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果：赤子的歌 ——评鲍昌的小说《神秘果》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27:00 访问：99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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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是我国文学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这种主题之所以常写不衰，屡出新意，除了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传统外，还因为爱国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嬗替，社会的变迁，不断地注人新的内容，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不断地显示着新的生命力。经历了“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之后，文学作品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更加开阔和丰富。近年来，以表现爱国主义的“回归祖国”和“眷恋祖国”的题材，迭有刊行，目不暇给。虽说也出现过格调低下的作品，但出类拔萃者亦不为少数，给新时期的文学增添了异彩。
鲍昌的《神秘果》就是以“眷恋祖国”题材，来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一部较好的中篇小说。它是依据海南农垦局某农场的一个总农艺师的生活经历繁衍而成的艺术创作。小说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和现实、人物和环境、心灵和社会的辩证关系，真实地再现了国内外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以及由此环境而导致的人物心灵演变的历程，从而使作者所歌颂的爱国主义的主题真实可信，丰富生动，感人至深。
小说的主人公雷治邦是出生在马来亚的穷华侨，世代的橡胶工。在国外，他那历尽沧桑、饱尝艰辛的痛苦遭际，使得他把爱和恨交集于一身。外国资本家对“下等”华人的歧视，固然使他从小就滋生了嫉恶如仇的朴素的阶级意识，但橡胶园主盖莱顿强行奸污他的母亲，并逼得他们母子走投无路，则更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所以，年仅十六岁，他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马来亚独立的武装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又因组织工人罢工，被关进英政府的集中营。当他在集中营里得知祖国获得新生的喜讯时，他的情绪沸腾到了极点，自然地把对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恨和对受压迫者的爱，升华为对祖国的由衷的热爱。因而在英国当局决定驱遂集中营的华人出境时，他宁可同自己的母亲和钟爱的叶丽玫生离死别，也不苟安偷生在“悔过书”上签字；因而在他投入祖国的怀抱时，觉得清新，觉得亲切，觉得“按茶不住心中的激情”，巴不得“创立出壮丽的功勋”。这既反映出广大爱国华侨普遍性的心理状态，又为雷治邦的性格赋予了一种潜在的逻辑力量。正是出于这种必然性的制约，所以他在国内经历了更大的坎坷和挫拆，也不改初衷。在极度困难的境遇中，还搞了胶茶套作的试验，培育出新茶种，发明了蛇形压枝法，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小说在表现雷治邦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时，始终扣住了这个爱与恨相交识的主旋律，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插中，反复渲染和挥洒，使人物性格被表现得传神入化，自然成理，闪烁出具有一定深度和典型意义的思想光辉。
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往往具体地体现在报效祖国、奋发进取的事业心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上面。雷治邦正是如此。他回国后，就响应党的召唤，来到祖国南疆的那“不是人呆的”灌木丛林，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正当他踌躇满志，为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时，一场政治的暴风雨莫名其妙地袭击了他。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终日汗流夹背的劳动改造，每一日三十元的生活费，使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厌世的绝望情绪”和“某种失落的感觉”。在孤独和沉默中，他渐渐习惯于“以革命名义的外界力量的冲击”，“觉得这是合乎清理的事”。他极力把痛苦隐藏在心底，实践着一种处世哲学中的“鼹鼠法则”。在良种繁育的狭小空间里，从事着“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无论是大炼钢铁，挑灯夜战，吃野菜，闹单干；也无论是“史无前例”的查抄、关押，他都“用一种奇怪的冷漠来对待”，“表现为周身性神经麻木”。但是，他那颗奋发进取的事业心，并没有麻木，也没有化作灰泥。仍然在他们的“洞穴”里培养育出一种乔木型新茶种，还秘密地搞了个“热带植物园”。在这种纯属个人的科学实验中，他体验到灵魂自由的欢乐，忘记了逆境的坎坷，顽强地活了下来。
然而，乖蹇的命运又不断袭击着他。儿子受歧视，妻子不幸身亡，使他再也不能保持内心中人为的宁静了。他的头脑经常泛起痛苦的反思：“为不么从书记章鑫到造反派群众，都对自己这样不信任？为什么通过这些人加给自己的厄运，竟是越来越严峻？难道自己在国外的苦难与斗争，全是向壁虚构的谎话？难道自己赤诚回归的心，居然是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祖国呀，祖国，这是你的真实态度么？”在雷治邦的内心里的确是充满着矛盾。叶剑英同志的勉励，广大农工的友谊，靓妹的情爱，以及难分难舍的实验田、“植物园”，使他体验过祖国的温暖，感到过报效祖国的快慰。他为自己在国内的坎坷处境感到悲辛，又为自己得到的殊遇和付出的心血感到依恋。正是这种“既有所憾，也有所得；既有酸苦，也有香甜”的内心的矛盾，造成他戏剧性起伏的思想波动。这种波动不是“双重性格的分裂，”而是在“左”的政治压力下，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受到亵读和摧残，而又不甘于沉沦的复杂的心里状态的反映，也是对祖国的前途一时还感到沮丧、迷惘的必然结果。
小说在描写雷治邦的绝望—一麻术—一反思的过程中，紧紧地抓住了一条不可脱节的链条，即深潜于雷治邦心灵深处的报效祖国、奋发进取的顽强精神。正因为抓住了这潜在的链条，所以尽管小说披露了主人公动摇、消沉、灰颓的思想情绪，但并没有影响构成他性格的主导因素，反而借助于“憾”与“得”，“苦”与“甜”，“去”与“留”的对比性描写，使主人公的思想情操得到升华，从而塑造了真实、美而有魅力的性格。
应该说，雷治邦的性格是既单纯又复杂的。说他单纯，是因为他有着一颗炽烈的赤子之心。即使是在“人不堪其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境况中，他也“不改其乐”。说他复杂，是因为他在单纯之外，还暴露了绝望、麻木、困扰、动摇、反思的心理活动。这个性格侧面完全是长期以来“左”的政治压力使然，是悲辛的生活际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并非是雷治邦性格的主导因素。作者几次涉笔渲染雷治邦的复杂心理活动，其意在反衬单纯。越是深刻地揭示出复杂的心灵颤动，越能反映出他所经受的迫害与歧视，也就越加反衬出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与“左”的势力的矛盾。这样相反相成，互为表里，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也拓展了小说主题的内涵。
小说在表现雷治邦的性格特征时，还注意揭示他正直、诚恳、执着、不随俗入污的高尚品德。虽说导致雷治邦人生道路坎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本身的这种美德，往往是构成厄运的直接因素。如果说他在国外放火烧盖莱顿别墅的厨房，参加抗日游击队和组织工人罢工，是为强烈的正义感，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所驱使的话，那么回到祖国后，他的这种品质则表现为赤子之心的坦率、真诚和高度的责任感了。然而，他的这种美德并不为“左”字号人物所理解和谅解。他根据自己的实验，提出了培育橡胶苗的意见，却被农场书记章鑫大泼的冷水，恼恨于心；他出于相信党的动机，反映了农场的舞弊行为，却遭到更严重的迫害；他从农场的实际出发，提出不能唯命是听于苏联专家，却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沉冤二十余年。由此不难看出，雷治邦在国内屡遭磨难，并非是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非是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离心离德。而恰恰是他那正直、诚恳，对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对祖国有着执着的爱，不愿随俗入污、百股逢迎的美德所造成的。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应该引起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认真地反思，并从中吸取教训的。
总之，小说塑造的雷治邦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热诚报国、奋发进取，以及正直、诚恳的伟大性格是十分深刻而成功的。记得郭沫若同志谈到他的历史剧《蔡文姬》时曾说：“蔡文姬就是我！”这是说对他的人物是倾注了感情，赋予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和道德评判的。鲍昌笔下的雷治邦也大体如此。从作品的某些情节中，不准发现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憎感情以及作者的品格。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作家笔下的形象才写得栩栩传神，颇为感人，成为“眷恋祖国”题材中一个极为难得的爱国主义者的艺术形象。
小说另一个着力描写的人物是叶丽玫。这个被称为“热带的玫瑰”的橡胶园主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豪华的生活，然而却有一颗善良的心。鉴于叶丽玫家庭的经济实力，她的人生道路该是平坦而宽阔的，但在国外那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社会里，她的生活道路也同样是坎坷曲折。南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商人乘势霸占了她家的橡胶园和锡矿，接着她父亲又被摧残致瘫；日本投降后，英国当局限制华侨企业，不得机缘复兴。在这残酷的创伤面前，她不得不牺牲自己嫁给英国商人詹金斯，来挽救橡胶园。可是不仅没有挽救了橡胶园，反被詹金斯骗走六万英磅的财产。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够严酷的了。她抱着振兴父业的决心，要把被帝国主义分子吞掉的八十万英镑的资金赚回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她虽然报复了詹金斯，但还是被弄得焦头烂额，濒临破产。在国外，她遍尝了人生的苦果之后，才决计放弃从小就熟悉的生活，毅然回到祖国，回到她所钟爱的雷治邦的身边。
作者在表现这一人物时，也同样准确地把握她的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严峻生活的磨炼，使她成为一个“血液变谅，心腹变硬”，俨然成了个“饱经世故的女资本家”；另一方面，她的心灵深处，还不时放射出正直的心的荧光。她真诚地爱恋着雷治邦，也对铲除“四害”后的祖国充满了希望，更对国外交易场上的角逐厌烦到极点。她就是这样“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朽都集于一身”的人物。促使她的性格产生新的扬弃，最终走上“弃黑暗而向光明，化腐朽而为新生”道路的原因，除了她在国外吃够了苦果和祖国有她在少年时代就结下情谊的雷治邦外。主要是因为她对新生的祖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她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新生祖国的赞颂。
雷治邦和叶丽玫是两个不同阶级出身、不同气质，走过了不同人生道路的典型形象，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国外尝到了苦果的酸与涩之后，才愈觉得红果的香与甜的。小说结尾提到的“神秘果”，正是这种赤子之心的形象写照。他们二人五十余年的人世遭逢，可以说是爱国华侨生活道路的艺术缩影。从这个角度来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既给人现身说法的教益，又使人受到深刻的艺术陶治。
此外，小说描写的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原农场党委书记李德威，在艰难岁月给雷洁邦真挚爱情的黎族女子能妹。以及“左”字号代表人物章鑫等，都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为表现小说的主题，起到了推波助澜、润色增辉的作用。
在艺术形式方面，这部小说也很有特色。在结构上，谨严而富于变化。在抓住空间变化自然流向的前提下，注意时间的变化性和穿插性。采用小题分述的手法，依次道来，既有故事情节顺延发展的脉络，又有必要的交代穿插。因而在表现雷治邦的经历时显得主线清晰，张弛有致，跌岩多姿。这是作者溶汇了电影蒙太奇和我国传统小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的可喜成果。在语言上，作者吸收了当代国外小说的新手法，通篇运用的是平白浅淡的叙述语言，或者以第三人称形式叙述故事，或者潜入人物的内心，用人物的头脑去思考，直接袒露人物的心理活动，或者以书信、录音带的形式，叙述人物的经历，都运用自如，单纯洗炼，不枝不蔓。这种探索是值得称道的。
——刊于《唐山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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