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为乡里现异彩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0 17:04:00 访问：771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
同为乡里现异彩
—— 《生死场》与《松花江的浪》比较论
《生死场》系现代作家萧红所著，出版于1935年；《松花江的浪》系台湾当代作家赵淑敏所著，出版于1985年。我们之所以将这两部相隔整整五十年的小说相提并论，一是因为这两位素昧平生的女作家都是黑龙江人，萧红原籍为呼兰县，赵淑敏虽然生于北京，但其原籍为肇东县，是距呼兰县不足百里的邻县。二是她们的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呼兰县为背景，以描写“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材的。这就使我们获得了相互比较的前提与基础。
赫拉普钦科说：“作家的创作个性通过他的艺术的各个方面而表现出来。首先，当然，表现在他对生活现象的看法的独特性中。”⑴)对同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由于作家观察视角的独特性，致使萧红和赵淑敏面对小说主题和审美对象的理解与开掘，有着各具特色的感受。
萧红是个亲历生活坎坷的女作家，孤独的童年，在社会风雨中的流浪，使她对弱肉强食的社会抱着强烈的抗议的感情，特别是在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她对既存的黑暗、沉重和外来的入侵与蹂躏，更感到痛苦万分。她的小说《生死场》，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境中创作出来的。
《生死场》的前半部，着重描写了东北农民在“自然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欺压之下，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悲惨境遇。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弄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⑵。及至后半部日本旗代替了中国旗之后，他们不甘于“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⑶，发誓不当亡国奴，悲壮地走上神圣的民族战争前线，从“蚊子似地为死而生”转变为“巨人似的地为生而死”⑷。
如果说《生死场》表现了一群混混噩噩的芸芸众生在内忧外患的撞击中幡然醒悟的心灵历程的话，那么《松花江的浪》则展示了发生在同一片黑土地上的另一番景象。小说展现的不是象《生死场》那样“蓝天下血迹模糊的大地”，面是一片丰饶富庶的黑色原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开发了这片土地，营构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却扰乱了这片乡野的安宁。他们“对付百姓就象对待鸡鸭猪狗一样”，肆意杀戳，街巷陈尸，安居的净土变成了鬼域！在这“国土与乡土，个人与国家，现实与历史纠合在一起的时代”⑸，激进的知识分子觉醒了，他们视个人安危于不顾，或口诛笔伐，或组织抗日武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
由此不难看出，《生死场》和《松花江的浪》是从两个生活侧面，反映 了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同一性质的生活和斗争，但前者的主题意蕴更为丰厚与深沉。它不仅以生动形象的笔触表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东北贫苦农民揭竿而起的自发的反抗义举，而且着力描写了这些处于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在那暗夜如磐的年代，广大贫苦农民无力抗御自然灾害的侵扰，更难以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重压与盘剥。象王婆那样，为了交付地租，只得把心爱的老马卖到屠宰场，也象金枝那样，家园荒芜，不得不流落街头。小说紧扣“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和“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⑹，抒写了贫苦农民从“蚊子似地为死而生”到“巨人似地为生而死”，走上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历史性转变。小说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使小说的主题也具有了多义性。《松花江的浪》则紧扣主人公高铁屏从串联密谋、争取“老狼头”、组织抗日武装、到关内搞抗日宣传，以至最后牺牲的斗争主线，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自觉的斗争意识和顽强的反抗精神。虽然小说也展示了家庭的矛盾、爱情的纠葛，东北学生流亡的遭际，以及内部营垒的分化，但都围绕着抗日斗争的这条主线。正如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说：“生长在苦难年月中，个人的命运依附着国运的轮轴转动，即使是小儿女的感情，也免不了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一些在历史隧道中来往穿行的人物，他怎不会沾染上同味的苦涩！”
基于上述的审美体认，我们感到《生死场》是截取了抗日斗争初期的社会生活的横断面，展示了东北农村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相交织的社会图景；而《松花江的浪》则是通过传统的单线推进的手法，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抗击侵略者的斗争精神和艰辛的斗争历程。尽管这两部小说的话语方式不同，可是在小说的结尾都为主题的升华添了精彩的一笔。如：
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别，他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他快走，跟上前面李青山去，身后老羊不住哀叫，羊的胡子慢慢在摆动……
二里半不健全的腿颠跌着颠跌着，远了！模糊了！山岗和树林，渐去渐遥。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的嘶鸣。
——《生死场》
未来是什么？在金生看，未来是一座难爬的山，尤其生为中国人的未来；……不过金生不怕，在这一条崎岖的险径上，已经有很多人为后行者点过蜡烛了。在金生想，即使所有的蜡烛都灭了，老叔点的那支也绝不会熄灭；永远会替高金生照亮，使明天踏上征途的他，即使面对恶风险雨，也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松花江的浪》
这两个结尾，前者是写顽固保守的二里半的觉醒，告别家园，投身于抗日斗争；后者是写高铁屏的侄子前赴后继，踏上抗日的征途。这种结尾磨合了不同话语方式的差异，九九归一，强化了小说的主旨。
小说的人物是作家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即使题材相同，但由于作家的审美追求的相异，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必然具有不同的风采。
萧红出于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忧愤，在小说中不仅把王婆作为主要人物加以塑造，还笔墨姿肆地刻划了金枝、月英、麻面婆等贫苦妇女的形象。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如赵三、李青山、二里半、成业等，虽说在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位置，却没有成为作家倾注情感的重心。
在赵淑敏笔下，出于表现抗日斗争的需要，着力塑造的都是男性形象，如高铁屏、高金生、宋德宝、小黑儿等。他们活跃于抗日斗争的前后方，视死如归，舍生忘我，演出了一幕气壮山河的抗战活剧。而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多为任劳任怨、感情专注、听从命运摆布的芸芸众生。
就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来看，无论是王婆还是高铁屏，都具有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所称道的“北方人对于生的坚强”的性格特征。他们对抗日斗争积极、沉着，有着顽强的反抗精神。可是他们却是来自两个阶层。王婆是个“蚊子似地生活着”的贫苦农民。生活赋于她的是不幸、贫困和凄惨。早年，她三岁的儿子被铁犁轧死，给她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残酷的封建地主的压迫与盘剥，使她不得不把自家的老马送进屠宰场。她的独生子不甘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奋起反抗又遭杀害。在绝望中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愤而服毒，然而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她的家乡以后，目睹着侵略者的奸淫抢掠，她唤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抗日斗争的积极分子。她为李青山召集的秘密会议站岗放哨，掩护革命组织派来的黑胡子男人。就是她的女儿在抗日斗争中牺牲后，她的斗争意志也没有动摇。作为一个农村普通妇女 ，王婆有着如此的斗争意志和反抗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生死场》的抗日斗争的主旨也正是通过王婆形象的塑造揭示出来的。
同样是抗日斗士，高铁屏有别于王婆的自发反抗而表现出相当的自觉意识。他受过高等教育，又是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诗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宋德全等人回到故乡组织抗日武装。他冒着生命危险说服“胡子”老狼头抗日，并和宋德全的造纸厂工人组成抗日义勇军。后来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到北平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北平沧陷后，他又奉命回东北开展地下斗争，不料被敌人发现而壮烈牺牲。就高铁屏在小说中的地位来看，他是《生死场》中李青山式的人物。李青山曾组织“镰刀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土地增税斗争，在日寇入侵后，他又召集群众组成革命军。毫无疑问，他是抗日斗争的领导者。但是，身为女性并因此而饱尝人间酸辛的萧红，出于对受苦难最深的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关注，着力表现的是“蚊子一样”的愚妇们的悲惨际遇与觉醒，因此她才对王婆的反抗行动和寡妇们的盟誓付出更多的笔墨。
就人物塑造的视角而言，萧红择取的是文化视角，倾心于揭示人物的文化心理。虽然她的《生死场》展示的“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⑺，但她十分注意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因子，着力批判病态的文化心理和封建传统意识对农民的精神压抑。象小说中的金枝，为与成业相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结婚后又遭到岐视，后来流落到哈尔滨又受尽男人的凌辱，五姑姑的姐姐生小孩时，因为“不能压柴（财）”，只好裸露着身子趴伏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她男人见她生小孩，端起盆凉水向她泼去。还有麻面婆，整天在污泥水和稻草里干活，可是一见到自家男人就胆战心惊。造成这些悲剧的并非地主恶霸或日本侵略者，而是她们的家人或邻里，出自于封闭型的愚昧心理。萧红在表现王婆、赵三等人觉醒和投入抗日斗争的同时，又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唤起农民冲决封建文化的桎梏，投身于抗日斗争。
赵淑敏的《松花江的浪》则从社会政治学的视角来塑造人物形象。她注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阐释人的行动的基础与缘由。高铁屏、宋德全、老狼头这些有着不同身份的人，之所以参加抗日斗争，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咱们这块土，就是咱们的爹娘，父母让人欺侮了，不该起来保护？”基于如此的爱国爱家的深厚感情，他们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自己“捐了出去”。诚然，作家出于展示抗日风情画的审美追求，也塑造了几个似乎与抗战无直接关系的人物，譬如江心怡，她并没有直接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可是她却是关涉到高铁屏命运的人。由于高铁屏与结发妻子无感情，致使他在北平邂逅这个老同学后陷入了情网。而且日本特务齐立功为了把江心怡弄到手，就在江心怡与高铁屏结婚后，给江心怡写匿名信，称高铁屏重婚，江心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就只身去呼兰找公婆“讨一个公道”。不料恰恰中了敌人的奸计，致使高铁屏被捕牺牲。由此不难看出，赵淑敏注意揭示现实的、社会的因素对人的决定意义。象高铁屏、江心怡等人的遭遇、经历，并非是偶然的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带有群体的普遍性和社会生活的必然性。这些人物间相互关系的差异，构成了某种社会生活的态势，对揭示小说的主旨均有其存在的价值。看来，萧红对文化视角的择取，旨在使人们摆脱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缚，唤起人们的觉醒意识；而赵淑敏运用社会政治学视角塑造人物，是为了展现抗日斗争中的社会风貌。
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⑻这种文体意识，既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力密切相关，又受制于作家的审美追求。
文体的特性的首要表现就是小说的情节结构。萧红的《生死场》采取散点透视的“点”状结构，打破了传统的情节贯穿线索的小说模式，而是依据作家的感情脉络把生活片断或事件串连起来。读她的小说往往觉得情节的连续性不强，有些情节的衔接要靠读者在欣赏时来完成。这主要是因为萧红是个感性的作家，钟情于心灵直觉的表现，写作时意随自然，信笔由之，把自己的思想感触、感情意绪都纳入其中。严格说来，赵淑敏的《松花江的浪》也把散文因素融进了小说。对抗日斗争，她没有展示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场景，而是采取徐缓的笔触，展示了一幅幅“浮士绘”般的风俗画卷。这部小说承续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手法，一线到底，情节贯通，故事次第展开，人物与环境达到了高度自然的契合。虽说个别情节游离于故事主线，但并非赘笔，而是构成抗战时期的社会风情画。
就语言而论，这两位作家也是各具特色，各臻其妙。萧红的语言，正如后鲁迅所说：“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⑼，但在字里行间又掩盖不住抑郁哀惋的情调。她的语言跳荡性强，简洁传神，无论是描摹人物，还是叙述情节都不一板一眼，娓娓道来，而是随着感情的波动流泻于笔端。如：
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灵魂一般吹啸着。马行在前面，王婆随在后面，一步一步屠场近着了；一步一步风声送着老马归去。
这段文字的写景与叙事都显得精炼清新，语言的含量也较大，给读者留下了咀嚼的余地。前一个层次展现的萧瑟悲凉的秋景， 恰好是王婆卖马心绪的写照。后一个层次是间接描写王婆的心绪。两个“一步一步”重迭的句子，把王婆舍不得卖掉养了多年的老马，但又不得不把它送到屠宰场极为复杂而痛苦、怜悯而惜别的心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赵淑敏也善于动用景物映衬人物的心情，心灵的感受，但却写得朴实、平易、流畅、自然。如：
大平原上又天寒地冻了，雪一场连一场地下，光秃的树枝上堆着积雪,地面铺满了冰砖。大原野白得干净，白得漂亮，很适于诗人触景生情，吟歌弄赋；可是对于缺乏棉衣的义勇军兄弟，那是残酷的寒刑。金生的老叔望着漫天漫地的冰雪，痛坏了！痛坏了！心疼坏了！
这段文字的前一层次是以大自然的美景来反衬主人公的心情；后一层次则采取直陈胸臆的手法写出了高铁屏对义勇军的关怀与担忧。
由此可见，萧红的语言挟带强烈的主观感觉色彩，情溢于辞，清新而传神；而赵淑敏的语言注重客观写实，流畅自如，透发出浓烈的生活气息。
从语汇、语句来看，萧红除在个别的人物语言中使用东北方言外，基本用的是现代语汇，句短字精，甚至有些文字还显得拙朴，显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赵淑敏在小说的前半部描写东北的生活场景时，运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都少用虚字浮词，显得象东北的黑土地那样朴实、沉稳、流溢出醇香的田野风味。就此而言，同萧红的《呼兰河传》的语言风格相似。至于小说的后半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作者不再使用东北方言，但其语言基调还是以东北民间语言为基础的。
“比较不为高下，权衡只为汲取。”萧红与赵淑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创作个性，笔者将其进行平行的异同比较，旨在寻绎两位作家在处理同一题材时的各自的精神和情感方式，作品的共性与异质，以及审美的旨趣与追求，并以此为读者在欣赏两位作家的作品时增添若干情趣与助益。
注：
⑴见《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⑵⑶⑷⑹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⑸赵淑敏：《松花江的浪·后记》。
⑺⑼鲁迅：《生死场·序言》。
⑻见《别林斯基论文学》。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
|
|
| 作者声明： |
|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并且此作品系首发于“八斗文学”网站。我同意“八斗文学”作为此作品版权的独占代理人。在撤销本委托之前，我不再将此作品投给其他媒体，有关此作品发表和转载等任何事宜，由“八斗文学”全权负责。未经“八斗文学”转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
|
| 书友最新五条评论：[ 查看本书全部评论 ] |
|
|
|
|
| 其它作品欣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