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随笔二十则 |
作者：赵朕 作于：2005-8-26 15:49:00 访问：265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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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随笔二十则
“灾变文学”之我见
“灾变文学”如同农村文学、都市文学、军事文学一样，有着独特的题材范围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就人类的生存环境来看，各种渐进性的、人为的灾害和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终无宁日。人类要同这形形色色的灾害作斗争，就必须产生各种类型的“灾变文学”。因而“灾变文学”也会象其他题材形式一样成为“题材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不难设想，将来或许会有“灾变文学”的佼佼者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的。可以说，“灾变文学”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许多创作上的具体问题尚需探讨，许多成功的经验也需要及时总结。
这里，我只就创作“灾变文学”与唐山地震的关系谈点看法。
唐山大地震的震级及烈度本来就有着巨大的破坏，而又发生了厂矿林立，居民集中的百万人口的城市，其破坏程度之巨大，伤亡人数之众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矛盾的演变与激化，是举世震惊的。至于奇异的生与死，惨烈的血肉模糊，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现象，也所在多有。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真实地表现灾难的命题。对此，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有失作者的审美趣味，降低作品的品位，还会滑向自然主义的边缘。譬如，有的表现地震的小说总体格局好，品位高，描写的事件和人物也真实感人，但作者对某些细节却乏于提炼，给人不洁之嫌。譬如，有部小说对地震后从废墟里爬出的女人的赤身露体不无兴趣，特别是对乳房运墨更多。诸如松荡荡的乳房，沉沉地下垂着的乳房，可以抻得好长的乳房，等等。我觉得，乳房作为女性，特别是青春女性外在美的特色，不必忌讳于作家的笔下。问题在于怎么写，为什么而写。早在50年代中期，周扬曾就作家李古北的短篇集《农村奇事》中描写的狗和骡子说：“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动物，描写动物和人的感情关系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在这种描写必须是有目的的，有助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现在我们的作者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描写狗和骡子，对于表现这篇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描写难道能唤起读者的任何美感吗？” 周扬这段话对于摒弃小说中的自然主义描写是有警策意义的。
自然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表面上似乎“忠实”于现实，强调如实地表现自然（即生活环境），但它着力表现的却是人屈从于环境的摆布，却是没能显示生活本质的琐屑的、外在的、偶然的现象。这种创作方法一直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所摒弃。然而，前些年的“寻根文学”和近几年的所谓“写实”小说的个别篇章中，却未能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干扰。在我们提倡“灾变文学”的今天，提醒一下防止受到自然主义的干扰是必要的。
“灾变文学”既是没有国界的文学现象，又是地域性极强的创作课题。我们倡导的“灾变文学”是以唐山大地震为特定内涵的。它是“灾变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又是唐山文化的组构部分。唐山虽然属于“暴发户”式的移民城市，正是这种城市的个性，使得她汲取了全国各地移民的优长，成为一块丰饶而神奇的热土，哺育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正是这块热土孕育了唐山这个英雄的城市，哺育了独具特色的唐山文化。那举国轰动的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开滦五矿大罢工、冀东大暴动所铸造的热爱自由，不甘屈辱的英雄品格；那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发祥地的荣誉感和产值连年上升的豪迈感所凝聚的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那从长城到滨海的广袤的土地所滋养的刚健质朴的民风，热情淳厚的民情，构成了唐山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的“灾变文学”置于唐山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写，就能把创作的触须伸向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共时性与历史性的纵横世界。譬如，唐山的大地震是其地域内地质构造变动的产物，而在地震中人们的各种思想、道德、行为、性格的闪光或焕发，膨胀或扭曲，又都映现看唐山的错落不齐的文化意识。因此，写唐山的“灾变”，自然会体现唐山的文化意识在“灾变”过程中也必然留下臀痕。这种“灾变文学”与唐山文化一体化的追求，正是“灾变文学”的追求目标。
然而也要着到，唐山文化是一个取之不竭富矿床，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开掘。我们的“灾变文学”只有提升到大文化层次，才能写得深刻，写出新意，也才能形成一种创作优势。我想，如果我们唐山的作家能朝着这个总体目标进行探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那么我们就会以“灾变文学”为突破口，形成一支名闻全国的创作生力军。
——《唐山文学》1992年第1期
难为作“序”
日前一位作家将新编的一本小说集的小样寄来，嘱我为他写篇序。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总让我为难了一阵子。之所以为难，就是觉得“序”这种文体不好把握，写得太形而上，咱没有那种本事，写得太形而下，又觉得太小家子气。虽说“序”也是对作品的评论，但又不同于评论，它应该写得超脱一些，灵活一些，既体现出写序者对作家作品的观点、看法，又应把自己的观点、看法表达得轻松委婉，灵活超脱，将该书的精华引而不发，促使读者非寻个究竟不可，何其难也！
我把我的苦衷诉说给我的好友，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真是迂得可以，现在为书作序是名利双收的事，不用动脑，就能扩大名气和地位，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润笔费呢！”接着他讲了目前较为流行的三种作序方式。
其一是信口开河式。这种作序者一般是在文坛上有相当的地位、名气，是一种老资格，请这种人作序难度较大，润笔费要高，甚至还需要给引见、搭桥者一定的好处费。这样的老资格一般不读应序的作品，凭着自己的印象或他人介绍的情况，漫无边际地信口开河，写上五六百字，签上大名，就算交差。至于读者能不能通过序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名牌效应，单凭作序人的名气、地位，就说明这部作品的身价不菲。要是水平太凹，名家能在百忙中为其拨允作序吗？
其二是加减乘除式。这是一种较为老实的偷懒作序的方法。作序者没有时间读作品，但又不想放弃为人作序的机会和荣誉，或者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不想错过奖掖、鼓励后生的机会，就要求应序者提供一篇半成品的序文草稿，介绍一些有关个人资料及该书稿特点的材料。作序者“作序”时选读几段重点文字，然后对应序者的草稿进行加减乘除地增添、删节、顺序置换，选取所需，拼凑成文，结果是双方皆大欢喜，既为该书做了高级广告，还节省了作序者的时间和精力，何乐而不为呢？
其三是越俎代庖式。这种序一般都是请政界的首长作序。首长日理万机，工作太忙，但又应熟人所托，“义不容辞”，干脆由该书作者越俎代庖，将拟好的序稿，过目后签上大名了事。这样的序，草拟者可以将自己欲言之事尽情说出，评价也可说得前无古人。既然与首长是熟人，他不会因为某些过誉之辞而拒绝签字。因为这笔不菲的润笔费，比接受别人的红包要体面得多，师出有名，得之有道。而对于应序者，有了首长的序作为金招牌，身价大增，推销无阻，获利多多，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与此相类的还有首长为书刊的题词，拟好几句话，请首长方便时挥毫而就，印在书刊之首，招摇撞骗。君不见，一些“名人辞典”就以国家级首长的题词来提高身价，“诈骗”善良人的金钱吗？
本来为书作序是一件十分严肃和高雅的事，然而却被金钱腐蚀得变了味，使得序文贬值，作序者名声扫地，这是每个作序者应该警觉的事。
——《出版广角》2001年第11期
《唐山晚报》2001年7月31日
《杂文报》2001年9月11日
著书、编书与卖书
最近听到句顺口溜：“著书的穷，‘编书’的富，‘卖书’几种就是万元户。”本人无法印证这句顺口溜的真实程度如何，但第六感觉却觉得有点道理，或许是市场经济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吧！
回想五十年代中期，著书是非常高尚之举。这不仅是由于著书是一个作者心血的结晶，没有丰富的生活或知识的积累，没有独到的心灵体验或见解，是无法著书的，还因为著作属于“原创作品”，出版后报酬相当高。著名诗人田间和作家刘绍棠都是因为出版了一本不厚的作品集子，买了一所四合院的。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在当时权威性刊物《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学术研究论文，稿酬相当于他的十个月的工薪。这说明当时的出版界和报刊界很重视原创作品，很注意以高报酬把新颖、独到的东西推荐给读者。现在不同了，以科学研究著作而论，出版社不赚钱，就不出版。即使对某些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稿酬也低得可怜，与五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鉴此，著书者穷似乎有点道理。
编书属于“演绎作品”，按国家《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报酬并不高。但前面的顺口溜是特指那些编书赢利者。有些人把炒冷饭的东西，资料汇编性的东西，以专著的名义买书号出版，依仗职权层层摊派，大赚其钱；也有些人趁评职称之机，买书号编“论文集”，不管文章质量如何，一手交钱，一手入编，收取晋职心切者的版面费来装鼓自己的腰包。这种编书已成为商业行为，编一本书赚上几千几万似如囊中取物。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卖书者应运而生。有的卖书者以低价位进书，有的折扣率竟达到60％，或者更高，却按书的定价卖出，利润甚高，非一般的从商者所能比。有的卖书者并非挂牌经营，而是专门摊派、推销挂有权威人士之名为主编的书籍，由于权威人士的默许，推销简直是“直泻千里”，处处绿灯，那么高比率的劳务费就源源而来。有的卖书者骑着三轮车专卖盗版书，犹如“敌后武工队”，你查他跑，你不查他卖，书不论薄厚，五元一本，比书店要便宜十七八元。业内人士讲，这样贱卖利润可达50%。薄价而多销，说其牟取暴利半点也不过分也！
这句顺口溜所反映的情况，应该说不是十分正常现象。著书、编书和卖书各有所得是应该的，但应依据其劳动的难度给予物有所值的报酬。显然，在这三者关系中，著书难度最大，而报酬却最低，是物不所值的表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脑体倒挂的现象。在尊重知识，科技兴国的21世纪将临的今天，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也该寿终正寝了。
——《唐山晚报》1999年9月23日
《出版广场》2001年第4期
从吴组缃的来信想到的
近日从《谈“红楼梦”》一书中，读到钱伟长教授写的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引述了吴组缃教授的一封来信。在信中提及l983年民盟中央举办多学科讲座，吴教授奉命讲授《红楼梦》。事后知识出版社准备编为丛书，按讲题分别出版，而吴教授却婉辞谢绝。他在回信中说：“在五四年批评运动后，我奉命开《红楼梦》主题课任务。整整三十年，详略不同，角度不同，我讲过无数次，论点和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已发表过这样内容的论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关于红楼梦的条目，仍是由我负责，写的还是这样的回内容。此意已多次面呈，是希望讲了就算，不宜整理成书。”对于吴先生的高风亮节，钱伟长先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同意了吴教授的意见。但还是声明：“读者如有要求学习或了解吴教授的五点内容者，可以去函民盟中央多学科办公室。”可见吴教授的讲座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由此便我联想到有些人对自己的“成果的态度却与吴教授相反。其表现大体有以下几几种：
其一，不断地重复他人。有的搞理论的同志，乐于编书，也善于编书，一搞就是洋洋大部头，印刷也十分物美，但却是“炒仑饭”，尽是“别人嚼过的馍”，没有自己的观点或心得有的搞教学的同志，将自己十几年或几十年“一贯制”的“百纳衣”式的讲义，在署名处加上领导的大名，买书号出版，这就不仅是名利双收，而是达到了一箭四雕的目的：既出版了著作，又协调了干群关系，还可摊派给学生，更有了可观的收入。
其二，不断地重复自己。有的搞创作的同志将自己仅有的生活积累反复“出手”，短篇用了中篇用，中篇用了长篇用，改头面，移花接术，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有的同志反复编自己的作品集，这家出版社出了那家再出，大同小异，鱼龙混杂，“成果”一本接一回本，稿费源源而来，给读者留下的仍然是那几块“敲门砖”。
这样的同志在读了吴组缃先生的信之后，不知有何感想！吴教授的可贵品格在于他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有严格的要求，决不为了多出一本书，多领取一笔稿费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上面列举的那些同志的思想境界，应该说与吴教授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生活态度不严肃，见利而忘义，陷入了名利的迷津。笔者冀望这样的人读了吴教授的信，该会良心发现迷途知返。
——刊于《今日出版》1998年第4期
慎用“著名”
近来常见一些报刊的文章偏爱“著名”一词，颇感兴趣，于是根据文章作者提供的线索，寻根探源，考察真伪。发现冠以“著名”的，溢美者多，夸大者伙。诸如，在某电视节目中唱过歌；就被称为“著名歌唱家”，出版过两三本书就被称为“著名作家”，更有甚者，在某大电视台主持过节目，也被称为“著名“主持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看来“著名”一词大有备受青睐之势。
为求甚解，近查《中华大字典》发现对“著”字的解释一为“形之大者也”，一为“显也”。将二者联系起来理解，那是成就显著，贡献巨大的意思。再与“名”联系起来看“著名”，显然应该属于在事业上作出巨大贡献、取得显著成就者，对于小有成绩的人，对于虽有成绩，但刚刚出道的人，还是慎用“著名”为好。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谈到某些文学批评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多。”诚如鲁迅所言，廉价地把“著名”的桂冠加在一些出道不久的人的头上，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捧杀“行为。这种随心所欲的赞美，能不给人“捧杀”之嫌吗？
笔者在与一些青年作家聊天时，曾问及他们对“著名”的看法。有的说：“随它去吧，不必当真。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品没有影响，落个‘著名’的虚名有什么意思？”还有的说得尖刻一些：“这是写作人的小家子气的表现。没见过大作家、大艺术家，捡到鸡毛就当令箭了。”他们的说法不一，态度有异，但他们都十分清醒，都能客观地对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真令人由衷地高兴。
——刊于《唐山晚报》1998年4月23日
举“主编”不知书
各省学术界的朋友们往往是二三年才见一次面，因此在会余时间几位知己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次Q省的P君给我们讲了一个“举‘主编’不知书”的故事。他说他们学院的领导在省教育厅的教授评审答辩时大出其丑。答辩时，评委问他：“您主编的科研成果很多，涉及的学科也很广泛，有关于小平理论的、有教育学的、有心理学的、有历史学的、有物理学的，不知您的强项是哪个学科？”他的脸一红一赤，但又不能不回答评委的提问，就所答非所问地胡乱讲了一气。评委们对其回答很不满意，但因为有权威人士关照，评委们很知趣，就“高抬贵手”勉强通过了。
P君告诉我们，他们这位领导是位“大字报大学生”，虽说有本科学历，却只读了半年大学的文化课。由于自身占有某种优势，多年来一直是平步青云。尤其是担任院级领导以后，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成果，但职称是荣誉不能放弃。于是一些被领导关心而又关心领导的人，就设计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请领导当主编。这么一来，不仅为他们那些炒冷饭的“著作”找到出版的机会，而且出版印刷经费可经领导签字报销，出的书可经领导批示摊派给学生，还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至于院领导，自己不必秉烛达旦地写稿、审稿，只是签个字，批个示，就堂而皇之地当了主编，晋升职称时有一大堆主编的“著作”，又何乐而不为呢！
古代有句话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说的是道德失衡所导致的社会畸形。我们所说的“举‘主编’不知书”的现象，也是一种道德失衡的行为。为了满足个人晋升职称的私欲，沽名钓誉、不劳而获地当“主编”，这就导致职称评定的不公平竞争。
——《中华读书报》 2000年3月22日
学术腐败，出版界难辞其咎
学术腐败的根源在哪里？从个体看，当然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道德的失落、急功近利的物质追求有关，但是从整体看，应该说学术评价体制的不健全，为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提供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出版界出于利益的驱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转化为“物质”的“成果”，客观上起到了为虎作伥，呐喊助威的作用，的确是难辞其咎的。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来，为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出版界开了“协作出版”的先河，继之发展为买卖书号，而且愈演愈烈，竟然发展到不问学术质量如何，只要肯于出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学术糟粕变成菁华。本来“协作出版”是为了使那些读者面窄的高深的学术著作得以问世，这是对出版界走向市场的一种补充措施，可是一经某种物质利益的介入，这种“协作出版”就被污染了铜臭味，变成出版社谋取利润的杀手锏，同时也为某些学术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譬如有位历史系的老师为了评上教授，将自己的“多年一贯制”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讲义，稍加改头换面地进行修饰，买书号出版，并把这些书摊派给学生，既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回报，又晋升为教授，真可谓是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之？试若出版界不为这样的教师出版“著作”，他那陈陈相因的、拾缀百家衣式的讲义，就没有问世的机会，也就净化了出版资源，减少了学术腐败的渠道。此其一。
其二，为学术腐败提供合法化渠道的还有各级学院的学报。计划经济的“小而全”的观念已经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在由国家拨款的高等学校，特别是级别较低的学院（或专科学校），仍然阴魂不散。这种“你有我也有”的思想在高校仍然很有势力。不管学校的规模大小，也不论师资的学术水准如何，你那个大学有学报，要是我没有，不就显得矮人一等吗？更何况我作为领导也要评职称，没有学报怎能行？于是走门子，拉关系，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学报。这里不是说大学不该办学报，而是说不能盲目追求，要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而定。有些学院的学报有着先天的不足，如人员素质低，多数编辑是从教学上淘汰下来的，或者从行政人员中分流出来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甚至连编辑的基本功都不懂，只是勉力为之。有的学校虽然采取编委审稿的办法，可是这些编委的学术水平本来就不高，根本不能保证学报的学术质量。尤其是许多学报采取收版面费的办法，如同出版社卖书号一样，只要稿件内容不与“三个代表”唱对台戏，交了钱（版面费），就来者不拒，顺利刊登，又如何保证质量呢！这就为一些剽窃、抄袭，以及炒冷饭的“成果”赋予了物化的现实。还有的学院级学报稿件严重不足，对于名牌大学的来稿更是奉若神明，不问质量如何，不核对有无新意，一律照发，而且还破例地高额付酬。这就为名牌大学的学术腐败设置了滋生的温床。试若对于学院级学报采取脱离学院“管制”的体制，采取单位会员制，由本省的单科性的学术团体编辑出版，既可以优化编辑队伍，提高编辑质量，也能够堵住学术腐败的发生。
显然，出版界已经成为学术“黑洞”的助纣为虐者。清除学术腐败，除了从体制上改变“全民搞学术”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外，那就应该从出版界入手，净化出版环境，从根本上堵塞学术腐败的源头。
——《出版广角》2002年第8期
《出版广场》2002年第6期
尴尬的赠书
有位朋友从报纸上得知我又出版了一本小书，就很是热情地向我索书。我恭恭敬敬地签上名，双手呈赠给他。可是后来我们聊天时，发现他对我的写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连我搞哪方面的专题研究都不知道，似乎只知道我是个爬格子的书生，根本不知道我取得了哪些成就，社会的影响如何。我很悲观地察觉到，我赠送给他的书，连前言和后记他都没有看。他之于索书，兴许是出于以占有为快，或者兴许是出于礼貌，并不在乎读与不读的。于是乎，为了回避这种尴尬的赠书，我不得不收缩赠书的范围，谨慎地对待给友人的赠书事。
有时徜徉于旧书摊，偶尔见到朋友出的书躺在那里，就怜惜地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我的作家朋友签名的赠给他的朋友的书，出版刚刚一二年就被朋友的朋友当作废纸卖到了这里，喜也乎，悲也乎？如果不是有意的考验一下它的升值价值的话，那就是对写书的朋友太不够尊重了。我没有勇气像传说中的贾平凹那样，把他赠朋友的签名本从垃圾堆拣回来，再签上名回赠那位朋友。由此得到借鉴，为避免尴尬的赠书，就尽量少给朋友赠书，少给他们添麻烦。
当下的赠书，的确有些令人尴尬的事。譬如，有的领导把写书人的赠书看作是目有领导，尊敬领导的表现；有的同志把出书人的赠书视为一种“平等的待遇”，赠给他也应赠给我。你给我书就是瞧得起我，一个战壕的战友，反之就不是铁哥们，另眼相待；还有的同样属于“爬格子”的人，得到了别人的赠书，不以为喜，反倒觉得这是在“邈”他，甚至掷之如敝屣。这些人所着意的不是想分享朋友出版著作分喜悦，而是赠书的这种行为，因此，赠书之于他们，是根本不阅读的。如果幸运被插在书架上，否则就成了书摊的的“商品”了。
出于上述的因由，我对向图书馆赠书却是情有独钟。我认为，书籍作为一种公开出版物，是人的一种精神食粮。书籍出版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评定职称，而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的载体和空间，阅读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受益的人群也就越加庞大。赠送给图书馆的书可以说是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开放体系，能使读者有机会阅读。退一步说，与其赠书的朋友不读赠书，还莫若让素昧生平的读者阅读，更容易发挥书籍的作用。但也不是顾此而失彼，我的书还是要赠给一部分朋友的。譬如，为了向老前辈汇报成绩，回报关怀，赠书是绝好的一招；为了与同好者互通信息，赠书能促进往还，相互激励，彼此相长；为了扶持年轻人，对他们的索书要求我是有求必应。我的思想的底线就是书尽其用。诚然，作者写的书是渴望读者阅读的，即使是阅读些许篇章，作者也会感到欣慰，这是毋庸置疑的共识。可是尴尬的赠书恰恰就尴尬在连作者的这点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
换个角度说，对朋友的赠书都做到从头到尾地阅读，也是强人所难，就连我自己也做不到。我每年都收到很多海内外作家的赠书，有的竟是全套文集达20大册，竭尽全力也不可能把这些书都阅读完，因为我还有自己的业务工作要做。然而起码能够做到的，就应该是对赠书的“前言”、“后记”、“附录”，以及某些影响大的文章仔细地阅读。即使你没有时间阅读全书，把这些内容读过了，特别是“附录”部分往往有着涉及作者的极为宝贵的内容，也就对作者和全书有了大概的了解，或者再读些作者在“前言”中特地指出的篇章，就更体现了对作者的劳动的关注与尊重，同时也算是对作者赠书的回报。当然是读得越多越好，不过做到了上述的最低的要求，赠书也就不至于尴尬了。
呼唤名著“缩编本”
去年教育部根据新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向中学生推荐了经典名著30种。这种举措从道理上讲，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的得力措施，也受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欢迎，更引起出版界的重视，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三四套“教育部推荐图书”充斥市场。然而，这些“推荐书目”的接受对象，却表现得相当地冷漠。究其因由，据笔者了解，一是目前中学生课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虽说近年大学连续扩大招生，多数学生上大学并不难，可是由于名牌效应的影响，家长和孩子已不在满足于取得大学学历，而是想读名牌大学，这就使得他们在“减负”的声浪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哪里有时间和精力读这些名著呢？二是如今真正“减负”的学生们的课余时间，面对各种现代化的“玩”的手段的多种选择，可以各择其好，玩个痛快，似乎不情愿和没有时间坐下来啃名著。三是如今生活节奏快，年轻人喜欢吃快餐，喜欢读科幻和身边发生的故事，没有耐心读那些遥远年代的“老掉牙”的名著故事。或因如此，教育部的“推荐书目”除了个别教师、家长热心外，在书店一直坐着冷板凳。
对于中学生的这些思想动向，笔者认为不能怪罪于孩子的“不长进，无兴趣”，也不能怪罪于孩子脆弱，经不起其他的课余生活的诱惑，应该从我们良好的愿望的自身找找原因，力争作到既适应当今中学生的心理需求，又能提高中学生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目的。这就要求：
一是精选名著，不必贪多。在50年代，每年暑假团中央都推荐几本有意义的书，号召大家利用暑期来读，有的城市还组织读书报告会，或请作家与学生见面，效果是相当不错的。这样每年读两本，积少成多，中学六年就可以读十几本名著。而且分散于寒暑假或借助于某种机遇来安排，便于创造阅读环境，提供多方位的传媒辅导。如去年借助于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播放，出版社“大炼钢铁”，掀起读小说原著的高潮，对名著普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
二是从实际出发，精选名著。去年教育部推荐的30本书目，应该肯定是经典名著，但让人感到选家有些书生气，忽视了中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实际。像《歌德谈话录》那样的大厚的理论书，让中学生读有些强人所难。这类专业性很强的文艺理论著作，是面向中文系师生或文学工作者的，一般的中学生或大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列为推荐书目的。还有的文学经典则经典矣，在文学史上有价值，但推荐时没有注意学生的可读性和对人生的启迪性。
三是呼唤名著的缩编本。50年代曾出版过好几种名著的缩编本，如著名作家菡子缩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页码仅仅相当于原著的四分之一，而且该书的主要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叙述结构和语言风格等都保留原貌。它不同于如今流行的名著故事梗概，让人读来觉得干干巴巴，体味不到作家的风格和韵味。这种缩编本只是去掉小说原著的枝蔓，突出了主干，除了个别的衔接性语言外，全保留着原著的语言风格。同样可以领略原著的韵味，受到原著的熏陶。假如将一些经典名著搞一些缩编本，每本十几万字，读来便捷，重点突出，还节省阅读时间，何乐而不为呢！笔者认为，这种经典快餐学生们一定能够接受！
——《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日
正版软件质量堪忧
去年以来软件市场上给人们带来一些欣喜：出现了一些带有注册商标的正版软件，价钱便宜，每张只卖10元钱，吸引了很多人购买。试想一套《二十五史》纸张版要一两千元，而电子版却只卖10元钱，真是便宜到家了！
然而，这种正版软件，并非全是货真价实的。且不说有的消费者反映的游戏软件，让玩家挠头，有的歌曲MP3软件炸碎在光驱里，单就笔者亲自经历的文史资料软件的问题，就可以得出“质量堪忧”的结论。
实证之一，怪码、怪符充斥软件。笔者买的“亿友软件”《二十五史》，就有多处有怪码和怪符。譬如《清史》的卷六九，“志”四十四（第8页）就有怪码两行，卷七十，“志”四十五（第15页）就有怪码六行。此外还有一些怪符，如卷六九的第23页，有这样的文字：“嘉庆十三年裁主薄，置¤通判。中镇水郿大渡河，自清溪入，迳 ‖ 又东入瓘眉。∩ 岭夷十二姓地。”句中的 ¤、‖ǁ、∩等怪符，并非是原《清史》中所有的，显然是用怪符替代了很有价值的字。此外，该软件还有一些缺字、漏字和胡乱拼紫的现象，就不一一列举了。无庸质疑，像《二十五史》这样的史学经典，肩负着记录历史、佐证历史的重任，它的正确与谬误，它的舛误或缺失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一般地说，这样的经典都不允许出现错别字，那么对这种怪码、怪符更是不应该容忍的。还有的像《全唐诗》（圣碟版）提供了繁、简体字的功能，但繁体字这只是虚设，根本打不开；《全宋词》的繁体字打开却是怪码，根本无法读。不瞒您说 ，以前我买过盗版的《二十五史》，竟然没有什么大错，难怪盗版的市场总也清除不掉呢！
实证之二，版权意识差。《中外名人传记百部》，在两张光碟里收集了百位中外名人的传记，可谓工程浩大。可是有相当的篇章没有作者署名，只是标为“ⅹⅹⅹ编著”。这样标识弊端有三：一是对名人的事迹不负责任，有些内容是虚假、编造的，信不信由你，一旦出现舛误，撰稿人概不负责；二是该文是抄袭的，担心原创者追求责任，不敢署名；三是降低了读者对“传记”的信任度，名人传记之所以受到读者的青睐，主要是人们崇拜名人，希望从名人成长的过程中，寻求到可资借鉴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可是连编著者都不敢署名，这样的传记读了有什么用？作为一种公开的出版物，无论是署名或不署名，都已经成为社会的产品，都应当承担社会的责任。即使编著者不愿署名，而出版者也应予以规范的，这是起码的版权意识。这样的正版软件不仅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同时也亵渎了音像出版公司的声誉。
上述问题恐怕不是制作设备的落后，主要是制作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的问题。据说目前制作资料性软件的大多是学计算机出身的工科毕业生，文史素质捉襟见肘，先天不足，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令人齿冷的事情；再之，有的软件的功能性差错，就是制作人员疏于责任造成的。且不说给读者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正版软件有什么资格同盗版软件竞争呢！
——《出版广角》，2002年第8期
"文革"前于是之演过毛主席
3月15日《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周晓洲先生的《“文革”前于是之演过毛主席吗》，以教师爷的架势教训了《北京青年报》2月24日、25日报道有关于是之的文章作者。指责该作者在文章中称于是之“文革”前演过毛主席的情节，是“记者抑或编辑大家们的妙笔生花所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尊重事实的话，那么事实的回答却是：于是之确实在“文革”前演过毛泽东！
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李伯钊是一位经过长征的文艺战士。她一直有个宿念，就是以自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感受，把这一举世闻名的壮举表现在舞台上。她酝酿了好久，决定在剧中要写伟大的毛泽东，也要写红军中的无数英雄的战士，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解放初期，在她创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后，就着手创作三幕九场歌剧《长征》。剧中的主要人物是新战士谢富贵，他曾是江西叶坪乡政府的通讯员，在长征途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考验，成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并在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时，同毛主席见了面。这个歌剧是李伯钊与于村、海啸、梁寒光、贺绿汀等人合作完成的，由焦菊隐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前后达45场。于1951年10月出版了演出本。在这个剧本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毛主席的形象。剧中的毛主席背对观众，面向红军战士，进行作战动员。饰演毛主席的演员就是于是之！这是我国舞台上首次出现的革命领袖的形象。但是李伯钊并不满足于这个剧本，想改写为话剧剧本。后因她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此构想未能如期成为现实。
1975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及他们的小儿子杨绍明被软禁在山西临汾。尽管一家三口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还是共同构思着反映长征题材的话剧剧本。1978年回到北京后，李伯钊请“中戏”的王树元、“人艺”的李滨作她的助手，于1981年写出长征题材的话剧剧本《北上》。剧中再现了红军时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张国焘等高级领导人的形象。这个话剧是由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至于哪位艺术家饰演的毛泽东，不得而知。
诚如周先生所说，“真实是新闻的灵魂”，而要做到这一点，看来还需要作者、编者和读者协同合作，共同把关，尤其是对过往岁月的事实，不要给青年人造成误导。
为“七月流火”正名
近年来，“七月流火”这个词日渐在报章杂志上走俏。大凡写到炎热的七月，经常见到“七月流火，汗流浃背”、“七月流火，暑热猖獗”、“七月流火，骄阳高照”等等词语。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搞错了“七月流火”的实际内涵。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诗为周代时豳国的民歌，故称“豳风”。豳国，古国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和彬县一带。当时周代各地所用历法并不统一，有夏历、周历、豳历、殷历等。《七月》为豳风，所述“七月”应为豳历。据诗经学家高亨考证：“豳历七月即夏历七月，自四月至十月都与夏历相同。”可见这里的“七月”，是指夏历（阴历）七月。“流火”中的“流”，是“向下去”之意；“火”，星宿名，又称大火、火星、心星、心宿。每年夏历五月的黄昏时分，此星位于天空的正南、正中的最高位置；到六月便向西斜，七月则更偏西下。这颗星的方位移动被视为“寒暑之候事也”，就是说，这颗星的不同方位反映了气温的变化。五月时气温最高，到了六七月，暑热渐渐消退，天气渐渐凉爽。如果把上面的这两句诗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七月的黄昏火星西沉，九月秋凉发给御寒衣。”可见，“七月流火”，并非是七月像火焰流动那样炙热难耐，而是说到了七月，火星渐渐西沉，天气逐渐凉爽。这说明当年的七月，虽属于夏季但并非像现在那样炎热。
现在有些文章从字面上望文生义，颠覆了“流火”的本来意义。要是我们的作家、编辑、记者用错，就会给人以错觉，以讹传讹，后患无穷。
——《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26日
招牌文化的审美情趣
商店、企业的招牌是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反映着经营者的思想意识、文化修养、情趣爱好和审美追求。招牌命名得好，装潢得精美，不仅辐射出一种文化信息，而且犹如无声的消费向导，有助于招徕顾客，促进消费。
一些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经营者，命名的招牌多引经据典，出之有据，追求一种高雅典丽的美学况味。如，“稻香村”，取自《红楼梦》中李纨的笔名，“味莼园”，取自晋人张翰留恋故乡的莼羹鲈脍而辞官的故事；“晴川饭店”，取自唐诗人崔灏的“晴川历历汉阳树”的诗句；“仙客来”，则以报春科的一种花来命名，更是别具含蓄韵味。此外象“一品香”、“得月楼”、“正阳春”、“楼外楼”等，或源于诗词名句，或始于创业老板的欣赏趣味，都以超凡脱俗，典雅瑰丽的风韵给顾客以美的陶冶与享受。
有些店铺的合作经营者喜欢选取一些对自己、对顾客都感到吉祥如意的字眼儿来命名。如，“同仁堂”、“亨得利”、“三义和”、“全聚德”、“盛锡福”、“谦样益”等；或是反映经营者为求得财运亨通而励精图治的精神面貌，或是表达合作经营者志同道合的心愿，或是兼及对顾客的吉样祝福，都洋溢着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使人产生温馨和参与或投人的兴趣。
还有些平民出身的经营者不期望与那些阳春白雪比肩抗衡，而是自辟蹊径，以质朴、鲜活、入俗的下里巴人式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如，“狗不理”、“东来顺”、“老二味”、“王麻子”、“家外家”等。这类招牌俗味十足，但又富有幽默感和滑稽意味；同时又平仄和谐，琅琅上口，易说易记，其审美效应足以与典雅的招牌相媲美。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年轻的商业经营者思想活祆，眼界开阔，尤其是对带有舶来意味的招牌更感兴趣。他们不再恪守传统的招牌形式，而是广纳博取，独标一帜，以新、奇、特的形式扬名于市肆。如“黑瀑布发厅”、“黑猫餐厅”、“梦乡公寓”、“阿波罗料理店”、“新奇特精品屋”等。这类商店的业务带有新潮性，恰恰迎合了新潮顾客的消费心理和需求。
招牌文化是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文化联姻的结晶，也是一种以形式美为表征的文化现象。这种美的招牌如能与经营活动的内在质量相谐调，必将产生出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审美效应，使抢眼的招牌更加夺目。
——刊于《首都经济信息报》1993年6月13日
西花厅与悠悠缅怀情
十二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不仅表现在影片以周恩来光彩照人的人格力量为基调，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而且在艺术架构上的匠心独运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叙述方式上，此片采取专题的形式，并运用影视艺术的特殊手段，通过镜头的切换、对比、象征手法的运用，将与周恩来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分门别类、详略得当地予以介绍，还穿插了一些当事人的叙述，把形象的画面同概括性的介绍融为一体，既显得张弛有致，节奏鲜明，使人感到凝重、活泼，动人心“弦”。尤其是空镜头西花厅的反复出现，更是新颖独特。许多集的核心部分都出现周恩来生前居住过的西花厅。或远景，或中景，或夜景，或日景，重现率极高，为其他文献片所鲜见。编导者如此设计，一是出于对周恩来来的深切缅怀的感情，借鉴了唐代诗人崔灏的《黄鹤楼》诗意。这首诗的首、颔两联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意指仙人乘黄鹤而去，唯余空楼，抚今思昔，不胜唏嘘。编导者以此；来开发、营造意境，旨在写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对周恩来追思不已的无限深情；二是以西花厅为结构线索，将跨越时空的事件，用浓重的缅怀情感串联起来，使之成为首尾圆合，气概苍莽，感情真挚的艺术氛围，以便产生牵魂动魄的艺术魅力。
——刊于《唐山晚报》1998年3月5日
从《泰坦尼克号》想到唐山地震
谁也没有想到，86年前英国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腹海撞上灿沉没，会造就今日的艺术辉煌。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给好莱坞导演卡梅隆赢得了奥斯卡十一项大奖的殊荣。由此，我联想到唐山的大地震，也属于惨绝人寰的悲剧，会不会在若干年之后，出现一部轰动震宇的大作品（大制作）？
进口巨片《泰坦尼克号》应该算是一部灾难片，对于这样的题材，天才的卡梅隆，选取了一个邂逅爱情的视角，将杰克与露丝的感情系念贯穿于影片的始终。在这条爱情线索的牵动下，展示了人们面对冰海沉船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在这个生死危难的紧急关头，人性的优长与弱点，人们的生死情仇的本质，以及贫富和性别的差异，都得到高度的浓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则寓言，昭示给我们的是在生死的临界线上，人性“甲克”的拉链最容易松脱，灵魂的真相最容易裸裎。
联想到唐山大地雳，报告文学、小说和影视作品已多有表现，但大多停留在表象的反馈，鲜少对人性的深层次发掘。往往是注意展示地震和救灾的过程，并没有更深人地表现人的“灵魂的裸裎’。对于一场“当惊世界殊”的大地震来说，面对着灾难的突然爆发，人们不可避免地被置入接受考验的境地。人性的长处与短处，灵魂的高尚与卑劣，人们的恩恩怨怨，以及生存环境的质量，都能倾刻予以显现。而展示这一时刻灵魂深处的东西，更能透视人们的精神本质。不妨以《泰坦尼克号》为例，在邮轮急速下沉时，那几位艺术家不慌不忙地演奏乐曲，以稳定旅客情绪的尽职精神；那拥金百万绅士，不因自己有钱而抢先逃命的高雅风度；露丝见杰克未上救生艇，又跳回甲板与杰克同舟共济的纯真的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灵魂爆发的故事，都是可歌可泣的。在唐山地震中，这类事件并非鲜见，只是我们还没有选择更合适的视角和艺术形式予以表现。
唐山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也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矿藏。笔者相信，只要肯于发掘，这一灾难也会造就艺术的辉煌。若干年后，或许有以唐山大地震为题材的影片成为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刊于《唐山晚报》1998年4月21日
影视剧改编的误区
将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使不同层次的观众都受到名著的艺术陶冶，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壮举。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影界成功地改编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红旗谱》等作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广大观众了解现代、当代文学的精品打开了有益的窗口。近年来，随着影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一股“改编热”，出现了一批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这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或因其“热”，参与改编者伙，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使一些名著的改编步入误区。其表现之一是，未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处理好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制作《水浒传》就是一部作践历史唯物主义的电视剧。这部依据已被淘汰的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改编的电视剧，突出了宋江的投降招安和打方腊，严重地削弱了小说《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改编者不仅淡化了水浒英雄的豪气和济困扶危的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篡改了历史，大肆渲染宋江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镇压农民起义英雄方腊的场景。这就颠倒了黑白，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宋江“反倒成了“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了。这是对农民起义的丑化，也给人们思想上带来混乱。
其表现之二是，改编者忽视了忠实原著和再创作的关系。名著改编首先要深刻理解原著的立意，保留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基本性格，以及作品的基调和风格，这就是忠实原著。改编的再创造，必须不离前者的重心，但有些影视剧的改编，却出现了曲解原著，“进行再创造”的现象。电视剧《雷雨》把繁漪在原著中的被逼疯，改为她悔恨交加而自杀。这就抽掉了繁漪的“雷雨”性格的特征，阉割了《雷雨》的灵魂。此外，像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在女儿国的春心萌动，电影《祝福》中祥林嫂怒破庙堂门槛等，都违背了原著的本意，也离开了人物思想实际和性格逻辑。
将名著改编为影视剧，是一种艰苦的艺术劳动，需要改编者、导演和演员做出艰苦努力，来不得半点“想当然”的推理，更不应为迎合社会时尚而肆意践踏和改变原著的本意。
——刊于《唐山晚报》1998年6月26日
怀念《丹娘》
前苏联故事片《丹娘》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它是我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而是由于丹娘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员的伟大品格，她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怀。
《丹娘》的主人公本名卓娅，原是莫斯科的一个女高中生。当德国法西斯将魔爪伸到莫斯科近郊的国难当头之际，她象许多同学那样，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投笔从戎，奔赴抗敌的最前线。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陷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敌人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只称自己是“丹娘”（红色姑娘），半点军事秘密也没有透露。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把她送上绞刑架。至今我还记得，在绞刑架上绞索套在她脖子上时，敌人让她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但她昂首怒目，痛斥德寇，义无返顾地把自己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看着这部电影，我自然地联想到以前读过的刘胡兰的故事，感到丹娘就是苏联的刘胡兰。她们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伟大的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是极为相似的。只是《丹娘》的形象的电影画面，留给我的印象却比读书更为深刻。丹娘的光辉形象，使我深受鼓舞，从敬仰丹娘生发出对共产党员的羡慕，从丹娘为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理想，生发出接过丹娘的火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强烈信念。在丹娘的鼓舞下，我加入了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三个月转正后，我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参加了党课学习。可以说，是在丹娘的影响下，在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时期，选择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的。
1952年夏，反映丹娘原型生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出版。这是他们的母亲留波芙·科斯莫杰绵斯卡娅写的记录卓娅姐弟成长过程和为国捐躯经历的纪实文学。很快就在中学生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间，学习卓娅的行动几乎风靡全国，许多中学开展“卓娅班”、“丹娘班”的活动，“卓娅班”、“丹娘班”的三角旗挂在哪个班的教室，每个成员都感到无比自豪。还有许多女同学纷纷改名“×卓娅”，或者以在名字上带上个“卓”或“娅”字为荣。由此可见卓娅（丹娘）在当时青少年中的影响之深远。
我当时对《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读得如饥似渴，备加珍爱。遗憾的我那本书在“文革”中，卖到废品收购站。现在真想再读一读，也想再看看电影《丹娘》。
——刊于《唐山晚报》1999年9月23日
从电影《孔繁森》想到的
在表现干部题材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焦裕禄》和《孔繁森》。焦裕禄和孔繁森都是人民的好公仆，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关系群众，心系人民，为改变所负责地区的落后面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二者相比，我觉得《孔繁森》更为感人。
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焦裕禄与孔繁森所处的大环境有了变化。焦裕禄生活的艰苦奋斗的60年代与孔繁森所处的社会转型的80年代，在物质条件和生活追求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更能磨砺出人的精神的火花。虽然焦裕禄和孔繁森的心系群众的高尚品质，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一脉相承，都典型地体现出一个优秀的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但是我觉得孔繁森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裕禄，却比焦裕禄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对现实生活也具有更多的启迪意义。
孔繁森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始终象普通干部那样，保持着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始终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严于自律，决不搞特殊化。他在阿里乘坐的汽车是极普通的越野车，住的是普通的办公室。他带领阿里的干部去北京申请补助时，与随员一起住在条件简陋的旅店。随员小马自己花钱为他买了件百余元的白衬衫，却招来他大发雷霆，埋怨他有钱应捐给穷苦的牧民，不该乱花钱。这与那些“穷庙富方丈”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
孔繁森心系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当他的妻子和女儿万里迢迢来拉萨看望他时，妻子患了病，需要手术治疗。但他让其他同志去照料，自己却赶赴暴风雪围困的牧区，帮助牧民解决困难。当他发现教师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时，马上责成教委主任设法解决。当他得知82号兵站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报纸和信件时，立即给阿里邮电局长打电话，要求迅速落实。这与那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和绕着问题走的“甩手干部”，该是何等强烈的对比！
孔繁森当官不象官，始终位高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质。他深入牧区访贫问苦，为贫病交加的牧民看病，解怀暖脚。特别是对他收养的两个地震孤儿，亲如祖孙，爱似掌上明珠。可是在一个大雪天，两个孩子要搭他的车上学时，他坚辞拒绝。亲自冒着风雪步行送孩子到学校。这与那在老百姓面前摆官架子，觉得处处高人一等的人，以及夫贵妻荣，父贵子显的人的思想相比真是霄壤之别！
孔繁森象焦裕禄那样是人民的好公仆，他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共产党员的伟大风范。对这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干部，人民拥护他，爱戴他，更不会忘记他。同样，成功地塑造这一伟大的人民公仆的优秀影片《孔繁森》，也将象孔繁森那样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扶植唐剧发展，创造特色品牌
近年通过调查研究，觉得应该大力扶植唐剧发展，打造我国独一无二的戏曲品牌。
其一，唐剧是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在唐山市的新剧种，它的音乐唱腔源于唐山皮影，表演艺术继承了我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并吸收借鉴了唐山民间舞蹈艺术，是我国戏曲艺坛的独一无二的新剧种，也是我国戏曲革新的重要收获。虽说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都起源于我市，但并不是我市独占鳌头的戏曲品种，皮影在山西、陕西、湖南等省都有很长的历史；乐亭大鼓在京津曲艺界一直后继有人；至于评剧在京津及沈阳、石家庄的剧团已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唐剧是我市的一支独秀，她的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这个剧种的命运。
其二，唐剧进一步丰富、张扬了皮影的优长，皮影的板腔调，如“平调”、“花调”、 “悲调”、“吟腔”和“三赶七”等，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较之皮影更凸现了立体美及亲和力。这都符合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受群众的喜爱。唐剧的每次演出看，场场爆满，观众掌声不断。这就是唐剧生命力的所在。扶植好唐剧不仅是满足了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愿望，更为国家的戏曲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三，唐剧自诞生以来，创作、改编和移植了《血涤鸳鸯剑》、《红云崖》、《迎风飞燕》、《人影》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奖”。几十年来还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演员队伍。他们在唱念作打等艺术功力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积极扶植唐剧，既能使唐剧的剧目更为完善，还能使演员的演艺精益求精，形成艺术流派，打造独有的戏曲品牌，成为我国艺坛上的一支奇葩。
——刊发于《唐山晚报》2004年4月8日
建立地方戏曲博物馆
我市在地方戏曲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俗称“戏曲三枝花”的评剧、皮影、乐亭大鼓，都发祥于我市。尤其是评剧和皮影，已在全国发展成具有相当影响的大剧种，为弘扬其传统，应该建立为其寻根问祖的博物馆。
以评剧而论，在我国评剧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几件事，都发生在唐山。如，被称作中国的“莎士比亚”的评剧的创始人成兆才诞生于我市滦南县，评剧演出的第一个剧本是成兆才创作的，我国戏曲演出的时装戏（现代戏），也源起于评剧，首演评剧的永盛茶园也在唐山。此外唐山还是培养评剧界名家的摇篮，许多评剧界的名伶，如韩少云、花淑兰、洪影、范金亭等在评剧发展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名家，几乎都是从唐山走向全国的。
以皮影而论，虽说我国自宋代就出现了皮影，但真正用驴皮制作影人的，还是我市滦县安各庄的黄素志。对皮影但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
至于乐亭大鼓更是我市的“土特产”，它起源于乐亭，繁荣于京津。虽说它的影响面较小，但是她那“九腔十八调”的曲牌，或委婉清秀，或高亢激昂，刚柔相济，雅俗共赏，深受欢迎。
作为这三种戏曲艺术的发祥地，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其昨天和未来的发展负责。如浙江的嵊县是越剧的发祥地，早就建立了越剧博物馆，如今已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很受旅游者的欢迎。建立我市戏曲博物馆，就便于以物化的形式凝固历史，给后代以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同时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市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发展旅游事业。经历了“文革”和大地震的浩劫，涉及这“三枝花”的文物，损失极为严重，但尚有抢救的余地，如不及时抢救这些文物，以后的损失更是难以补弥。
——刊于《唐山晚报》2002年3月22日
诗歌鉴赏五则
读李大钊的《山中即景》
李大钊是我国新诗处女地的开拓者之一，他首开了借新诗言官革命志的先例，为诗坛带来刚健清新的气息。他的《山中即景》发表于 1918年9月，是大钊新诗的滥殇之作。
其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其二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这两首诗写于1918年7月的大钊在昌黎五峰山度暑期间。当时，他在十月让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启示人们翘首观瞻革命的曙光。而中国反动军阀却配合帝国主义对苏进行武装干涉。面对反动派的侗吓，大钊没有消沉委顿，除了执笔为文，还挥毫赋诗，抒发胸臆。《山中即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是从虚实双重角度，概括地描摹了五峰上的层峦叠嶂、草葱树茏的宏观的造化美，抒写了诗人领略秀美山景时的主观感受。“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则转而具体地描写客体，极写山深林静，游人罕至的静谧情境。这里，诗人将“无人迹”与“响流泉”相对照，使得动静相衬，静谧的环境显得更为幽深，也使流泉之“响”更为昭然。诗人的笔触似乎漫不经心，但却以此将他看到革命曙光的欢愉心情客观化，形象地揭示出：在万籁俱寂的中国，已经听到了响彻山林的泉声，已经现出了光明的熹微，从而把诗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新高度。
第二首在思想脉络上紧承第亠首，侧重抒写了作者面对艰虞万难，坚信胜利在握的革命襟怀。作者深信，白云终究会飘逝而散，巍巍青山将傲然挺立，展现其雄姿。诗人巧妙地暗示出：反动派的猖狂，只是如同山中的云雾一样的暂时现象，人民革命的力量有如青山，摧不跨，迷不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两首新诗借鉴了我国古诗直写景物而内含曲意的手法，表面上似不用意，其实却融情入景，神游物外，托物抒怀，相得益彰。
——刊于《唐山劳动日报》1989年11月1日
读李大钊的《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这是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春在日本写的一首诗。当时的中国正是“风雨如磐”的时代，1915年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废除了共和体制，登基称帝。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立即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保卫共和、反对帝制的浪潮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都督蔡锷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点燃了护国战争的烈火。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同志，闻讯深受鼓舞，放弃学业考试，立即回国，准备参加讨袁护国运动。但他回到上海不久，袁世凯就被迫取消了帝制，于是李大钊又返回日本。当他到了日本江户时，恰逢他的挚友幼衡准备回国。大钊同志在为幼衡送行时，口占这首绝句，抒发了对中国政局黑暗腐败的愤激不满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了他为重建神州而矢志奋斗的坚定信念。
李大钊同志的这首诗，立意深邃，感情激越，气势雄浑。头两句写离情，“壮别天涯未许愁”句中的“壮”字，写出了革命者的离别和英雄气概。大钊同志送挚友幼衡回国，天涯作别，各自一方，离愁别恨，难免发生。然而为了实现救国大计，创建“理想之中华”，则又觉得不应有任何的忧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中的“尽”字，将作者抛弃个人离愁别恨的革命豪情和为实现革命理想矢志奋斗的决心 表现得淋漓尽致。后两句着重写作者对革命胜利的憧憬。“何当痛饮黄龙府”，是借用了当年民族英雄岳飞抗击金兵的典故，“黄龙府”是金国的京城，岳飞为抗击金兵对部将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这是用来喻指消灭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大家痛饮祝捷，欢庆胜利。“高筑神州风雨楼”句中的“风雨楼”，是“理想之中华”的代称，此处用兴建“风雨楼”来喻指“理想之中华”的 创建和纪念革命成功。这首忧时伤民的诗章表现了大钊同志的革命壮志豪情，并以此相互勉励，以增强为革命理想奋斗到底的坚强意志，坚定对革命前途的胜利信心。
——刊于《唐山劳动日报 》 1979年5月4日
读吉鸿昌的《就义诗》
1933年11月24日，抗日英雅吉鸿昌将军在英勇就义前的最后一刻，他披上斗篷，步履轩昂地走向大雪覆盖的刑场。只见地俯身拣起一根干树枝，在刑场的雪地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愤怒出诗人。”这是吉鸿昌同志的慷慨激昂之作，也是他的崇高品质、坚贞操守、对中国革命赤胆忠心的写照。它抒发了作者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字字凝聚着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读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激人斗志。
诗的前两句把“恨”和“羞”形成对照。语言朴实质直，但又语义双关。含蕴丰富，充满对蒋介石集团苟且偷生、投降卖国行径的愤怒地斥责，以及对自己没能在抗日战场上战斗到最后一息，深感遗憾与自责。当年，吉鸿昌曾被迫出国“考察”，归来后，立即投人了抗日救亡活动。为起兵抗日，他变卖了家产，购置军械，招集旧部，组成了抗日武装。多伦一战，重创日寇，使全国人心振奋，倍受鼓舞。而他却因此身陷囹圄，现在壮志难酬，怎能不义愤填胸，感慨万端呢？
后两句是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开门揖盗，使日寇长驱直人，祖国大好河山日趋沦陷，人民横遭涂炭。面对悲惨现状，一个有志于拯救民族灾难的战士，岂能安生、惜命？“我何惜此头”一句，生动体现了吉鸿昌同志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袒露了作者不甘受奴役，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诗如其人。吉鸿昌同志虽然壮烈牺牲46周年了，我们重读他的遗诗，仍感到他那颗火热的心在强烈跳动。他的诗情真意切，铁语铮铮，不愧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章。“如闻謦欬精神振，展诵遗篇识所归。”烈士忠魂不朽，壮丽诗篇长存。
——刊于《唐山劳动日报》1979年11月29日
读续范亭的《绝命诗》
赤膊条条任去留，
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
愿把身躯易自由。
这是革命老人续范亭在1935年底写的一首《绝命诗》。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华北，担任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续范亭深感民族危亡严重，亲赴南京呼吁国民政府抗日。可是他所见到的却是蒋介石政府媚外卖国，委屈求和。他为此悲愤至极，来在中山陵前，哭陵悲歌，写了这首《绝命诗》后，剖腹自杀，以示抗议。幸好抢救及时，得以治愈。但他的义举却震动了全国，因此这首《绝命诗》也一时洛阳纸贵。
“赤膊条条任去留”，是写为了抗日将自己的生命存亡置之度外，毫无顾忌和留恋。一个“任”字，表达了作者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勇于自我献身的革命精神。“丈夫于世何所求？”是写革命志士除了救国于危难，拯民于水火，对于世界还有什么企求呢？进一步升华了前句表达的自我献身精神。“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写出了续范亭同志剖腹抗议的缘由。由于蒋介石推行积极反共、卖国投降的政策，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着被反动派摧残夭折的危险。续范亭惟恐人民的正气被摧残殆尽，特去中山陵剖腹抗议，愿用自己宝贵的身躯来换得人民的自由。这是何等壮烈的革命气魄，何等崇高的颁主义精神！
这首诗正气磅礴，悲愤感人。把作者对蒋介石一伙“腼颜事仇敌”的极度愤慨和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而强烈。当时，续范亭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能在国耻民辱的关头，直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挺身而出，写诗书愤，剖腹抗议，其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中国共产党发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他立即回到山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协助八路军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积极贡献。续范亭于1947年病逝，根据他的遗书，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共产党员。今天我们重读这首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刊于《唐山劳动日报 》 1979年5月29日
谈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李商隐（813一858）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也是写爱情诗的名家。他一生中写了五百余首诗，其中爱情诗约占五分之一左右。他的爱情诗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情实感，也有实标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其诗素以华丽典雅著称，但也有象《夜雨寄北》这样的语浅情浓的佳作：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是一首思念他妻子王氏的诗，写848年。当时李商隐正做剑南、东川节使，客居四川。寄人篱下的孤独生活，使他非常眷恋、思念妻子。诗的第一句起笔不凡。它不是从诗人思念妻子落笔，而着墨于妻子对他的眷恋。妻盼夫归，投书寄怀，备陈离情，询问“归期”。可是，诗人身处边陲，关山阻隔，欲归却“未有期”。作者匠心独运，通过夫答妻问，把他心灵里的别离的痛苦、深情的怀念和失望的感伤溢于言表了。
第二句转陈情为写景。巴山夜雨，秋池涨满，看似落墨于景，实则情寓其中。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萧瑟清秋本来就使人倍增离情别绪，更著秋雨以凄凉相助，怎能不使诗人的心潮象秋池一样涨满翻滚呢？诗人融情于景，借景抒情，既渲染了他独居冷寂的环境气氛，又承接上句抒发了被思念的痛苦折磨的复杂感情。这两句采取写实手法，述意陈情集中于离别之“苦”，而后两句，诗人则运用虚写的手法，想象飞腾，突出了团聚之乐。
后二句诗人用“何当”（什么时候）和“却话”（回过头来说）两个词，把自己从缠绵悱恻的离别情绪里引导到将来的甜蜜幻景之中：有朝一日，夫妻团聚，在西窗下相对夜谈，述说今日巴山夜雨的孤独与凄清，思乡念亲的愁绪与焦急，恐怕是剪掉几次烛花，也难把绵绵的情意说尽啊！这里所写的虽是虚幻之景，但它却自然真切地反映出深为离情别绪折磨者的真实感情。
这首诗运用白描手法，述情如话，语浅情浓，虚实结为一体，苦乐熔铸其中。实写巴山夜雨，笼罩着生离的苦痛愁眉；虚写西窗剪烛，洋溢着团聚的欢乐欣慰。虚以材实，乐而衬苦。由于归之无期，希望渺茫，幻景难以实现，从而把诗人的孤独冷寂、痛苦失望的感情表达得尽致淋漓。
——刊于《辽宁青年》1980年第19期
1993年在庐山与美籍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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