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征程褒贬多 ——为著名诗人田间80岁寿诞而作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43:00 访问：113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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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征程褒贬多
——为著名诗人田间80岁寿诞而作
田间的一生为探索中国新诗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特别是他在诗体上的贡献更是众所共睹的。但也要看到，自田间登上诗坛之后，就吸引着关注其创作的褒贬者。或褒或贬，各执一辞，各有所据。笔者认为，如果将田间的诗置于中国新诗斑斓多姿的历史坐标系来考察，那将是另一番风景。
其一，鼓声咚咚。在中国的诗坛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诗篇，以其充满着战斗气息的激情，活泼跃动的诗行，紧张急骤的旋律和遒劲有力的语言，给当时的诗坛以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一股清新而质朴的战斗气息。因而被闻﹂多先生称之为“时代的鼓手”，称他的诗“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当然，闻先生也指出了田间的诗“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激情有余，含蓄不足的缺憾。闻先生的评价无疑是符合田间早期创作实际的。可是由此也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论者没有将田间的诗置于特定的时代予以评估，而以闻先生指出的不足为依据，极力贬低田间的诗绩。如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台湾的文学史家周锦，都以夸大闻一多先生所指出田间诗的不足，否定战鼓般诗句的审美效果，并称之为“标语口号”，从而脱离开“需要鼓手的时代”的背景，否定了田间的诗绩。二是中国大陆的有些论者，或许是出于对闻先生评价田间论点的推崇，充分肯定了田间的“时代的鼓手”的诗坛定位。可是当历史翻转到需要琴师的时代，田间的创作风格发生衍变时，也仍以“鼓手”为其评估的绳墨。这样，田间的新探索就被忽视了。
其二，笛声悠悠。田间在《鼓与笛》中写道：“战鼓比玉笛更是雄音，可是玉笛也催动人心。”这首短诗深刻地反映出田间的美学追求。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田间怀着强烈的抗日意识、民族感情，创作了战鼓般的诗章，激励人们投入浴血斗争；而当人民取得了政权，开始迈向和平发展的新生活时，诗人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吹奏出悠扬的笛音，创作出很多优美的诗章。如在新中国建国后出版的《汽笛》、《马头琴歌集》、《芒市见闻》中的许多诗作，特别是表现云南少数民族传奇故事的叙事诗《丽江行》、《阿佤人》等，都标志着诗人的创作风格从“战鼓”之于“玉笛”的转变。这些新诗作是田间为适应新时代进行新探索的足音。从他的这种新探索中，不难看出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取材上看，注意表现富于传奇色彩的神话、民间传说；但又不拘泥于记录传说，而是深化了原传说的思想蕴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表现手法看，做到叙事与抒情与议论有机结合，再加上和谐悠美、顿挫有致的节奏，以及清丽，质朴的语言，仿佛使人听到了悠扬的玉笛之音。这种“玉笛”，如同“鼓点”一样，都是田间创作成就的所在。遗憾的是田间的笛音并没有像他的“鼓点”那样深入人心，甚至有所忽略。这恐怕是被人放大了田间的一些败笔之作的结果。诚然，建国后田间出于与时代同步的激情，也创作了一些紧跟形势，内容空泛的应时诗。或许是人们对这类诗的反感，殃及一到他的玉笛的美学追求，以﹂种思维定势掩盖了他的殚精竭虑的探索。
其三，诗体探索。田间是个新诗体的探索者和诗体家。早在他写诗之初的30年代，他就创造性地运用了长短句的形式，来抒写其激越、跳荡的情感旋律，在新诗诗体上做出可贵的探索。但对他的这种创造性的贡献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最突出的是上玄珠（茅盾）认为田间在抗战时期所以写出好诗，是因为模仿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田间在当时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并没有见到，只是他很赞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到广场去”的主张。实际上田间早期诗作的形式，正如胡风所说，他的“字汇和句法多有野生的健康色泽”，这反映了田间吸收民歌的营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旋律的努力，与借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是不沾边的。
到延安后，田间投身于街头诗运动，他又从人民大众的战争生活的实感里，体验到采用民歌传统的积极意义。他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的第一部，就体现了向民歌靠拢的探索成果。
50年代中期，田间将新诗体的探索目标定为：学习“民歌和古典诗的经验”，“在一个总的方向下面，力求丰富多样，最好是能够千变万化。在变化中求规律，在规律中求变化”。这实际上也是田间对诗体探索的终极目标。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距其终极目标真不知有多长的路程要走。
对于田间的诗体探索，五十年间﹂直是毁誉参半的。且不说在30年代他刚登临诗坛之际，就有人对他的诗体形式提出了批评，就是在50年代和80年代，也有些人为田间的诗体探索没有达到理想境界而忧心仲仲。笔者认为，田间的早期诗作的诗体形式，与其所表现的内容较为统一，因而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如《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等。建国后他已不再满足于描摹生活事件以抒情怀的美学旨趣，而是力图使诗体在“律中有变，变中有律”中，为诗歌赋予高度凝练的象征内蕴，如《雷之歌》、《鹿》、《嘎拉玛胡》，以及《水仙》、《棒槌峰》等均为成功之作。其失误则表现为那些政治抒情诗，找不到象《给战斗者》那样和谐的旋律，那样激人奋进的情怀。读来总是给人一种隔膜之感，总觉得政治热情有余而艺术概括不足。
总之，田间的诗体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正如美学家吕荧所说，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艺术”，因而留下了一些遗憾，留下了一些内容与形式不相和谐的音符。这种局限性只不过是诗人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阵痛”而已。
——刊于泰国《星暹日报》1996年6月29日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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