最后一代人。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多久，又过了五六年，当博士生都遍地时，读书又成了实用主义。因为规则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变得实利化，那些当初不会写几个字的有钱人如今都去赞助学校以获得博士生的资格，而考重点高中差多少分就得花多少钱的概念已经被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可。他们知道，教育投资已经成为增值幅度较大的金融行为，而且收益很大，不读书，再也不会有人考虑到社会综合治安而给你主动找工作，再也不会有国企去让你抖威风，“下岗”两个字让刚刚获得物质和精神解放的“老三届”再一次陷入迷茫，面对现实他们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压在孩子身上。因此之所以出现父母把读书的孩子逼死逼疯，儿女不堪忍受弑父杀母的故事常见报端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那个时期，学英语几乎成了一件非理性的、必须执行的任务；贵族学校和封闭学校一所接一所地进入我们的视线，补习班在节假日都挤满了一脸沧桑的孩子；比成人办公用品还要贵的文具及学习辅助设备出现在了商场；人民教师的队伍中开天辟地般出现了“中产阶级”，当然，教育腐败一词也在不断的引发社会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仅仅从教育体制上谈就显得苍白无力，中国教育之所以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出现疯狂与变态，我个人认为，最主要影响是社会阶层秩序被打乱，财富的聚敛方式受到质疑，传统的就业观念受到冲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渗透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如此形式，父辈“老三届”那一代最后的底线已经打破。文革结束后的那场全国上下热情高涨的“七七”界大学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的，虽然这里有个人信念的成分，但是，在经历了种种社会变型后，他们所有的怀疑和动摇都已被无可逆转的现实慑服。孩子成了他们人生经验的总结性防守，成了满足他们未竟愿望的最后一支突击队。像我这样80年代出生的孩子虽然自己无从察觉，但实际上，我们身上背负了1966年以后我们父辈所有的历史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能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罗盘。
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欲将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走出地下状态并合理化的思潮。理想与价值的崩溃、信念和激情的缺失成了这一代人引以为自豪的特色。经济学家何清琏曾如此概括过这个时期的特色：“用各种社会压力强制社会成员表面上遵守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她说的没错，因为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上的变动，“竞争与就业”成了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我们还没站稳社会，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种有别于父辈或者兄长辈的社会现实，就匆忙上阵，应付层出不穷的生存挑战。有人说，这一代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一代，是小皇帝，殊不知，这种情况对于那些普通的城市工薪家庭来说有点像失败的婚外恋——经历了短暂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愉悦后，陷入到新的更大的困境当中。当卫慧、韩寒、春树这样的现代社会精英们生活在北京、上海或者别的什么GDP年年大幅度增长的地方向我们暗示：干嘛非得受读书那份罪？像我这样留点长发、蓄点胡子、读几部后现代诗歌、写两本前卫且掺杂着性生活的书、再让媒体捧骂兼之，未来生活根本没那么困难。这种暗示在我看来显得狼心狗肺，他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在过着区别他们这样“另类”的“另类生活”。
二、像我这样的孩子为什么必须好好读书
对中国目前的青少年生存状态，我有点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放弃学业，然后天天“后现代”，天天“另类”，天天“反抗”，这个成本太大了。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除了努力工作混口饭吃，真的已经不敢再有什么别的奢求，我们除了紧迫就是压力。当然我不代表更多人，可是，我不得不说出，跟我相像的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像我一样每天徘徊在城市的大街，平凡地工作着，偶尔望着那些漂亮大厦心里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在这里有一幢房呢？张爱玲说，要出名趁早。写书啊，谈感受啊，这些都是个人行为，无可非议。问题就出在有很大部分失去话语权的底层人很无辜地被省略了，他们即不是城市里的“问题”少年和“愤青”，也不是穷困地区的“失学”少年（虽然失学少年的比例并不少，但并非我这里所关注），他们平平凡凡地被“平凡”而折磨着。我的意思是，他们甚至于都不可以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样享受低分数线。比如在我们湖南，我们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就必须让自己的分数一定要高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同龄人一百多分；我们甚至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爵士乐，实际坦白的说，当时我自己在高中三年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看两场黄色录像，然后足足睡上一个懒觉；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后现代，我们只知道为了适应这种无聊的体制就得天天背书背到恶心，为了适应体制我们就不能像卫慧那样天天姿情发骚，叫嚣着“我的爸爸很有钱，我的妈妈很漂亮，所以我一直感觉在飞”；我们也没法想像自己可以象韩寒那样愤然离去，然后靠赛车和写书过日子，因为天才不是遍地开花，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能力在小县城小村庄里培养我们的天才；我们更无法像春树那样没事就愤怒一下，闲着就听听摇滚，然后再看几本鲁迅的书，找一家媒体说自己有“社会责任感”。其实我们即使是有这份天才，也没有那种客观环境，我们能对自己负上责任已经不错。韩寒说他小说里的人都是无所事事的，还一再强调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有所事事，可是，他就没有好好想想，在无所事事的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他自己生活在高消费城市里的热能？韩寒小同学还说：“像大学三年级或者是四年级，最好不要冲动的辍学。如果那个时候还坐在学校里面，说明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特长。”韩寒也许很聪明，但这种聪明并没有普遍性，并没有全国性借鉴的可能。那些为了改变命运辛苦读到大二大三的学生们，就算有“天才”，他们的父母们也极少有能力拿出“培养费”让他们去采风，放他们去发挥特长。倘若这样，恐怕能吃上饭已经不错，所有的像这样的天才最终都只能是沦落到最庸常的求生过程中。我读过大学，我也认识很多优秀、才华出众但却是平常人家的孩子，我懂得我们在读大学及读完大学后的种种艰辛和不易。所以韩寒这样的嘲弄，其实就好比一个人跟男人大谈生孩子的经验没什么区别——他不知道哪疼。当然韩寒本人并没有想推广什么经验，但某些无耻的媒体不知出于什么逻辑，竟然奋不顾身地狂热肯可一通。其实如果这种肯可仅仅是商业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年头是注意力经济，谁要是反对炒作肯定有点愚，但是现在反思教育体制的方式有很多，拿这种大城市里的有点天份的孩子来说教育不合理的事，实在有误导的成分。倘有人认为我的言论是在为现行教育制度寻求合理性，那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肚子是更大的问题，把父母辛辛苦苦赚来并在自己身上花掉的钱找回来才是更大的问题。实际在一个非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里，如果一个人被卫慧、韩寒、春树这些孩子的言论搞得认为自己比起他们挺弱智的人就真是傻透了。我想告诉他们，如果自己没有超常规的天赋、没有顽强的毅力去自学、没有信心去面对这个连招三陪小姐都假模假样地打上“要求中专以上学历”字样的社会现实，更没有有钱有势的父母帮你发挥特长，也不想靠着低级的技术来养活自己一辈子的话，那就别诅咒国家的教育体制了，别诅咒教官一样的老师了。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生下来就不平等，想改善想批评也得自己通过这种难忍的教育考验，离开自己那个没有发言席的位置，然后踏上更高一级的跳板，才可以像某些吃饱喝足的“思想家”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批自己曾因现实利益而妥协过的教育体制。
三、不好好读书我们又能干什么呢？
我曾经在初中二年级没读完时失学过几个月时间。当时的情况是，有一次上英语课，英语老师是一名年轻但不算漂亮的小姐，因为我偷着讲话，她罚我当众站立，并把跟我“共谋”的女生说成“臭鱼烂虾”。当那个女孩子泪如雨下时，我将学来的全部脏话都送给了年轻但不算漂亮的英语老师，然后摔门而出——不念了！回到家，父亲正在挑粪浇菜，我说：“我不念书了”。真是出人意料，父亲当时竟然没有发火，只是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淡淡地说一句：“好吧！不念就不念吧！”没有瞪圆了眼睛，一向性格刚烈，并寄厚望于我的父亲竟然平静如水，这种平静吓倒了我。直到今天，想到父亲当初的态度，我仍心有不忍，我真的刺伤他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真正是体会到了想找份工作真他妈的难。父亲没能耐，而自己没高学历又真窝囊，家庭背景比自己好但学习并不见得好的人，随便花钱读个师专或者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就可以在父母的努力下正式进入一个国家机关或待遇好的事业单位。我呢？读不了大学就只能去打工，充当祖国十五岁的盲流，所以我成了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小木匠，整天拿着个钉锤到处敲；十几层但未建好的高楼上，我扛着比我还高的木板在30厘米宽的墙上像走钢丝，尽管我心里怕死的要命而不敢看脚下，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不那样的话，我就只能是面对死亡，因为我如果不那样的话，我就只能是整天坐在家里等着父亲养活然后练练书法修身养性，以防止自己脾气越来越暴躁最终走火入魔并引火自焚。那段时间我曾非常痛恨我的父亲，因为他无钱无势，养活自己都困难。可是，我恨又如何？用父亲的话讲：“我当年也没要求你爷爷一定要给我安排个工作啊”？我想跟他讲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那时候最多进不去大型国有企业，而我现在是随便找个能开钱的地方都得托关系。这里我想再重复一次，不是全国各地都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样，打开报纸全是招聘启示。在我们那儿，国家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是因袭不变的就业目标，其它地方都是些跟苦力有关的临时工，那些不成规模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除了廉价劳动力之外，坐在办公室里的除了老板就是老板的亲戚。那期间，我眼看着自己周围的那些漂亮、甚至一直让我暗恋的女孩子纷纷去找比自己大十岁二十岁的男人或者是在机关工作戴着小眼镜、孱弱的小白脸，而自己却还没理由结束青春期时，我的心情痛苦是可想而知。但我还是只能在看了场激励人生的电影后咬牙切齿的依然要向父亲借点零花钱，我还是无法养活我自己。当然，我讲这些可能有人以为我在“愤青”，其实不然，我只是在讲一个生活在小县城里的真实情况，有点像贾璋柯拍的《任逍遥》那种感觉，虽然我的家乡比他那儿好一点，但也没好到哪里去。有数的几条街，有数的几个人。奇怪的就是，很多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回到家后，怎么也不想离开那个地方，天天就靠着麻将牌和香烟也能活得有滋有味。实际那地方就算你有点理想，觉得干一行爱一行，一个月也只不过就是那么几百块钱。当然，一种人有一种人的活法，我只是在指出那种活法的存在，而且，我并不是说地域对人才的发挥是绝对性的，我们那一样有挣大钱的民营企业家，一样有搞科研而走出平庸的人，我这文章指的是大多数。所以，据我对周边地区的了解，大致情况也差不到哪里去，几乎凡是临街的楼房全是门市，凡是门市无非就是饭店、歌厅、门诊和杂货店，凡是这些地方都可以听见麻将牌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不仅仅是闲着发慌的老太太们，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一年的内容跟一天的内容毫无差别却津津有味。在这方面，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到处抢劫犯事的年轻人，虽然他们从事的是一些危险的违法体力劳动，但却活得踏实。
四、那么，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会有不同么？
我在大学实习时曾对大学生就业做过一次小范围的调查，结果是那些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在四年本科毕业后，找工作十之有九不如意：待遇低了觉得自己读书的成本太大，父母花了这么多钱供自己读书，而毕业后挣的钱多数是刚刚够养活自己；用人单位除了对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感兴趣外，普通大学普通专业的学生找工作难上加难，而且，用人单位又特别重视工作经验，应届毕业生的尴尬可见一斑。
当然这里有就业的窍门和做人不肯脚踏实地的因素，我只是就我采访的内容而言。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读书与不读书都要面临着更实际的问题。比二十年前不同的现象是，如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倒比城市居民拥有更厚重的安全感。退一步讲，他们中的大多数尚可温饱，而城市居民，如果面临就业和下岗等因素的困扰则无路可退。当然这也不是说农村孩子找工作就比城市的好找，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在我的家乡，随着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每年9月份大学生都如洪水一般的涌回来。当然，这些大学生并非是外地人到我们那寻求事业发展，多数都是当初自费读大学或者是学校牌子不够响、专业不够硬的本地人。他们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人无能，在大城市发展又觉得太累，而且也不想学杂志上受表扬的“只身闯荡大上海发迹”的打工族，觉得还是回家有依有靠好（我把他们姑且称为A）；另一种是家庭条件不错，自己又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感觉干什么都不如自己回家好好享受安稳人生的好（我也把他们称为B）。先说A，他们的家庭收入居中下等，属于父母皆为相对稳定的工薪阶层那种，虽然供孩子读书挺紧张，但还不至于山穷水尽，孩子回到家后，父母们便搜肠刮肚，挖门凿洞找关系，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九表叔，能用上的全用上。孩子找工作是大事，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终于找到一份吃皇粮的工作才算放心。可是，过了没多久，又要面临结婚，找一个同样条件的人吧，不甘心，觉得婚姻这事，多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命运，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应该改善改善，将来等有了孩子，才好让孩子也跟着享福，不然真是恶性循环。所以，在他们眼里，有一半人是选择了实用型婚姻。大城市的孩子也许觉得我讲这话不现实，但你不要以为谁都是特区外企的白领？谁都是像你们一样朝九晚五：晚上泡吧，然后寻找一夜情，天天梦想着过“丁克家庭”洋生活的人？或者往好点说，没功夫谈恋爱，只是想着讨老板好，多挣奖金，获得提升，晚上还要恶补英语，最终的目标不过是通过银行贷款来“供房供车”。其实这种生活在我们这里看来简直没法想像。我所谓的A们，参加工作后，努力不努力结果也差不多，只有少数善于钻营，家庭也有点关系者才有可能提升。他们有了正式编制后，如果工作不忙，有时上不上班都难讲。所谓文凭如果不够，就想办法学一个交了钱就拿文凭的函授，这时候不结婚生孩子难道等别人离婚啊？至于B们的生活就显得优越一些了，父母一般都是局级以上的领导，或许至少是经营有方的个体私营户（一般在高收入人群中，都流行让子女出国深造，所以他们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在这些小地方），他们都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种。孩子们通过考试或者别的什么途径百分之八十可以进国家机关，工资多，待遇好，人见人爱，就算长得吓人也是威风有余，找对象虽然也有往实利型方向发展的，但大多还是以人为本。因为钱不是问题的时候，爱情才有引力。当然，我不排除为了爱情两情相悦不顾其它的例子。我就见过这样的，生活一样充满了八十年代国产电影般的幸福。我现在指的是更有典型性的那些人，所以B们的状态大抵如此，多说就无聊了。
回过头来，除了我以上举的例子，还能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从普通大学毕业的“非天才”们：他们通常是辛苦十年也没办法在房价超过纽约的中国（指年收入与房价之比）买下一幢房；他们的表情经常在人才市场上显出无奈和焦躁；他们的梦想，只是把学费补平，在残酷的现实中学会生存之道；他们深知，电视上的“都市剧”里的俊男美女演绎的情感故事说的不是他们；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简历做得漂亮一些，然后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去辛苦求职。这一部分人的生活我体会最深，可是屡次提起这些惨痛的回忆对我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也是一种痛彻骨髓的耻辱。其实我爱面子的弱点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形成，所以请大家原谅我的这点小小毛病，原谅我没有办法把这部分人的生活彻底展露出来。
五、居然还有人在胡说社会主义一片形势大好！
昆德拉的中国学生回到北大后作了一场演讲，他很不解地说，为什么中国刚刚进入现代社会，却有人追求后现代艺术？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或者说这里有些别有用心的暗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差不多与印尼持平，与经济发展十分不协调，而且，大城市恶性膨胀，中小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由此造成的产业转移缓慢和结构调整不畅十分明显。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大一部分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在中小城市的青少年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离“后工业文明”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表面上看他们面临的是学业和未来，更深层次上讲，他们所面临的是社会转轨期的苦楚与迷茫，对没有任何借鉴的前途的恐惧。
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开放型城市远远谈不上代表中国，甚至代表一小部分都不具说服力。我以为，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是要体现在人的现代化，而这几个城市大部分百姓对所谓“现代人”的公民概念含糊不清：真正的北京人都被挤到三环以外了，还摘下自己家门前的“东四十条XX号”门牌带走，并对着“皇城根儿”做无限沧桑状；蹲在莱市场卖黄瓜的上海人嘴一歪，还在骂着将上海房价炒火的温州人是“农村人”；变成小白领没几年，广州人对待外地民工的态度简直像对待阶级敌人。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思维又代表了多少数量的年轻人生存状态？这充其量是刚吃上细粮没几天后的自欺欺人。一直以来，我便对当下所谓的“新贵族”、“小资”、“白领”、“另类”等新名词持警惕态度，套用大师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吃人方法”。在热热闹闹的背后，其实是寂寞的无声无息，在众多新鲜概念涌来的背后，其实是骨子里仍然老旧的观念。像我这样自认为有些思想的年轻人比起清末民初那些大家都可称之为旧思维。其实那些已经进入“有闲”阶层且喜欢凑热闹自以为感觉良好的精英们应该去中国众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看一下，看看那里人们在做什么？看看他们有几个人在玩“朋克音乐”这种英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看看他们有几个人敢不读完高中就闯社会？看看他们有几个人能靠着“另类”讨生活？看看他们有几个不是通过求学才离开那个只能容忍权力发展的地方？最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的媒体既然是面对丑恶而沉默的媒体，而比这更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吃饱喝足后说梦话的无知的所谓的精英们。因为，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起着引导作用，今天拿80年代说事儿，明天拿90代说事儿，玩了几十年，还是在玩概念，而概念下没有一个人影儿，没人影儿的事不是胡扯是什么？多半个世纪前，先知便论说“睁开眼看”的道理，我想，现在也应该是“睁开眼看”的时候了。
六、“我们仍在仰望星空”
近年来，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早已偏离公正和严肃，尤其是部分经济学家所发表的言论很不道德。但中国人偏偏就在这种陶醉中以为“超英赶美”，实在可怜。中国很多学者紧随西方学者其后，大叫中国经济如何如何，人均收入如何如何，可是，当一种社会和经济现象发生时，有没有学者站出来指出其理论背后的人文价值和伦理依据？如果说东南沿海地区早已进入“现代化”，那经济学的大师们有没有看到财富都聚集在哪一类人手里，这些人的行为有没有真正的“现代化”？我们在北京、广州、上海这些地方满眼所见的各类高消费场所都是哪些人出入？他们花的钱有多少是自己工资袋里的钱？社会资源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被哪一类人占有和支配？占整体比例较大的人群是怎样的生存状态？经济学和社会学远非一件“技术性”学科，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文关照，如果不做一定的伦理质问，所有的理论都是建在沙漠上的房子，大潮袭来，轰然坍塌。我上海的一个在外企工作的朋友曾经对我讲，很多外国人特别喜欢上海，回国后也在夸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因为他们在上海享受到了在纽约享受不起的物质生活，其状态又比在曼谷那样的地方更不丢身份。他们说中国的女孩真好，身材真好，说中国的酒吧真好，还说如果有钱就在中国定居。这些话被我们的媒体听到，就说外国友人盛赞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显著云云，有些中国公民们听后虚荣心还恶性膨胀。我实在找不出半个理由来原谅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人。我想到我这样的有为青年循规蹈矩都23年了还找不到一个好好爱我的人，而那些美女们竟然一个个都跑到外国人的怀里撒娇卖乖。另一说，就是中国文化，有些外国艺术家们吃饱了喝足了，跑到中国说这也好，那也好，这也是历史，那也是文化，搞得中国人乐得跟个二百五一样，觉得自己终于找回了面子，被洋人夸了几句就莫名其妙的兴奋，看着洋人坐在人力车里欣赏着中国古建筑恨不能马上读几首古诗以示情愫，那股子“天朝子民”的表情令人看了恶心。这些中国人不知道，在欧洲看到的那些古建筑里，连宽带线都可以接入，人家要的是千年不易的整体风格。中国现在人口众多，倘若都搬进不通煤气与水电的旧宅里，单为了给外国人做样子，真是无聊死了。保护历史和建筑规划是要跟经济基础挂钩的，可中国就是有“中国特色”，一堆好好的古建筑，要拆就把很多不该拆的老房子全拆了，要补又补得恶俗至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点理性精神呢？不好意思，有点跑题了，现在回到主题。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现状，无论多么华丽和宏伟的理论面对它都显得捉襟见肘，这不仅仅是像何清琏女士所言的“屠龙术”，一旦不被认清且遵照行事时，我认为有可能变成“屠人之术”。我曾亲历过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让二三产业在GNP中的比例不断在各类报告中提升，为了把“项目”数量说得更动听，不顾民生漠视污染型企业，大幅圈地搞开发区，因缺乏有力的项目衔接而导致资源浪费。倘若当地居民苦不堪言，稍有不满提出疑问，就是冠以不懂得招商引资、不具有大局意识的帽子而让他自找无穷之祸。在这些方面我们湖南倒真是一个好地方，前不久让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嘉禾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当那句“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发展一辈子”的标语挂出后，大局和细节间存在怎样的差距和荒谬只须大家睁开眼看。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说：“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可我们的“信服”还仅仅是停留在看看文件，随便讲几个概念的地步，根本就没有什么现实性的内容；甚至于还停留满足在圈子内的几个人相互吹捧安慰一番后，便变成出现于宴席的谈笑中“吃人”的老式做派。因此现在的我对中国的很多问题是根本就不抱有什么希望的，我觉得要改变现实只能是路漫漫兮其修远。我们这一代人及我们的下一代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要警惕和反思的也太多太多，跟着幻影唱大戏的结果，我们的上一辈早就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还是何清琏女士的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或者说，我们甚至于是连星空也不想、更不敢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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