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野少年的感情世界——论北董的儿童文学创作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7 9:20:00 访问：1291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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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少年的感情世界
——论北董的儿童文学创作
“苔，即处背阴照样逢春泛绿，且不以花儿渺小而自弃，相反，她自励，自强，也如花仙牡丹一样去装点大千世界。”儿童文学作家北董（董天抽）的这几句话，与其说反映了他的人生际遇、品格的标榜，勿宁说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审美追求和旨趣。的确，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循着过去那种理想主义模式，脱离开生活的现实，表现一代少年儿童的道德典范，也没有仿效舶来的卡通故事，给小读者一些斗智斗勇斗武的刺激。相反地，他却象如米的苔花，在不显眼的“背阴”，以自己熟悉的乡野生活和情趣，来装点着儿童文学的大千世界。
（一）
北董出生在冀东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庭。60年代高中毕业时，他被不该由他承担的历史责任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然而，真金总会发光的。他返乡后务农、当木匠和在农村中学代课的经历，为他奠定了后来“闪光”的基础。土里刨食的乡村生活丰富了他的阅历，当木匠盖房、打家具的手艺启迪了他的心智，特别是代课生涯，更使他同农村孩子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因而他能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以自己执着的审美追求，透视出冀东农村朴实、纷繁的多彩生活，展示出农村少年的感情世界，描绘出一幅幅既流溢着时代光彩，又富乡野风情的生活画卷。
北董对乡野生活的展示，并非钟情于土得掉渣的乡里乡闻，以吸引小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紧紧切住时代发展的大脉搏，以朴实的乡野生活为依托，表现出改革的潮涌对农村生活秩序的冲击和激起人们心灵的躁动，以及被置于生活漩流中的少年儿童的困惑与选择。对此，作家以对现实人生直接观照和展现的方式，在准确地把握社会脉搏和少年儿童心态的基础上，捕捉其特有的人生阅历和感情经验，把他们面对的人生世态、感情经验真实地再现出来，引起他们的思考，引导他们走向人生，培养他们应付现实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人们难免要接受物质大潮的冲击和精神炼狱的考验。尤其是物质、金钱的万花筒，往往搅得人们心浮气躁，导致健康的价值观念的异化。北董的《牛角金缸》和《石狗》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价值观念的异化。前者以农村少年石牛的视角，表现了一个暴发户的观念异化。农村青年金车很同情死了丈夫的香珍，并与她相爱，允诺为香珍偿还给丈夫治病的债务。可是当金车挖金时挖到了一块一两九钱的金块时，就一改初衷，置以前的爱恋于不顾，说什么“有钱，不要带肚的货”！后者的主人公石狗，本来是个生活拮据的初中毕业生，曾经饱尝了没有钱的酸辛。但在他干了三年运输个体户之后，腰包鼓了起来，就被物欲的恶性膨胀挤垮了伦理道德精神。他开车撞伤了一位老人后逃逸。死活不认帐。应该说，金车和石狗原本都是朴实的农村青年，而当他们攫取到财富之后，就变得人情冷淡，道德沦丧，使得本来朴实的心灵骤然变得卑鄙而龌龊！
如果说《牛角金缸》和《石狗》是着眼于对道德沦丧的批判的话，那么他的《青蛙爬进了教室》、《五颗青黑枣儿》等小说，则着力揭示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面对公与私矛盾的价值选择。《青蛙爬进了教室》写新建的麦洼小学地势凹，雨后教室泡汤，青蛙都爬进了教室，在全县联查中落了后。班长二羊动员爸爸拉土垫学校，但他爸爸急于挣钱发家，起早贪黑地去城里拉脚，不肯为学校出力。父子俩表现为公与私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代人不同的思想境界，而是由于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的诱惑，爸爸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发生了变异，是原本朴实农民的古道热肠日渐消解的结果。《五颗青黑枣儿》所写的五个孩子到水库工地卖鸡蛋“挺价儿”的故事，则反映了他们在物质利益驱动下的困惑、迷惘和顿悟。他们相约“挺价儿”，并立下谁降价就罚谁吃青黑枣的戒律，是冀图多赚几个钱来满足胃口不大的愿望。可是当水秀发现来买鸡蛋的是因排除险炮而受伤的工人时，就主动降了价，而香菊因不满意买鸡蛋的工人说乡里人穷，一气之下也降了价。她俩的违约行为，并不意味着她俩口是心非，违背诺言，而恰恰揭示出她俩闪光的思想境界，反映了在公与私的矛盾中，她们超越了自我，实现了人格的飞跃。
长篇小说《北斗峰》是通过一个带传奇色彩的故事，表现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如何坚持正确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实际上也是揭示出面对公与私矛盾的正确选择问题。老革命“剥鳞龙”南下后，音讯沓无。离休后返回故乡。他本想用一生的积蓄为儿孙盖一栋小楼，可是当他得知村里的小学校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时，便不顾儿媳的反对，毅然停止施工，捐款修建小学校舍。短篇小说《银杏树下的女孩》中的藕花见大汽车顺坡滑下，急中生智拎起自家的一捆粉丝垫在车轮下，避免了一场车祸。《开花的山谷》中的望果在山洪爆发时，为了保护住养蜂人的帐篷，不惜冲毁了自家的土墙。对于这类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故事，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表述故事的浅层次上，而是将其置于社会转型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背景下，或直接表现农村少年的自身际遇，或透过少年儿童的视角展示复杂多变的社会态貌，都对现实给孩子们提出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作出回答，也都立足于培养孩子们的健全人格，使他们从所接触到的社会生活经历中，启迪心智，辨明美丑，认识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北董的作品都是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段的少年读者的，他们正处于从幼稚向成熟的过渡时期，思维方式也逐渐走向“指向思维”，内心的追求和外在的压抑造成心理上的矛盾和情绪波动。他们希望适应并影响现实，找寻自己的位置和人生价值；但他们又容易在美与丑、善与恶的边缘地带产生迷惘。北董的小说恰恰是从这种特点出发，来帮助涉世之初的少年读者正确把握和评判社会生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健康地走向人生和对待人生。
（二）
在叙事文学中，人物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所在，因而作家们非常注意塑造好人物形象。北董笔下的人物形象，虽尚未完全达到别林斯基提出的“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要求，但绝大多数都因性格鲜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小说中，留给人们印象最鲜活的形象，当属那些朴实、活泼，闪烁着时代光点的农村少年的形象。他们或生在农村，或长在海边，从小就受着中国农民（渔民）的传统道德的熏陶，承袭了朴实、勤劳、善良的美德。但在他们涉世之初，又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接受了新的事物和新的观念。可以说他们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的交叉地带迈开走向人生的脚步的。北董在塑造少年形象时，紧紧地扣住了这个切人点，既写出了少年形象的复杂性格，也展示了他们的内在美质。象嫉恶如仇的石牛（《牛角金缸》），见义勇为的藕花（《银杏树下的女孩》），舍身救人的麦（《男孩与狗》），勇闯狼牙滩的索亚林、肖玉蔓（《北斗峰》），敢于冲破迷信桎梏的莠莠（《雨葬》），良知顿悟、主动降价的水秀（《五颗青黑枣儿》）等等，虽然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同，行为表现不一，但他们身上都象其父辈、祖辈那样，拥有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可是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影响，摒弃了先辈人的封闭、保守的禁锢，也为传统农民的“自私”拓展了新的内涵。水秀其实是这种性格的比较完整的体现。她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水库卖鸡蛋“挺挺价儿”，不同于传统农民的自私，她是想多卖儿个钱，“给小侄儿买件海军褂儿”，当属于正常的物质要求；她们在星期天去卖鸡蛋，更不同于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被贫困的生活推向了深渊，而是受到商品经济潮涌的感召，想在商海中一试身手。后来她主动降价，甘愿受罚，又反映了她的善良、宽厚，恪守着农民的传统道德，焕发出美的心灵的光华。应该说她是个既承继了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融进了现代商品意职的新型的农村少年的形象。《雨葬》中的莠莠是个闪耀着现代意识光芒的女孩。小说并没有写她对农村传统的送葬仪式的反感，因为这种代代相袭的“古律儿”已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可是当莠莠发现抬杠的海生被压得咬破嘴唇血染下巴时，她勇于冲破农村传统的迷信戒律，喝喊抬杠的人把棺材放在自家门口。这种举动，在农村，特别是偏僻的山乡，是难以被人接受的。然而作者还是从这违背“古律儿”的行动中，塑造了一个既能认同农村的传统风俗，又敢于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观念的新型少年形象。这类闪烁着时代光点的少年形象，往往寄托着作家的生活理想，褒其爱，颂其德，灌注了作家无比挚爱的浓情厚意，因而写得形象、传神又富有新意。
北董还塑造了一些调皮、淘气的“嘎小子”和有残缺的少年形象。如《“比目鱼号”摩托》中的虎根和兰宝、《药童》中的阿梭、《鬼蟹岛》中的赵大磨等。作家在塑造这些有残缺的少年形象时，始终把握着一个“环境”的着力点，写出他们性格的扭曲是由于社会环境使然。《药童》中的阿梭，刚十三四岁，就走南闯北，倒卖假药，坑害村民，伤天害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孩子，而是被残酷的环境扭曲了心灵的。他六岁时父母因船祸双双遇难。舅父收养了他，但脾气极坏，常对他拳脚相加。十二三岁时，舅父传给他一剂“老君散”的药方，把他踢出门外，逼他“走一步抿掉一个脚窝儿”地去闯江湖。这种生活遭遇，使他的性格除了沉默、抑郁、自私、暴躁之外，还有一种畸型的刚强和虚假的谦和。
《鬼蟹岛》中的赵大磨的遭遇与阿梭不同，他虽然学习差劲，好搞恶作剧，但他有个完整的家，父母也很钟爱他。然而，社会上的物欲膨胀，使赵大磨和他的父母陷于迷惘之中，认为读书没有用，从而投向了物欲的恶潮。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丧失了自尊、自重和人格，登上了黑帆船，参与了走私活动。
北董塑造这类有残缺的少年形象，不是着眼于他们由落后到进步的转变，而是旨在反映他们价值理想的迷惘与失落。在商海巨浪的冲击下，有的象阿梭、赵大磨被家长所驱遣，有的象虎根、兰宝因一时的走投无路，而投身于商海。但在商海搏击中，有的象赵大磨一样被卷入漩涡，沉沦海底，有的象阿梭、虎根、兰宝那样在风平浪静时重新认识了自己。这种形象有助于小读者认识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的社会状况，也具有道德评判和警示的意义。
少年儿童是生活在家庭群体和社会群体之中的，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必然要接触到一些成年人，因之，儿童文学作品中塑造成功的成年人形象也是一项重要的审美追求。北董笔下的成年人形象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参与到少年儿童活动中的成年人，另一类是以少年儿童的视角来展现成年人的故事，塑造成年人的形象。前者如捐资助教的离休干部“剥鳞龙”（《北斗峰》）、豪迈、粗犷的女石匠（《药童》）、朴实厚道的程老师（《“比目鱼号”摩托》）等；后者如到海岛办学的小学教师江菊芬（《鬼蟹岛》）、舍己救人的“三只眼”（《蜂葬》）、主动捐资建桥的孟凡警老头（《虎羊河上》）、身怀绝技的箫爷（《洞萧双声吹》）等。
“剥鳞龙”索金山是寄托着作家审美理想的人物。他早年参加革命，离家40多年后又回到故乡金瓜庄。儿孙们的穷困生活使他心头压抑，没有房子大孙儿娶不上媳妇也使他痛心。于是，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要为儿孙们盖座小楼。殊不知村里小学校舍的突然倒塌，又唤起了他在革命队伍中养成的先公后私的责任感，使他中止了自家的施工，捐款修建了小学校。在他的儿子索成炸河淘金时，他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利益，制止了一场野蛮开采。罗大敏的恶行劣迹早就引起了村民们的反感，可是在他掉下瀑布石崖后，索金山为发动大家救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许北董考虑到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他并没有为“剥鳞龙”索金山设置更多的典型行动，但仅就上述的几点就把这位老干部的闪光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北董塑造的成年人形象，以老年人刻划得最为生动鲜明。除《北斗峰》中的“剥鳞龙”索金山外，象《蜂葬》中的“三只眼”个性更为突出。他性格洒脱、豪爽，能同新来的“小老疙瘩”称兄道弟；多年的林野生活，又使他对“人伙”者有所警惕，于是他装病试探“小老疙瘩”。同时他又是一个怀有爱心，勇于舍己救人的人。当他和“小老疙瘩”挖参时遇上蚂蜂群，就把蜂群引向自己，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小老疙瘩”的生命。《云渡》和《虎羊河上》分别塑造了两个善良的老人形象。前者写一个被人们称作“云渡佬”的孤寡老人，依靠推车帮人过岭为生。他在草丛里拾到一个人遗弃的小孩，在艰难拮据的生活中终于把这个小孩养大并送下山去读小学。后者写个曾经闯过关东“三江口”的五保户孟凡鳌得知老支书林柏青捐资在虎羊河上修座桥，就主动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三百多元钱捐了来。可是林柏青想修桥为自己树碑，拒绝了鳌爷的捐款。结果因建桥经费不足，桥基不牢被猛涨的河水冲垮。如果说“三只眼”的义举令人怦然心动，云渡佬、孟凡鳌的宽厚、善良让人敬佩的话，那么《洞箫双声吹》中的潘螳螂则使人不禁洒下同情的泪珠。他七岁时闯东谋生，后来当了一个文工团的副团长。可当他年迈返乡后，在那个“斗争”的高调略最响的年代，由于村里“缺少地主、富农搞斗争”，就把他视为“胡子”，当作“斗争”的靶子。村里派他看水车，一天才记四分工。不仅如此，还把他教孩子们学吹箫作为反革命罪状，残酷地折磨致死。作家笔下的这些老年人的形象都是些饱尝世患沧桑的人，他们待人宽厚、朴实、善良、真诚，心胸豁达，恪守劳动者的本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闪烁着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应该说，这些老年人形象在整个儿童文学画廊里，算不上作者的新发现，但是作家之所以钟情这些人物，是由于北董感到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些什么，特别是需要在少年儿童的心田里播下什么种子。他或许意识到，这些缺少的、需要播种的，正是这些老一辈农民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劳动者本色和中国农民的传统的美德。他是用这些老年人的形象，老一代农民的闪光品格来呼唤那勤劳、朴实、忠厚、善良、真诚的风气和品质在社会生活中、在少年儿童的心灵上的返归。就是说，作家不是将其作为无足轻重的配角，而是把他们作为少年儿童的教育者和鼓舞者的形象，尽量刻划得丰满、鲜明、生动，以便使其成为少年儿童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从这种意义上讲，北董笔下的这些老年人形象又是富于新意的。
教师是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是启迪少年儿童心智和培育祖国花朵的工程师和园丁，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但在北董的作品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并不多。尽管如此，他塑造的为数不多的教师形象还是引人注目的。如，在偏辟的山村小学默默耕耘的民办教师程国才（《“比目鱼号”摩托》），不忌前嫌、耐心动员学生上学的梅老师（《鸟儿呵，觅天堂……》），自愿到鬼蟹岛工作，使岛上小学起死回生的师范毕业生江菊芬（《鬼蟹岛》），以及不务正业、做“鬼人儿”卖的黄老师（《鬼人儿》）等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教师形象中，《“比目鱼号”摩托》中的程国才老师可称之为农村小学教师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一位长期在山区小学任教的民办教师，在县里的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却因一名之差而失之交臂；他工资收入低，在去参加全国的教改研讨会时，自带干粮，连买斤黄瓜还要讨价还价；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总是恨铁不成钢，可是由于一时的气愤，对两个犯错误的学生说了声“滚”，致使这两个学生辍学；他又勇于正视自己，敢于承认体罚学生的错误。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不仅仅是讴歌了这位民办教师甘于奉献的红烛精神，任劳忍怨、不计名利的工作态度和处于清贫而自守的节操，而且还向我们展现了农村小学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灌注给学生。培养成才的，反倒看不起他（如小说中的梁玉斗）被他批评的，又想找机会报复他（如小说中的虎根和兰宝）。更有甚者，他企盼转为正式教师的愿望，也被人为的名额卡住。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社会上尊师重教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教师的职业还没有成为阳光下最辉煌的职业。应该说，尽管程国才老师热爱自己的工作，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他的这种艰难处境，是必然会使他事倍功半，消解他付出的心血和精力的。
（三）
鲁迅在评价当年一青年画家的作品时说：“地方色彩，也能画出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长知识的。”北董作为在冀东土生土长的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东热土怀有炽热而深厚的感情。他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对他所描写的农村少年的思想脉络、生活情趣，更有丰富的积累。因而读他的作品不难感受到一种洋溢着冀东风情的乡土气息、地域色彩。虽说他没有象浩然的《金光大道》那样维妙维肖地展现出冀东的民俗风情，但却能根据儿童文学“简练、明快、生动”的审美要求，从乡野生活中采撷农村少年特有的民俗世态，既展示了农村少年意趣盎然的活动方式，又散溢出生活的露珠与泥土的芳香，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开拓眼界，增长知识”。
展示农村少年的游戏方式，是北董突现地域色彩的一种艺术手段。农村少年儿童限于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其游戏方式往往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这样在世世代代的陈陈相因中，就形成了“土特产”式的游戏方式。如《神弹手的眼睛》中所写的“轰塔”、《“比目鱼号”摩托》中所写的“问媳妇”等，都是冀东民间的游戏方式。北董将这些游戏方式写入小说，除突出作家对乡土风情的美学追求外，还将其作为发展情节、表现人物的一种手段。《神弹手的眼睛》中的金小元在”轰塔”比赛时输给了瑞生，忍痛被弹了五下脑瓜壳。可是要强的小元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越王勾践的志气苦苦练习，终于赢了瑞生，报了“挨‘弹’的那仇”。在小说中，金小元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思想性格，是借助于从“轰塔”失败到成功来揭示的。
冀东的传统民俗在北董的笔下也多有再现，如摆地摊打场儿卖药（《药童》）、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农村集市（《嘲笑》）等。尤其是对农村丧葬民俗的描写付出笔墨更多，象《红蝙蝠儿，绿石榴儿》、《戒规》、《雨葬》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丧葬的古老传统遗风。作者对这种传统遗风的描写，并不是出于民俗式的记录、考订和抽象的总结的目的，而是注入了生活的郁勃之气，冀图在民俗生活的场景、细节中，展现出被包融在传统民俗的特定氛围中的人物活动。《红蝙蝠儿，绿石榴儿》中所写的“包五娘”的“活开吊”写得轰轰烈烈，很形象地复现了这种古老的民俗。只是由于作家的提炼，它所透露的却是“包五娘”一家和“油套袖”对生活的各自的理解、希望和追求。“包五娘”四世同堂，家境富足，儿孙们要搞个“活开吊”，叫老人家亲眼看看辞世后的隆重葬礼，而且要超过四十多年前本村财主搞“活开吊”的规模和水平。五保户“油套袖”对这种古老遗风的沉渣泛起极为不满，不惜卖掉自己仅有的十几斤旱烟叶，请来电影放映队与之对抗。显然，“包五娘”一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封建意识的逆流回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协调的音符；而“油套袖”以一种平民意识与之相抗衡，则反映了朴实的价值理想和正直的人格追求。至于《戒规》中描写的从土地庙“烧纸”回家“领魂”、村西口“送行”等送葬的全过程，《雨葬》中描写的“出殡”的全过程，也都是着眼于在这民俗氛围中的人物的活动的。胖茧（《戒规》）的正直，敢打抱不平，莠莠（《雨葬》）的勇敢，大胆地破除迷信习俗，都是在淳朴民俗的情节机制中刻画出来的。看来，北董笔下的传统民俗的描写，从艺术效果来看，不仅可以提高和丰富人们认识生活的能力，扩大社会审美视野，而且还有助于在娓娓叙说民俗的过程中，描绘动人的故事情节，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构成北董小说地方色彩的再一个因素是他那朴实、鲜活的方言性小说语言。北董的叙述语言往往具有散文和诗的特色，形象而通达，简洁而句式偏短，适合小读者的阅读口味；抒情而和谐，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便于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说他的叙述语言以“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话，那么他的人物语言则以“俗”见长。这种“俗”，除了注意到人物语言的简洁、通达和个性化之外，还大量地运用了反映冀东农民，特别是少年儿童心理特点和语言习惯的方言。如《青蛙爬进教室》写到二羊和玉苗谈到全县教育联查，学校北评为第几时，这两个很要好的小伙伴却有这样的对话：
“横竖我知道！”
“横竖我也知道！”
“敢情你知道！”
“敢情你更知道！”
这四句话是冀东农村孩子们在斗气时常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横竖”、“敢情”都是冀东方言。第一、三两句是王苗说的。他爸爸是村支书，二羊估计他从爸爸那里得知了联查结果。第二、四两句是班长二羊说的，玉苗估计他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联查结果。这几句简单的对话，把他俩因学校联查落后而导致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懊丧情绪渗透了出来。
此外，北董还运用了许多冀东独有的方言性句式和语言。如，“家走吧”，是“回家”的意思。再如，“咱也不趁外汇”，“趁”为“拥有”之意，“糜上”是系上的意思，“炮信儿”是指“导火索”，“酱母子”是辣椒等。这些简约、明朗、拙朴、鲜活的乡言村语，反映了冀东乡民的用语习惯、口吻、语风，不仅强化了小说的乡土气息、地域色彩，而且也透露出作家反朴归真的美学追求。
（四）
北董的儿童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按高标准要求，有些缺憾也是在所难免的。主要表现在有的作品的情节连贯性、因果性有待于加强。如《银杏树下的女孩》的核心性情节是写藕花与“半大小子”的矛盾冲突，可是当矛盾趋于尖锐化时，突然岔开去写藕花用自家粉丝垫车轮。以此情节来强化藕花的闪光品格是有意义的，但她的义举显然是为救群众，并非是为避免“半大小子”的大轿车受损失的。这样，情节的发展就失去了内在的逻辑性和因果律。这种缺憾在《牛角金缸》等小说中也留有痕迹。至于《鬼蟹岛》中在每章前穿插的几百年前的鬼蟹岛的故事，叙述简洁，生动感人，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叠印似乎因果联系性不足，十几岁的小读者能否体会到作家的精心设计和良苦构思，恐怕还有待于广泛考察。
文学鉴赏与批评，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换个角度看，所指不足也不一定是缺憾。窃以为，所指不足正如瑕不掩玉一样，其创作成就依然是光华夺目，熠熠放辉的。
——刊于《冀东学刊》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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