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善于塑造老年农民形象 ——谈河北作家赵新小说的形象创造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25:00 访问：100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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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于塑造老年农民形象
——谈河北作家赵新小说的形象创造
读了作家赵新同志的几篇小说，觉得这位青年作家很善于刻画老年农民的形象。虽然他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就不限于此，但那些引人注目之作，往往与塑造了较为成功的老年农民形象有直接关系。象《庄稼观点》里的“父亲”、《水到渠成》里的郑栓银、《郑老头“守寡”记》里的郑记清、《亲兄亲弟》里的张祥，以及《先进人儿》里的耿老大，等等。这些老年农民形象大都写得性格真实，血肉丰满，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真实地解剖了这些老年农民几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以其各自不同的境遇，为农村文学画廊贡献出三种类型的老年农民的艺术典型。
第一类是《庄稼观点》中的“父亲”、《郑老头“守寡”记》中的郑记清和《墙里墙外》中的李生勤那样的老年农民。他们是十年动乱中善良的受害者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着我国农民朴实、正直、善良、勤劳的传统美德。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着深挚的热爱之情；对彼此相残的派性斗争，深恶痛绝。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说没有把他们赶进“牛棚”，抛进监狱，但他们的心灵上受到的戕害也是惨重的：在父子间、弟兄间、亲属间的斗争和残杀中，导致了他们家败人亡的社会悲剧。七十多岁的“父亲”眼望着儿子和女婿各执一帜，互相厮杀；他用自己的“庄稼观点”来“和稀泥”，却怎么也粘合不到一块儿。郑记清老头被儿子逼着离了婚，在党内除了名，痛苦地“爬在地上，一连串地磕着响头”，却无力申辩和对抗。“老实巴脚”的李生勤被折磨死了老伴和儿子，也只落得个心里“迷惘和空荡”的结果。然而这些被损害的善良人，确也是道义上的强者。他们不搞派性，坚持“庄稼观点”；他们渴望安定团结，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这些庄稼人朴实、理智的观点，不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吗？虽然“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了创巨痛深的损害，但与那些制造人间悲剧的人物相比，其精神境界又是何等的高尚和纯洁啊！
另一类是迷途中未悟者的形象。如《先进人儿》和《大同世界》中的耿老大、白福那样的人。他们出身贫苦，有朴素的阶级意识，对社会主义也怀有真诚的信念。但是他们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往往把“左”的教条同50年代的正确经验混在一起，而加以真诚地维护。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迷途忘返，就难免陷于可笑而又可悲的结局了。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意识写得不可救药，而是以友善的态度讽刺了这两个受左倾思想毒害的苦瓜。所以人们对他们今后的转机，还是抱有希望的。
再一类是新生活的创造者的形象。《水到渠成》中的郑栓银和《亲兄亲弟》中的张祥就属于这一类。虽说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的确是反映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进方向、努力创造新生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象。郑栓银审美趣味的变化，张祥的“拔尖冒富”，都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发展农民历史命运的变化。新时期党的农村新经济政策，不仅使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努力创造美好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不断开拓着他们的精神境界。
作家塑造的这些人物，不是随心所欲地一挥而就的，而是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浓缩出来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点的结晶。他们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说：“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的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①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他们的人世遭逢必然映照出时代的光辉。赵新笔下的老年农民，从“父亲”、郑记清、李生勤、耿老大到郑栓银、张祥，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地带着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特定时期的印痕。“父亲”、郑记清和李生勤的家庭悲剧是“文化大革命”直接造成的。这三位老人的遭遇虽不一样，但在他们的心灵上造成的创痛却是相同的。“父亲”的女婿，被儿子领导的“追穷寇”打折了腿；儿子又被女婿牵头的“红色风暴”弄得流落他乡。到老人病危时，关山重重，刀丛剑林，欲见亲人而不得。郑记清的儿子既不相信父亲，也不相信母亲，却把造反派诬陷他母亲是地主小老婆的谣言，奉为神明；为了表示他的革命坚性，硬逼着父亲和母亲离婚。这个奇异的故事很有典型性。在那动乱年月，象这样没有“人味儿”的怪现象并非罕见。至于“老实巴脚”的李生勤竟被他一直“倾心相待”的叔伯兄弟搞得葬送了老伴和儿子的生命，也同样表现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极端反常的关系。作者在表现“文化大革命”，揭露“四人帮”的危害时，以家庭悲剧为缩影，通过写由亲变仇、人情变异等来表现老一代农民所经历的磨难和曲折，以及心灵上的创伤，从而告诉人们这些老人的悲剧，正是那个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同样，郑栓银、张祥的性格变化也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善良、俭朴、勤劳的郑栓银老汉一向是以“土”为美，以“洋”为忌，而现在竟然冲破了“土围子”，给儿子买一块手表，其变化之大，不言自喻。其实他原来甘于过“土气”的生活，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而是长期的拮据生活使然。当初，土儿要买表时，他们全家挣的粮食，连自己的“嗉袋也管不饱”，难怪郑老汉气得打了土儿一巴掌。随着农民历史命运的变化，经济收入的增多，他不在恪守“以‘土’为美”的信条，也穿起了“闪着亮儿”的“的确良”衣服。他的审美趣味的变化，是与经济状况的好转密切相关的。与郑栓银比起来，张祥的生活变化更为感人。当年“磨扇压住手”时，他向哥哥借了一块钱，就不知听了嫂子多少次指桑骂槐的话。现在“拔尖冒富”了，腰杆挺直了，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地去向别人借钱了。不但如此，而且还有余款买台电视机，招待大家来看。这些变化都雄辩地说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经济搞活了，农民的收入增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长期因袭下来的小生产者的传统思想习惯受到了冲击，使他们的思想意识豁然开朗，在精神生活上也有了新的追求。
我国的老年农民经历了更多的坎坷与曲折，思想上也有着更多的负担和创伤。他们在生活上、精神上的一些变化，都能生动、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农民的历史命运的变化。因此作者通过描写不同境遇的老年农民的心灵历程，就能使作品具有真实的时代感和生活的深度。
赵新在表现人物的心灵历程时，往往是从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中，打开人物心灵的窗口，来表现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变化过程。“先进人儿”耿老大本来是“蔫蔫糊糊，随随和和”的老头，但近一、二年却变得“急燎爆性，冷冷漠漠”了。这种“变性”正好反映了他的心灵历程。改选队长时，大家选上了富农出身的张春儿当队长，可他却认为这是“社会要往后退”。于是就找党支部书记，毛遂自荐，当政治队长，表示要“把好关口”，其实是对张春儿不放心，监视着他。麦收时张春儿提出“按人分片，按片记工”的收割方案，他却说是“想退到旧社会去”，极力阻止。结果队里的五十多亩麦子被冰雹砸进地里。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他还不认输。这个“先进人儿”之所以变得如此“古里怪气”，就是因为他受“左”倾思想的毒害很深，思想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在旧社会他经受过挨剥削的痛苦，解放初走上集体化道路，摆脱了破产的威胁，因而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很深。但他不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同“左”的失误相区别，往往是把正确与谬误不加区分地拥护和支持。久而久之，他对“左”的一套熟悉了，习以为常了，反而把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作法视为离经叛道，走回头路。这种思想认识，正是他个人悲剧的所在。小说在表现这一人物时，通过一系列典型细节和动作，来展示他的内心世界，如写他地头吸烟时，张春儿给他点火的细节，就非常的动：
……老头子刚要叫他点火，在那朵闪闪的火花里，突然显出张春儿爷爷的细长的脸来，他眉头一皱，猛地把他的手推开：“不用，我自己点吧！”
这个描写心理幻觉的细节是揭示其内心世界的点睛之笔，把他反对张春儿当队长、自告奋勇当政治队长等一系列事件都统帅起来了。说明他在“左”倾的泥潭里陷得很深，几乎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耿老大的心灵历程是有代表性的，较好地衬托了农村奔腾澎湃的时代潮流。
赵新描绘老年农民形象，一般是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塑造人物，因而显得集中、紧凑，形象鲜明。但也有的作品注意到情节的故事性而忽略了细致入微的性格刻画，显得个性不够突出。我们希望赵新同志进一步丰富生活的积累，创造出更有时代容量和生活深度的老年农民的典型形象。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3页。
——刊于《唐山教育学院学刊》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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