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子回头金不换 |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1 10:46:00 访问：94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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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金不换”
——评澳门作家鲁茂的长篇小说《白狼》
澳门作家鲁茂工于散文，又擅长小说，自50年代开始写作，一直笔耕不辍，是澳门文坛创作产量最为丰富的作家，也是澳门小说的拓荒者之一。他的小说大多连载于《澳门日报》，从已发表的二十来部连载小说看，他的创作深受我国传统小说重视教化作用的影响，善于通过普通百姓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描绘澳门社会的缤纷世相，展现光怪陆离的生活风貌，较为深刻地揭示出澳门社会的复杂矛盾和激烈冲突，对反馈澳门社会的历史行迹很有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
他的长篇小说《白狼》，是近年创作中颇有新意的作品。这部小说运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一个“土生”主人公白朗误入歧途而又幡然醒悟的沉浮起落的心路历程。白朗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典型地昭示出一些“值得骄傲也值得警惕的年青人”，由于涉世未深和家庭生活拮据，在澳门这个贫富悬殊、善恶交错的社会环境中，难以避免生活的诱惑与无奈的选择；如不精进自励就容易坠入痛苦的深渊，成为社会的毒瘤。作家鲁茂之所以确立这样的创作主题，恐怕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接受中国传统的艺术熏陶有关。他冀望借助于白朗这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化效应，来促进年青人的一心向善，精进自励，不为混浊的社会风气所污染，以便使自己成为令人骄傲的社会栋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小说主人公白朗是一个“面孔相当俊朗”，“皮肤白皙，鼻梁挺直”，“身材相当高大”，“精力过剩”的“土生”青年。从小家境贫寒，寄居在一座原为货仓的旧楼里。他的继父因车祸丧生，妹妹腿部半瘫，依靠母亲在一个酒家打工，抚养“这一对子女”。出身于这样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体魄和俊朗的面容，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妒富怜贫的反抗意识和不甘于自命菲薄的自尊心理，同时祖辈相继的贫民生活也培养了朴实、正直的良心。他崇拜那些银幕上杀富济贫、匡扶正义的打不死的英雄，羡慕那些“独闯龙潭虎穴，力歼群魔”、痛快淋漓的“壮举”。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他的人性善的基因。
另外，他是一个葡籍官员的私生子（他母亲曾在这个洋人家里当佣工，被诱奸怀孕），血液里混有着“一份不认输的因子”，总是标榜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华，无心向学，好勇斗狠，又谙熟泰拳，“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这不仅荒废了学业，还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尤其是他在与人打架时，暗中常得到警方的袒护，虽然他不明就里，却也助长了他的有恃无恐。白朗性格的这一面，透露出他的人性恶的底线，构成了他的不良行为的依据，也使他在双重人格的较量中走过了沉浮起落的坎坷人生。
应该说，初出“茅庐”的白朗只是个无心向学、自由散漫、好打架的中学生。虽说他争强好胜、爱出风头，但他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性”的“问题青年”。导致他这种“边缘性”性格滑向歧途的原因，从其内在看，他从母亲的遭遇中觉悟到“发奋做人等于社会上又多一只牛、多一匹马，给有财有势的人劳役”。这种观念反映了贫富悬殊社会的底层贫民朴素的反抗意识，像他这样出身于“菜根阶层”的人，家里没有产业，没有家财，没有地位，对社会自然抱有敌对情绪；但他又散漫成性，不愿干受纪律约束的工作，这就使他的反抗意识容易被心怀鬼胎的人所利用。他将自己的理想确定为“作一只打得睇得、独来独往、弱肉强食的白狼”，就是他的朴素的反抗意识与散漫任性、争强好胜的个人风头主义结合的怪胎。
从其外在看，黑帮头目雷老虎得知他在衙门里有后台，“是大有利用价值的一颗棋子”，就收他为门徒，从而使他内在的劣性品质（人性恶）得到孳生的温床。他本来就想做一个“豪爽不羁，扬名动众”的“年青的城市英雄”，“挑战社会的既定秩序”，“敌视那些脑满肠肥的既得利益阶层”。如今得到雷老虎的赏识，自然踌躇满志，要闯出名堂，“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成为“大哥”式的人物。为此他对雷老虎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无论是在夜总会当保安，舍命抗恶，保护雷老虎的情人蓝泡泡，还是给雷老虎“揸车”，接送蓝泡泡小姐，他都做得尽心竭力。他十分感激雷老虎，发誓“要一条心跟雷老虎跟到底”。可见，白朗是很“有胆识”，很讲义气、很有心计的。他企望抱着雷老虎的大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白朗的性格悲剧就在于，他能强烈地感受到社会阴霾的窒息，却不能辨识善与恶，尤其是出于义气更没有辨识出雷老虎的隐蔽嘴脸，反而对其寄予莫大的希望。从而使这种社会的恶势力诱发了他的人性恶的潜质，进而落入人生的陷阱。
尽管如此，白朗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那个被称作罗队长的西洋人以醉酒盖脸，“恃着官威”，对蓝泡泡施无礼之举。夜总会的保安大丧和细丧吓得像缩头乌龟，不敢近前；白朗却义不容辞地面对罗队长的枪口，“暗运劲力”，“使出泰拳的踢招”，将罗队长制服。这种举动的动机不排除对雷老虎的效忠，但也不乏挑战社会既定秩序，“敌视那些脑满肠肥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正直良心和反抗意识。在大丧利用阿卿的贪心企图强奸她时，白朗更是出于正直的良心，揭发了大丧监守自盗，负强凌弱的行径，由此与大细丧弟兄结下冤仇。白朗与蓝泡泡的性爱也不单纯是经不起性诱惑，这与他在蓝泡泡经济拮据时借给她几万元钱一样，是出于对这个“北地胭脂”艰难处境的同情。这都从潜在层面透露出白朗人性善的一面，为其性格发展埋下了伏笔。
白朗与蓝泡泡干柴烈火般的性爱，给雷老虎戴了绿帽子，使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雷老虎一向是最为嫉恨“食碗面、反碗底的反骨仔”。如今白朗与蓝泡泡打得火热，让雷老虎失去威信，又丢面子，焉有不惩罚之理？可是雷老虎知道白朗“有一位有势力的人士幕后为他出面做和事佬”，不敢轻举妄动，就利用大细丧弟兄与他的仇怨来借刀杀人；致使白朗被破了相，“好好的一个长相英俊、前途无量的青年，竟然变成一个满脸疤痕，晚上出现会把胆小的人赫一跳的怪物”。白朗的伤残更加助长了他的对社会的逆反心态，“索性把心一横”，“怀着不怕自我毁灭的冒险者精神去冲杀一番”。报仇的决心促使白朗加入了另一个黑帮团伙。尽管他知道雷老虎干的行业是“走法律罅的勾当”，风险较小，而如今却干着与法律对抗的“接脏和替赃物改头换面，代为出货”的非法行径。可是为了报仇，也只得铤而走险。不过，经红颜知己蓝泡泡的开导，他认识到“明刀明枪的去报仇”，“也未必可以稳操胜券”，最相宜的办法是像雷老虎那样“借刀杀人”，“用合法的手段去报仇”。因而在茶室见到大细丧弟兄时，尽管他“心里燃起怒火，旧恨涌上心头”，但并没有像狮子楼上的武松那样，“手舞钢刀把大丧弟兄劈开十八块”，却是以冷静压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蓝泡泡的温情劝告，使他意识到对蓝泡泡情爱的责任感，弱化了他直接血刃仇敌的意识，改变了报仇的策略。这种理性的成熟暗示出他未来的人生命运的转化。
白朗举报大丧和细丧在离岛码头走私电器，被警方截获后，他“心情十分亢奋”，“发现自己是个有影响力的角色”，只是稍作活动，就让大细丧弟兄如丧家之犬，还可以让社会爆出新闻来。由此他尝到了采用“借刀杀人”的甜头，也表明他逐渐成熟起来，学会了保护自己。在阿汉带领“萨旦姆”和白朗等人找大细丧弟兄讨债时，白朗对被派作在外“睇水”并无怨言。他进一步认识到亲手杀死仇人最为痛快，而借刀杀人却是高招。因为“万一搞出人命，他自己没有参与动手，他日后万一被抓罪也轻得多”。这种考虑表明蓝泡泡的劝导，启发他开始注意斗争的策略，显现出他与阿汉、“萨旦姆”这些亡命之徒有着质的区别，为白朗的“反正”进行了必要的铺垫。当他们一伙被警车追赶，“萨旦姆”驾车闯过一个学校门口的斑马线时，撞伤了正在这里帮助老人过马路的杨韵心和自己的妹妹阿珠时，犹如振聋发聩的一击，使他“心乱如麻，又不安，又内疚”，终究撞开了他的良心的闸门，造成他无以名状的痛苦。从而凸现了白朗“是一个有感情、有良知的人，不象大哥汉那种宁可全世界人死绝，都不愿放弃自己的私欲的冷血动物”！正如作家在小说中所议论的：“一颗冰冷如石的心，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如果它能有痛苦的感觉，那么，它就是一颗有血有肉的、人类的心！”这种议论为他的性格升华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此白朗陷入一种极为矛盾、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他开始认识到，这种团伙“并不是想象中的义气堂、英雄地”，实在是一伙自私、贪婪、嗜血成性的野兽聚居的乌合之众。身在这种黑帮团伙，得不到信任，自身的安全更没有保证，而且面临着被捕、遇害和家法惩治等危险，尤其是他觉得昔日一向“互相认作死党”的“萨旦姆”也“变了性情”，变得邪气迫人，还处处对他进行监视，丝毫找不到他所崇尚的江湖义气，令他非常失望。他感到孤独无助，“心里发寒”，好象“站在悬崖边上，再往前走可能粉身碎骨，了结一生；回头么，又有魔鬼窥伺在旁”，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特别是他感到再混下去，实在是与他的初衷相违背。他以前向往侠盗罗宾汉、水泊梁山的好汉，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他的叛逆性格就是要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挑战。可是，参与这伙黑帮的活动，不仅不能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反而“会制造出更多不只不合理，而且伤天害理、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罪恶”！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处境促使他做出了“杀出重围，摆脱黑帮”的抉择，通过杨韵心女士向警方报案和投案自首，并采取内部策应的办法，协助警方捣毁了这个黑帮团伙，以戴罪立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白朗的这种选择恰恰是他内心的善与恶相互较量的结果，没有他的人性善的弘扬，就不能使他产生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感觉，也没有勇气杀出重围，摆脱黑帮，更谈不到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了！
或许有的读者认为白朗本来是因为雷老虎对他的报复，才导致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那么他为什么不检举、揭发雷老虎的团伙呢？无庸讳言，大细丧弟兄残害白朗是雷老虎“借刀杀人”的“毒招”。白朗之所以不把他作为报复的目标，主要是由于雷老虎在“本埠的各路人士都会畀几分薄面”，是以较为合法的身份，干着“走法律罅的勾当”。即使是“炒船飞、开大档、抓烂脚”的行径，也干得相当隐蔽。对初初入伙的白朗来说，还抓不住雷老虎的具体把柄。如果意气用事，不仅不能置雷老虎于死地，反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无法对母亲尽孝道。雷老虎与社会相互胶着、利用的关系，既为这伙人的“揾食”打开了便捷之门，也为自己设置了保护网。特立独行的白朗还没有能力对抗雷老虎的恶势力，只好避开锋芒，自寻生路。另外，白朗的讲义气也使他不忘雷老虎的知遇之恩和愧疚之情，他是采取分道扬镳的办法避开雷老虎的锋芒的。其实，正是雷老虎这样的团伙诱发、利用了白朗人性恶的因素，将他引向了邪路；而这样团伙的为非作歹的隐蔽性还会使一些像白朗这样的青年误入歧途，面临着人生的危机。作家在小说的“代序”中所提到的“值得骄傲也值得警惕的年青人”，就含蓄地指出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暗示年轻人警惕这种人生的陷阱！正如捷克著名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告诫的：“人们，你可要警惕呀！”
在白朗性格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杨韵心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她是一个热心社会工作的姑娘，组织了个年青人的社团，帮助、鼓励那些生活的弱者提高生活的勇气。她有个生活的信条：“用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用心发现心！”她始终把“不计成败地为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作奉献”，视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为此，她热心地帮助肢体有缺陷的阿珠，使这个残疾少女燃起了生命的火焰，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白朗的严重伤势，她十分同情。尽管她知道这个社会很现实，筹措医药费很艰难，但她还是替白朗向福利机构申请了一笔紧急援助。后来白朗在两次举报大细丧走私和黑帮团伙时，都得到杨韵心的帮助。可以说，杨韵心是白朗悔过自新的关键性人物，没有她的积极配合与传递举报信息，白朗即使有着脱离苦海的强烈愿望，也有可能受到“家法”的惩治而功败垂成；没有杨韵心出庭作证，证明白朗是主动协助警方破案擒凶的自首者，白朗也不会得到宽大处理。尽管作家对这个人物塑造得还不够丰满，但她对白朗的新生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她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对白朗表现出赤诚的关爱，说明社会并没有遗弃白朗；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冀望社会、家庭、朋友共同关爱，营构社会良好环境的热诚期许。
当然，白朗的性格前后也有不和谐的音律。在小说的前半部他以个人英雄主义为基调，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决心作一只“打得睇得、独往独来、弱肉强食的白狼”。但由于他闯荡无门，在他“迷惘、混乱”之时受到雷老虎的青睐，如按其性格逻辑发展下去，将成为黑帮团伙的“中坚”。而到了后半部白朗被破相之后，却变得只知报仇，似乎不再见其“挑战社会，敌视既得利益阶层”的壮举；而且显得孤独无助，身不由己。如果没有杨韵心的帮助恐怕他也很难实现报仇的目标。这种性格的矛盾可能是由于长篇连载的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作家逐渐改变了写作的策略，有意识地将白朗引向善果，以期达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指归，因而显得白朗的性格逻辑有所欠缺。
——《渤海学刊》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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