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研究的可喜成果 ——评《鲁迅年谱》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6 16:13:00 访问：117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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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的可喜成果
——评《鲁迅年谱》
鲍昌、邱文治同志合著的《鲁迅年谱》（上下两册，以下简称《年谱》），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齐了。这是一部系统而全面地记述鲁迅的革命活动、文学活动及其主要生活事件的资料性著作。它凝结着作者辛勤劳动的心血，也体现出作者严肃认真、审慎求实的治学态度。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他逝世后的40余年间，研究者纷起，各种回忆、研究专著迭有问，并已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鲍昌、邱文治同志撰著的《年谱》基本上反映了40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并力求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与同类出版物相比，颇具特色。在内容上、体例上都弥补了过去的不足，使之成为年谱写作中最丰富的一部书，为广大读者和鲁迅研究人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线索和宝贵的资料。这无疑是令人释然兴奋的可喜收获。
资料翔实丰富，观点客观公允是该书的特点之一。撰写鲁迅的年谱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作者除对鲁迅生平和作品进行系年外，还要比较客观地体现出他的光辉形象。这就需要作者分析研究丰富的史料，以审慎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认真待之。这部74万言的《年谱》，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博览群书，广泛取材，把大量的零散的材料，发掘出来，搜集起来，再进行去粗取精，考伪辨真，细心剖析的工作，以本证、直证和旁证相互配合，彼此录证，努力做到言之有据、行文成理、据而可查，证而有信，因而所述事实比较翔实可靠，观点比较客观公允。
《年谱》中引用的几百种中外资料，大部分都是经过作者仔细考订、鉴别后使用的。例如，关于鲁迅故家的情况，本来早有许多文章谈及，且无大异议。但《年谱》作者仍然考订11种材料。其中有鲁迅的本证，有家属的直证，还有《周氏家谱》等资料作为旁证，这样练合、概括出来的材料就更为客观而准确了。再如，对鲁迅1903年在日本弘文学院参加反对校方学潮斗争及学习日本柔道等问题，除依据鲁迅的作品、亲友的回忆文章外，还参照了日文的背景资料，进行核实印证，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史实的真实程度。收入本书的各种史料，一般都是综合了两种以上的本证、直证或旁证的史料，通过综合、印证，从中得到较为翔实的结论。同时，也不废一家之言，对于有异议的见解，附注于每条之尾，并申明所从之说。作者如此地录证广博、考核精细、态度严肃，实在是值得提倡的。
《年谱》虽属介绍性的资料专著，但并不是“述而不作”的。作者为本书确立了一条主线，就是力求体现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作者在组织丰富的史料时，不是有闻必录，面面俱到，而是重点突出，紧扣主线，认真取舍，凡能体现主线的材料，无一不录，反之，则酌情删减，从而使本书比较客观公允地反映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如全书划分的九个时期，就体现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世界观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飞跃的历程，其间的曲折反复的渐变，也不无印痕。特别是与鲁迅思想转变何密切联系的事件，知“弃医从文”、“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领导‘左联’”等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此外，象鲁迅购置、阅读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书刊等情况也录入谱中，为研究鲁迅思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的生平活动，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鲁迅的正确评价。
悉心考订，释正舛误，是《年谱》的另一特点。鲁迅研究中有一些众说不一，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年谱》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悉心考订，释正了舛误，弄清了原委。如对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的问题，众论纷纭，莫衷一是。《年谱》作者列举了周作人、许寿袋、沈瓞民等人的五种史料，对勘比较，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鲁迅加入光复会是确实的。至于入会时间，又考订了多种史料，认为1908年之说较为准确而从之。再如，关于鲁迅赴南京的日期，过去许寿裳、林辰、王士菁等人均定为1912年1月。然而《年谱》作者却认为，鲁迅于2月19日《越铎日报》上，发表《周豫才告自》，向社会公布辞去山会师范的职务的消息。可见他去南京的日期当在二月下旬某日。这些考订比过去深入了一步，也比较合乎情理。
对鲁迅的一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原文末未注明者，作者所进行的考订工作也颇见功力。如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的注释，推定为1931年四、五月间写成的。而《年谱》作者参考了史沫特莱的《记鲁迅》一文的记载，认为此文是在三月间写就的。此外，作者还订正了鲁迅自己的笔误。如鲁迅1935年写给李长之的信，签署的月期为7月27日，而7月28《日记》却载：“午后得李长之信即复”。据此，作者订正为7月28日为妥。这些虽是细枝末节，但在撰写年谱或传记时，是非常需要这种科学的求实精神的。
本书作者还对一些不见文字记载的内容，走访了鲁迅的生前友好，进行调查研究，补充了本证与直证的不足。如鲁迅同“一八艺社”的关系，通过向“一八艺社”成员胡一川同志调查，了解到鲁迅参观了他们的展览会后曾捐助15元。这是过去的史料没有涉及到的，进一步表现出鲁迅对新生的艺社团体的积极扶植。以上这些考订工作，大多是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或予以补充的，持之有据，自园其说，虽不见得全是定论，但毕竟体现出鲁迅研究的新成果。
体例新颖，别开生面，是本书《年谱》的再特点。这部《年谱》发扬了一般年谱写作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独辟暖径、别开生面，创造了新颖独到的年谱体例，在年谱写作中开一先例。为使读者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和生平事业，得到清晰而明确的印象，《年谱》将鲁迅生平划分为九个时期，既反映出鲁迅生平事业的不同阶段，又体现出他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每个时期的“概述”部分，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及其思想状况，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纲”，使读者得到总的印象。
在编年记事上，注意到纵横交织，论世知人。从纵的方面讲，采取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方式，谱录鲁迅生平事迹，对其作品进行系年，将其一生的革命活动、文学活动及其生活中的主要事件纳入谱中。从横的方面讲，又记载了有关的国内外的政治、文艺等方面的大事，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展示了鲁迅活动的背景。作家是时代的产物的产物，只有搞清楚当时的世间时事，才能很好地认识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这对于帮助读者认识鲁迅的思想发展，对其作品探隐索颐，以及了解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是有重要意义的。
再之，《年谱》的每一条文都注明了资料出处。这些资料，有的作为本证，取自鲁迅本人的著作、书信、日记中关于自己的记述；有的作为直证，综合了鲁迅的亲友、学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包括未刊稿）；还有的作为旁证，取自能补充前人回忆不足之处的鲁迅研究者的著作和《年谱》作者直接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及能提供较详细的历史背景的文章、资料。这些资料出处，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也表现出作者述之有据，不弃细屑的治学态度。此外，在每年之末对鲁迅译著成果及其结集出版、购书、培养文学青年等情况的小结，对鲁迅大部分作品的简要题解，以及在《年谱》行文中对涉及到的人物、事件的简介，等等，都富有个性特征，有助于解决读者的疑难，也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全面认识。
——刊于《天津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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