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小铝勺 |
| 作者：石凌 作于：2007-1-22 21:15:08 访问：517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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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我的所有遗产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只舀饭用的小铝勺。十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每日天不亮就上生产队去劳动，父亲因为得了胃溃疡，给生产队里喂牲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姐弟仨相继上了学。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被伯父接去做了胃切除手术。父亲刚刚病愈，母亲就病倒了。我是家中的老大，又是唯一的女孩子。那时候，我们村上的女孩子很少有能上完小学的。隔三差五来探望母亲的亲戚邻居都对父母说，让女子回来伺候病人，做饭吧。母亲没有发话，父亲也没有啃声。就这样，我竟然念完了小学，并以村里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父亲破例为我买了第一本工具书，是一本《新华字典》。然而，父母终年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也无法支付三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和生产资料所需的费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母亲也从未让我辍学。他们是商量好了的，还是父亲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我拿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后不久，父亲就用破麻袋背着简单的行李去华亭煤矿打工了。那时候，父亲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父亲在煤矿打工的生涯一直持续了十年，直到我和大弟参加了工作，二弟也上了大学。
父亲打工的那些年，我们每年只在假期与他相处几天，暑假时候正值夏收，父亲回来收麦子；春节时候，父亲回家来与我们一起过大年。印象中，每一次见父亲，他的背总会比以前弯下去一些，而他的头发里，衣服上似乎总有洗不完的煤渣。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手，指头似乎从来也没有伸直过，嵌入肌肤的墨色好象永远也洗不干净。
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地区的师范学校，父亲脸上的皱纹绽成了一朵花，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学的女孩子，为父亲为母亲为我们这个家族争了光。尽管我上学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父亲从来也没有因此紧锁过眉头。那时我还没有去过煤矿，也没有想过父亲是怎样挣钱的。一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日子，父亲把家里唯一的木箱子腾空，让我装上零碎东西，带到学校里用。开学那天，天还没有大亮，父亲和大弟抬着木箱往车站送我。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一直把我送到了学校。我报完名回到宿舍时，父亲已经替我铺好了床。他把身上仅有的钱全部掏出来递到我的手上，说：“我走了，有啥不懂的地方就问老师。”我怔怔地站在宿舍门口，目送着父亲一瘸一拐地走远了。父亲身上的蓝中山服已经腿了色，而我却里里外外穿着全新的衣服；父亲的腿本来就有伤，而且已经不再年轻，煤矿的活父亲是怎么扛过来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去猜想父亲打工的生活。然而，这种转瞬即逝的念头立即被新的学习生活冲淡了。
在师范上学期间，父亲总是给我二十三十地往来寄钱。而我花钱的地方总是越来越多，父亲却从来也没有抱怨过。第二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决定去煤矿看看父亲。因为预先给父亲捎了话，所以我到华亭车站时，父亲已经等在那里接我。我一走下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立即看到了父亲。他身上的衣服，他的肤色，他的头发全是和煤一样的颜色。他努力伸长脖子向车里张望，然而，任凭他怎么努力，他的背却始终没有直起来。唯一没变的是他的长眉毛，他的眼神。我走过去喊了一声：“爸！”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的鼻子酸酸的，一股咸味正从鼻腔流入腹中，却强忍着没有流出泪来。多年来与父亲心灵上的隔膜使我已经不习惯在父亲跟前流泪。听见我的叫声，父亲立即露出了笑容，是我熟悉的那种：脸上的皱纹绽成了一朵花，嘴角上翘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正是父亲这种在苦难面前的从容与乐观，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父亲说，去煤矿的路全是陡峭的山路，怕我走不去，我们只好站在路边等拉煤车带我们同去。来来往往的拉煤车扬起煤灰和尘土，使人难以睁大眼睛。父亲招了许多次手，终于有一辆大卡车停在我们面前，司机和父亲认识。他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和父亲打招呼：“老张，去煤矿吗？快上车。”我们一同钻进驾驶室，司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父亲向他介绍了我，他拉长嗓门说：“我说老张这人有后福，说的不差吧。”车在山路上巅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开进了父亲打工的那家煤矿。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堆堆黑乎乎的煤堆。煤堆旁停着几辆大卡车，十多个肤色与煤一样颜色的工人正拿着大头铁锨往车里装煤。父亲领着我绕过煤堆来到矿井出口处，一个装满了煤的铁斗子正沿着铁轨运上地面来。父亲指着只容一个人进出的井口告诉我，这里才是他工作的地方，他那天上的是夜班，所以有时间来接我。接着，父亲又把我领到山脚下的一排低矮的简易房子前面，说，那正是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父亲打工的地方是一个小矿，安全设施生活条件都十分简陋。我要进去看看，父亲却说：“那里面太脏，再说，吴师傅的车也该装满了，你还是回城里去吧。这里吃住都不方便。”我们正说着，从土坡里下来两位扛着铁锹的工人。父亲一边向他们介绍我，一边拿出我从学校带来的几块面包向他们分送。一位工人边吃面包边说：“老张这人命大福大，把孩子供成了，比我们都强。”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夏收时，父亲离开煤矿的第二天，他下的那口井就发生了瓦斯爆炸，他的工友有两个永远埋在了井下。坐上了来时的那辆拉煤车，我扭头去看父亲，他佝偻着身子，在瑟瑟的秋风中，显得更加苍老了。泪水禁不住又一次溢满了眼眶，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对父亲说：“爸，你就不要再下井了吧。”
父亲本来沉静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他向我挥挥手说：“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我从师范毕业前的那个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阅览室来读书，同室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门口来了一个老头，被门房挡住了。他说是你的父亲。”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了怀疑和讶异。我当然清楚一定是父亲了。我立即起身冲出门外，跑到学校大门口。父亲仍然弓身站在门外，背比以前更弯了，人也消瘦了许多，灰黑的衣服上打着布丁、灰黑的脸上胡子拉茬，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根本不像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只有他的眼神依然闪烁着我很熟悉的慈祥的光芒。一看见我，他立即露出了我熟悉的那种笑容。“爸！”我只叫了这一声，喉中就被噎住了。父亲告诉我，市里一辆车上他打工的煤矿拉煤，他就搭顺车来看我了。
后来，两个弟弟先后上了大学，父亲仍然坚持在煤矿打工。大弟工作后，家里的经济逐渐宽余，父亲的身体也比先前更差了。我们几次三番地请父亲结束打工生涯，母亲也一再坚持说，她身体越来越不好，家里的庄稼活她一个人干不过来。父亲总算同意了。他在煤矿的全部生活用品被带了回来：一条看不清颜色和图案的被子，一个搪瓷大碗，一把小铝勺，仅此而已。 父亲拿起那把小铝勺说，这把勺子陪伴了他整整十年。他在煤矿下井时，一天还能吃两顿吃，一次要吃三勺子干面。后来改为在矿面上装车，为了抢在别人前面，他总是一天只吃一顿饭，一次要吃掉四勺子干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工作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抓起小铝勺和着煤灰和面的情景。我向父亲要了那把小铝勺。
小铝勺是苦难的见证，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见证。我要把小铝勺带在身边。以后，向自己的孩子讲讲小铝勺的故事。
责任编辑：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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