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冀中沃土走出来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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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沃土走出来的作家——田涛

作者：赵朕作于：2005-8-26 15:56:00 访问：1252 评论：1（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从冀中沃土走出来的作家——田涛
　　
　　
　　对老作家田涛先生，我心仪已久。还是在40年前我读中学时，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读到他的几篇副题为“童年拾记”的小说，就象磁石般的吸引住我。小说描写的20年代冀中大平原的蓝天白云、芦苇濠塘、翠绿苍莽的景象，以及家长里短的农家生活，使我感到与当时的文学作品的格调不尽相同，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于是一种敬慕之情便油然而生。读大学时，我从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里了解到，田老是一位30年代成名的作家，是河北省望都县人。从那时起，渴望有一天能够拜访他，就成了我的夙愿。
　　1967年7月，一个偶然机缘得知，田老定居在我所在的唐山的消息，我欣喜异常。不料，刚刚通过朋友联系拜访事，毁灭性的大地震不速而至，我的朋友遇难。在那个年代没有朋友的搭桥，对于陌生人，田老这个“另册”人物，是不敢接受拜访的。春风普渡“玉门关”之后，我又设法打听田老的下落，得知他已于1979年调到省文联，担任了河北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而我一直忙于编刊物，搞科研，一时顾不得研究我喜爱的30年代的作家。直到最近，我从繁忙的编辑和科研工作中稍有解脱，才借去省城出差的机会，拜访了田涛先生。
　　田老告诉我，他原名叫田德裕，田涛是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时开始用的笔名。他出生在冀中大平原的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家庭。他说：“我是劳动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家长大。”他六岁开始读小学。读四年级时，他从一个在外地读师范的同乡那里，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文学刊物《拓荒者》。由此，他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决心走出这片荒僻的土地，去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高小毕业后，家里没钱供他继续深造，使他陷入苦恼之中。他的级主任王唱卢先生惋惜他的才学，每天翻阅各地的报纸，查看公费学校的招生广告。当他发现北平师范学校招生的消息，就资助田涛十几块大洋去报考。田涛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穿着土布粗衣进入了北平师范学校。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和一大批学生都卷入了反日斗争的漩涡。他们到南京游行示威，请愿出兵抗日；然而却遭到宪兵的弹压，很多同学被捕入狱，由此他陷入苦闷之中。为寻求精神寄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批中外文学名著，使他又陶醉在美妙的梦幻之中。他决心用自己的笔，来反抗外来的欺凌。他的第一篇小说《利息》在《大公报》发表后，给他很大鼓舞，使他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小说和散文受到凌淑华、沈从文、萧乾的赞许，还被吸收为北方左联反帝大同盟的成员。
　　1936年他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时，创作的短篇小说《荒》，发表在王统照主编的《文学》上。对这篇构思新颖的小说，王统照、沈从文和郑振铎都很推崇，推荐给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入《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卢沟桥事变后，喏大的北平已放不下学子的课桌。田涛带着他刚写几章的《沃土》和发表过的小说剪报，随同北平的进步学生，冲破敌人的火线，去寻找抗日的部队。在流徙途中，他先后结识了碧野和魏伯。他们辗转数百里，来到行唐县冀察游击队的驻地。他们被编入由流亡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每天分组下乡宣传，出墙报，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成立抗日组织。工作十分劳累，也不发薪饷，但他们个个干劲十足。田涛更是废寝忘餐，在人们休息时，伏在地铺上创作了反映群众抗日热潮的报告文学《中条山下》。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战区的溃兵沿平汉线象决堤河水般的涌来，冀察游击队也无休止地退却。他们同来的三人看到留在这里已无法坚持抗日，就另寻抗日的途径。
　　1937年冬，经李蕤介绍田涛到郑州的《大刚报》主编文艺副刊《阵地》和《抗战文学》。在这里他得知老舍先生正在武汉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广罗抗日人才，组成笔部队，诛伐日寇罪行。于是，在1938年春天他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接着，他参加了臧克家、于黑丁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活跃在大别山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春，田涛被聘为香港《珠江日报》的战地记者，生活相对平静下来，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子午线》和《潮》。1941年《珠江日报》停刊后，他就同臧克家、碧野等投奔迁至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依靠稿费生活非常困难，他只好到朝阳学院教书。1943年秋天，他为创作小说辞去朝阳学院的工作，到居住在歇台子的冯玉祥将军处当“伴读”。在这里他利用闲散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地层》。他这时的创作欲望相当高，又马不停蹄地将拖延多年的长篇小说《沃土》杀青，并寄给巴金先生安排出版。抗战胜利后，为了积攒路费出川，田涛到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当教授。1947年寒假，他辞去教职，乘船东流而下，直抵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主要依靠写作为生，但到了1948年，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特务疯狂迫害进步人士，他便离开上海，避居到江阴的南菁中学教书。上海解放后，田涛到上海探访，见到周而复，得知老朋友于黑丁、郭小川、陈荒煤等在中南文联的消息。经与于黑丁联系，他应邀于1949年岁稍来到武汉，担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副部长，兼任《长江文艺》副主编。在武汉期间，他参加过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到过抗美援朝前线，也在工厂深入过生活。根据他的见闻和感受创作了小说《木船记》、《浠河上游》、《临津江边》、《友谊》和《金光灿烂》等，但大多是应时之作，没有象他的“童年拾记”那样引起读者的关注。
　　当我问及“童年拾记”的创作时，田老不无深情地告诉我，那是源于1956年“双百”方针的贯彻。那一年他回到河北省家乡深入生活，阔别20几年的生活摇篮，唤起了他的亲情，那熟悉的风土，熟悉的人情，熟悉的语言，勾起他幼年的许多记忆。他按耐不住自己的创作激情，犹如打开闸门的积水一泻而出，连续创作了20篇副题为“童年拾记”的忆旧小说。后来选出十篇结集为《在外祖父家里》，于1958年出版。《在外祖父家里》的出版给田涛以很大的鼓舞，他感到又找回了自己，又燃起了写熟悉生活的创作欲望，于是他申请调回河北工作。1964年对他来说真是流年不利，刚回到河北，就赶上“四清”运动。他先是到保定的新城县，后来又到唐山的抚宁县搞“四清”。这段“革命化”的生活，打乱了他回家乡的意图，创作计划也化成了烟云。
　　“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涛被下放到唐山地区文教处。他经历了抄家、批斗、进学习班和上干校等“老九”“四部曲”之后，又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老伴和一个女儿。生活对于田老真是太不公平了，调到省里刚刚平静下来，1981年秋天他又发现了胃病变，做了一次胃切除大部分的手术。可是，一向严谨，一向履约的田老，在病床上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田涛小说选》，为香港的南方书屋编选了《田涛中篇小说选集》。如今田老虽已届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虽清瘦而神采奕奕，实乃文坛之幸也！在采访中，田老还特别提及在他的文学人生中几位铭刻于怀的作家。他告诉我，巴金对他的奖掖是令他终生难忘的。1937年他将发表的短篇习作结集为《荒》，寄给素昧平生巴金先生，巴金先生对青年作者很爱护，就推荐给一个大书店。不料该书店毁于“八一三”事变的战火。后来巴金在编《文学丛刊》第六集时，遍查京津沪的报刊，将田涛的作品收集起来，亲手为他编了第一本小说集《荒》，于一九四零年出版。他还提到沈从文、王统照、靳以、萧乾等作家对他的扶植和关照。他说，在他的文学创作起步阶段，没有这些德高望重的师友的帮助、指导，真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甚至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文学未来。在我们谈到国内当前文学创作的现状时，田老说当前的文学作品出版的数量不少，但精品不多。作家不要满足于多出作品，而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目前有些作家急于出文集，不管作品的水平高低都收集进去，这实际上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文集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最后成果，反映作家的终极水平的。田老还谈到，目前国家的形势很好，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应该大力提倡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应该鼓励竞争，为各种流派的文学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唯其如此，才能营造繁花似锦的文坛。后来我问及田老有没有新的作品出版时，他面有愠色地说：“现在作家出书要自己掏腰包，哪出得起?”田老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深思的，这或许是市场经济运作初期的不正常现象吧！我想，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应该从保护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成果出发，应拨出专款，出版有影响的老作家文集，防止一些老作家优秀的或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传。
　　对于80多岁的田老来说，谈了几个小时，我真担心他太劳累。尽管我想请教的问题很多，也不敢再打扰了。在结束采访时，田老说，要是你的采访有机会在境外发表，请转达我对老朋友刘以鬯、张秀亚、尹雪曼和白先勇诸位先生的问候。
　　（此文已经田涛先生生前校正。惊闻田老已于2002年4月11日去世，“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收录此文以示悼念。）
　　——刊于《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998年1月与著名作家田涛在石家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