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大戏”及其论争 ——晋察冀边区戏剧活动钩沉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33:00 访问：95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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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的晋察冀边区，出现过一场着围绕着“演大戏”问题的论争。所谓“演大戏”，是特指抗战时期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戏剧团体演出中外名剧的活动。“演大戏”并非是晋察冀边区的独创。早在1939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演出肖三根据高尔基的原著改编的话剧《绿色包袱》。1940年元旦，延安工余剧人协会排演了曹禺的《日出》，接着，各戏剧团体又相继演出了曹禺的《雷雨》，果戈理的《婚事》、沃尔夫的《马门教授》、契诃夫的《求婚》等，一时蔚为风气。
由于延安“演大戏”的影响，晋察冀边区在第一届艺术节上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并且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当时，边区文协主任沙可夫在《晋察冀日报》上对这部“大戏”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为了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如要普遍同时提高边区的文化，向中外古典作家，特别是向现代革命大作家学习，是一个必要的步骤。”1941年初，西战团、联大文工团、抗敌剧社分别排演了《日出》、《婚事》等“大戏”。出演后，边区剧协就此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人员各抒己见，对其进行了喜忧参半的评估。其“喜”是有助于“边区剧运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其“忧”是这种“致力于外国戏的演出”，会影响“普及的任务”的完成。实际上在这种畅所欲言的座谈中已揭开了论争的序幕。
1941年5月初，火线剧社演出了《日出》，由此又引发了对“演大戏”的争论。从论争的观点看，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大家既肯定了“演大戏”“在普及基础的提高”的意义，又指出了不是“边区剧运之目的”，同时还批评了以竞演“外国大戏为快、为荣”的倾向。但实际上有些剧团并没有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致使“演大戏”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波及面更广，连有的分区剧社、村剧团，也跃跃欲试演“大鼻子戏”，这就难免激起群众的不满了。
1942年7月，晋察冀边区在进行文艺整风时，联大文工团向各兄弟文艺团体提出的六条意见中，就把“演大戏”视为“与现实斗争脱节”的“歪风”。这就把“演大戏”的积极意义也给否定掉．因而在整风时竞有人把“演大戏”做为“艺术至上主义”予以批判。显然，畅所欲言的论争已变成锋芒毕露的批判了。同年8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对“演大戏”问题给予了客观而辩证的评价，并批判了某些同志的错误观念。他认为，对“演大戏”问题，“我们不是无条件反对”，“当然，戏剧的大众化、群众化，深入普遍的工作，这是对的，而且要提倡的，但一年演一次大的外国剧，从艺术上提高自己”，“那也没有什么坏处”。聂司令员的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进一步澄清了错误的现点，才使这场表面和缓，实际激烈的论争平静下来。
——刊于《渤海潮》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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