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欢呼---评杨立元的《“三驾马车”论》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6 16:11:00 访问：144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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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欢呼
---评杨立元的《“三驾马车”论》
近十几年来，我因专注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几乎疏离了中国的当代文坛；但或许是出于乡土的感情，对我们河北的文学创作还是较为关心的。在国内外与文友们聚会时，曾听到有关“三驾马车”的些许微词，我都力所能及地据理力争，坦明自己对这种文学现象的观点。只是对“三驾马车”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的作品读得不多，似乎没有掌握充足的理由律，让朋友们口服心服。最近读到杨立元同志的专题论文集《“三驾马车”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使我对“三驾马车”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作者的精剖细析，十分深刻地论述了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贡献，我相信关心中国文学的朋友们，读了这本论文集也会收获匪浅的。
“三驾马车”的提法本来源于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在60年代中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后，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组成三位一体的苏联党政领导集团，被西方媒体戏称“三驾马车”，形象地概括了人们对后赫鲁晓夫的领导体制未来去向的疑虑。杨立元的“三驾马车”的譬喻，则是别开生面，翻作新曲，将其套用于对河北文坛出现的三位中青年作家执着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形象写照。作为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现象，“三驾马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她是起起伏伏的文学浪潮的一部分。自80年代之始，我国文坛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世纪初以来世界文坛上的种种思潮、流派以及文学现象，都被我国作家尝试了一番。应该说这种“尝试”对拓展我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借鉴新的表现技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沧海横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作家们猎取异域文化新质的同时，也“兼收并蓄”地将一些糟粕吸纳过来，从而象杨立元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一些作家硬搬照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一些作家‘先锋意识’膨胀，脱离生活，疏远人民。一时间，文坛失序，作家心态失衡。”这无疑导致文学成了草本植物，当年生当年死，失去生命力和群众性的审美效应，走进了无病呻吟的“玩”文学的坎坷之途。就在这文学发展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刻，“三驾马车”犹如一股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波”，载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气息，直面人生，直刺时弊，为人民大众代言，满足了人民的审美要求。杨立元对“三驾马车”闯入文坛，应运而生的背景分析得十分精辟透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分析中才使我们对“三驾马车”的创作刮目相看，认识到对繁荣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三驾马车”论》对何申、谈歌、关仁山的文学成就的分析，着重强调了他们“长期生活在底层，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同甘共苦”，“始终与人民群众处于同一层面、同一生态境遇”，“甚至经过了铭心刻骨的同化过程”。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家成功的基础，柳青之所以创作出《创业史》，陈忠实之所以创作出《白鹿原》，恐怕都是他们长期生活在底层，实现了与群众“同化过程”的结果。这同那些住在装修豪华的住宅里，写自己拖泥带水的“私”生活，或编造错综复杂的多角恋的作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三驾马车”作家都是平民作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视域。何申长期生活在塞外山乡，对那里的村、乡、县干部及人民群众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力图在人物独特的命运、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展示中探索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谈歌的地矿生涯使他在勘探地球宝藏的同时，也洞察了社会人生的堂奥，以他的笔探索着国企改革的躁动与阵痛；关仁山钟情于渤海湾和冀东平原淳朴生活，他以真诚和热情开拓的“雪莲湾世界”和“冀东平原风情”系列小说，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生活在蓝色的海湾和绿色的原野的人们对生命内涵的哲学思辨，以及对民族心理积淀的探寻。该书的著者在分析、总结这三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经验时，紧紧地切住他们所熟悉的厂矿、山乡、渔村、平原的生活与他们的审美视域建构的辨证关系，充分肯定了“三驾马车”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触摸时代，拥抱生活的现实主义追求；并以此有力地批驳了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文学私语化倾向。
《“三驾马车”论》的著者杨立元是一位弘扬现实主义的评论家，他的作家论或褒或贬无不以现实主义为绳墨；同时他又是一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创作无不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文学应该是“人文关怀与现实生活的契合”，作家应该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人民大众代言，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而何申、谈歌、关仁山的文学创作，恰恰与他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观相契合，因而他对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跟踪了将近十年的阅读和研究，对作家了解甚深，对其作品感受甚深，研究的成果也具有独到的艺术风范。他的研究决非出于“地域”功利主义的炒作，而是作为河北的评论家为本省文学创作“冲出洼地”，走向“平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他对这三位作家的研究严肃、严谨、认真而又深刻，他的笔犹如智慧、锋利的手术刀，对作品的研究与分析，几乎渗进作品的心脏和骨髓，使人们对“三驾马车”的作品产生更为铭心刻骨的感受。
根据我进行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体会，只有作家与评论家的审美旨趣相吻合时，作家的作品才能深深地触动评论家的心弦，评论家才能写出文采焕发、独标风韵的华章。杨立元的这本《“三驾马车”论》就是这种文采焕发、独标风韵的华章！
——刊于《大时代》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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