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学的窗口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3 9:50:00 访问：117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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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的窗口
——评潘亚暾等的《香港文学概观》
最近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概观》（潘亚暾、汪义生著），为读者展示了香港文学从发轫至今天的七十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勾划了香港文学斑斓多姿的面貌。它的出版，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奉献了一株新葩，而且也为热心的读者打开了一个了解香港文学的窗口。
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人们往往认为香港是个高度发达的工商社会，高雅的文学作品凤毛麟角，是个文化沙漠。这种观点曾经影响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只读过香港的通俗文学而鲜少涉猎严肃文学的人。潘亚暾等人所著 《香港文学概观》的一个最突出的成绩，就在于以翔实的资料，深刻的剖析，阐释了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雄辩地证实了香港并非是文化沙漠，而是一个已经得到一定的开发，并且正在不断开发的水土肥美，花草繁茂的绿洲。对此，该书著者以大量的文学创作实绩，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著者首先指出，在香港五百八十一万人口中，有作家五百多位，再加上各文学团体所拥有的成员，多达千人左右。按人口比例，香港作家的数量占世界各地之最。其次，从香港作家的素质来看，大多学贯中西，一专多能。在激烈的现代社会竞争中，写作速度快，成果丰厚。老一代作家宝刀未老，屡出新著。如老作家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不仅饱蕴人生的哲理，提出对新文学的独到见解，还开创了中国长篇小说运用前卫技巧的先河。中年作家笔耕勤奋，成绩昭然。如东瑞、陶然、钟玲、施叔青的小说，黄河浪、张诗剑、晓帆的诗，陈耀南、林洵的散文，都为香港文学书廊增光添彩。至于青年一代，更是虎虎有生气，思想活跃，刻意创新，独标一帜。像颜纯钩、陈浩泉、也斯、夏婕……都为香港文苑培育了夺目的花朵。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回归祖国的进程日近，香港作家爱国热情高涨，更增强了创作使命感和荣誉感，使香港文学进入了第三次文化高潮。再次，香港的出版业发达。报章有六十多种，杂志有五百九十多种，出版社有二百多家，为作家提供的发表、出版作品的机会很多。另外，香港还有一批亦文亦商的儒商作家，他们不仅坚持创作，还慷慨解囊赞助文学事业，如创社、办刊、开研讨会、出丛书，评奖、设立文学基金，等等。都为香港文学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香港文学概观》的著者正是通过宏观的展示和微观的分析，评估了香港的文学业绩，拨开了文化沙漠的迷雾，使我们看到了一片葱绿似毯的绿洲。
廓清香港文学同内地文学的血缘关系，寻祖求源，是该书著者勾勒香港文学历史演进的基础。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香港文坛，封建复古的文化势力与初萌的新文学处于犬牙参差的态势，新旧文学彼此消长，错动发展。1927年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身份访问香港，在演讲时抨击了复古主义逆流，在香港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增强了他们探索新文学的热情和开拓的勇气。后又经侣伦、杰克等本土作家的惨淡经营，以及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作家涌入香港，掀起了香港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夏衍、黄谷柳、司马文森、陈残云、戴望舒、徐迟等作家陆续南来，使香港文坛非常活跃，出现了《虾球传》、《洪波曲》这样喜人的佳作，带动了香港第二次文化高潮的出现。著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条缕瓜析，探本求源，深刻地揭示了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血亲关系，同时也雄辩地说明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抗战前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著者在理清香港文学与内地新文学的渊源之余，还深入地剖析了两地文学的差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由于自50年代以来，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使香港文学在吸收本土营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兼容态度。因而它的形态、风格，以及作家的审美观念与追求，都自成格局，呈现出独特的风采。著者在论述香港文学的态貌和分析作家作品时，都紧紧地切住香港文学背倚大陆，面对世界，继承传统，又博采众长这个纲，既理清了香港文学的脉络和发展背景，又将作家置于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予以定位，就使读者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全面而又深刻。
鉴于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香港文学是由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组成的。历来的文学史家都存在着重严肃文学，轻通俗文学的现象。可是在《香港文学概观》中，却不厚此薄彼，而是兼容并蓄，事实求是地评价其成败得失。著者通过剖析侣伦、舒巷城、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充分肯定了他们那些富有时代精神、地方气息和艺术创新的佳作，或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或净化人的灵魂，或震撼人心，产生反思领悟，或益于心智，得到美的享受，都为香港严肃文学的发展创造了难以磨灭的业绩。对于作为香港“土特产”的通俗文学，著者也作出了一些剖析。
作为一部阐述某个地域文学概貌的著作，最忌褒贬失当。而《香港文学概观》在此方面虽说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著者也付出了力求客观、公允的努力。在评述文学现象或作家创作时，著者正如曾敏之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不囿于政治偏见，能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强调的德、才、智的三者兼备的史笔”来加以评判。如在评述香港文学的总体成就之余，也深刻地指出“香港作家还没有拿出一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文学作品”的缺憾。对作家的评价也注意在概括其创作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指出其不足。如对《江湖行》，著者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表现人生大悲剧时，“头绪纷繁，布局多变，既有大泼墨的写意，又有精雕细刻的工笔”的艺术成就，但也指出由于作者对于社会底层生活体验不深而使小说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感。在论及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时，著者对司马氏“分析一些敏感的文学现象时，从不拾人牙慧，态度直率，敢于发表独到的见解”，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也没有回避其“对一些重要作家的贬褒有失精当”和在评价作品时“一概摒弃对思想性、社会效果的分析”的缺憾。这种中肯的评估，不只对香港文学的再发展有助益，也能帮助读者客观地认识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
洋洋五十万余言的《香港文学概观》，内容丰富，材料充实，如果没有像潘亚暾先生这样热心搜集资料和亲历香港实地考察的条件，是很难构筑的。从该书中不难体察到著者搜集资料之烦和遍访作家之苦。可以说著者付出了披荆斩棘的心力，才在荒原中开拓了这块处女地。或因如此，在拓荒育苗时也难免留下收获时的遗憾。窃以为最突出的不足是各文学门类的论述分量欠均衡，对儿童文学、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略。尽管如此，这个文坛上的空谷足音还是令人欣慰和雀跃的。
——《香港文学》1995年第8期
《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4期
《新闻出版报》199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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