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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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农民

作者：寒康作于：2007-1-30 11:25:10 访问：760 评论：6（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一错在他们是农民
　　
     昆明，一座号称国际化的旅游城市。这两年，自九九世博会以后，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都确定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响应国家“一切向钱看”的号召。为达目标，政府的高官老爷们也的确颇下了些功夫。如规定一切战线为旅游服务，举办一年一度的旅游节。当然，小民们自然都很欢迎，因为云南人本身固有的惰性和追求享受的生活习惯就适合于这种叫“旅游”的生活。
　　但享受归享受，没听说过享受不要吃饭，这也就是说还要劳动。当然，如果你有一笔巨额的款子（哪怕你是沾了祖宗的光，或是作女婿换来的，更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只要不被捅开，都无所谓）。是有闲阶级，当然可以不要劳动，因为你有的是钱。但农民呢？农民则自然不同，他们没有闲钱，有的只是两斤力气，所以他们就得劳动。
　　所以，在旅游节的一个月日子里，农民就得用三轮车托着自己种出来的菜进城“混”点钱卖饭吃。这也就伤了政府和警察老爷的心，更丢了昆明人、云南人、更甚中国人的脸。因为老爷们费了多少心思、多少人民币才换来昆明城的干净整洁，本以为可以给本省的、外省的、外国的旅游者留下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但哪知这群素质低下、不懂排队不懂市容规则、一点也不体谅政府苦心的劣质群体，竟然公然进城来破坏好事，干扰正常的交通，影响云南的形象，破坏云南的千秋发展大计。不行，一定得给刁民一点颜色看看。所以，也就在21世纪的昆明城，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场中国几千年来上演不衰的场景：一伙衙役老爷围住一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小民。小民满脸皱纹，神情呆滞麻木的脸上满是惊惶与凄苦。老爷们呐声喊，一二三就把小民的劳动果实哗啦啦的装上官车。大胆小民不知死活的上来阻拦（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敢阻拦，只是跪地流泪，拖住老爷的脚跟求情）。老爷鸟耐烦，亮闪闪的皮靴一踢，顿时，不知死活的小民换来几个老爷的一顿拳脚。然后，丢下半尺红绫，老爷扬长而去。
　　这是一幅在我眼前真实发生的场景，历时不到十分钟，只不过衙役老爷换成了头戴国徽的昆明警察，官车换成了垃圾车，皮靴换成了大头鞋，半尺红绫换成了罚款单。看到这一幕的我，有一种窒息般的感觉，痛，是很久很久才慢慢涌上的。我记得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没经所有人允许而以暴力手段剥夺所有人的财产属于抢劫，但这是光天化日的抢劫吗?是，但抢劫者却是伟大的共和国卫士、人民的公仆、民主专政的工具，他们所作的一切，代表的是国家、代表的是人民；不是，那他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没收小民的菜，况且小民根本就没犯什么法。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旅游节拉菜进城？
　　我的同类，我的同胞，与我一样的人？！
　　法制荡然无存，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源。面对屈辱、面对不正义，他们只能忍受，狗一样的摇头摆尾、痛哭下跪，最后再交上罚款。他们不敢有怨言，也不敢有控告。最缺乏法制的社会，在某些时候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守法精神”！
　　的确，客观一点的说，城市的繁华整洁需要规范化的管理，但这种管理，难道必须以粗暴为形式，难道必须以剥夺小民的劳动果实为手段。如果管理本身就不够规范，为什么不给无所适从的农民多一点解释和引导？难道那些靠卖点农副产品的农民，会存心给我们的城市捣乱，会存心丢我们城市的脸？
　　呜呼，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错，错只在于他们是农民！
　　因为“农民”这两个字本身就注定了他的低下，“永远劳动的小民”，“做牛做马的小民”，他们真的没有理由不低人一等。既没有什么过高的素质文化、又没有什么好的生产资料，惟一拥有使用权的土地还没有所有权，更别说像“著名的先锋女作家”卫惠那样姿情发骚，“我的爸爸很有钱，我的妈妈很漂亮，所以我一直在飞。”农民所能惟一拥有的只是“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生存的生存，乱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威力下面。”（见周扬《生死场》后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
　　
                                二我们的政府为他们做过些什么？
　　
     毛泽东说：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这是革命时期和建设初期的口号，因为它需要农民的生命和血汗来推动革命和战后重建。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建设发展时期的口号，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却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它允许先富，最后共富，实质上是撇开沉重拖累的大部分贫困农民，想的是轻装上阵。
　　江泽民说：……
　　其实，不管怎样，“用时抬高农民，用后压低农民”，这是统治者的一贯主张，历史上的每一次反抗起义都是由农民发起，但受害的最终还是农民。这是千古不变的恒律共产党也不例外。早在1925年邓中夏就指出：“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参见《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论断。但更后来，毛泽东搞了20多年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就批了20多年的小生产每日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不但把农民当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而且变成专政对象，要加以消灭和绝种的对象。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他强加给农村生产力的严重桎梏，结果是1960——1962年的三年严重饥荒。他的继任者说：“农民的苦难，只是中国人民探索真理、认识真理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参见《中国农民问题》，同上）。一句话，把所有的苦难罪恶推得干干净净。多经典、多轻松、多干脆！农民的苦难、鲜血、生命，在他们眼中，就根本不是人的苦难、鲜血、生命。不把人当人看，这也就是统治的最高境界，也只有不把人当人看，统治才能持久。因为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和生殖能力都是极端顽强的，统治者根本不必担心他们会死绝。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把农民视为每日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还是首先把农民当作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
　　“是把他作为党的一项发展生产，使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基本政策，还是作为消灭个体经济的一种策略手段？”
　　“农民的劳动所得和合法的经济权益是应该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还是可以在所有制变革中加以任意的侵犯，甚至进行无偿的剥夺？”（见《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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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的政府整日在为这样的问题而苦恼，我呜呼无话可说。
　　所以，中国虽然有一个收缴税金的水利局，但农村水利设施长年老化失修，年年大水成灾；所以，中国虽然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响亮口号，但农药化肥价格年年上涨，农作物如粮食的价格则一跌再跌，而所谓莫名其妙的乡统筹、村提留却日日倍增；所以中国城里失业者有最低的生活保障，而农民是死是活却没人耐烦；所以，中国城里失业者有各种贷款，各种优先就业机会，但农民除了土里刨食，什么也没有。（同样是人，同样是中华共和国公民，但差别是什么？就如文章开头的事情一样，如换成城里人，则会连车带人没收吗？）；所以，这个国家腐败成风，在摆满飞禽走兽的餐桌旁，官员们的肚子日渐膨胀，一如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有如孕妇，而农民们则以粮食必恭必敬地喂养着他们，直到自己的碗里颗粒无收……。
　　
                               三社会为他们作过什么？
　　
     虚拟的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权，对没有自由的农民来说，只是个金色的幌子。人民的权利，主人公的自由，就是吃饭干活，听话守纪。这就是这个政府为农民所作的，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号称最伟大的党，所谓万岁的领袖，对农民所作的，除了索取，只有口号。但我们的社会呢？我们的那一部分呆在漂亮的写字楼里，每天上下班打的，空闲去蹦迪、啤酒屋、夜总会找刺激，去饭店搞聚会，去沃尔玛购物……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的人呢？他们又为农民作过什么呢？他们是否懂得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是这样生活的呢？
　　余杰说：“……有过底层体验的人抹去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人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他们保持着沉默，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见《铁屋中的呐喊》，余杰著，中华工商联出版社，1998年版）
　　毛姆说：“他们自命不凡，他们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能，却丝毫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的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来逃避生活现实，愚昧无知地鄙视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见《铁屋中的呐喊》同上）
　　的确，这群从小吃着鸡蛋牛奶长大的人，几乎对农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感性认识。他们从没考虑过这个阶层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也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人在中国还有多少，更没考虑过比他们更苦的人该怎么办。看到农民（更准确地应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进城的民工），他们除了鄙视农民素质低下，干扰城市正常次序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感情。当然，我并不想责怪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不是一些天性邪恶，缺乏同情心的人，他们缺乏的也不是良知，而是感性的认识。他们从进小学开始，就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所以他们永远也不会体验到那些最原始、最本真的血淋淋的生活，感受到农民就像土地一样承受着一切重负，而只要有一点点阳光，雨露，便会回报以最纯最浓的绿色的伟大；所以他们只会把拉纤者的血肉之旅，置换成流行歌曲《纤夫的爱》，置换成妩媚的MTV山水，柔和、饱满、热烈、温馨，而永远也不会觉得肥头大耳的男歌星和甜的发腻的女歌星是那么的让人恶心，呕吐……
　　但让我感到心慰的是：“谁对中国的发展最重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不是私营企业家，而是农民。”（见《巨龙》，东方出版社）毕竟城里人，那些所谓的精英阶层，还不至于像那些政客一样，不把农民当人看！
　　
                                 四农民自己为他们作过什么？
　　
     刘亮程说：“中国人很有乡土意识，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哪怕是穷困潦倒的活下去，他们也不愿离乡背井去寻找新居。因为他知道创业的艰辛，知道扔荒土地和家园的痛苦。”（《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著）但历史和事实证明，只靠土地过生活是不足温饱的，更谈不上富裕。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穷人的仇恨，也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他们发现的不正义。在巨大的现实面前，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政治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农民的真理只有靠自己走出来。农民的真理是自己走出来的。因为当安徽凤阳的几个农民为饥饿和形式所迫，颤栗着双手签下了家庭联产承包的生死状，冒的是杀头的危险；因为一位身患绝症的四川妇女在知晓病情后，毅然说出的是：自己反正要死了，不如省下医药费留给儿子，儿子将来没有娘就可怜了，可无论如何要他去读书，不能使他没文化，苦一辈子；因为中国几乎所有被政府冠以有中国特色、伟大正确无比的农村出路都是农民被饥饿逼得自己踩出来的。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温州模式……这一切都与政府无关。
　　所以，“一个农民进城了，尽管城里没有他的户口，没有他的家和住房。他和城市惟一的联系，也只有他脚上的那双‘解放鞋’。那种鞋是城里生产的，但多年来只有农民穿。”（见《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张建伟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可穿着“解放鞋”的农民还是走向了城市。为的是饥饿、冒的是风险。“出村前有红头文件阻拦他，在路上有城里派出的人追他堵他截他，进城后又有人劝说他后退甚至强迫他还乡。”（同上）但他是个农民，他也只是个农民。他感受到了城市待他的不公平，但回头看看，他已没有退路。不给户口，他不在乎；不分住房，他搭工棚栖身；没有城里人的福利待遇，他不抱怨；甚至没有劳动保护和保险，他也认了。他只要城里的一份工作，一份不同于土里刨食吃的“美饷”。只要有这两样东西，他就知足。他们端的是一个飘忽忽的“泥饭碗”，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别人或自己打碎，但他知道这个活来得不易，所以城里人敢拿着菜刀对着厂长大吼，“你敢开除我，老子杀你全家！”他们则只有以“听话”和“肯干”来小心维护着，决不敢贸然失去。但是，政府是保护城市的，为了城市的某些，它可以牺牲农民的一切。所以，虽然两者同为一样的人，同一样的拥有中华共和国国籍，城里人却有着各种保险，各种下岗就业机会，农民却只能干城市最低下最劣质的活，只能被称为“盲流”，充当城市秩序混乱、肮脏下流的“替罪羊”。他们一无所有的来，只能一无所有的去，只能自己去冒险。
　　乡镇企业、温州模式、男匠女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改变了这个国家八亿人搞饭吃的局面。这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路子，却被那些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政府首脑据为己有，自夸为他们的功劳，领导有方。这让我想起在云南思茅读高中时看到的一种普遍现象：素质低下的农民肆无忌惮地捕杀野生动物，拿到城里来卖，然后被警察老爷没收罚款。最后，老爷们拿到酒馆，剥皮红烧，用来下酒。老爷们酒饱饭足后，再在政府的报告中和大会上慷慨激昂，说农民素质如何低下，政府破了多少捕杀野生动物的案子。
　　他们只是一个农民，也仅仅只是一个农民，面对强权，他们能何为，他们又敢何为？
　　
                               五我为他们作过什么？
　　
     我的祖辈是农民，尽管不是佃农，但祖辈们几辈子也未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使命。所以一直以来，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呕心沥血，做猪做狗，梦想的只是挤进城市，哪怕只是做民工也好。现在，今日的我如愿以偿了，也没有沦为民工，但我却为自己感到耻辱，感到呕吐，可面对贫穷，我能做什么呢？是满怀毫无实际价值的虚伪同情，还是义薄云天、两肋插刀地放弃一切与农民兄弟同甘共苦？
　　现实的我什么也不敢做！
　　我只是冒险写下这篇文章，但我连拿出去给人看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公之于天下，勇敢的发表。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国已取消了反革命罪，但却完全可以判我一个妖言惑众、扰乱公共正常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罪名。在某种程度上，我害怕人民民主专政，我怕我死后，我那当农民的父亲，又要在建筑工地上为我挣够五元一颗的子弹费。
　　看到大街上菜农被抢一幕的我，所以什么也没做，更没上前质疑一下那些警察老爷。我只是低着头，装作学生相，夹着书包，灰溜溜的悄然匆匆而去。从此，我再也抬不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