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桦小说创作论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38:00 访问:2485 评论:3(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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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作家群中,管桦是一位在解放区锻炼成长,而在解放后才声名显赫的作家。他18岁参加革命,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战争的经历、生活的感悟,为他奠定了创作的基础。发表于1948年的小说《雨来没有死》,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为他创作反映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以极大鼓舞。1957年他响应党的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全家回到故乡落户,积累素材,收集资料,创作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为他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将军河》,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准备和物质准备。《将军河》为长久地燃烧着他的心的时代,留下了“血写的记忆”,同时也以新的视角、新的认识,为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 权衡一位作家的创作贡献,重要的一点是看他作品的深刻程度:思想概括与艺术表现的特殊性,是否已化为他的作品中令人注目的特色。这是因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之上。①作家在创作时,必须以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去选择和处理题材,将自己的人格气质、思想识见融人作品的血肉之中,即融汇到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性格以及语言、气韵等方面,才能“掌握和描述”“个别特殊”的事物。管桦是被抗日战争的洪流卷进奔腾呼啸的大海的。他和战友们“一起勇敢地走进暴风雨”,经受着“闪电的抽击”,他“崇敬英雄们的广阔胸襟和以生命推动时代的勇气”,更感受到“伟大中华民族永生之力量”。在生活的感悟下,他立志用自己的笔来描述这场他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避免大同小异地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避免那些人人皆知、反复谈论,并且已为大家接受的东西”,要“在这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上表述”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必须选择别人还没有运用过的角度去反映那个本质”。于是,他把取材的视点投向冀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战场的“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上。在着眼于民族的、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同时,更非常切实地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乡土、风情及最熟悉的人物,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辅以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技巧,使他的小说既体现了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和感受”,又有着积极的思想倾向;既不重复别人已写过的斗争生活,又展现地域性的民族情调和气质。管桦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追求,才在建国后创作了一些独标风韵的小说。 1957年初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就是他进行创作探索的最初成果。这是一部标志着管桦的文学创作跃向新境界的作品。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春天的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主人公辛俊地是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游击队员。他是一个怀有爱国主义热情,对敌斗争勇敢无畏的英雄,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擅自打伏击,打死游击队的“关系人”,而被游击队开除回家,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消极,却是抓住一切机会表明自己是游击队的人;地主徐怀冰要向警备队交公粮,他闻讯后予以制止;麦秋时鬼子来抢收,他主动带领民兵打退了敌人;敌人围村抓不到他就拷问群众,他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等等,都表现了他性格中闪光之处。但是他那模糊的阶级意识、个人英雄主义却也使抗日队伍和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参加游击队截粮埋伏时,他旧病复发,率先开枪,导致截粮失利、队长白虹受伤;地主的女儿桂香利用他“填补她苦闷而又空虚的生活”,而他却当成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在阻止特务运粮的埋伏中被徐怀冰打死。辛俊地的命运悲剧正是他的性格与环境失衡的结果。他具有朴实的民族意识,热爱祖国和家乡,痛恨日本侵略者,有着积极主动的斗争精神。但他也有性格弱点,脾气执拗、争强好胜、自由散漫,尤其是他与地主女儿桂香的爱情关系,遭到人们的非议。实际上作家是以深情的笔触展示了辛俊地性格闪烁的光辉,也对其头脑里模糊的阶级意识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予以批评,指出他的复杂性格造成了他“使人愤怒,也使人怀念”的命运悲剧。 1958年六七月间,《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些读者对这部中篇的争鸣文章。争论的焦点是:《辛俊地》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如何评价辛俊地这个人物?当时对辛俊地这个人物,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也有人认为是有缺点的人物。这次争鸣不置可否,悄然而止。不过对启发读者的独立思考,见仁见智地理解作品和人物,还是颇有助益的。遗憾的是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抓住这个“把柄”,将这部小说打成毒草,大张挞伐,从根本上否定了管桦同志的创作探索。 这部小说的创作意义就在于:第一,作家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活体验,如实地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从一个生活侧面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我们党如何艰苦地领导了这场农民抗日战争。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但革队伍的组成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特别是敌后抗日战场的游击队,更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辛俊地就是其中一员。他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朴实、善良、勇敢、坚强、嫉恶如仇的品格,又因小生产观念的局限,存在着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他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矛盾投身于抗日洪流的。尤其是当他对敌斗争表现为十分主动和英勇时,性格中的弱点就膨胀为个人英雄主义和游击作风,给革命队伍造成了很大损失。对于这样的游击队员,党政领导既要带领游击队同敌人进行血与火的搏斗,又要帮助、教育像辛俊地这样的战士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和游击作风,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成长。作者没有回避这种生活的真实,通过一个生活断片,形象地总结了敌后抗日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并揭示出我党领导农民抗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第二,作家没有按照惯常的手法来塑造典型,而是从新的艺术角度,如实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表现一种执着于抗日斗争的思想品格。作家在塑造辛俊地这个艺术形象时,没有“直接配合政治任务”,也没有在他的人物头上罩以拉斐尔灵光圈,而是基于对当时斗争生活的如实反映和性格的塑造要求,以其阶级地位和生活经历为基础而创造的一个性格复杂的抗日英雄形象。作家在歌颂这一英雄人物时,也饱含泪水鞭挞了他,为患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敲响了警钟。小生产习惯势力、模糊的阶级意识束缚着他,使之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只注意民族矛盾、斗争的尖锐性而淡漠了阶级观念,从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如果他能在党的教导下克眼自身的弱点,是无愧于完美的英雄形象的。 (二) 管桦创作的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将军河》,是一部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将军河》,也是他的另一部以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表现历史本质的作品。小说分为三部,相继出版于1977年、1988年和1993年。由于此间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此起彼伏的鼎盛时期,读者的阅读兴趣为其所占据,使得这部鸿篇巨制没能引起社会阅读界的广泛重视。其实,这部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的史诗性小说,不仅对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的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作了最本质、最有力的艺术概括,而且还塑造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共产党员古佩雄的光辉形象。 作家在《将军河》的“前言”中写他在1970年动手写这部小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产生‘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奴性道德。在我写作《将军河》期间,在爱国主义的总主题下,自然就有了对奴性道德的批判,或叫做对传统的奴隶意识的对抗”。出于这种创作追求,作家在小说中把对传统的奴隶意识的思考与批判作为小说的灵魂,并以此来弘扬民族的尊严与气节,人的尊严与气节,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基于此,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没有截取抗日战争最紧张、激烈、严重的阶段,没有正面描写两军主要战场的交战、钢与铁的撞击、血与火的拼搏,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表现角度,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按照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已经尘封的历史进行深入地再思考,以便通过善与恶的厮杀、文明与野蛮的苦斗以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命运的奋力抗争,寻绎一条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结的渠道,从而使逝去岁月再现新的思想光辉。正如管桦在《长篇与墨竹》中所说:“我写战争……是在战争中感受到了人生。因此,我努力去写战争的人类,而不是人类的战争;人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在战争和动乱中,才是赤裸裸的,人和社会的本来面目,在那个条件下才看得最真切。”作家的自白,反映出他在创作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时,始终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构思的轴心,着力表现性格与环境(社会)、命运关系的创作追求。 《将军河》所表现的“对传统的奴隶意识的对抗”,正是作家通过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来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首先反映在以古大鹏为首的龙虎村人,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的反抗行动上。当战争的灾难像暴风雨般降临在毫无戒备的将军河地区时,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本鬼子的轰炸扫射,使龙虎村人的灵魂经历了暴风雨的涤荡,地主台荣候认为将要得到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机会;老铁匠冯顺感到悲观失望;可是曾经当过义和团团首、在大沽口打过八国联军的古大鹏却认为,中国出了“能人”共产党,“老百姓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他和他的孙子古佩雄勇敢地抵制地主台荣候当顺民的奴才哲学,集合村民举刀宣誓“誓死不当亡国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他没有向恶势力卑躬屈膝,而是发挥出“自己人格的全部力量”,勇敢地投入了摆脱个人奴隶命运的斗争。小说所描写的古大鹏对抗传统奴隶意识的行动,为全书奠定了思想基调,也是历史生活本质的生动反映。 其次反映在古佩雄与抗日队伍领导的矛盾上。固然,古佩雄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摆脱个人奴隶命运的重要内容,但对个性鲜明的古佩雄来说,他对传统奴隶意识的对抗,还主要体现于善于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以及对“真我”的追求。 古佩雄出生在一个有着斗争传统的家庭,爷爷古大鹏当过义和团的团首,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立过赫赫战功;父亲古振荣是煤矿工人,在带领矿工他帝国主义分子的罢工斗争中英勇就义。这种前辈的影响和家庭的遭遇,使他从小就萌生了嫉恶如仇、勇于反抗的斗争意识。长成后他与地主台荣侯及其狗腿子的抗粮算帐的交锋,激发了他的阶级意识,认识到阶级的对抗。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同日本侵略者的铁、血、火的斗争中,更强化了他的不愿做奴隶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从个人品质看,他机警睿智、刚毅多谋,受命去天津取电台时,巧妙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英勇无畏、敢拼敢冲,只身闯入维持会总部,收缴了保卫团的枪支。即使是他身处逆境时,还在龙王庙乔装成渔民抗击日寇收鱼,并打死了佐佐木;在他被八路军逮捕的转移途中,部队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他出生入死地三进三出于重围,救出了县委机关的领导同志等,都从对敌斗争的侧面反映了他忠诚于党的事业,英勇无畏,敢于身体力行地对奴性道德批判的性格美德。 然而,在古佩雄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性格美德却面临着环境的挑战,使他经受了一次次不是来自敌人而是出自革命队伍内部的磨难。他善于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更善于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地处理既定的工作。可是他却常常因此而被领导层误解,承受来自内部的压力。如,他在接受佯攻黄花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时,敌人把大批妇女推上火线,为解救这些妇女,他向敌人发起进攻,端了鬼子的老窝,却违背了区委书记要他的“佯攻”命令,受到指责;军区派他带一个团进入满洲无人区,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最后只剩下一个团的兵力,上级还不让撤退。他为保存实力把队伍带回了关里,他却因此受到组织处分。尽管他为坚持真理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不颓丧,不乞求,不解释,不分辨”,只以沉默待之,表现了他对错误领导行为的抵制和对传统的奴性意识的抗争。为此,他失去了相爱多年的夏俊梅,经历了更多的磨难,但仍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正确的意见。古佩雄就是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在崇高与平庸的冲突里,突出了他不为环境所役使的,敢于对抗传统的奴隶意识的独特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命运悲怆的人物,也正是这种个性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的高风亮节。 作家塑造的这些人物,应该说都是不够完美的。可是却在这种不完美中洋溢着鲜活、生动的韵律,使人过目不忘。这正是基于作家独到的美学观念:“当完美的精神(或叫理想)变成物质的时候便不会是那么完美的,一切完美都存在于不完美之中。”作家的这种美学认识,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也能找到依据。 张二嫂是一个善良、柔情的农村少妇,也是一个受到过人们的嘲笑、排挤、压制、甚至侮辱而显得谦卑、渺小的人物。但其形象的意义却是一个极力摆脱灵魂的污染而执着于追求完美的却不完美的艺术典型。她家因生活贫困,丈夫被地主骗去当伪军,死在战场。由于她年轻、漂亮、姿色出众,常受到男青年的调戏。地主保卫团班长刘栓儿在她生活桔据、精神空虚时占有了她,使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暂时的满足,因此古大鹏、夏俊梅及其他姑娘们都瞧不起她,孤立的处境使她更以刘栓儿为靠山。党的领导人周世忠来古大鹏家布置工作时,被她发现,并没深没浅地告诉给刘栓儿,虽然不是有意告密,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终于惹出祸端。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热情的女性,在“人人都抗日救国”的热情鼓舞下,她也不想“在家吃闲饭”,要求参加妇救会为抗日救国出把力,这实际反映了她对精神完美的追求。古佩雄在攻打黄花港时受伤,张二嫂送来一笼筐鸡蛋,以表示她参加抗日的实际行动。听说警备队来抓捕古佩雄,这时急需借一头毛驴转移古佩雄,张二嫂接受任务后,异常精神焕发,逢人便说:“妇救会忙不开,主任打发我来了”。尽管村里人流露出鄙视的眼光,但她还是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内心里充溢着自豪感。她只顾“夸街”耽误了时间,在她牵着毛驴到古家时,警备队就包围了她。她努力镇定着自己,机警地与警备队长周旋,甚至“决心牺牲一个女人的清白”,故意拖延时间,保住了古佩雄的安全。可是她的这种努力,还是不被人理解,却仍然“享受不到一个女人应当享受的权利”。然而,执着的追求,艰苦的努力,终于夺回了她失去的尊严,她被选为村妇救会主任,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古大鹏和牛贵的妈妈。因此,作者不无深情地写道:“龙虎村的乡亲,从前蔑视她,现在都相信她有高尚的美德”,“不要说别人如何夸奖她,就是从前对她怀着恶意的吴春媳妇、王二糊糊媳妇和云铃、春凤一帮姑娘们,也变得和她亲切和善了”。作者在塑造张二嫂的形象时,一方面紧紧扣住她对美好的强烈追求,特别是在她遭受挫折之后,在她“所追求的美好的一切破灭”之后,“却充满更加强烈的希望”,仍不遗余力地去追求,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实现了美好的归宿;另一方面则是以追求美好的实际行动,拂去了村里人心灵中的尘垢,在净化自己的同时也净化了他人的灵魂,使人们为“并不完美的完美所征服”。张二嫂的形象与古佩雄、辛俊地的形象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表现了作家表现生活的胆识和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与哲理性思辨。 从小说的大部分篇幅看,夏俊梅似乎是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是个质朴、单纯、善良、诚实、积极上进的农村姑娘。她祖父参加过义和团,是古大鹏的生死伙伴,在同八国联军作战时牺牲。父母在饥荒年月死去,她十八九岁就带着年幼的弟弟租种地主的土地,经受着残酷的剥削。因此当抗日斗争的风暴在将军河地区兴起时,她就以积极的姿态投人斗争,并且当了龙虎村妇救会主任。她组织民兵学文化、收军鞋支援前线,甚至在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时,她还用镰刀杀死一个鬼子,表现出一个农村姑娘的思想觉醒和难能可贵的斗争精神。 她与古佩雄从小一起讨饭,相濡以沫的生活和共同的斗争事业,使他们儿时的青梅竹马的感情发展成为爱情。在夏俊梅看来,她“同古佩雄的关系早已确定”,并且“是天经地义不能被任何人代替的”。可是当她从八路军干部澹台云梦口中得知古佩雄“叛变投敌”时,她的单纯和轻信却把她对古佩雄的爱骤转为恨,甚至在见到古佩雄逃回家时还打了他一个耳光,以至于后来作为澹台云梦取得军区司令员信任的筹码,嫁给了欧阳军城司令员。管桦在《将军河﹒交槁后的断想》中曾不无遗憾地说:“古佩雄失去了他所爱的夏俊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心情悲伤”。其实这正是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夏俊梅从小与古佩雄一起长大,有过两小无猜的欢欣,也共过患难,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后,古佩雄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英雄行为,更使夏俊梅由衷地爱慕与崇拜。但是,夏俊梅由于缺少斗争第一线的磨练,她性格中的单纯、轻信和爱慕虚荣的弱点,最终导致了她与古佩雄的爱情悲剧。对此,作家曾暗示给我们说:“林黛玉虽然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奴隶,而她的伟大在于她的灵魂没有奴性。连她和贾宝玉的爱情都是没有奴性的爱情。曹雪芹向我们宣告,真正纯真的爱情,只有在不受人情世故和虚荣心的支配的心灵中才能找到”②。夏俊梅的移情别恋,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她的潜意识中存留着传统的奴性意识,她对抗日斗争一片热忱,对领导抗日斗争的大人物唯唯诺诺的崇拜意识,她不善于辨识上级领导的指示,也不能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因而“听了风就是雨”。这种轻信的奴性意识和摆脱耻辱的虚荣心,终于使她走上了纯真爱情的不归路,因而她这个看似完美的艺术形象,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她的光彩还要逊色于张二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说的,“在美的境界中,一切都应当是充满生气和真实的。在追求中缺少了多样,这就不会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因为,在艺术中一个至高至善的人就应当拥有一个生气蓬勃的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追求的全部多样性”。作家笔下的张二嫂和夏俊梅的形象恰恰是这样的具有“多样性“的人物。 与这两个女性形象相左的,作家还在更高的艺术概括上刻画了较为完美的女性形象。在这类女性形象中,有泼辣、洒脱的吕二嫂(《旷野上》),她在遭受丈夫参加抗日暴动后杏无音讯、女儿为八路军送信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打击后,并没有消沉、颓丧,而是把仇恨化为力量,更为积极地担负起交通员和照顾抗属的任务,显示了她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有性格爽朗、顽强的“胭脂红”(《鹰巢岭》),父亲惨死在煤矿矿井,母亲因疯坠下鹰巢岭,她十三岁就被迫给地主放猪,不仅饱尝了人间的醉辛,还被诬为“丧家货”、“穿白孝衫的命”,可是她却以挑战的姿态对待生活。战争年代,她不顾个人安危救护伤员,以严格的手续为党传递信件,出色地完成交通站站长的任务。建国后,她带领群众凿山引水,开发矿山,本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拼命精神来为人民造福;还有聪明、美丽纯洁、放任的沈媛媛(《将军河》),她为了家乡的抗日斗争,中断了大学学业,投笔从戎。她摒弃旧的传统观念的羁绊,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勇敢地追求人生的欢乐。在鬼子围庄时,她为解救将要被鬼子蹂躏的妇女,挺身而出,甘愿赴刑场,以生命换取对美的期盼。这些女性形象大多经历过“炼狱”中的煎熬,心灵上存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她们都能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用百倍的努力或用生命去实现对美的追求。管桦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注意紧扣时代与环境,在美与真实的谐调统一中,注意揭示人物的心灵的冲突,或显示其不甘于命运的摆弄,向旧世界宣战的高尚品格,或显示其对美的渴望与追求,都达到了美好的境界。 (三) 艺术创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继承、发展、发扬我们民族性格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这种民族性格中的“宝贵的东西”,不仅在塑造人物形象、构筑情节时要体现出民族的审美趋向,而且在艺术架构上也要追求民族的色彩、民族的风格。 尽管管桦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但他在选择小说的结构方式时并没有泥古,而是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既符合民族的欣赏习惯,又体现独到追求的浑朴、自然的结构风格。他的长篇小说《将军河》是描写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英雄史诗,作家为了展示宏伟悲壮的斗争、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没有“采取玄幻神秘强烈戏剧性的结构”,而是“从现实生活正常用度观察并使摄取出来的人物有适当的行为。以内在的动力,用更真切更自然的方式得到效果”,因此作家从生活逻辑出发,采取叙述方式结构,来表现“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③。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没有设置贯穿小说始终的情节线索,但我们仍然感到全书脉络清晰、浑然一体,其原因就在于作家结构小说时,设置了一条十分隐蔽的思想线索,那就是显示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尊严,以便“培植、促进、表扬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性格中那些宝贵的东西,那种使自己的民族强大、崇高、善良、完美的精神力量”④。这种思想线索统摄着人物的行动,而行动产生情节,于是作家在结构小说时,没有局限于古佩雄的抗日斗争经历,没有局限于龙虎村人民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是以龙虎村为依托,既展示了将军河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代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如火如茶的斗争;既描述了蒋汪合流给抗日斗争造成的阻力,也写出了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家族成员间军国主义与反战思想的矛盾,以及日本内阁会议上主战与主和派的斗争,从而绘制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画卷。作家这种多侧面的展示,相得益彰的映衬,就把将军河地区的抗日斗争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坐标系中,更加突现了人类社会正义与邪恶的苦斗,以及不受屈辱的人们对命运的抗争,对尊严的维护和对爱情的追求。 如果说这种“以内在动力”来结构小说的技巧是在某种程度上借鉴外国小说的优长,并根据“反映一定事物的现实对象而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作家也没有忽视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为了使全书的各个单元,以至每个章节的情节处理显得波澜起伏、富于变化而又紧扣主题,作家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借鉴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开阔有致、张驰错落、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艺术技巧。如写八路军攻打丰宁县城、古佩雄佯攻黄花港和日本鬼子的疯狂反扑等章节,战斗紧张,扣人心弦;接着转而写张二嫂要求参加妇救会,使情节得以舒缓;继之又写古佩雄受重伤,情节又趋紧张。 管桦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按时空顺序展开情节,其结构形态,也像他的长篇小说那样,以人物的思想脉络为内在动力,用“更真切更自然的方式”“在直接绘声绘色的行动中”予以展示的。⑤他的《辛俊地》、《葛梅》、《暴风雨之夜》、《旷野上》等,人物性格都写得鲜明,情节发展顺畅,结构浑朴自然,形成了独特的个性。 管桦是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小说很注意追求一种诗“意境和韵味”,这主要表现为通过景物的描写、画面撷取的审美与表达,构成诗意美和画意美,并以此加深作品的容量,使作品所表现的情与理、情与景、形与神揉合交融,不仅给人以认识的启迪和美学感受,还有力地烘托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在《暴风雨之夜》中,为烘托老地委书记雨中检查堤坝的负责精神,作家把人物和环境交织在一起,描写了“我”和老地委书记在暴风雨中前进的场景: 一道曲折的电光,在墨一般黑的天空中颤抖了两下,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两边的庄稼在暴雨的密网里挣扎似的摇摆着;大树像跑步似的弯下腰;暴雨在汇成水流的大路上去起了泡沫和水花,狂风又把水花吹成了尘雾打着旋儿。电光熄灭了,又是一片漆黑,那雷声就像有一万个铁球在洋铁板上滚动,轰隆……刚滚到远方,猛然间又一个辟雷,像炸裂的炮弹,在头上响起来。水渐渐地没到大腿根上了。我们吃力地趟着小流,裤子已经完全湿了。借着闪电刺眼的蓝光,我看见老头高大的身形,他正弓着背,迎着这狂风暴雨前进。 这种环境的渲染与烘托,把一个在战争年代关心群众生活的地委书记的美德生动地付之于笔端,同时还以活脱脱的视觉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为了强化抒情效果,作家还采取直接抒情的手法来表达渲染气氛。如《将军河》写古大鹏带领村民宣誓“要报仇”时,作家激情难遏地写道: 啊,将军河,你两岸住着勤劳俭朴的人民。白杨树下发散着稻草清香气息的茅屋,窗上贴着红色剪纸。你的美丽胜过天空和海洋……每当天边出现黎明,霞光飞满天空的时候,女人们提着瓦罐,男人们赶着牛群,来到河边,河水像胭脂般红。到夏日,戴着牛笠的渔翁,撑着小船,在将军河撒开圆圆的网,“沙沙”响着落进水里,捕上黄橙橙的金鳞鲤鱼。田野里劳动的人们,在晚霞的余辉里向村里走去的时候,大声地说笑。…… 作家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将军河畔令人热爱、留连如诗似画的景物后,笔锋骤转:“可是,这种日月已经是古老的故事了,像梦一般消失了!”接着又以议论的语言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行。这就在爱与恨的交织中烘托渲染了将军河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永不屈服”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这种景物描写直接融入了人民的生活、心境、意绪,成为人民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因而对强化小说人物的感情色彩和主题意识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管桦的绝大多数的小说都以家乡为地域背景,当他以文学形式表现那些他所钟情的人物时,也必然对这些人物生活的环境、地域予以视觉的表达,从而使他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如《将军河》中对麦收的描写,表现出冀东农民独有的劳动方式,反映了民风民情的憨厚与古朴;《辛俊地》中有关农村集市的热闹场面、冬季农村老者群墙根晒太阳聊天的消景等都充满着生活的本色美和人性美。这种地域性的民风民俗的描写,不只是在作品中增强美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对家乡土地、祖国山河的感情力量。 如果我们用情景交融、富于绘画美和氤氲美来概括管桦的意境特色的话,那么他的语言风格则以秀朴、隽永、明丽见长。管桦是非常重视语言运用的,他认为,“语言像君王一般统治着文学国土。它宣布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⑥诗人、画家、作家统摄于一身的管桦,在锤炼语言时,注意兼顾和吸收诗、画的特色,使他的小说语言俊秀而朴实、精练而深沉、形象而艳丽、铿锵有力、节奏感强、富于情趣美和韵致美。他的这种语言特征,浸润着作家的性格、品德、情操、情趣,也凝聚着生活环境的影响和作家的刻意追求。 管桦儿童时代所听的那些讲述故事的语言、建国后回乡十年所接触到的农民语言,构成了他的语言矿藏。在此基础上,经过他的提炼、加工,既保留了冀东方言的土味和俗趣,又蕴含着意象饱满的浓度,给小说增添了活力与生气。可以说,冀东这块富饶的热土,哺育了许多作家,但创作中运用冀东方言,并产生极好影响的当属管桦!《将军河》中写古大鹏去矿上了解儿子的情况,回来后只顾和冯铁匠谈出了“能人”的事。此时老伴不明就里,“眉头儿圪揪着”,“溜揪着眼儿说”,“这几天闹腾的我心里唧喳芥喳的,快成乌眼鸡了”。写村里人见牛贵给张二嫂修房,咬着耳朵说:“黄鹰抓了鹞子的脚,两个人都扣了环了”。写古佩雄逃回村后,“萧云龙杀鸡抹脖儿地向牛贵使眼色”。这些冀东方言质朴、生动、含蓄,别有情趣。 以不同的语言节奏与格调,表现不同的内容,是管桦语言风格的另一表征。他的小说既描写了枪林弹雨中的冲杀,也叙述了恬静安谧的田园生活;既展现了暴风骤雨的肆虐,也反映了风和日丽的温馨。对此作家是采用不同的语言节奏和格调来表现的。如《将军河》中写古风雄三进三出冲杀时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飞跑到沟沿上,甩动着两把快慢机迎击由各方面冲上的敌人。最前面七八个日本鬼子把他当成了指挥官,猛扑过来要捉他。第一个鬼子脑袋中弹栽倒下去。第二个鬼子被跟上来的战士打死。第三个鬼子胸膛中了子弹。第四个鬼子大腿中弹摔倒在山坡上,疯狂地吼叫着向古佩雄射击,但是他的枪法不准,子弹从古佩雄的耳边飞掠过去。这时候,从侧面扑上去的战士一刺刀扎进那鬼子的胸膛。 这种正义与邪恶交锋的战斗场面,瞬息万变,险象环生,读来令人呼吸紧促。作家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采用急骤的节奏,具象化地表现出来,仿佛使读者置身于拼杀的情境之中,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然而,对于恬静的田园生活,作家又换了另一番笔触,如《辛俊地》有这样的描写: 冬天的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了,投下它金黄色的温暖的光芒。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把布满青筋瘦骨棱棱的手伸在破棉袄的袖子里,蹲在向阳的墙根底下,一面晒太阳一面闲扯些不知谈过多少次的老辈子的陈谷子烂芝麻。 这段描写节奏舒缓,用语细腻,以田园牧歌般的格调,再现了乡野生活。 语言的个性化是作家们的共同追求,但由于各个作家的思想、气质不同,其语言风采也不尽一致。管桦的小说常常是通过几句简短的对话或几个动作的描写,着力揭示语言表象之外的心理活动,从而把人物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军河》里,写古佩雄受伤后,古大鹏这个本来被人们认为是“经历过足以将人压碎的灾祸却没有被压碎的伟大人物”,而今却失去了平日的镇静。小说写道:“老头子走到门口,忽然煞住脚,转过身来,一把港住夏俊梅的手,在那垂悬的双眉下,一对明亮的眼睛直瞧着这闺女,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看不要紧吗?”这一连串的动作和简单的话语,对表现古大鹏此时的心境,十分准确、逼真。在《辛俊地》中写伪军家属张二嫂来辛俊地家串门时,她问什么时候能把鬼子打出去,辛俊地说:“二嫂子,你也盼着鬼子完蛋吗?”这时张二嫂“红着脸,扭过身去,仰着脖子,向堂屋的老妈妈叫道:‘听你儿子说的话’。”这里,辛俊地和张二嫂的话都是弦外有音的。辛俊地的话,反映了他对张二嫂关心打鬼子事的怀疑和讽刺;而张二嫂的话却反映了她勇于承受讽刺,但内心又有苦衷的心理状态。这样的语言简朴、洁净、含蓄、耐人寻昧。运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刻画人物性格,正是管烨吸收、借鉴、发扬民族文学传统的积极成果。 汪: ①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②管桦:《曹雪芹会哭泣吗》,《管桦文革·诗歌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③⑥管桦:《文艺与生活》,《管桦文集·诗歌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11页。 ④管桦:《关于〈葛梅〉》,《管桦文集·诗歌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 ⑤李希凡:《题材·思想·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河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 收入《河北解放区作家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管桦创作评论集》,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部分章节选发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0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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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级了我要找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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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
<2007-12-13 17:4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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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
<2007-12-13 17: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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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
<2007-12-13 17:4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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