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鸽哨声 |
作者:李维山 作于:2006-12-9 7:14:52 访问:825 评论:1(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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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鸽哨声 Ashanweili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不要对号入座。 老孙今年四十四岁了。正式国家干部,公务员。他人非常老实,厚道。他从不吸烟,不打麻将,更不会玩“骗五张”扑克游戏。凡是与赌博有关的娱乐,他从来不沾边。只是爱喝个小酒,且酒量还不大。是我们城关乡政府二十五个公务员里和八大站所三十六个事业干部中大家公认的“一本正”。他原来是我们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其他办公室任一般科员。 说是工作需要,实际上是一种托词,是一句脸面上的话,是官场上一个通用语。是人家领导给被调动工作的人,一个下台阶的借口。既让当事人略感不快的心中添点儿温暖的感觉,又让局外人少一些乱嚼舌头的话把。现在无论在哪个单位都会经常发生调动工作的事。而“工作需要”这个托词似乎已经成为惯用词。而老孙被调动工作的真正原因,大家都认为是因为他做人太老实的缘故。当今社会,“老实”一词已经与“无能”一词同义。实际上,老孙这个人,还真不是无能。他在县一中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是高才生。高中毕业后考入省财政学校。毕业后分到我们乡政府,任财政所的现金员,不久升任为会计。这期间又先后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虽然是函授进修,但毕竟是学了七年中文,使他本来就不错的文学功底又锦上添花。论口才,论写写算算,论工作能力,还真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但是他仍然没有干好计生办的主任工作。这正应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文凭不等于水平。”另外还有一句官场上的警句:“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看来他被调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岗位,是在情理之中。但我还是暗暗为他惋惜。因为毕竟我和他是十几年的同事了,和他桌对着桌在一个办公室里也呆了将近五年。他的为人,他的工作特点,他调动工作的前前后后的事情,我都清楚。 老孙他亲哥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虽然他大号孙晓山,但是有时人们写他名字时,图省事将他写成“孙小三”。他也欣然接受。这样,每天早上来到政府办公室做第一项工作~签到时,他自己也常常写成“孙小三”。既快捷又好认。人们跟他叫“孙小三”,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家的位置也排在第三位。他老婆比他大三岁,是人们通常说的,女大三,抱金砖的标准格式。自然是一家之主。他女儿的地位也排在他的前面。他老父老母在沈阳的大哥家里住。他只是每月按时给汇去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其余他什么也不管。即使这样,在金钱方面老婆对他管得也非常严。而且严格到一定程度。平时允许他腰中最多只揣十元二十几元零用钱。有时干脆一分钱都不给。一次,他下班骑摩托车回家,走到半路上,摩托车轮胎被扎。虽然修理部近在咫尺,但是他囊中羞涩。为了三元钱粘胎费,他徒步走了三里半路程,回到家里,跟老婆要了五元钱,才返回来粘了轮胎。他老婆的管理严厉程度可见一斑。 他老婆叫金玲,是轧钢厂子弟学校里一名音乐老师。当年是大姑娘时,曾参加过地区级的歌咏比赛大会,获得女高音组三等奖。那时的她,长得白天鹅般美丽漂亮,又有一副嘹亮动听的歌喉,曾吸引过无数白马王子前来献殷勤,但是都被她一一回绝。最后她却扎进了县文化局的一个副局长的怀抱里。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妻子是县委副书记的“千斤”,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气得一蹦老高。在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她领着两个好姐妹,将她俩堵在了丈夫的办公室里。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金玲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那个文化局的副局长,迫于岳父的压力,不得不和她中断了关系。金玲从此因为这件绯闻而名声扫地。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刚刚失恋的孙晓山。两人处了不到半年,就结了婚。那时的孙晓山。正是我们乡财政所春风得意马蹄急的大会计。 孙晓山当年长得确实是一表人才。大背头始终油光铮亮。脸上常常漾溢着温和的笑容。浅灰色的西服笔挺板正。白涤凉衬衫领子下打着红底儿碎花领带,又平添几分帅气。一双棕色皮鞋经常擦得一尘不染,光可照人。再加上不凡的谈吐,出口必成辞,生花妙笔,提笔必成章,真是让许多姑娘,春心荡漾,暗自艳羡。但是他最后竟然娶了金玲,一个让副局长玩够了的剩货。这很让那些偷偷暗恋过他的年轻女性们愤愤不平。这无疑是对她们这些佳丽的蔑视和污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直至许多年以后,一想起这些往事还让那些女性们耿耿于怀。我可不在其中。因为我比老孙大五六岁。那时的我已结婚五六年,孩子都会跑了。只不过是我目睹了这前后事情的经过。是一个旁观者清的“旁观人”。 由于金玲在当姑娘时偷尝过禁果,又知道老孙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特招女人喜爱。她深知那些年轻女性们的心里想法和感受,更知道那些男人家花不香野花香的馋猫德性,所以她对老孙看得格外严。她不但把老孙的工资管理得严,不让他兜中装有多余的钱,而且还对老孙八小时以外的时间监督、控制得严。几点下班,几点走到哪里,几点几分迈进家中门坎,她都掐算得准确无误。稍有差错,过后便像审贼一样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晚?说是班上有事稍耽误一会儿。那她过后也会拐弯抹角地调查一番。待得到证实后,她的脸上才能阴转晴。 一次,有同事晚上请客,邀请他参加。老孙往家里打电话想和老婆说一声,可是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可能是占线,也可能是家里的电话机没有扣严。总之是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同事们都急着往饭桌上赶,便强行拉着他往外走。谁知就因为这晚上没有及时跟老婆请假,等他喝完酒回到家里,老婆硬是不让他进门。无奈,他只得蹲在房门口的宇搭下过了一夜。还好那时是夏天,天气还不算太冷。事后有人说,你也真是死心眼,老婆不让进屋,就干脆找个亲戚或邻居家睡一晚,也不至于蹲在屋外面冻一宿啊。他听后咧了咧嘴,说,要是那样,还不闹得你死我活。两口子过日子,要讲究一个安宁,顺畅。作为男人,不能和女人一般见识,还是谦让一些好。大家听了,不觉唏吁长叹。都说他做人太老实,活得太窝囊。老实得有点迂腐了,窝囊得让男人汗颜。但是又有啥法呢。现今这社会,有几家不是这样呢?只不过有轻有重罢了。 他当上我们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以后,他老婆对他的管理好像是松一些了。也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大一些的缘故,对他有些放心了。但确切地讲是外松内紧。有一次,我们为迎接省级有关部门检查验收,下班后晚上又加班,忙得脚打后脑勺子。老孙早早就给媳妇打了电话。可是半夜里金玲仍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叮嘱老孙注意休息,别累坏了身体。我们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这哪是什么关心,纯是变相监督。可是却喜得老孙满脸笑纹,看我们在旁边愣愣瞅着他,便甜蜜蜜地说,您瞧,俺媳妇关心俺呢。她让俺早点休息,别累坏了身体。气得我们办公室的打字员小刘,柳眉直立,杏眼圆睁,看他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恨不得抽他两巴掌。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计划生育工作,是当今最难做的一项工作。它既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又要对本级政府负责,时刻监督孕龄妇女,防止计划外怀孕,严禁计划外生育。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因此,就要求每个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时时刻刻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经常顶风冒雪,到各个村屯的育龄妇女家走访,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遇见好说话的,还能见个笑脸。碰见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恶语相向,常常是惹一肚子气。甚至有那虎了巴机的人想跟我们玩横的,又动刀子又抡棒子,扬言你让我断子绝孙,我就让你缺胳膊少腿。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老孙总是不着急不着慌,也不害怕,盘腿坐在人家炕上,像讲故事似的,给人家讲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讲少生优生,利国利民的好处。讲得他口冒白沫,听的人火气渐消。但是他还是往下讲,最后讲得那家夫妻俩心里烦躁,直嚷恶心,他却仍然兴致不减,越讲越来劲儿。一直讲到那家男女主人听得要呕吐,说孙主任你就别讲了,你说咋地就咋地,我们不再生了还不行了吗?求求你就别讲了。到这时他才像从什么意境中猛然清醒过来,停止了讲述。他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一笑,说,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就不再讲了。于是和女主人定好明天上午几点到乡里计划生育服务室去做人流手术。我们刚开始时一点也不习惯。看见他讲来劲的时候,便借故到别的人家看看为名,暂时离开这家。估计讲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回去。后来干脆我们也习惯了,每当看见他来了兴趣大讲特讲计划生育国策时,便像无事人似的在旁边听他讲。渐渐地我们发现,他不愧是学过中文的,口才相当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其间不断掺杂一些幽默小故事,让听的人不时莞尔一笑。隔在我们中间的一堵墙便渐渐坍塌。我们很快与男女主人在思想上达到一种共识。给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是他这人工作也有很大缺点,那就是罚款力度不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没办指标而怀孕的,B超查出以后是要罚款的。可是很少见他罚过谁的款。计划外怀孕的,有的应该罚一万,他却连两千也罚不上。应该罚五千的,他连五百也罚不上。正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他的心实在是,太软,太软。他经常对我们说,现在的农民,生活还是太困难。连温饱都难维持,哪还有钱交罚款。别看政府往上报的人均纯收入两千、三千的,全是假的。你们到农民家里也都看到了,人均纯收入两三千元的家庭,日子能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少罚钱,多教育,多跑腿为好。只要没有计划外怀孕的就行了。我们的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罚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这点我们要心里有数。 前进村三组有个叫孙玉新的农民,他本来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很是可爱。可是由于小时候从炕上掉到水泥地上,摔出了癲痫病。隔三差五地在半夜里抽羊杆疯。愁得孙玉新两口子成天唉声叹气,都没心思干活。后来在老孙的帮助下,办妥相关手续,要了二胎指标。感动得孙玉新两口子,见到老孙一口一个大哥叫着。可是九月后临盆,却生了个姑娘。孙玉新两口子立时耷拉下脑袋。过后夫妻俩一核计,趁还没有给孩子落户,便偷着将女儿送人了。不久又怀孕了。六个来月时,托人作了B超,说是个小子。喜得个孙玉新两口子冲着南天磕了三个响头。老孙听村里计生员汇报,说孙玉新媳妇又怀孕了,都显怀了,便气昂昂地领着我们坐车赶去。谁知到了孙玉新家一看,已经是人去屋空。两口子抱着抽羊杆疯的傻儿子早跑了。按规定,像他们这种情况的是不应该再要孩子的。如果要的话,至少得罚款一万到三万元。半年后,两口子抱着一个大胖小子回来了。邻人见了就问,你们怀里抱的是姑娘还是小子?孙玉新嘿嘿傻笑着,小声说,是小子,是儿子。我又有儿子了!我这个儿子一点毛病也没有。老实厚道的乡邻脸上,立时现出笑纹,说恭喜呀,恭喜。第二天早上村计生员打电话报告,说孙玉新两口子回来了,是抱着一个大胖小子回来的。老孙听了,脸上现出一副奇怪的表情,看不出是怒还是气。快到中午时,我们坐着那辆破2020吉普车,颠颠搭搭地来到了前进村三组孙玉新的家。进屋后我们没有说什么。实际上也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只能木然地把他家屋里能值点钱的东西全搬到吉普车的后备箱里。这无非是一台17吋的破黑白电视,一台滚桶式旧洗衣机。还有两袋玉米粒,外加多半袋黄豆。孙玉新像是一个局外人,满脸笑纹,乐呵呵地帮着我们搬这搬那。他看吉普车的后备箱太小,东西塞不进去,箱盖张开着合不上,便从仓房里找出一条麻绳来,很内行地把后备箱拢了个结结实实。临走时老孙告诉孙玉新,限他一个星期内,将院里那台黑不流秋的破四轮车开到乡政府后院。孙玉新说,车早就不能起火了。老孙说我不管你起不起着火,我就是要你把它弄到乡政府后院去。最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谁知第二天上午,孙玉新就请邻居把那台已不能起火的破四轮车拉到乡政府后院。看来孙玉新早已作好了被罚款的思想准备。有人提议,应该再罚点钱。老孙说,你看他那穷样,连粮食我们都给抬来了,还能有什么钱。这以后的日子也够他过的了。再说,罚得再多,也是超了。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吧。以后对那些重点育龄妇女,死死看住,千万别再超了。 办公室没有钱,干什么都难。一辆破2020吉普车,跟老虎一样能喝油。天天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从这个屯奔那个村,没有钱车轱辘是不会转的。有时下乡回来赶不上饭时,就得到附近小饭馆里吃点工作餐。一个月下来仅这两项开消就得上千元。县计生办每年就拨那点儿钱,去掉补助育龄妇女人流,结扎术的费用,根本就剩不下什么钱。有时还不够。办公室的经费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办公室的电话由于不能按时交上话费也常常被停机。我们去县里、地区计生部门学习、开会,自己垫付差旅费,年末也没有钱报销,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一攒就是一大打。办公室内的干部大多是女性,女人的性格爱钻牛角尖。听说别的乡镇计生办,过年过节时如何如何搞福利,我们都非常眼热。但是眼热归眼热,办公室里没钱,也是没法的事。作为一个职能部门没有钱花,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心软能有几个人说你好,心软能当面包吃吗?时间长了,大家也渐渐对老孙有了意见。四十多岁的人了,风度气质虽然不减当年,但眼角旁已慢慢爬上了几条鱼尾纹,两鬓也见霜,在女性们心中的位置已不是当年了。一旦失去了魅力,一样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再加上他办事也忒过于古板迂腐,人人心里有怨气。人心里一旦有了情绪,干工作就少了积极性。他也看出些苗头,嘴上不说,但心里着急,而且还觉得有些委屈,认为是当今世风日下所致。常常一个人面对办公桌发出一声感叹。我和他坐对面桌,每当看到他这样不舒心时,都替他堵得慌。我是个女人,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我倒不是因为他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他情有独钟。我是一个站在旁边冷眼相观,非常理智地看待世界的女人。我知道他面临着不被人理解的境地,这时心里该有多难受。他身处诸多矛盾聚集在一起的旋涡之中,有些不能自拔。但是我又无能为力。市场经济下的今天,就是这样一种形势呀。我一双茫然四顾的眼睛满是无奈的眼神。 我知道他在主任的交椅上不会坐得太久。只是没成想来得这样快。更没想到他会调出这个办公室。我以为他怎么也会留在这个办公室。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办公室里,前前后后呆了十几年了。不当主任,当个科员还是可以的吧。他业务那么熟。但是他走了,他到东边政府大楼里一个普通办公室当一般科员去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上午,清晨刚刚下了一场白露。街道两边排水沟里发黄的草尖上挂着一层白霜,被太阳一晃,渐渐化成水珠,向下滴搭着。我抱着有些瑟缩的肩膀,刚刚走进办公室,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份乡党委的通知。才知道老孙调走了。我的对面桌的椅子上,很快坐了一个紫褐色脸膛的年轻人。他叫郑继仁。是从乡林业站调过来的。我们其实早就认识,他的外号叫“郑老狠”。原因就是他对乱砍盗伐的人罚钱狠。是全乡“四大狠”之一。另外三个狠人是:派出所的周大巴掌,打人狠;农机站的王大油门,收费狠;土地所的乔土地爷,卡油狠。郑继仁也就三十多岁的年龄,由于脸色发暗,却像四十岁的样子。他坐在那里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双手捧着一本计划生育小册子,聚精会神地读着,身子一动不动。我暗暗佩服他的坐功。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郑继仁终于动了一下。是把小册子放下,扬起胳膊抻了一下腰。可能是偷着看了看我,见我没什么反应,便又坐下看那本小册子。我仍然低头做着手中的报表。二十多年了,我始终负责计生办的各项报表统计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毕竟是做一门业务,专业性强一些,还是有一点依赖的。也就是说有一点老资格的感觉了。换了八九任办公室主任,乡长,书记也不知换了几个了,我还是干计生统计工作。我手中这个活,是好人不稀干,赖人还真干不了。成天和数字打交道,干巴巴的就那么十个阿拉伯数字,什么人干长了也会厌烦,腻歪的。可是我硬是一连干了二十多年。这里面的甜酸苦辣,只有干过的人才深有体会。正因为这样,我对于主任了,主管副乡长了,都不会像一般干部那样,见了他们犹如耗子见了猫似的,心中忐忑,诚惶诚恐。我还是我。你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还不愿意搭理你呢。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墙上的石英钟敲响十二下时,郑主任终于抬起了头。他瞅一眼腕上的表,又瞅了一眼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说,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下班时间了。我看人家主动和我说话,只得抬起头来接话茬。人家毕竟是个主任嘛。我不能再装下去。假装这时才从业务中清醒过来,抬头看一眼窗外,说,可不是咋的,都到午饭时间了。 他把眼光也移向窗外。院门口那儿,其他几大站的干部们正相继向街上走去。他小声咳嗽了一下,说,我这是第一天来咱办公室上班,应该和大家聚一聚。告诉那屋小刘她们,走,咱们去喝点酒,我请客。 那天中午,我们办公室五个人在街边一个小饭馆里,一直喝到下午三点钟。新来的郑主任确实会办事,硬是把刚刚卸任的老孙给拽来。可能那天老孙有点情绪,酒喝得多一些。舌头喝硬了不说,眼睛还发花,走路也打晃。郑主任有事先走了。我们和老孙走出饭馆不远,就见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腹便便的半大老婆子。到了跟前,老孙硬说人家是计划外孕妇,拉住人家要罚款。嘴里唠唠叨叨的,说以前自己太心慈面软了,今天一定要重罚。小赵和小刘一边一个搀着,故意问他,重罚要罚多少?他舌头大了但吐字还算清楚,说,罚他,五百元。让她,无法过日子,以后再,再也不敢超生了。那位胖大嫂好像也来了情绪,笑呵呵地任他抓着胳膊看他耍酒风,惹得我们掩嘴偷笑。笑着笑着,我们忽然又觉着心中有些发堵。眼角也不觉酸涩起来。 那位胖大嫂认识老孙,说老孙这人不错,从没有见他喝多过,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们说没什么事,就是因为高兴,喝多点。那位胖大嫂走了很远,还回头往这边看。老孙被酒精烧得神志越来越不清,直愣愣地望着大街的另一头,说,咱们,这是,往哪儿去,不应该往,往那边走吧?时间,不早了,应该下乡去。前进村还,还有一个,计划外的,咱们去,去把她,拉来,做了。 我们听了他的话,不觉一愣。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好半天没有做声。眼泪偷偷地在眼眶里打着转。这时,有些料峭的西北风从北边的胡同里刮过来,吹在身上已感到凉嗖嗖的。最后还是小赵打破这有些尴尬的气氛,小声哄他说,咱先去服务室吧,先把卫生搞一下,然后再去拉她做手术,怎么样? 他听了小赵的话,立即停住脚步,强打起精神睁着朦胧醉眼,定定地看了小赵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忘了,我,平时,怎么,说的…… 我怕他牛筋劲头上来,便接过话茬,说,你这样安排很好,咱一会儿就坐车去。他听了我的话,笑了,说,你,老大姐,工作,行。 说完,他的头往旁边一歪,竟然睡着了。我们急忙拦住一辆出租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塞进车里。我和小赵坐在他两边,用身子依着他,不让他倒下。小刘坐在前边引着路。老孙仰脸靠着后背,嘴半张着,眼角旁溢出一滴白色眼屎。可能是好几天没有刮过胡子了,脸上显得有几分苍老。从鼻中发出长长的鼾声,一呼一吸中,还带着一丝细长的,空气扫过气管壁时的哨音。虽然很低,但是此时犹如一柄长刺,一下下刺进我的心里。这个可怜的人啊,在家受媳妇的气,活得那么窝囊。在外边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复杂的社会里,他又这么幼稚天真,以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个可怜的人啊! 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十几年,和他坐对面桌也将近五年,可是从没有到他家去过。他也从来没邀请过我们去他家。这我们都能谅解。今天我们这是第一次上他家。也多亏小刘以前来过一次,要不今天都不知道往哪里走。 出租车穿过县城,向东来到县城另一边的郊区。其实和我们城关乡还真是不太远。这里是工业区,到处烟囱林立,耳畔马达轰鸣。拉着矿石的各种载重汽车川流不息。就在钢铁厂北边不远处,有一小片红色砖瓦房的住宅区。老孙的家就在这片住宅区靠西边的一排红砖房里。 这天是星期一,他妻子上班还没有回来。我们从老孙裤腰带上拽下一串鈅匙,把院门和房门相继打开。然后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他弄下车来,搀进屋里。我们把他放到炕上,小赵从一个木柜里拽出一条被子给他盖上。看他舒舒服服地酣然入睡,我们这时才重重地呼出一口长气。 第二天我去乡政府楼里打水,在院门口看见他。他一脸憔悴,人显得有些萎靡不振。衣领也不象往日那样板整,眼角旁的鱼尾纹似乎多了一条。见到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左右瞅瞅没有人,便向我这边走了几步,小声问我,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 我说,没喝多,挺正常。 他听了摇了摇头,一脸的不相信的表情。说,我知道,准是喝多了。能不喝多吗?我这人,大姐你是了解我的。没啥水平,工作没做好,五年时间了,大家活儿没少干,好处却没捞着,让大家都跟着吃苦了。我感到对不起大家。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有些发哑。我怕他再说下去,引起他的牛筋性儿上来,便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理解你。虽然你不在我们办公室了,但是大家仍然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哪。 他听了我的话,显得有些激动。说谢谢,谢谢大家还把我当朋友看待。他低头翻起了衣兜,里里外外的衣兜翻了个遍,却什么也没翻到。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兜里没钱,要不我真该请大家吃顿便饭。 说到这里,他的脸腮上现出一小片酡红。我知道是因为什么。男人兜里没钱,是最大的悲哀,在人群里腰杆也挺不起来。看他那样一副可怜样,我在心里又实实在在地同情他一把。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可能是我们办公室新换了主任工作忙了的缘故。也可能是他故意躲着我们。总之,我们是很少见到他了。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没有理由不忙。以前那些报表,有些数字,郑主任要求我们重新统计一遍。一些文字材料,有的也要重新搞。老孙那时搞的一些东西,现在有些不实用了,那就干脆不用。老孙以前没有搞过的东西,现在需要,就得补上。我们这些环节干部,工作十几二十几年了,换主任的事也不是经历过一次二次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打法。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足足忙了一个来月,按照郑主任的要求,各种表格数字重新作好了。一套新的工作套路也形成了。这其间,我们也渐渐熟悉了新主任的打法--即新的工作套路,特点。我们这些环节干部,就像大观园里的紫娟,平儿之类的丫环,很善于适应新主子们的脾气。不然你还怎么能干了自己手中这份工作。即使是奴才的饭,在眼下这种天天嚷嚷着要裁员下岗的时候,也不是好吃的。 当郑主任把我们计生办的所有帐目拢了一遍以后,我们大家全都吓了一跳。几年下来,我们办公室竟然欠下人家的债务一万多元。其中有平时吃工作餐欠几家饭店的,有破吉普车用油欠加油站的,有印制各种表格欠县里某个小印刷厂的,有我们大家几年来没有报销的差旅费。林林总总,一万多元。 郑主任把我们五个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办公室全体干部会议。他把我们眼下的工作情况,包括严峻的经济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他望了我们大家一眼,说,业务情况不容乐观。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乡十八个行政村,有十二个育龄妇女计划外怀上孕了。有八个育龄妇女虽然按照规定应该生二胎,但是没办二胎指标。如果要办指标,必须一律按规定先交罚款。我估计其他村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另外,对以前罚款不到位的,以后抽时间也把它补齐。小刘你负责发通知,明天召开全乡各村计生员会议,对工作不利的村计生员,要坚决给予辞退。然后公开在社会上招标。今后工资将与本人工作业绩挂钩。出现超生的,扣计生员的工资。没有超生的,除挣满工资外,另外还予以奖励。大锅饭是没有了。 第二天全乡计生工作会议上,郑主任把他的工作思路亮出来,当场就有三个年龄大些的老计生员提出辞职不干了。中午,郑主任掏腰包花三百多元在县城一个不错的酒楼里请我们大家吃饭。席间他走到那三个提出辞职的老大姐跟前,向她们真诚地敬上一杯酒。感动得那三个老大姐热泪盈眶,说郑主任,不是我们不愿意伺候你,实在是我们年纪大了,文化底子也薄,跟不上时代步伐,怕拖累大伙的工作。请你多加谅解。郑主任说,老大姐你们就不要说了,只要不怪罪我这个小老弟就行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领导看得起咱,把咱调到这个重要位置上来,我这也算是临危受命了。我要是不干出点成绩来,还真是有点对不起人家领导。我这也是背水一战啊。 说完,让小赵从身后一个蛇皮兜子里拿出三条新买来的毛毯,恭恭敬敬地捧给三个老大姐,说,老大姐,收下吧,这是我们办公室五个小弟小妹的一点心意。你们也知道,咱们办公室经济不太好,这点东西,实在不成敬意,留个纪念吧。三个老大姐见状,眼泪“叭嗒叭嗒”就掉下来了。年长一点的冯大姐擦擦眼泪,说,郑主任,没成想你这个人还这么讲究。我们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今后,我们虽然不在计生工作岗位上了,但是我们还能干点别的,当个业余监督员还是可以的吧。我们为了你工作,就再得罪他几个人也是应该的。 就在这天晚上,我家里的电话响了好几次,都是下面几个村的熟人打来的。有的是探路,打听这个新上来的郑主任,怎么样,是不是要来狠的呀?有的托我给讲情,说到时帮着说点好话,少罚点,有这罚的钱,干啥不好,咱们喝酒也行啊。我心里话,平时怎不想着找我喝酒呢。我这时从心中蹦出一个感想,人有时就是怪,你对他越好,越没人领你的情。你要是对他来硬的,他倒对你感激起来。还没动真格的呢,就先来跟你说好话来了。连我这个啥也不是啥权没有的人,都跟着沾光。你说这人犯贱不犯贱? 我这心中突然蹦出来的想法,到后来更加得到证实。这是后话。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小赵小刘就把我拽到一边,问我昨晚上接没接到下面村里打来的电话?我说倒是接到两个。小赵小刘互相看了一眼,吐吐舌头,说我们俩也是。 不大一会儿,郑主任来到办公室,脸上第一次现出笑容来。他特意把负责出纳工作的小刘叫过来,说,你准备好收据本,一会儿就有人来交钱,仔细收好了,千万别弄差了。 果然上午十点不到,陆陆续续从各个村屯来了不少人。他们有的是村组干部陪着来的,有的是有头有脸的“屯不错”来代办的。郑主任是来者不拒,不管他们怎么说,嘴中只是哼哈答应着,钱先收下再说。晚上临下班时,小刘拢了拢帐,嚇,好家伙,一天不到,收了两万多元。喜得个小刘嘴都闭不上,说这些年来头一次收这么多的钱。郑主任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呢。以后你们就擎好的吧。 俗话说,鬼都怕恶人。人狠出了名,人见人怕。这正应了老百姓口头中的一句俗话:认可养活贼子人人怕,也不养活苶子人人骂。此话一点不假。就这样,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没动地方,三天时间,就收了两万多元。第四天,郑主任开起那辆破2020吉普车到县城一家篷俱装潢部,花三千多元喷了漆,包了座皮,换了顶棚。从里到外装饰一新。又到2020吉普车特约服务部,花八千多元将一些该换的和不该换的零部件全都换成新的。五天以后车开回来,2020吉普车焕然一新。收音机能唱了,喇叭声好听了,暖风也安上了,两个旧轮胎也换成新的了。平时一跑起来就哗啦哗啦直响的动静全没有了。总之,该响的都响了,不该响的一个不响。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看着郑主任很气派地驾驶着它向最远处的靠山村奔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觉。我心里偷着想,这时要是老孙开着这个车该有多好哇! 唉,一想起老孙,我心里就泛起一股复杂的感情浪花来。过去老孙为什么就收不上这些钱来呢?老百姓就是发洋贱,这时怎么就有钱了呢?老孙干的时候,哪怕交上这些钱的一半也行啊。我们办公室也不至于外债累累,更不能让老孙调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多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啊。可是世界上的事常常是事与愿违。 到了靠山村,我们掐着掌握的名册,将违反计生政策的两对男女当事人找到村部。他们一进屋,看见坐在村书记办公桌前的郑主任那张紫褐色的长脸向下搭拉着,就早已吓得浑身哆嗦起来。有一个平时装模作样的假二横子,此时跟在后边,到了郑主任跟前,规规矩矩地问郑主任一声好。然后掏出一盒红河烟抽出一枝给郑主任点上。自己点着一枝后,便懂事地把那盒烟放到郑主任面前。接着没笑挤笑地笑嘻嘻地向郑主任套瓷。郑主任表情不冷也不热,狮子大张口,要出最高罚款价。吓得站在旁边墙角上的两个小媳妇偷偷直咧嘴。慌得那个假二横子屯不错急忙给郑主任面前的茶杯里续茶水。一个小时后,郑主任做了些让步,给每人让了三千元,但还是个天文数字。就一般农民家庭而言,砸锅卖铁抬高利贷也拿不出来。于是“屯不错”急得红头胀脸,攀亲结友腆着厚脸皮继续向郑主任讲情,往下压价。又过了两个来小时,郑主任抬腕看看表,已到了中午,便扭头对坐在另一旁刚才还在帮着讲情的姚主任喊道,中午了,是不是给我们准备点吃的?人是公家的,肚子可不是公家的。老肚家可是早有意见了。姚主任听到这句话,犹如判了死刑的犯人遇到大赦令一样,喜得他一屁股蹦起老高,说饭菜早就做好了,就等着咱们去吃呢。 郑主任这时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啪”一下将燃剩下的烟头往地上一摔,站走身来,对屋内那个“屯不错”说,我每人再让你们五千元钱,一分不能再少了。否则我们一分不让。钱要现的,下午临走时给我们送来,明天人还得去乡里再检查一下,够要二胎指标的,就补办二胎生育手续。不该要二胎指标的,就立马做掉。这是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的。姚主任和村计生员也一起去。别忘了带村里公章。就这样定了。我不习惯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的。你们也就不要再费口舌了。说完,便领着我们走出村部。 实际上这顿午饭是那两家花钱安排的。我们心知肚明,就是不捅破。酒足饭饱后,我们收了钱,然后又向附近的立新村奔去。临出屋时,郑主任从那一大迭罚款中,拽出十张票子,塞到姚主任手里,说看他们两家态度较好,减去一千元罚款。姚主任点头哈腰笑嘻嘻地说,还是郑主任爽快。我代他们两家谢谢郑主任了。 那天下午,我们又走了两个村,又收了八千多元现金,两台四轮车,四台彩电,还有两台冰柜。之后我们又利用五天时间,走完了全乡所有的村屯。通过这次拉大网似的走了一遍,我们不但对全乡计生工作的现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还收了一大笔可观的罚款和一院子的东西。仅四轮车就拉来六台。粮食,家电,家具,装了满满两大间仓房。我们给了他们十天时间来赎东西。过期我们就拍卖。十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除了有一家用八千元现款换回去他们那台新买来不久的四轮车以外,其余都没有来赎。第二天,这些四轮车家电粮食等物品相继被卖出去。虽然价格比来时低了许多,但毕竟是换回了几万元现款。 从此,郑主任名声大振。在各个村屯里,老幼妇孺人人皆知。他们背后说啥的都有,但是见了面又都不敢说别的。他们是拿着凶神当喜神敬。谁还敢没事找事来得罪他。他下乡走到哪里,哪里的年轻育龄妇女赶紧走开。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也被大人拽着东躲西藏。很怕遇见了问出什么差错来被罚了款。那些平时在乡邻中作威作福的“屯不错”和一些地赖子,见到他主动上前点头哈腰,不叫大哥不说话。然后掏出好烟给点上。他们都以认识和结交上郑主任为荣,背后到处炫耀。 一次,明星村有个亲戚上城里来办事,中午在我家吃饭。他是明星村三组的组长,也是屯不错那一伙的。喝酒喝到高兴时他提起郑主任来,向我炫耀说,你们办公室的郑主任,跟我是老铁。我说我知道你们处得很好。他不无自豪地说,那当然了。我说,前几天处理那台八成新的海山牌四轮车,四千元钱你给开走了吧?那是作价六千五百元钱来的。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你私下给他多少?他摇了摇头,不说话,笑了。 他不说更好。官场上许多事,都是心照不宣的。该糊涂时就糊涂。眼睛要半睁半闭。半睁,是为了自己走路不撞墙。半闭,是为了自保。有些事太明白了反而是祸害。三国时的杨修,就是最好的例子。哪个当领导的愿意背后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他?要是换你也是一样不愿意。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一个要好的朋友过生日,在县城一家饭店招待。饭吃到一半时,忽听隔壁有个声音挺耳熟。细一听,是前进村的孙玉新,请乡里派出所周大巴掌几个人喝酒。原来是为他家小三小子落户的事。桌上还有一个当过村干部的“屯不错”作陪。现在村里人到乡里办事,都愿找个在本屯里有头有脸的“屯不错”来帮着办。以图把事情办得顺利,圆满一些。在酒店里碰见熟人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当我听到那个“屯不错”提起了以前老孙领着我们,到孙玉新家拿东西的事,我的耳朵不觉偷偷竖了起来。只听那个“屯不错”说,老孙那老屌被撤职,是罪有应得。我们村的人恨死他了。他当主任那阵,像个猎狗似的,成天颠儿颠儿地往我们村里出溜。现在不行了吧。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孙玉新挺好的一台四轮车,硬是让他给罚走了。要不去年冬天拉砂子,至少也挣他个五千,六千的。砖瓦房早盖起来了。孙玉新你说是吧? 只听孙玉新在旁边应道,是的,是的。老孙这人不够意思。我跟他多好哇,哪次到我家不给他好烟抽。我跟他还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孙字的一家子呢,他罚我照样狠。现在老百姓见他,谁还搭理他了。你看人家郑主任,办事那个爽快,老百姓哪个不给人家竖大拇指! 我在这边听了这话,犹如身上的肉被狗咬掉一块一样,心里暗暗淌血。人哪,真是难交啊。我想起了圣经上的话。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不知不觉地抬起右手在前胸划起十字来,口中默默颂道:阿门!阿门! 同桌吃饭的姐妹们,见到我这个怪异的举动,都停住筷子望着我。我忽然想起这是在饭桌上。于是闹了个大红脸。她们问我,是不是身体哪儿觉着不舒服?我说没事,没事。刚才我想起了早上未做祷告,怕上帝怪罪我。来,来,咱们继续喝酒。姐妹们听了哈哈大笑,说早就听说你信了上帝,没成想你信到这种地步。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在我家不远处的一个胡同口跟前,忽然看见了老孙。只见他摇摆着两只胳膊,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往前走着。我远远跟他打了一声招呼。他一看是我,脸上现出一片红光。他紧走几步,来到跟前,说好长时没见到你了,听说你们很忙。我说可不是咋的,成天忙,忙得吃饭都快没功夫吃了。你这是要去哪里?老孙还是像以前老样子,有点神经质地左右瞅瞅没有旁的人,往我跟前靠了靠,小声说,我这是上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去,有点事求他。我说你还能有什么求人的事。就一个女儿,当兵后又考上军医大学了,一切费用不需你掏一分钱,全是国家供着。你们两人一个月开三千多元工资,吃穿不愁,还有啥求人的。就是有事也用不着你出头露面往外跑哇。他听了,摇了摇脑袋,说,我这是为了一个亲戚。我问,你哪儿弄来那么多穷亲戚,我看就少操些闲心吧。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亲戚。这人你也认识,就是前进村的孙玉新。我听了就是一愣,孙玉新?他什么难事,还有脸来求你?他说,还不是为他那个小三子的事。我问,小三子又怎么了?户口不是已经落上了吗?他有些不解地问,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说,我十来天没上班了。眼看来到年下了,又感冒了。打了五六个点滴,才刚刚见好。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他压低声音小声告诉我,你们郑主任又找他秋后算帐了,说是按三胎计算,应该罚两万到三万。以前罚的数额不够,现在要补交余下的差额。经过好多人讲情,才免去五千元。还得交八千元现款。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之前必须一次交齐。不然要没收他家那两间破砖房。他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只得花高额利息东挪西借。就这样还差两千。昨天找到我,让我无论如何帮他张罗这两千元钱。你知道,我家里钱都是她把持着,我只得去找朋友帮忙。 我听到这里,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在他那额头上使劲点了一下,说,你呀,你呀,真是傻透腔了。人家在背后那样恨你骂你,你还帮人家东奔西走张罗借钱。人家把你卖了,你可能还帮着人家数钱呢。于是我也顾不得什么道德不道德,一五一十地把那天饭店里听到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谁知他听了以后,像没有听到一样,说孙玉新那个人还是很厚道的。一个农民,能有多大能耐。我们当干部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多做件好事总比做件坏事强。再说以前我们把人家四轮车给开来了,害得人家那年差点种不上地。我心里始终觉得亏欠他什么似的。我说,干咱们这个工作的,成天就是这样的活,就是得罪人的活。要是都把这个当成什么精神负担,那就没法干了。 他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刽子手也有他积德的机缘。比如说他每次砍掉死刑犯脑袋的时候,刀用得快一点儿,钝一点儿,都有讲究。心要正时,刀用得快一些,在刀锋砍进脖子时让死刑犯感觉不到疼,而且还舒服,这时他就是在积德呢。晚上回家睡觉他也睡得踏实。他会想,今天我那一刀,急如流星,飞快无比。那个死刑犯看样很满意。脑袋掉到地上时还和我眨眯眼睛呢。那是在向我表示感谢呢。如果一个天天站在大街上给穷人施舍善粥的人,每一勺盛的时候都存有偏心,虽然整个行动都是在行善,他也是在做亏心事呢。他的灵魂也不会得到安宁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事情要两方面来看。 我讲不过他的歪理,便一赌气地说,你愿意借他钱就借他钱,今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什么孙玉新。我不愿听到他名字。说完,扭头便走。扔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发愣。 春节快放假了。在腊月二十这天下午快下班时,郑主任将我们召集到一个屋里,开了一个小会。主要议题是春节搞福利的事。多少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突然间听见这个词,我们在感到陌生的同时,一下子振奋起来。说实在的,百儿八十元钱,这个年头谁都见过。钱不在多少,关键是它代表了我们小小集体的一份温馨的情意。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一种认可。也是对我们人格的一种尊重。它让我们从内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我们计生办的干部,还有主管副乡长,每人领了三百元钱的大米白面豆油和海鱼。又给村里计生员每人发了一百元现金。别人下班都走了,剩下我和郑主任,他和我商量说,明天得到县计生局去一趟,准备给大局长送两千元红包,每个副局长一千元小红包。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只有跟上边局里搞好关系,才能干得顺手。才能不被人打屁股,亮黄牌。工作啥叫好和赖,和上边领导关系搞好了,工作出点露洞也不会有什么事。关系搞不好,工作干得再好也会给你鸡蛋里挑骨头。就是遇上比较正派一点的领导不跟你挑骨头,也不会说你工作干得如何如何好。干好干赖,全凭关系和印象。这年头大姐你还没看明白?再说每年下拨计生经费,给咱多拨点也就有了。我心里暗暗佩服他。三十多岁,年纪也不算太大,能把社会看得这样透,不愧是当领导的料。我说你是主任,你就看着办吧。需要我做什么,你只管说就行了。他把办公室门关上,小声对我说,这事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又不是一个人办的事。一人为私,两人为公嘛。到时你给我作一下证明就行。证明这些钱没有揣进我个人腰包里。我说,这个你放心。啥时我都不会歪歪嘴,丧良心的。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他就带钱去了县计生局。中午在那儿吃了饭。下午回来进了办公室,脸上的酒色还没有退尽,看上去红扑扑的。他显得有些兴奋,坐到椅子上后,用手柔揉有些发痛的太阳穴,小声对我说,大姐,今天的事情办得很顺当。中午人家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大局长家里来了远道的戚,都没有回去陪。告诉其他三个副局长,今天中午谁也不许走,都得陪郑主任喝酒。人家真给咱面子。说以后要经常到咱们乡来检查工作。过去的就算过去了。说从今以后,咱们上下级两家关系一定要搞好。距离这么近,没有理由不搞好。 我听了他的话,也着实替他高兴。说句心里话,论办事能力,郑主任属实是个奇才。上任不到三个月,外边所有的科局站所,关系全都捋顺当了。到哪儿办事都开绿灯。说实在的,哪个部门领导没有仨亲俩厚的。违反国策罚到他们亲戚身上了,哪个不是托亲投友来找郑主任讲情。 有时我在私下拿老孙和郑主任做比较,两人的性格有天壤之别,两人的打法也相差甚远。一个心慈面软,工作时人情味特浓,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还落个人人恨他的下场。一个心狠手辣不讲私情,工作开展得却如火如荼,人人见他先笑后说话,如敬奉神明一样恭敬着他。这里面确实有学问,有绝窍? 这个问题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惑着我,折磨着我,让我好长时间搞不明白。然而,却在郑主任一次酒后吐真言之中,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他说,大姐,干咱们这个工作的,其实没有什么绝窍,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狠。对违反计生政策的,要狠字当头。只有狠罚,狠下心来,罚他个要死要活,他才能怕你,服你。才能有那么多人上来讲情。才能有那么多人感激你。才能结交下那么多的朋友。才能有那么多的钱交到咱们办公室里来。最后他说,总结这些工作经验,就是一句话:你不操他妈,他不跟你叫爹。原谅我在这里如实写出了他说的这句话。这话虽然粗俗了一点,当时我听了立时满面绯红,耳热心跳,惊诧不已。但仔细一琢磨,又何尝不是这个理儿。我暗暗为我们人类的劣根性感到悲哀。 第二天醒酒后,他可能想起昨日他说出的话有些过分,太过于直白,或者怕我对他有什么坏印象,于是他一再向我解释,说老大姐你别往心里去,昨天我说的那句话,是说的一些人,并不是全包括。现在这个时代,大姐你细想想,有好心并不一定有好报。有好的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干好工作。老孙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不用我细说了吧? 我没有什么恰当的言语来反驳他。但是心里又隐隐有些不服。如鲠在喉,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眼前的事儿明摆在那里。以前我们连电话费都不能按时交上,现在我们办公室,一切开消正常,又还了一些老孙以前拉下的外债。那些个债主找到郑主任,第一句话就是,老孙他不是人呀,当时签字时说得多好听,说过后就付款。谁知一拖就是好几年。郑主任,你行行好,给我把这帐结了吧。我少要点也行。三千八百多元,给我三千就行。再少点也行。每当这时,郑主任马上打断来人的话,说你礼拜天早上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就这样,老孙留下的债务,一点一点地,给还了不少。即便这样,听小刘告诉我,现在办公室里还有三万多元存款。 我们办公室里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办公室一共是两个房间。墙上全换上了新的图表,窗台上摆满了上档次的花盆。墙角那里立着可以制冷的热水器,一千多元钱的。我们的身背后是一排亮丽的铝合金文件柜。老掉牙的喷墨打印机换成新式激光打印机。坐在窗明几净、干净漂亮的办公室里工作,真是觉得舒服,心里也觉得亮堂。我们五个计生专职干部和十八个村里的计生员,个个工作情绪饱满,人人斗志昂扬,上下拧成了一股绳。只要郑主任喊一嗓子,什么样艰难的工作都能拿下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乡领导看见我们工作成绩显著,办公室漂漂亮亮,对郑主任赞扬有加。即使见到我们这些环节干部,脸上也有了笑纹。 孙玉新尾欠的八千元罚款,终于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补交上来了。那是一个纷纷扬扬飘着雪花的上午,孙玉新颤颤巍巍地敲开我们办公室的门,来到屋里。我注意到他见到郑主任时,浑身微微抖动着。我知道他不仅仅是对处罚机关一种本能的胆怯心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对手上即将交出的那一摞血汗钱发自内心的疼痛的表现。我向那摞钱瞥了一眼。心想,那其中一定有老孙借给他的两千元钱。不知怎地,自从那天我听到他在饭店里说的那几句话,对他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怜悯之情。人性恶的思想,一点点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郑主任将小刘叫过来收钱。一大摞钱很快被数完,放进小刘的皮兜里。小刘手脚麻利地给孙玉新开了一张收据。只见孙玉新两手微微颤抖,攥着那一张薄薄的收据纸,似有千斤重。他两眼发直,嘴角抽搐着,似有话要说,但是又没说出来。直到最后,他也没说出一个字。八千元钱放在一个干部家里,可能还不算个多大的事。可是对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得几年时间省吃俭用才能攒下呀。手中一厚摞板板挺挺的老头票,眨眼之间换成了一张薄薄的收据纸,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此时是否认识到,要是老孙继续当计生办的主任,这八千元钱还用得着交到这里吗!但是那时,他能说一句老孙的好吗?他甚至在背后还恨老孙呢。我忽然发现自己,这时怎么又同情起他来了。 春节很快过去了。正月初八我们上班,按惯例我们到各个办公室互相拜了个晚年,然后找个地方闲扯一会儿,讲一讲听到的趣闻轶事:谁喝酒喝多了,喝出洋相了;谁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多少多少钱了。谁家三十晚上放鞭炮着了火,救火车去了几辆。等等,以此消磨一下时间。到了中午,各自找伙去到个人家里喝酒。酒后扑克麻将一玩就到了晚上。这一天也就算过去了。只有过了农历正月十五,才能真正煞下心来上班工作。小刘是我二嫂娘家亲叔伯侄女,和我处得又很好。农历正月十六这天上午,她拉我到前街买办公室用的零碎东西。路上她悄悄告诉我,说给咱办公室维修2020吉普车的修理部,老板是她嫂子的伯父。前几天在她家喝酒时,提起郑主任维修那辆2020吉普车,一共才花五千来元钱。在咱们县城里,属他家修理部的收费低。小刘的言外之意我听明白了。 我小声叮嘱小刘,这话千万别对外人说。跟我说是不会再漏出去的。其实现在哪一级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他们当头头的也不容易。上边还有管他们的官。他们也需要交往。各个方面都要维持到。你做出纳工作,必须嘴严,手严。这样才能干好这项工作。 三天后小刘又来告诉我,郑主任从她那里取走五百元钱,说是主管副乡长的老爹农历正月二十过生日。还说年前办福利,主管副乡长脸色不好看,可能是嫌给他的少了。郑主任说借这次祝寿的机会,多给点。把缺的给补上,尽量让他满意。 正月二十一早上一上班,郑主任宿酒还没醒利索,就来到办公室。我抬眼望去,他的脸上还挂着一抹潮红。我故作不解地问了他一句,昨晚喝了多少酒,脸上酒色还没退去。他听了我的话,先是叹了一声,然后说道,你们看我这个主任是很风光的,是不是?其实我这当主任的也有当主任的难处。哪路神仙伺候不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你看我喝的这脸,一宿了还有些红,这是没法的事。我这是在找罪受呀。 他见我有些听不明白,便摇了摇头,说,你听不明白,就算了,还是不明白的好。 我风趣地说,我不愿意听明白。我也不想听明白。你看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活着有多好。他听了我这两句有些颠三倒四的话,笑了。说老大姐想不到你有时说起话来,还挺幽默的。 春天一晃就要到了。开犁就需要种籽化肥柴油农药。可是许多农民因缺少资金还没有春耕物资。当然这其中有被罚过款的。乡领导有些着急起来。把乡干部全都赶到各包片村里,让他们协助村干部,帮助农民解决春耕资金。乡主要领导坐着小车两天转一遍,来回巡视检查督促。但是金钱是硬头货,一时上哪儿去筹措这么些资金。于是跑农行,跑信用社,跑县里扶贫办,申请扶贫专项贷款。上上下下忙成一锅粥。 正在这时,县委组织部来人考核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大油门,同时还要补选出一名乡政府后备干部。经过全体干部投票,党委会讨论研究,最后郑主任名列榜首,补选为后备干部。又过了一星期,县委组织部来令:农业服务中心的王大油门被任命为我们乡的科技副乡长。原来主管计生工作的那个副乡长调到邻乡任副书记。原来的科技副乡长往上提一格,任一般副乡长。为了加强计生工作领导力量,经过乡党委研究,将排在第一位的农业副乡长派来主管我们计生工作。这几天,不知是咋地,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县计生局又把新一年的经费提前拨了下来。郑主任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年经费,比去年多了两万元。一共六万五千元。我们听了无不拍手称快,欢欣鼓舞。 一天早上我们刚上班,小刘就拉我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说,老孙得阑尾炎住院了。我急忙问,是哪个医院?她说,听说是在县医院。中午下班后,我打一辆出租车来到县医院三楼外科。在三零八号病房里,我见到了刚刚做完手术的老孙。他此时麻药还没过去,精神状态看上去很好。他见我来看他,脸上现出一丝笑容,显得很高兴,说,这么忙你还来看我。我说,好歹咱们一个办公室呆了那么些年,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还不是应该的。 他妻子从外边打饭回来,一看见我,眼睛立时亮了起来。凭女人的直觉,我知道她对我产生了疑问。老孙也看出来了,急忙跟我们俩作了介绍。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皮肤保养得很好,白晳,细嫩,富有弹力。她拉着我的手,很外面地说,你们那么忙,还让你费心来看他。现在阑尾炎也不算什么大手术。割下去了,养几天刀口,就没有什么事了。我说,办公室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要不都得来看他。老孙看样麻药逐渐消去,额头上皱出几条纹路来,有些气短地说,不要麻烦同志们了,各人都挺忙的。我这里挺好,不用惦念我。 我将刚才在路上买的补品拿出来放到床头柜上。又叮嘱老孙几句安心养病的客套话,就走了。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乡政府楼里楼外的干部们,都知道老孙阑尾炎手术了。但是去医院看他的人,还真不多。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老孙平时兜里没钱,遇到单位哪个人家里有什么事情,随个人情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的。人情讲究个来往。不刮春风,难下秋雨。第二个原因就是老孙已不在计生办了。当今世界,特别是官场上,最势利眼了。 十天后,郑主任也住进医院了。他是因为不堪忍受多年的痔疮带来的痛苦,才来医院的。春天是万物生长,百草齐发的季节。湿汽上升,痔疮最容易这时候发作。痔疮虽然不算什么大病,但是一发作起来,让人坐卧不宁。特别是他大便时不住地往外排血,排得他头发晕,眼发花。人能有多少血抗住这样排。他实在挺不下去了,才来医院准备做手术。他的三一零病房正好在老孙的斜对过。如果都开着屋门的话,正好能互相看见。 郑主任住院和老孙住院情景就不一样了。前呼后拥,大包小裹,吃的用的,摆满了对面一张闲着的床。第二天,不知消息怎传得那么快,各个村里的书记,主任,会计,计生员,还有以前找他讲情的“屯不错”,都来看他。你来我往的,足足折腾了一大上午。忙得个郑主任的妻子,一个下岗在家待业的家庭主妇,脑门上挂满了汗珠。听说光是现金就收了八千多元。 老孙躺在这边病房里的床上,听着那边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全是他平时熟悉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他。哪怕是捎带着来这边坐坐,啥也不用买,只和他说几句安慰话也行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自己住院十来天了,那些人能不知道吗?郑主任刚进病房,就随后跟来这么多人来。真是台上台下两个样啊。他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子,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眼下就是这么个世道,又能怨谁呢? 这天我来看过郑主任,便抽空到三零八号病房看老孙。推开房门我看见他脸向床里,身子还动了一下。可是我走到病床前,他还不转过脸来。我以为他不知道是我,便小声咳嗽了一下。他却像没听见一样,仍然默默地躺在那儿,是不是生我的气了。这些天我也是忙得很,没顾上来看他。我走到墙边伏下身瞅瞅他的脸,只见他紧紧闭着双眼,眼角那里掉着一滴泪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用手在他脑门上轻轻拍了拍,以示安慰。然后把刚从花店里买来的康乃馨,找一个空罐头瓶装上水插好,放在他床头下。我又在他肩膀上拍了拍,然后默默地走出了三零八病房。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久久没有入睡。我想了很多,很多。 一晃又是三天过去。这天上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郑主任在做内检时发现直肠有问题。切片化验,结果很不乐观。于是院方要求立即转院。我知道,现在的医院,得到个患者,就像捡到个大元宝,抢到个财神爷似的,狠不得把患者按在病床上一把一把往外掏钱才好。轻易不肯放走已经上了病床的病人。除非是真正遇到了看不透的疑难重病,才让你转院。像这样不耽误病情的医院,还算是讲究医德的好医院呢。要是其他医院,一直到治死你,也不会放手。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脑袋嗡地响了一下。郑主任不会是什么别的病吧!我急忙通知小刘,让他转告一下其他应该告诉的有关领导和个人。然后放下手中的工作,截住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向县医院赶去。 当我走进郑主任的病房里,只见病房里边已经挤满了人。有他的家属和亲戚,有小赵和先得到信儿的几个村级计生员。还有医院的医生,护士。大家乱乱哄哄的,如无头苍蝇似的,都在做着转院前的准备工作。 郑主任看见我来了,示意我过去。大家给我让出一点空隙,我挤到他的床前,伏下身子,将耳朵靠过去。只听他小声告诉我,老大姐,我认为你人很正直,没坏心眼,有个事我想托付给你,帮我做好。听了他这话,我浑身每个汗毛眼立马往外渗透着激动的热气。我感觉自己此时非常非常的自豪。这么多人,他不找别人,专找我来,这是对我何等的信赖和依重啊。这比在大会上得到一张大红奖状都荣耀,都珍贵。于是我急忙说,郑主任,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你只管说。我一定按你说的尽力把它做好。 郑主任瞅瞅跟前的人。跟前的人互相瞅了一眼,然后识趣地往外撤了撤身子。只听郑主任小声对我说,老孙住院,我没时间来看他,明天你从小刘那儿,拿五百元钱给他送去。然后你和小刘想法用什么收据冲一下,核消算了。老孙他人太老实。这些年来,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为全乡计生工作,没少出力。虽然没给咱办公室攒下什么钱,但他确实是个好人。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听天由命吧。这里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乡党委。代我问几位领导好。说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和一串钥匙一并交给我。我小心地接过来把它们放到我的皮兜里。眼眶内已转动起热辣辣的泪珠。我说,郑主任,你不用惦念办公室的事儿。我们大家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你安心养病吧,早日康复出院,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尽早回来,领着我们一起干工作。 郑主任转院走了。我站在县医院大门口的街道上,望着公路尽头越来越小的救护车的车影,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此时对郑主任才有些真正的了解。 我把郑主任的信和钥匙交给乡领导,罗书记和肖乡长刚从县里开完人大会议回来。他们把信打开,从头看到尾,脸上现出沉重的表情。罗书记长长呼出了一口气,跟肖乡长说,都怪咱们太忙,这两天没有去医院看看他。肖乡长看完信,点了点头,发出一声感叹,说,这个小郑呀…… 罗书记接过话茬,说,这个小郑,干啥都干得干净利落,有板有眼。这样吧,过两天,咱俩抽时间去看看他吧。说完,罗书记把钥匙递给我,说,郑主任推荐你暂时负责计生办的工作。这钥匙你拿去,看看他抽屉里公章什么的,归拢一下东西。明天我让主管副乡长给你们办公室开个小会。这事就这样定了。 快退休的人了,没想到半道上捡了这么一个主任差使干。想到是个临时的,就先干着再说吧。主管副乡长不到四十岁,人比原来那个主管副乡长强多了。既没架子,又不小性,非常好处,水平还有。但是就因为不往上边送礼,十几年副乡长了,至今也没升上去。前些日子县委提拔、调动六七十个正副科级领导干部,好歹上面有他个名儿,不过是在他名字后边加个括号:正科级待遇,仍然在原单位副科级使用。那个主管我们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由普通科员提上来还不到三年,没啥能耐,就是能捞又能送,这不,现在升上副书记调走了。现在就是这世道。 中央反腐倡廉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往下发,电视上天天播放反腐倡廉的新闻。可是腐败是越反越严重。大家谁都心知肚明,就是一张窗户纸不捅破。谁要是给捅破了,有人来指着鼻子问你,提拔哪个干部是违背组织原则了?你给指出来?俗话说,捉贼要赃,捉奸要双。谁去送礼还能告诉你。即使有那本人过后嘴不严,偷着露出点口风,真要是较起真来,谁来给你当证明人?再说提哪个不提哪个,又没有什么死框框和现成标准。又不是像机器零部件那样,有严格尺寸限制好把握。拿一把卡尺就行,谁行谁不行用卡尺一量就知道。用人可不是这回事。说谁行就用谁,说谁不行就不用谁,都可以。你没法来界定用人正确不正确。这是现在,要是在“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干部或小老百姓,在下面乱嚼舌头,立时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我在这里还是少说几句讨人嫌的话吧。我又不是党员,再说我眼看着要退休了,好心说人家也会惹人家不愿意。何苦来呢。自己保持好晚节就行了。 这时,我想起了我看过的一幅漫画:一个大圆桌面四周,坐满了领导干部,大到中央,小到乡村,个个干部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正在脖粗脸红张大嘴巴高喊着什么“三个代表,反腐倡廉……”口号呢。桌子下面,两手却正在忙着往自己怀里搂钱呢。题目是“心照不宣”。真是入木三分。 我想到现在这个主管副乡长为人这么好,心里多少踏实一些。我按照郑主任的意思办了,和小刘一起去医院给老孙送去五百元钱。老孙手捧着五张老头票,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后,立时就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当着我们两个女人的面,哭得很深情。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他劝住,说,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别看你现在不在计生办了,但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他激动地说,我谢谢你们了,谢谢郑主任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情意的。我们临走时,他拽着我们俩的胳膊,说你们代我向小郑问个好。说我老孙一辈子没服过谁,但是我是服了他了。他应该当主任。不,他的水平,够乡长的料。 我们刚出医院大门,就看见前进村三组的孙玉新领着媳妇,拎两大兜东西向这边走来。到跟前他看见我们俩,有些不好意思。我假装不明白地问道,这是去看谁呀?孙玉新媳妇羞羞搭搭地说,我们去看看,看看老孙。小刘故意问,哪个老孙呀?孙玉新脸上红红的,支吾了好半天,才说道,是,是计生办的,老孙主任。小刘说,他已不是什么主任了,还看他做什么? 我一捅小刘,说拉倒吧,咱们就别损人家了。嘴下积点德吧。 这时,太阳从一片云彩后面露出脸来,大街两边的树木,楼房,和大街上来往行人,车辆,立时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我忽然间想起了《宰相刘罗锅》里的一句唱词:天地间有杆秤,秤坨就是那老百姓。立时,那美妙悦耳的音符,也一下子响在我的耳边。 突然,一群灰色的鸽子,带着嗡嗡的哨音,从远处一片瓦房顶上飞起。清脆的哨音这时听来,是那样悦耳动听。一阵和煦的西北风吹过,我发现,街边上那一簇簇丁香树,已呈淡绿色的树枝上,不知啥时悄悄绽出许多绿色的嫩芽来。 春天真地来了。 2004年5月1日初稿 
责任编辑:李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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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耐看。 |
游客 |
<2006-12-29 19: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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