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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其外 浓重其中” ——谈长正的文学创作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22:00  访问:1197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平淡其外  浓重其中”
         ——谈长正的文学创作
 
 
 
 
 德艺双馨的长正同志是唐山市本乡本土的作家,也是唐山市在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位作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年小学,后来进厂当了童工。童工的血泪使他饱尝的旧社会的辛酸,逐渐培养了他的朴素的阶级觉悟,因此,1948年12月唐山解放的朝晖,焕发了他对新社会的热情,积极投身于他所梦寐以求的新生活。在当时担任《唐山劳动日报》编辑的陈大远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他从写报道入手,刻苦地学习写作,于1949年发表的处女作,标志着他敲开了文学创作之门,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使唐山市自1928年建市以来出现了一位工人的作家。
 近五十年来长正在编辑工作和文联的行政工作之余,创作和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长篇小说《中流砥柱》、与林漫合作的长篇小说《降龙伏虎》、中篇小说《夜奔盘山》、短篇小说集《爸爸回来了》、诗集《扫战场》、传记文学《泃河红莲》、报告文学集《严峻时刻》及抒情散文集《五色土》,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尚未结集出版的小小说、文艺通讯和杂文。
 从他的这些创作成果来看,涉及的文学样式较多,堪称文艺界的多面手。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特定时代生活赋予的使命,又是他自我性情的由衷宣泄。这两种看来是矛盾的创作现象的交叉,恰恰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态势和矛盾的审美观念。在长正创作热情的旺盛年代,正是文艺从属于政治鼓噪得最得劲的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被视为作家的使命,也是文学创作的唯一出路。当时他作为一个党培养起来的工人作家,也正处于文学的开创时期,不可能不受到时尚的影响,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强化了服务功能,而疏忽了艺术品位的追求。如他受命反映治理海河的长篇小说《中流砥柱》,就是时尚干预、影响的结果。作者耗费了三十多万字的精力,编写了一个人物形象并不突出的图解“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故事。在它出版的70年代虽说也满足了一些人的阅读渴望,但对长正来说却是浪费了他的创作才华。其实,这类作品是他创作的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他自己的刻意追求。
 他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性格内向,秉性正直,注重感情。他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一味地沉浮于政治的晴雨表。在创作中他努力寻求宣泄感情切入点。当他将自己的感情凝铸于他那难以忘怀的过往岁月时,他感到情不可抑,如洪流奔涌般地创作了反映童工生活遭遇的中篇小说《夜奔盘山》。这部创作于1957年的中篇,在出版后的九年间十四次再版印刷,发行几十万册,被翻译成俄、朝、罗马尼亚等多种文字,先后荣获全国和省的儿童文学创作三等奖和二等奖,成为我国儿童文学书库的保留书目。由此不难见其艺术生命之久远了。在我省作家中具有如此广泛影响的作品,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部《夜奔盘山》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为题材的。小说通过童工小牛子”偷”厂里的铜、铁,带领我党地工人员炸鬼子汽车、火车以及参加破坏机器的斗争故事,表现了他在党的培养下,由一个普通童工锻炼成坚强不屈的革命小战士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歌颂了中国人民御侮抗寇、恢复中华的爱国精神,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部小说的初稿名为《“贼”》,原因是作品展示了一系列主人公小牛子“偷”的行动,写他偷煤、偷铜铁、偷钢丝、偷合金瓦等。按说写给少年儿童的作品应该回避这种行为,可是当你读完小说之后,决不会得出“贼”的结论。茅盾说:“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行动来表现。”小说的主人公小牛子的思想性格,正是在一系列“偷”的行动中逐步展现出来的。应该说,小牛子的“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偷”,他的“偷”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手段。作者的艺术构思之妙恰在此处。他先是对小牛子的善良的心灵美进行了厚实的铺垫,写他揭发保长老婆在村里偷枣,写他母亲对家人“穷死不作贼”的教导,都暗示出他的思想品质是善良、正直,对偷窃行为是嫉恶如仇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干“偷盗”的事呢?这是党的地工人员杜和山对他教育的结果。起初杜和山约他一块去偷煤时,他一听就“心里突突直跳”,觉得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拒绝参加。可是当杜和山讲清把日寇抢走的煤拿回来,算不得偷的道理,他才对偷煤行动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在两种“偷”的对照中,赋予了小牛子“偷”的反抗意义。后来他在地下党的教导下,完成了一系列“偷”的任务,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他自己也从自发反抗锻炼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小说围绕着小牛子“偷”的一系列思想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他在党培养下的成长;同时也通过人物及其所处的具体坏境,揭示出一定时代的基本趋势,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这个小牛子就其形象的鲜活程度和思想深度来说,是完全可以同小兵张嘎相媲美的。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被电影界发现,使我国的电影人物画廊少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小英雄。这部小说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归功于宽松的创作环境,可以设想,如果长正沿着这样的创作路径发展下去,他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这部小说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作者在进行艺术处理时,注意到少年儿童的接受习惯,把人物活动、故事情节同所刻划的人物性格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使人物性格借助于回荡起伏的故事情节得以表现,而且又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来推动情节前进,从而使小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艺术境界,有着深刻感人的艺术魅力。
 长正文学创作的另一成就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他的散文创作发轫于1953年。当时他参加赴朝慰问团,用散文讴歌了中朝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的光辉业绩。唐山大地震后他创作了一些反映唐山人民抗震救灾和矿工生活的散文,较50年代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不过这些作品大多是应时的急就章,作者对他情之所钟的人物、事件,来不及进行感情的凝铸与升华,就交卷付梓了,没能体现出他的美学追求。从80年代开始,他刻意求新,努力探索散文创作的新境界,使他的散文跃向了新的标尺。1989年他将这个时期的散文结集为《五色土》出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他的这部散文集虽然没有获得过大奖,但她所营构的艺术境界却非一般的散文所能望其颈项的。这部散文集出版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作者和有关报刊编辑部收到了近三十封来信和评论,充分肯定了这部书的创作成就。有的说,这部书“真实、热情、抒情”,是作者为人的体现;有的说这部书“朴素、真诚、清纯,那朴素俨若溪畔芳草;那真诚俨若棠棣之花;那清纯碧波漳水。而这散文气质和作者气质复合为一,诚所谓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也”。甚至有的老矿工也说他的散文“通俗易懂,亲切感人,有浓厚的唐山味儿”。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概括起来反映了他的散文情真气盛、朴实忧惋的创作风格。
 曹丕在《典论》中说:“文以气为主。”他所说的“气”,据我理解是指作者的气质、修养、思想、情绪的有机融合。它体现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趣,决定着作品思想艺术的高下和创作风格。纵观长正的为人与为文,你或许也发现,他是一个质朴、真诚而又易于动情的作家。他为人朴实得始终未改工农大众的本色,但他的感情世界,却如陈大远所说,是“平淡其外,浓重其中”的。他热爱生活,对时代充满深厚的感情,因而时代、生活的每一种新变化,都能触动他的神经,激起他的感情的冲动。有时他谈到自己拟写散文时,激动得双唇紧颤,语言受阻,由此不难窥见他精诚由衷,情沸难已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情势下创造出来的作品往往是“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故其文深,盛动人深”的。像他这样“情深”而“气盛”的作家,宜于构制情味较浓的中短篇叙事作品,更适合于经营玲珠剔透的抒情短章。
 长正的散文作品,不论是写人的、记事的,抑或是抒怀的,都找不到言不由衷的夸饰,意不从心的矫情,与此相反,却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时,从胸膛中喷发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很少用抒情的符号加以表征,而是将其浸渗到作品的肌体中,把读者引进他所编织的网络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对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滋生出一种或敬慕,或赞颂的感情。如他的获奖散文《鸟儿啾啾》中的截瘫青年朱长山,身瘫志不瘫,制作精美的鸟笼为健康人的生活增添情趣的高尚情操;《经霜焦竹声更高》中的孤儿李冬梅本来需要他人抚慰,可是却用自己的歌声来抚慰他人的品德;以及《雨后访山庄》中所展示的改革开放后新气象等都给人这种感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艺术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作者的情致真挚、质朴而深厚。这种情致,不同于杨朔的优雅而隽永,秦牧的睿智而轻灵,刘白羽豪放而高远,却与吴伯箫的朴实而纯真相去不远。他也像吴伯箫那样,善于在朴朴实实而又形象真切的文字里,熔铸进自己的感受和激情,使读者一接触作品就不得不就范于他设置的艺术构架之中。
 在他的散文中,我更喜欢他的挽悼散文。他的这类散文写得“听辞如注”,酣畅淋漓,朴实忧惋,情谊绵绵。如《问天“师兄”今何在?》和《死后更知君直正》是他这类作品的佼佼者。前者在哀思难泯的叙述中刻画了屡踏坎坷而雄心不衰的我省民间文学家张士杰的形象;后者则通过娓娓的倾诉,塑造了已故的市文联主席李左之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老八路的崇高品格。他这些挽悼散文所悼念的都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挚友,应该说可资缅怀的往事多多。一般的人处理这类题材往往取大事而记之,写得拖泥带水,以事胜情。突出了德行罗列,淡化了怀念的深情。而长正却另具一格,他善于凝情以注,将他与亡友交往的一些事不惊人的细节,以情感为线索串联起来,营造一种深沉、哀痛的氛围,使得怀念的感情如同溪水般地潺潺而出。读后你似乎觉得他所写的都是一些交往的琐事,并没有写出亡友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你从他所择选的一些细节中,却能映射出亡友的不朽形象和美好品德,洋溢着一种崇高的人情味和人性美。
 读长正的散文,你会发现,他不写那些空灵、超脱、虚妄,以及无病呻吟的散文,几乎每篇作品都是时代、生活在他心灵上的折光,也都注意从繁复斑驳的生活中发掘出真善美来。在给人世纪末感觉的地震磨难中,他赞美那种“天崩地裂何所惧”的倔强精神,讴歌那种“明日楼头万树花”的豪迈胸怀;他倘佯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笔触所及的常常是那些沙海变绿洲、旧貌换新颜的变迁。即使是那些怀念故友、悼念亡友的作品,作者也善于透过语不惊人的细节描述,表现出特定环境中的作为,映现出时代的光影。由此不难看出,他是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和作家的责任感来参与生活、感受生活和反馈生活的。时代、生活的每一颤动,都能拨动他感情的琴弦,生活中的真善美都能使他情沸难平,生活中的假丑恶也能使他激愤难抑。这种与时代、生活脉息相通的创作态度,正是长正撷取烈烈的激情的源泉。
     作家个性的形成虽说与其气质密切相关,但往往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作家经历、身世的烙痕,从而使作家的个性风彩更为鲜明。细心的读者在读长正的散文时会感觉到,他的散文尽管是充溢着烈烈的激情,却没有迅捷的节奏,昂扬的旋律。在他以独特的情致,质朴的方式抒泄激情时,你会隐隐地感到,他的作品中似乎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惋的气氛,这种气氛有时借助于某些细节的描述渗溢出来,但更多的是要从作者忧思的情绪里体现出来。如,当他听说长山制作的鸟笼被弄到外国卖“洋钱” 时,他顿时感到“浑身一阵燥热”;当他置身于被两大河阻隔的穷乡僻土时,他想到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某些建树过功勋的人,不止一次地坐着小轿车来到隔河相望的东陵观光,却没有来“视察一下这片封闭的国土”;当他面对陡水价沧桑之变,一种忧心于古朴形象失落的感情,“像有一团阴云”向心头聚拢,使他的心“在隐隐作痛”;当小孙子把玉米大渣干饭说成是“饲料”,儿媳大讲“不能竖比、要横比”时,婆婆“心里一阵酸楚”,“像是少卜点什么”……这样的淡淡的忧思是与他那烈烈的激情互为表里的,更是与他的经历、身世紧密相连的。
     长正的童年历尽坎坷,痛苦拮据的生活,沉重劳动的酸辛,人世间的炎凉冷暖,造就了他的忧惋沉郁的性格,也诱发了他对真的向往,对善的同情和对恶的痛恨的感情。而解放后的新生活,蓦然间在他的面前揭开了光辉烂灿的一幕,使他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烈的时代反差,不同的生活景况,使他对世态的炎凉体会得更深,更丰富,对生活的每一变化也都十分敏感和机警。因而,在创作实践中,他长于在纵向反差对比中,讴歌新时代、新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善于在这种反差对比中,捕捉到生活的遗憾。他在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和表现生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受,作为启动激情闸门的枢纽。于是,他越是对新时代、新生活爱得炽热而真诚,就越对生活的缺憾感到心重如铅,也就越想将其披露于笔端,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假如对一个多血质的作家来说,他的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受,赤诚的胸怀和主人公意识,或许会表现得风风火火,锋芒尽露。然而,长正的内向气质,却制约着他的激情的奔突与喷发、而将其化作一种内在的情感,内在的韵律,将烈烈的激情与淡淡的忧思交融在一起,以从容、自然、侃侃直陈的形式委婉地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了他的独到的创作个性。总之,长正的散文立足于乡土的生活实践,有着凝重的生活节奏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为我国“乡土散文”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
 长正的创作风格还体现在他的语言上。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无不称赞语言的简洁、朴实、巧拙互渗,雅俗共赏,忧惋的情调和优美的韵律感。他这种语言个性,既与他个人的气质有关,又是他从小接受冀东民间文艺的熏染的结果。他从小爱听大鼓,爱看评戏和皮影,加之他对语言有着很好的悟性,这些鼓词和戏词的通俗、简洁、生动、鲜活、雅致、精美,以及韵律美、节奏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从他的《夜奔盘山》来看。其语言很有特色。作者十分注意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以讲故事的形式展开情节,运用儿童口语,侃侃而谈。把小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娓娓动听地叙述出来。或介绍事件原委,或揭示内心隐秘,都写得流畅生动,质朴无华,引人入胜。景物描写则穿插在叙述故事的必要环节上,能抓住儿童最敏感的事物,从小主人公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出发,运用口语描绘出来,使读者如临其境,似睹其物,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他的散文的叙述语言努力追求一种缘事抒情的手法,因事抒情,情事交融,平易朴实,晓畅深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描写语言善于将生活中捕捉到的事物特征、情状,以恰切、生动、形象的语言再现出来,构成如诗似画的艺术境界;抒情语言追求一种韵律美,注意节奏顿挫、和谐对仗,灵跳脆落,雅致精美,有助于把作者的激情倾泻得淋漓尽致。
           ——刊于《唐山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部分章节选发于《唐山劳动日报》1981年5月16日、《唐山文艺》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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