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征程宏图远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0 14:25:00 访问：114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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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华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瞻望
泰国是接受中华文化较早的国家，在泰国的第一代王朝---素可泰王朝时代（公元1209－－1350年），随着中国人冒险渡过七洲洋到泰国谋生，就把中华文化带入泰国。到大成王朝时代（公元1350－－1767年），因与明朝关系密切，两国交往频繁，有很多中国人到泰国定居。及至华裔王郑昭的吞武里王朝时代（1767－－1782年），泰国的华侨已逾百万人。这些华侨把中国的陶瓷技术、木雕工艺、绘画艺术，以及狮子舞、潮州戏、功夫茶带到泰国，并且广为流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泰国的华文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保皇党成员逃到南洋，在曼谷创办了第一份华文报纸——《汉境日报》，宣传保皇党的政治主张。继之，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派员到南洋开展反清活动，在曼谷先后创办了《华暹日报》、《同侨报》，宣传民主革命，还开办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这些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报纸，是泰国华文最早的物化载体。各个报纸都辟有文艺副刊，发表文言形式的作品，其内容几乎全是政治鼓动性的，艺术水平不高，在那动荡不居的年代里只是一种时代的点缀品。不过，这种初萌状态的华文作品，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很大，文学的根性很强，为以后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发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震波同样遍及东南亚各地，使五四的新文化新文学在南洋开出绚丽的新花。”⑴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泰国华侨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思想的启蒙，接受了五四的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的激进思想，开启了华侨作家用语体文进行创作的先河，并由此开始了泰华新文学的拓荒时期（1919——1941）。
泰国华文报纸最早刊载的现代语体文作品，是《中华民报》副刊于20年代初转载的现代作家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小说描写的缅甸华侨青年真诚相恋和以殉情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故事，引起泰国华侨青年的共鸣，深受读者欢迎。后来该报相继发表了华侨作者子才的小说《拉夫歌声》、无心的诗歌《爱神》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仿效中国现代文学的痕迹。
20年代末期，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政局动荡，一些在国内求学的泰国华侨青年和新移民从大陆南渡。他们在国内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来泰国后又大多从事文化、教育、新闻等工作，对泰华文学的发展具有奠基的意义。当时的泰国政府对华侨采取开明的态度，华文学校很多，华文报纸也没有受到阻禁，从而使一些报纸的副刊越办越活跃；有些华校也办华文校刊、壁报，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发展空间，壮大了创作队伍。
到3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青年学习国内作家结盟的做法，纷纷成立文学社团、读书会，聚集一些言谈投机的文友，交流创作感受，并在报纸上出版“寄刊”。当时组成的文学社团性质的同仁组织有六十三个，其中阵容较大的有彷徨学社、椒文学社等。参加社团的成员有新闻从业人员、教师、店员、工人、学生，几乎涉及华侨世界的各个层面。彷徨学社是实力最强的社团，成员中拥有泰华报界的名家方修畅、郑开修、黄病佛、林蝶衣、丘心婴等二十多位骨干。该社在《国民日报》出版寄刊《彷徨》、《平芜》等文艺专刊，以及理论专刊《天野》。他们不仅有一支实力很强的创作队伍，而且在创作观方面积极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郑开修十分明确地表示：“作品之有没有社会价值，要看它对于现实之批判作用而定，只写身边琐事，与社会没有实际关联的个人主义作品，现在是被清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样用形象化和概括化的方法，来创造些能够表现出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东西”⑵。这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对泰华文学的启蒙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今天，泰华文学始终是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的。
受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从1936年起，泰国华侨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了“反帝大同盟”，下设几个联合会，其中的“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负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该会于1936年11月初，在曼谷光华堂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进一步张扬了现实主义的大旗。同时，《华侨日报》发表题为《追悼鲁迅先生》的专论，号召文友们发扬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七七事变发生后，更加激起泰华作家的抗日救亡热情，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许多社团在报纸上出版寄刊，为文友提供创作园地。据丘心婴1938年的统计，当时泰华文学界出版的文艺专刊有三十九个，支持这些专刊的骨干作者有百余人⑶。这些专刊几乎全是为抗日救亡而摇旗呐喊的，都为现实主义文学在泰国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时的泰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现代文学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当时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之争，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等，都在泰华文坛掀起了相应的波澜，对泰华文学作者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反映大众生活和学习通俗语言写作，都起到促进作用。
在风云激荡的30年代，泰华作家虽然创作和出版了许多小说、散文作品，如方修畅的小说集《回风》、谭金洪的小说《禁果》、林蝶衣的小说集《扁豆花》、郑开修的散文《梅子集》、黄病佛的散文《涂鸦集》等，但是民族危亡的时代主旋律，燃沸了诗人的激情，诗歌创作也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以高亢的时代的最强音，抒发了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豪情。泰华诗人李少儒在《“五四”爆开的火花》一文中，充分肯定了30年代泰华新诗的创作成就。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新诗，“比起现在，论质量，或有过之。原因是当时一般前辈在国学方面的修养好，而五四学运时，这辈人正当青年或中年时期，对学运的启发、感受是强烈的，以现代白话词语写出的自由体的新诗，其特点是富有古典诗词的风韵；而时当烽火在祖国燃起，热血青年激于义愤，抒之于诗篇，故皆写得有骨有肉，且颇富民族风格，质与量均相当可观”。这个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作者有三十多人，出版十多部诗集，如方修畅《柳烟诗存》、黄病佛的《病佛诗集》、陈容子的《蓝天使》、方涛的《水上人家》、田江的《河边的人们》、林蝶衣的《桥上集》，等等。就诗作的风格看，在现代自由诗的总风格下，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充满着时代义愤的怒吼，如剑伦的《奴隶的怒吼》、田江的《我诅咒，我叹息》等，特别是田江的诗呼应了擂鼓诗人田间的创作风格：“我诅咒，我叹息！／往事可数，／今天还如此，／看血的音容呵！／听血的声浪。”诗的节奏急骤，犹如鼓点，激情澎湃，势如投枪，再辅以通感的艺术观照，更增强了诗的张力。另一种是洋溢着社会正义哀惋的笛音，如许征鸿的《路尸》，“以哲理的冷感把路尸牵制的层面，理性的揭开，最后以富哲理的词句给人以无限的感慨与沉思”⑷：
我知道您是赶黑夜的人
不耐烦等到天亮
便抛下一口气走了
告诉您，这时虽是朝晨
怎耐太阳还躲在黑云里
这首诗凄惋忧愤，含蓄深沉，在某种程度上不难找到愤世忧时的艾青的影子。泰华文学在30年代所掀起的以诗歌为主导的创作高潮，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国内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声息相通，是华侨在客居国的文学创作，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在异域的延伸与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泰国落入日寇的魔掌。日寇在泰国大肆追捕、迫害有抗日嫌疑的知识分子，使许多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或重庆，也有些逃到缅甸、越南等国，还有的转入地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华校倒闭，华文报纸被查封，泰华文学难以为继，陷入了冬眠期（1941——1945）。
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磨合时期（1945——1955）。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间，泰国的华文学校相继复校，华文报刊也相机而动，或是复刊，或是创办，激活了沉寂的文坛，吸引了许多新老作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活跃在这个时期的作家，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华裔，有在泰国出生，后到中国、香港求学或工作而返回泰国的，也有因国内战争而南下定居者。这种作家构成，为泰华文坛充实了新生力量，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泰国也投入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⑸。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泰华文坛发生了一场关于写什么的讨论。一些回归和南下的作家，强调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一个支流，文学创作应该“面向祖国”，表现祖国情结，抒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天涯羁旅，不胜落寞的情怀。另一些本地土生土长作家，在进入50年代后已经成熟，“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⑹，主张为适应时局形势和读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各持己见，各有所据，然而时局所囿，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面向祖国”的侨民文学已不为主流社会所青睐。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泰华文学开始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其风格特色已与启蒙时期的泰华文学略有差异。
这个时期，虽然小说、诗歌、散文都呈现出繁茂的景象，但以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陈仃（林青）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巴尔的中篇小说《禁区》和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等。
陈仃的《三聘姑娘》于1954年6月开始在《半岛文艺》杂志上连载， 前后八期，后又印行单行本。这部小说写的是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三聘街的兴记号老板的三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宝珠，是个传统的女性。由于父亲宠爱姨太太，她和母亲一直处于被压抑的境地，因而使她的性格在温柔敦厚之外，还有着逆来顺受、抑郁寡欢的特征。二姑娘秀珠和三姑娘佩珠都是姨太太所生，也都受到父亲的溺爱和娇纵，但是秀珠因为在洋学校读英文，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洋化而且浪漫，将自己的婚姻视为追逐金钱的筹码，险些铸成大错。而三姑娘佩珠受到新中国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生活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思想开朗、乐观热情，是作家着力塑造的进步青年的形象。小说发表后在泰华读者群中反响很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顺应了当时青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了泰华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态势，使华人读者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⑺。如果说《三聘姑娘》表现的是纯华人世界的生活，那么巴尔的《禁区》和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座山成之家》，则是着眼于中泰人民的文化、血统和经济关系的水乳交融的世界，以较宽的生活幅面，反映了泰华社会的商场动态，中上层人士的人生际遇，以及中泰合璧家庭的悲欢故事。除此以外，还有陈仃的《火里红莲》、天风的《遥远的路》等。这些作品的问世，反映了泰华文学在磨合时期表现“此时此地”的最佳成果，标志着泰华文学已开始“落地生根”，融进了异域色彩。
在抗战胜利后的十年间，华文报刊对泰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时的华文报纸，如《全民报》、《中原报》、《光华报》、《中华日报》、《大时代》等都有副刊，也都刊载文学作品。这就吸引了许多作者，使他们“以充满活力的笔触和对社会之热爱，在文艺副刊上写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文字”⑻，从而在促进泰华文学繁荣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要看到，50年代上半期，泰国的华文刊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也大。较有影响的有半月刊《半岛文艺》（陈仃主编），1953年6月创刊，出版了三十二期后，因时局变化而停刊。该刊以刊发小说为主，在将近一年半的办刊时间内，先后发表了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火里红莲》，谭真的长篇小说《座山成之家》，萧汉昌的小说《骆驼穿线》，以及天风、艾虹、海兰等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盛行一时，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在1954年到1955年间，还先后出版了半月刊《玫瑰》（张综灵主编）、《椰风文艺》（乃北主编）、《青年人》（钟舟主编）、周刊《曼谷风》（陈陆留主编）等，但都命途多舛，出版几期或十几期就销声匿迹。不过却象慧星一样划破了夜空，给泰华文坛带来一线光明。
从1956年到1975年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波浪型的“繁荣－－沉寂”时期（1956——1975）。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泰两国外长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许多华侨加入泰国国籍，无疑为华侨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也缓和了泰华关系。从50年代中期开始，泰国的经济就进入恢复发展时期。虽然泰国政府几次更迭，但是历届政府都极力维护经济改革的连贯性，使泰国社会较为稳定。而泰华文学经历了50年代初期的“面向祖国”和“此时此地”的讨论后，很慎重地适应了这种形势，对泰国政府的政策、措施，采取和谐的姿态。加之，一些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已相继成熟，并在泰华文坛成为一支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这和以前中国南来文化人忆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着根本的差别”⑼。如，方思若、白翎、老羊、徐翩、司马攻、白令海、许静华、吴素臣、沈逸文等所组成的这支生力军与老作家一道，共同浇灌泰华文学，促成了50年代后期泰华文学的活跃与繁荣。
构成这种活跃与繁荣的再一个原因，是华文报刊及其评奖活动的促进。泰国的华文文学创作主要依靠报刊提供发表园地。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泰国经济跨进恢复发展的快行道，华文报刊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当时除《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京华日报》等四大华文报纸辟有文艺版外，新创办的一些周报，如《曼谷新闻》、《曼谷周报》、《华侨周报》、《华风周报》等（最盛时有八家周报），也都辟有文艺版。这些周报的文艺版，办得生动活泼，在内容、编排和稿酬方面都不逊色于日报，这就吸引了大批作者和读者，使得一些周报的销量超过五千多份。此外，还创办了些文艺刊物，如1956年创刊的《黄金地》（天风主编）、1958年创刊的《七洲洋》（克夫、黎毅等创办）等，以及一些生命周期不长的期刊。这些华文报刊刊载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对泰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一些报刊开展的评奖活动，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新作者，而且也激活了泰华文学的发展。《曼谷新闻》于1956年创刊，在十多年间举办了三次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华侨周报》、《华风周报》、《七洲洋》各举办过一次评奖，此间影响较大的是《世界日报》于1960年和1961年举办的两次泰华青年文艺奖。这些评奖活动每次收获都很大，至少有百篇作品参评，而且总“出现不少令人惊喜、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题材、高质量的作品”。可见，文学评奖“象强心剂，活跃无数心灵枯槁的文艺爱好者，使他们的一再消沉的意志复苏，再次拿起生锈的笔加倍努力去寻找创作的新途径，而进入另一境界”⑽。
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十年间，报刊的发展是与小说创作相辅相成的。小说吸引了很多读者，促进了报刊的发展，而报刊的发展，又为小说创作拓展了园地。林炳亮、方思若、周猎夫等创办的《曼谷新闻》，鼓励作者创作一期刊完的万言小说，十多年间发表了数百篇万言小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周报”的竞相创办。《曼谷新闻》很重视发表长篇小说，先后连载了黄江的《少女日记》、年腊梅的《蓝色的舞台》、《湄南河恋歌》及倪长游的中篇小说《鬼蜮正传》。尤其是方思若倡议，由他和倪长游、亦非、李栩、沈逸文、东方飘、亚子等联合执笔的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开泰华接龙小说之先声，获得此间读者的佳评”⑾。1964年方思若与其夫人何韵女士创办《华风周报》，方思若再次带头为龙首，与倪长游、亦非、吴继岳、沈逸文、白翎、红樱、李栩、年腊梅等合作，推出了第二个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这部四十一章的小说，以生活于泰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李俊为线索，展现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对芸芸众生的怜爱与同情。这个十年是泰华小说创作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作家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以文艺启发群众，教育群众，歌颂光明，鞭挞丑恶，丝毫找不到卖弄技巧、无病呻吟的低级趣味和不健康的思想意识。这种创作特征使泰华文学受益良多，直到现在，在泰华文学中也鲜见宣扬负面意识的作品。
1965年以后，或因政局变化，或因经费拮据，一些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使许多作者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只得弃笔从商，另寻出路。从此泰华文坛由盛而衰，沉寂了几年。
1975年7月，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两国都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使得两国的政治交往频繁，双边贸易增长很快，政治经济关系都有很大进展，这就给泰华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从泰国社会看，70年代后期泰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对华文报刊采取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外国投资不断涌进，使泰国的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在泰国的五千万人口中，华人血统的人约占五份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之后，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为泰华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发展空间。从文学自身看，中国大陆文学的开放，促进了泰华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联系与交流；8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泰华作家受到一些激励。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学自身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泰华文学经历了70年代后期几年的物质和精神的准备阶段，到8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75——2000）。这是泰华文学的“黄金时代”，直到本世纪末仍未减其锐势。
标志着泰华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格局的，是建立了文学团体，活跃了文坛气氛。30年代的泰华文坛建立过一些文学社团，在团结作者，繁荣创作方面，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文学社团举步维艰，被视为畏途。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泰两国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使泰华作家感到应该建立自己的团体。于是，在1983年春由方思若牵头，以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创作集体为基础，并联合其他文友，组成“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推举方思若为会长。1984年4月12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在曼谷召开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会上选举出十五个执行委员， 方思若蝉联会长， 林长茂、岭南人、韩牧为副会长。泰华写作人协会自筹备之日起，就显示出很大的凝聚力，不仅吸收了许多辛勤笔耕的作家，而且还把辍笔多年的作家团结起来，壮大了创作队伍，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该会于1990年5月更名为泰华作家协会，如今已历九届，会员达一百四十多人。现任会长司马攻，副会长梦莉、姚宗伟、胡惠南、陈博文。除此以外，还有“泰华文艺协会”、“泰商文友联谊会”、“泰华诗社”、“泰中学会”、“泰国文学艺术会”等。这几个文学团体的规模大小不等，会员也有交叉，总计会员约有三百多人，在文坛上很活跃，并经常发表作品的有七十余人。但队伍最大、实力最强、机构健全、联系面广，为泰华文学发展贡献较大的，当属“泰华作家协会”。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了相互的了解。自泰华作家协会成立以后，就很重视对外的文化联络工作。1987年他们组织了以方思若、司马攻为正副团长的访华团，走出了湄南河，访问了北京、广州、香港，揭开了文学交流的序幕。此后，他们多次应邀出席中国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加强文友联系，切磋创作经验。他们还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活动和“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打破了闭塞的局面，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自1986年以来，中国作家代表团先后六次访问泰国，台湾诗人痖弦、余光中、林焕彰、评论家李瑞腾及香港诗人犁青等也先后来泰作创作交流，对泰华文学的焕发新的生机都起着激励的作用。近十年来，在曼谷相继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汇聚了世界各国的文学精英，传播了各国各地华文文学信息，文友们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活跃了泰华文坛，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举办各种名目的征文比赛，涌现出一批佳作。泰华文坛历来就有评奖征文的好传统，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好途径。1980年《新中原报》“大众文艺”版在主编魏登的主持下，举办“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笔奖”， 激发了泰华文坛新兵老将的创作热情。1983年“泰华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成立后，与《新中原报》联合举办“八三文艺征文比赛”。这次征文收到应征作品四百多件，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门类，是历届征文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征文在泰华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是“新旧作者并肩，老中青结合，共同奋起为谋求泰华文艺发展的壮举”，“是80年代泰华文坛繁荣的良好开端”⑿。五年以后，《新中原报》（前身为《中原报》，1958年被迫停刊，1974年以现名复刊）为纪念创办五十周年、复刊十四周年举办“八八年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奖征文比赛”，应征作品达一百一十一件，打破历届征文比赛的记录。为扩大泰华文学的影响，此次征文比赛特邀中国的秦牧、饶芃子、台湾的柏杨、张香华、香港的刘以鬯、新加坡的方修等参加评奖工作，评出获奖作品十九件。域外评委充分肯定了泰华文学取得的新成绩，给在文艺园地辛勤劳作的园丁们以极大鼓舞。这次比赛是泰华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反映了泰华文学的新进展。1989年和1994年《星暹日报》与暨南大学旅泰校友会携手举办了两次“泰华短篇创作金牌奖征文比赛”。1993年泰国华人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揭幕时，为增添盛典气势，组织了一次征文比赛。这些接踵而来的赛事，反映了泰华文坛的后劲、潜力和积极参与的热情，也为泰华文学的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88年以来，在方思若、司马攻的倡导下，泰华文学界掀起了出版作品集的热潮。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出版的文学作品近六十种，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演员》、《冷热集》，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游欧见闻录》，陈博文的《晚霞满天》、《浮生漫笔》，饶公桥的《椰雨蕉风》，许静华的《湄南河畔的故事》、《泰华写作人剪影》，曾天的《微笑国度之歌》，黄水遥的《琴与花朵》，吴继岳的《吴继岳文集》，子帆的《子帆诗集》，李少儒编的多人合集《五月总是诗》，以及泰华作家协会丛书《泰华短篇小说集》、《泰华散文集》、《泰华杂文集》、《泰华诗集》、《泰华微型小说集》，还有四本《湄江文艺》等。此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社对泰华文学的发展十分重视，热心为其出版著作。1986年以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吴继岳的长篇小说《侨领正传》、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台湾陈纪滢主编的《亚洲华文作家》出版了泰华专辑、星光出版社出版了司马攻的散文集《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香港《文学世界》社出版了《泰华文学》专辑、诗双月刊出版社出版了岭南人的诗集《结》，等等。至于90年代下半期的今天，泰华作家在域外出版著作的就更多了，这也给泰华作家走出湄南河拓开了航路。这些作品集的出版是泰华文坛的一次大检阅，反映了泰华文学界的创作实力，从而使泰国的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占了新、马以后的第三个显著地位”⒀ 。
综观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创作，以散文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本来泰文文学的散文并不发达，而泰华作家创作散文，一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对自由灵活，便于直抒胸臆的散文情有独钟；二是泰华作家“多是人间六十翁”，又多从事商务，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短小、灵活的散文更适合表达他们的情感；三是这些作家艺术功力深厚，技法纯熟老到，便于在这个艺术殿堂施展才华。泰华作家的散文，从总体上看有三个特征：其一， 故园情结。表现这种情结的作家多是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定居泰国后又接受了泰文化的熏染，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既对传统的文化精神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远适他邦的泰文化产生了感情的融会。因而，他们的散文不是单纯的怀乡恋旧，而是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表现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机制，以及反思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的自觉。如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飘过黄山》、《荔枝奴》，姚宗伟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小河之恋》，梦莉的《往事东流水》等；其二，爱的忆恋。或寻觅失落的爱情，或抒写爱情的渴望，都没有落入窠臼，把爱情这个古老的主题翻出了新意。如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恨君不似江楼月》，琴思钢的《湄南河桥畔的断想》，伍滨的《启德机场两停留》，晓云的《那一年，你十七岁》等，都写得情感淋漓，不落俗套；其三，道德评判。或借物抒怀，或托物言志，评判美丑，思考人生是泰华议论性散文的新收获。这些散文的作者，以入世的态度介入社会，对世间丑恶的、虚伪事物予以鞭挞和轻松的嘲弄，对美好的事物给予热烈的赞颂。如司马攻的《客气》、《激色水》，范模士的《早出早归》，老羊的《孝心》，林牧的《说真话》，等等。标志着泰华散文成为这个时期强项的，不只是作家们创作的数量多、出版的作品集多，重要的是有些作家形成了标志着创作成熟的个人风格。如梦莉的散文温馨缠绵，凄惋动人，形成了感情真挚，流畅自如的“梦莉体”，吸引了很多“梦莉迷”。再如，司马攻的散文清新隽永，蕴藉丰厚；陈博文的散文朴实平和，含蓄凝练；许静华的散文轻松飘逸，如话家常；饶公桥的散文朴实深沉，刚健豪放。本来散文是一种不好把握的文体，而作家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值得称道的。
进入90年代以来，泰华微型小说异军突起，且有势不可挡之势。 先是司马攻率先垂范，在1990年下半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微型小说作为引玉之砖。加之白翎主持的《亚洲日报》文艺版的积极配合，很快就在泰华文学之河掀起了一层层微型小说的浪花。接着《中华日报》、《世界日报》、《星暹日报》、《新中原报》的文艺版也联手行动，到1991年，已有司马攻、刘扬、陈博文、姚宗伟、倪长游等二十多为作家涉笔微型小说创作。1995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等六位中国作家，应泰华作协邀请访泰，座谈微型小说创作问题。通过这次座谈，给泰华作家以很大鼓舞，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高潮。在1995年一年间，曼谷各华文报纸的文艺版，就刊发了微型小说四百多篇，因此司马攻说：“从数量来说。1995年可称为泰华微型小说的丰收年”⒁。1996年11月，“ 泰华作协”主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这是一次微型小说作家、研究者的大会师，泰华作家有三十多位出席了会议，会上会下广泛交流，互相切磋，在泰华文坛有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热潮。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一些微型小说集，如司马攻的《演员》、《独醒》，陈博文的《惊变》，倪长游《只说一句》， 曾天的《老年爱国者》和司马攻主编的《泰华微型小说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等。此外还有马凡、钟子美、林牧、郑若瑟等创作的数量可观的微型小说。
在各国文坛流派纷争的20世纪后期，泰华文坛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不仅反映在泰华作家的创作善于正视现实，反映社会矛盾，或褒或贬，都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对非现实主义的东西，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86年作家郑万隆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新中原报》转载了他的小说《空山》，以表示对中国作家的欢迎。不料却引起泰华作家的批评，“认为主题模糊，人物性格矛盾，违反小说创作原则。其实，这篇小说并不是怪诞诡异，或性观念开放之类，……基本上还属于现实主义的东西，按作者的解释，这是主题多义性的， 是当今大陆青年作家所追求和尝试的，是探索文学一类。这样仅越出一点旧框框，就有所不容”⒂。
这种抵制非现实主义的论争，反映在诗歌领域就更激烈了。1986年泰华诗坛受中国《崛起的诗群》的讨论的影响，也展开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交锋。这次交锋是由琴思钢的《旗与旗的四重奏》和岭南人的《一首争论的诗》及《朦胧声中说朦胧》引起的。茅庐与他们持肯定态度不同，在《朦胧作品的存在与价值》中完全否定了朦胧诗。接着范模士、林尉、李少儒、曾地、岭南人、朦胧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最后虽然难下谁是谁非的结论，但是持否定态度的力量还是较强劲的。
泰华文坛的对现实主义的钟情，有着历史的渊源。泰华社会一直是一个民族传统观念极深的偏于保守的社会，中国儒家思想已深植于华人的心田。随着泰国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趁机而入，但仍无法淡化华人的伦理道德传统观念。因而，泰华作家一向把关注社会现实、弘扬民族伦理道德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们的创作多以弘扬伦理道德为视点，观照社会的良心，批判丑恶现象。这种按生活本身的逻辑来创作作品的追求，正是泰华作家赓续中华传统的血脉，滋润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结果。特别是泰华作家大多年过半百，熟谙现实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鲜少浓厚的兴趣。
80年代后期泰华文学的繁荣，是一种非常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泰华文坛“多是人间六十翁”，作者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有人认为这是泰华文坛的一种“回光返照”；也有人认为泰国主流社会在50～70年代限制华文教育，致使四十岁以下的华裔不懂华文，泰华文坛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然而，与这种悲观论调相反，也有些人持乐观态度。如方思若、司马攻、梦莉、岭南人、林牧等人都发表文章，认为泰华文坛是“在危机中出现了生机”⒃，其前景是“峰回路转，叶绿花红”⒄。其实对泰华文学的前景，完全不必悲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
就国际环境来说，和平与发展是新世纪的共同主题，特别是对于亚洲国家更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不会放弃这种机遇，也都会借机谋求自身的发展。近十几年来，泰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很快，台湾、香港在泰国大量投资，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来泰国投资。这种华人经济国际化的现象，促进了华文人才的需求，使得“许多工厂或大公司聘用职员时，均声明优先录用懂得华文者”⒅。从另一面看，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提高，台湾、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使用的华文，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瞩目，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华语热。对此，泰国政府早已注意到，对华文教育政策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允许设立讲授华文的学校，而且还同意一些大学开设中文专修课程，如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博仁大学等都设立了华文专修课程。特别是还批准华侨大企业家郑午楼先生创办的华侨崇圣大学设立中文系，同意谢慧如先生创办的东方文化书院，聘请中国教授讲授华文课程。这一系列举措恰恰补弥了华文教育两头大中间小的不足。华文教育是华文文学的根本，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方可叶茂。对此泰华诗人岭南人曾作了一个恰切的比喻：“冬天就快要过去了，春天还会遥远吗?”⒆
泰国华文日报数量多，且都有文艺副刊，是华文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目前泰国有《亚洲日报》、《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华－中原日报》等六家华文日报，辟有九个文艺副刊版，每周出版二十八期，约二十万字。这么广阔的创作园地，对于一个拥有一千万华裔的国度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广阔的华文空间。这对于发展华文文学创作，培养文学青年，推广华文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华文日报的副刊保持稳定或再有所增加，一定能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也会使一批新作者脱颖而出的。
泰华新移民日渐增多。自80年代后期以来，大约有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二十五万新移民在泰国定居。这些新移民不乏文学才俊，而且有的已崭露头角，如晓云、陈雨等。从目前看，他们具有较好的文学根底，但他们刚刚在泰国立足，还没有完全溶入泰国社会，对所处社会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及民族个性，还鲜少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们的作品，虽然写的是泰国的生活，但是总给人一种隔膜感。不过，待得他们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将与老移民及其后代组成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共同缔造泰华文学的美好未来。80年代文学团体的建立，在团结文友、促进创作、对外交流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后随着创作的发展，青年作家的成长，将会有新的文学团体产生，形成新的创作核心；一些老的文学团体也将会发展壮大，殚精竭虑地做好组织工作，团结更多的文友，携手并肩地去开拓华文文学的新天地。还应看到，泰华文学团体中有一批执着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他们象是“拖着破车的老牛， 在崎岖而泥泞的小道上迈步，向前，向前，不管明天有多远， 也不管‘山穷水尽’继之有没有‘柳暗花明’”，他们“还是要写下去”⒇。这种为泰华文学的献身精神，不仅鼓舞着新移民锲而不舍地进行创作，而且也激励着辍笔多年的作家归队，进一步加强泰华文学的创作力量。泰华文学的乐观前景，除了上述的外部条件，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内部条件，就是文化传统的因袭力量。中华文化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历久而不衰，是因为她有着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她延续的历史长河中，她能在吸纳外来文化丰富自己，她能融汇异域文化，可是却难以改变自身的独立品格。从泰华文学七十多年的历史看，从40年代到70年代，历经几次“乌云压城城欲摧”的低潮期，即便是日寇统治最残酷的岁月，也没能灭绝华文文学。她象蛰伏于地下的幼芽，一旦气温、湿度适宜，就茁壮地破土而出。有鉴于此，未来的泰华文学即使遇到寒冬，但一遇到春雨滋润，又将是一个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世界。
注：
⑴⑹⑺⒇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华作家协会，1991年出版。
⑵⑾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泰国八音出版社出版。
⑶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⑷李少儒：《“五四”爆开的火花》，《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
⑸⑻⒀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 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⑼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幅缩影》，《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
⑽洪林：《泰华文学四十年概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视角》，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⑿栾文华：《泰华文坛近况概观》，《泰华文学》，文学世界出版社。 ⒁司马攻：《〈泰华微型小说集〉序》，泰华作家协会，1996年出版。
⒂白翎：《浅谈泰华小说》，《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华作家协会，1991年出版。
⒃司马攻：《危机中的生机》，《泰华文学漫谈》，泰国八音出版社。
⒄⒆岭南人：《峰回路转 叶绿花红》，《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视角》，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⒅见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1月22日。 ——《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石家庄经济学院》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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