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母亲” |
作者：高成 作于：2005-8-24 9:09:00 访问：102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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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姥姥。
四年前，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说，姥姥的后事已于十天前办完时，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像晴天响了一个炸雷，眼泪不期然地流满了两颊。……我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通知我！一边呜呜地哭着。
我的“母亲”——姥姥去世了！从我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的第七个月就开始“屎一把尿一把”拉扯我长大的姥姥去世了。而她老人家去世时，我竟没能在她身边甚至没能看上她一眼。
据我小姨说：姥姥去世前坐在小凳子上洗衣裳，一站起身，喊了一声小姨的小名儿，就再也没睁开眼，眼角却渗出几滴眼泪——姥姥去世时没一点痛苦，很安详。……是啊，姥姥辛劳了一辈子，该安详的了！但从那几滴眼泪中，我却悟到了她老人家对人生对生活的留恋。
……
“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姥姥一家从天津“跑鬼子反”到了淮河岸边的蚌埠市（那时，这里因水陆交通便利，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小商埠）。我小时候常听姥姥抱怨说：她在天津时是一家纺织厂女工，为了养育孩子才辞掉工作的。“不然，现在也是拿着老保（退休金）呢！不定谁靠谁！哼！”每当姥姥家务活做累了时，便总爱这么愤愤不平地说，但是说完却照样做她的家务。姥爷是一个拉板车的搬运工人，退休后每月退休金仅十八元钱。我母亲在七姊妹中排行老大，自然也要承担抚养弟妹的责任，高中毕业没有继续读大学，只读了中专，便进了铁路局当会计直到退休。五十年代，铁路的工资比其它行业的要高。这样，姥姥一家的生活也算略微好过一些。
我出生时，因父亲在四川成都部队，母亲随军，便把我寄养到了姥姥家。这样，父母亲每月就给姥姥寄三十元钱作为我的生活费。那时的三十元钱是相当值钱的，一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算下来当时的三十元钱相当于如今的三千元钱吧。那时候，最小的舅舅也不过七八岁，等我再长大些时，他们的衣服我都可以穿的了。又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在姥姥家长到十五岁。那以后却仍然不时到姥姥家，吃了饭嘴一抹便走。用姥姥的话叫“姥姥家的狗儿——吃了就走！”
的确是这样，姥姥亲手做的一日三餐，我从来就吃不厌。姥姥到晚年时做不了饭了，尽管小姨还是按姥姥的方法接手做，但我却不如吃着姥姥做的饭菜香。在我的记忆中，姥姥是当然的一家之主，好像大事小事都由姥姥说了算，姥爷总是默不作声。我知道，姥爷是因为耳朵背，所以常常是姥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但是如果姥姥说到有关姥爷什么事情时，便可以见姥爷很警觉的样子。所以，姥姥常说“他是装聋！”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不得而知。反正每当姥姥抱怨什么时姥爷便从不作声。当然了，姥姥的抱怨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是因为抚养孩子，姥姥也不至于辞职当“家庭妇女”啊！……真的，真是不可想象，姥姥就是这样凭着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累，硬是供养了七个孩子都上了学，直到他们都相继工作（而且还加上我这一个）！更让我惊讶的是：姥姥去世前竟然还给家里留下了一万多元的存款！其实，舅舅姨姨们每月给姥姥的生活费也是有限的。不是吗？舅舅姨姨们也都一个个大了，要一个个找对象要结婚要养孩子……再说，那时候的工资也是少得可怜。因此，可想而知姥姥是怎样一点一滴地“从牙缝里抠”的了！……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淘气也很任性的孩子，常常惹得姥姥生气，便招来姥姥“尺杆”之苦。大一些时，为了躲避姥姥的打，见姥姥一生气，要找尺杆子，我便拔腿就跑，便常常躲进男厕所。自然她那“三寸金莲”是跑不过我的，便气得喊舅舅。……记得有一次，我用弹弓把路灯打灭了，说街道民兵要抓我，幸而二舅也是民兵，我才免去一抓。但是，姥姥却并未饶过我，把我好一顿打。……
在那个年月，姥姥应算是“治家有方”的了——牢牢把握了“大方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舅舅姨姨没有一个参加“造反派”的，任凭外面大字报如何满天飞，游行队伍如何热闹，……姥姥总是教育舅舅姨姨们“安心做自己的事，少掺和！”……记得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还在读“戴帽子初一”，同学鼓动我去北京“大串连”，姥姥说什么也不允许。说，如果你去，我就跟你去，我先去找你们老师找你们校长！姥姥迈着那双小脚一拐一拐地，硬是扯着我的衣服，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最后，我还是拗她不过。……也许正因为此，姥姥家免去了许多次抄家。
姥姥的一生，是非常平凡的，就像一片树叶，无声无息地生长，无声无息地繁衍子孙，无声无息地抚养孩子，又无声无息地飘落尘土……
她老人家尽管不识一字，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可是，她却用她的“思想”影响着我的母亲舅舅姨姨和我，那就是勤劳俭朴还有就是孝悌之道。所以，他们都是那样平常，那样普通，没有任何“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和壮举，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在那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惟独我违拗了她老人家的“思想”。
最后一次见姥姥是在她老人家去世前的上半年。那次是我从深圳回蚌埠参加法律考试。临行前，姥姥一拐一拐着小脚，把我送出房门，又拄着我送她的拐杖走下台阶，向我挥挥手，说：“花钱省着点儿！……”这大概是她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我始终就没有“省着点儿”，当我有钱的时候就把她老人家的那句话甩到了脑后，以至于不时过一种“窘迫”的日子；在1996年底的“股灾”中，我却不懂得“见好就收”，赚了钱并没有“省着点儿”！以至留下遗憾的一笔。……
最近一段时间，我眼前总出现姥姥那双皲裂而又布满青筋的手，还有那满是皱纹的脸；我脑海不断浮现她老人家坐在床沿，带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什么的形象，……忽而，我想起了那个边沿用布缝补了一遍又一遍的“笸篮儿”。那是用柳条编制的，可用来放针线碎布剪子顶针之类等女工必需品。那里面还有一本书，封面早已不知去向，内页也被撕烂了几张，书已经发黄。可能那是姥姥家唯一的“藏书”了吧，而且是一本当时的禁书。那是在我上中学以后，并且是偷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以后知道的。而姥姥用了它夹鞋样之类的东西。也许正因为此，这本面目不全的《安娜*卡列尼娜》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来。在我的印象中，这件被姥姥称作“笸篮儿”的什物已经磨得斑驳陈旧，柳条的本色也呈黑褐色，有些柳条已脱落，但它却一直是作为姥姥的女工工具筐，几乎每日做活都要到那里去“掏宝”。姥姥就是用了它，缝了一件又一件衣服、纳了一双又一双的鞋底。……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清晰地记起姥姥放剪刀时碰击那件什物边沿儿的响声。
我记忆中，姥姥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妇女。我不记得什么原因，小的时候，总看到她与姥爷吵架……后来，我渐渐懂得一些大人的事时，想到，可能姥姥并不满足于只是为姥爷生孩子做家务的吧，因为她毕竟曾经是职业女性！……前几年，我偶尔从二姨给我母亲的信中得到了证实：姥姥就曾多次说过她并不想生那么多孩子。因此与我姥爷总如同一对“怨家”似的，但她又是那么“从一而终”，从来就没有听她说过分开之类的话。——这或许也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共性吧！……其实，姥姥应属于高干亲属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曾跟着姥姥去南京看望过那位将军级的高干——姥姥的亲弟弟（我称他为舅姥爷）。后来到了我大些时，我自己也曾去看望过他——那是在他被平反并恢复职务以后。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就很少听姥姥提及这些。
姥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妇女，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残存着封建的残余意识，就像她那双小小脚，被那长长的裹脚布裹得紧紧的，是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了！……我小时候每天晚上，总能见到姥姥独坐在床沿边上，一层一层地揭去那长长的裹脚布，用剪刀吃力地剪那小脚上的老茧，直把那臭气弥漫了整个屋宇。……有时候我觉得，到了我这一辈，虽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骨子里却仍有些封建的意识，比如：父母在不远游，做一个孝顺的孩子……等等，以至使我有了1983年时进京“闯天下”又半途而废的经历。……也许这些都与我生长的环境不无关系！
姥姥去世时，正好八十四岁。按迷信说法：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的“坎儿”，她没能迈过这个“坎儿”。
所幸的是，她老人家去世前，看上了电视用上了洗衣机还住上了“洋楼房”。现如今，姥姥抚养的子孙们（当然包括我）却正享受着她老人家去世前来不及享受的生活！
199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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