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情倾注百姓间 |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2 14:45:00 访问：80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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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倾注百姓间
——论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
“在50年代初，那时候，年轻人就有一股澎湃的热血，虽处身于恶劣的环境，却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那时我刚是一个年青的小伙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感遇，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由于感情的冲激，我不得不把积压在心灵深处的感受抒发出来。”这段话录自泰国华文作家马凡的《蝶恋花·自序》，很简练而周详地介绍了他在50年代开始学习写作时的心态和动机。
马凡正是出于这种“感情的冲激”，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势下，发而为文，以“一股澎湃的热血”，演绎悲情，暴露黑暗，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寄予对普通百姓悲惨际遇的怜惜与同情，并也以此显露出他的创作才华。然而，生计的制囿，不得不使他游离于文学之外，寻求谋生的职业，待得他事业有成，又迷恋上摄影，凭借摄影器材和自己的艺术造诣，“把美的、丑的、甜的、苦的，与大自然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诗情画意的景物，及心灵中的感受，化为富有意境的画图”⑴。这段沉迷于摄影艺术的经历，是与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殊途同归的，在相当程度上醇化和提升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水准。在90年代复归文坛时，他的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既给人宝刀不老的感觉，又让人觉得意蕴更为深厚，更加焕发出艺术的光彩。
泰国的华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20～30年代小说的影响，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调，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与人生，对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的悲苦遭遇寄予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对恶浊的落后势力给以痛切的挞伐。在马凡的文学起步时期，就受到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充满着忧患意识和平民观念，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平民百姓的艰难处境，善于从纷纭复杂的平民生活中摭拾那些令人悲切的生活断片，揭示出那些芸芸众生的生活苦痛与无奈。《补鞋匠的死》里的李老爹依靠在街头补鞋为生，生意越来越清淡，儿女小，妻子病，加之租赁的房屋破旧，不经风雨，使他苦恼不堪。但是房主为了拆迁重建，要他搬迁，而他又无处可去，就施以诡计，把他告上法庭。李老爹被逼无奈，气绝身亡。李老爹的人生悲剧反映贫富阶层的矛盾，富有者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无视贫民的疾苦；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含冤而死，也没有人给伸张正义。这就从深层次上揭示出贫民的悲情遭际的渊薮，在于社会的分配不公，法律的倾斜，从而使这篇小说被赋予深刻的社会内涵。此外，像《初开的花朵》、《狗仔的梦》、《一个水壶的故事》、《篱墙内外》等篇章，都是以家境拮据的儿童为表现对象，通过这些儿童的痛苦经历，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平民百姓的悲剧性生涯。那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稚气未脱，却沦为乞丐，依靠他的乞讨来养活年迈的婆婆（《初开的花朵》）；那个卖冰块的狗仔，盼到儿童节那天能和同伴们不花钱去看戏和逛动物园，可是为了生计只得抓这个机会卖冰块赚钱（《狗仔的梦》）；三轮车工人的女儿玛妮要求父亲给她买一个水壶，当她兴高采烈地带到学校时却被指控为偷来的（《一个水壶的故事》）。对于任何家庭来说，儿童都像花朵一样受到百般呵护，可是作家笔下的这些儿童，有的却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任，有的因家境困顿而遭歧视，使得他们的幼小心灵遭遇创伤。这种题材的选择比落墨于成人题材更有对社会的批判的力度，让人意识到，儿童的生活遭遇尚且如此，那么他们的父辈的生活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从而在读者心灵里产生以一当十的艺术魅力。
马凡的短篇小说大多创作于50～60年代，在当时泰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其落后的一面，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凡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农业社会的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危害，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以自己的生活感受为基础，揭露了旧观念、旧道德和旧礼教的沉垢积习的影响，以及人们身陷其中的苦痛与无奈。小说《万安里》就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旧的恶浊的沉垢积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李嫂到了三十上下，才嫁给“有了一大把年纪”的李叔。她之所以出嫁这么迟，是因为她属虎，又长得相貌丑，被认为是“不祥的女人”。如今她嫁给李叔，琴瑟和谐，自己相当满意。殊不知李嫂过门三天，隔邻的长安伯突然死亡。平日与李嫂无怨无仇的狗姆却说长安伯的死，是李嫂这个“三煞白虎”冲杀的，由此李嫂被万安里的人视为“不祥之物”。后来李叔抱病上班，从八层楼的木架上摔了下来，当场跌死。李嫂悲痛欲绝，本来应该得到邻里们的同情与抚慰，可是却没有人同情她，反而“冷言冷语地嘲讽她”，使她更为痛心。李嫂是一个无辜的女性，她的悲剧从现象上看是她的邻里造成的。这些邻里们长期沉浸在世俗的观念里，受到沉垢积习的影响，陷入思想迷信、愚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尽管她们与李嫂没有利害冲突，然而她们的沉垢积习，她们的陈旧观念却容不得李嫂这样属性的人，于是李嫂成了这种沉垢积习、旧观念的殉葬者，从而导致了李嫂的悲剧性命运。《造孽者》写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美娇到了恋爱的季节，结识了一个男友，彼此心心相印，挚爱无比；而她父亲却嫌男方家穷，坚辞拒绝，致使这个男友终日郁郁不欢，遭遇车祸身亡。美娇因此受到精神刺激和心灵的谴责而住进疯人院。她父亲给女儿介绍了一个富家子弟，但因听说美娇住过疯人院而“已另择婚”，美娇被气得精神再度错乱，又进了疯人院。在小说的结尾作家写道：“敬爱的读者先生：你能告诉我吗？这究竟是谁造的孽？”这个拷问其实对《万安里》也是很有意义的。李嫂和美娇的人生悲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吃人的旧观念、旧意识、旧道德的“刀子”给杀害的。尽管从表象看李嫂的邻里和美娇的父亲的言论和行动造成了她们的悲剧，但他们都不是故意陷害李嫂和美娇的。李嫂和美娇的悲剧属于社会性的悲剧。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往往躲闪不开各种各样的旧的恶浊势力的干扰和影响。这种干扰和影响犹如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摧残着善良人的锐气和求生的勇气，特别是麇集在都市棚户区的小市民，他们中的一些人集体无意识地沾染上恶浊的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沉垢积习，而认识不到自己悲剧性的处境，还以这种沉垢积习来约束他人，指责他人。可见李嫂的邻里和美娇的父亲同样也是受害者。作家的拷问引导人们将其悲剧命运的思考与旧观念、旧道德、旧礼教的沉垢积习联系起来，使得小说的思想意义得到进一步升华。旧意识的沉垢积习的渗透面是广泛的，马凡很善于抓住典型的事件给以无情的揶揄和嘲弄。《阴沟》所写的阴沟堵塞，邻里们相互埋怨和推脱，谁也不动手清理。直到阴沟溢水，那个张先生还坐而论道，最后以他掉进阴沟的结局，对其自命清高的小市民心理污秽给予了绝妙的讽刺。这里揭示的社会矛盾虽说不象《万安里》和《造孽者》那样尖锐，却从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作家鞭挞什么，赞颂什么的鲜明的思想倾向。
爱情是文学创作常写常新的题材。马凡表现爱情题材的小说，善于抓住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纠葛，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境界，揭示出人物灵魂的美与丑。《蝶恋花》所写的青年教师林学与素妮的爱情是纯真而美丽的，可是泰文校长威猜却想把素妮据为己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强占了素妮，致使素妮无颜面对一直爱着她的林学，愤而辞职，远走他乡。威猜破坏了素妮与林学的爱情，也暴露了他那卑鄙龌龊的灵魂。《追求》是一篇写得一波三折的小说，本来洪泽华与萧虹相爱，因为一些小误会而心存罅隙，何丽却乘虚而入，制造假象，离间萧虹与洪泽华的爱情关系。在误会云消雾散之后，两颗相爱的心更加纯洁、热烈，而拨弄是非的何丽却自惭形秽，痛不欲生。这些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新鲜、奇特，但由于作家着重于灵魂的揭示与袒露，读来仍给人以新的感受。
《战地情》和《高山日月》是马凡创作于90年代的短篇小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在创作技法上不仅不使人感到生疏，却给人老到、深邃的感觉。这两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揖别了50～6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格调，而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表现了含量丰厚、复杂的思想内容，艺术架构也趋于曲折、幽深。《战地情》是以60年代越战时期为背景创作的。当年泰国曾派遣称作“黑虎营”的军团参加越战，军团兵士与当地姑娘发生恋情，留下孽债。小说中的彩虹就是这种畸型恋情的产物。二十多年后，彩虹来泰国探亲，终于圆了亲情梦。而黑云的生身父亲是美国的黑人兵士，却对自己的寻亲梦感到茫然若失。这个孽债的故事并没有谴责任何一方的失误或过错，而是着眼于亲情的复归，表现了亲人团聚的喜剧性结局。《高山日月》则显得沉重得多，给人思考的余地也较为广阔。它是写一个摄影家冯天到高山地区摄影采风，受到毒枭的绑架，大难不死，毅然投入剿毒斗争。小说重点表现了剿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陆军中尉高英是摄影家冯天的老同学，此次高英请缨带领军队进山剿毒，一是履行公职，为民除害，二是为三年前弟弟高远剿毒牺牲报仇，决心剿灭毒枭李老夫。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老夫竟然是三年前进山剿毒的高远！他进山剿毒时消灭了毒枭李老夫，自己的人马也死光了，无颜回去见父老，就以李老夫的名义继续制毒贩毒，使得一个有为青年成了毒枭。这个悲惨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昭示出制毒、贩毒的丰厚回报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为了利益的驱动铤而走险。这两篇小说虽然题材不同，背景有异，可是却以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为读者展示了鲜为人知的世界。
在艺术上，马凡善于运用映衬的手法，来突显主要人物的特征。譬如《战地情》中的彩虹和黑云是两个命运相同的人物，小说以黑云寻亲未果的“茫然若失”来映衬彩虹圆了寻亲梦的喜悦；《早采的果子不甜》中以陈梦飞婚后生活的拮据来映衬林雄匆忙结婚的危机；《追求》中以何丽心灵的龌龊，来映衬萧虹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狗仔的梦》以儿童节这天同伴的欢快来映衬狗仔为生计奔波的苦痛与艰辛；《篱墙内外》中以篱墙所分割的两家孩子隔着篱墙对话时的不同观点，突出了穷人家孩子的悲苦命运。这种映衬是对作品基调的一种补充与发挥，既能体现出刚柔并济的节奏感，又能产生烘云托月的艺术效应。
或许是因为马凡熟稔风景摄影的缘故，他的小说很注重景物描写，并以此来渲染环境，抒发情感。如在《高山日月》的开头，作家对山寨的夜晚是这样描绘的：
入夜，山寨一片宁静寂寥，只有蛙声虫鸣，此起彼伏。它们像齐心合力演奏着一首小夜曲，为欢迎 远道而来的客人。睡在帐篷里，听在心坎里，享受一片清宁的心境。银色的月光，撒洒下一片白茫茫的光辉，使整个山寨沐浴在柔情似水的爱抚中；像娇羞的姑娘头在爱人的怀抱里，在夜色中，看去若隐若现。
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山寨的优美环境，制造了氤氲的氛围，为小说主人公进入深山摄影采风进行了思想的铺垫，同时也以这种优美宁静的环境为以后所描写的剿毒斗争埋下伏笔，更加反衬出剿毒斗争的激烈、艰苦和复杂。
《战地情》中对西贡街头临战环境的描写很有典型性。如，三五成群的兵士“在大马路上人行道的地方，摆叠着沙包阵地，架上机关枪，上了子弹，严阵以待”，铺子店面“在人行道上都布防了铁丝网儿，把整个店子蔽住”，等等，不用过多的笔墨，西贡临战前的恐怖、紧张气氛就被烘托出来，使每个未经其境的读者也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在《狗仔的梦》的结尾，作家以独立的一节描写了这样的景物：“天边残存了几抹淡淡的云彩。天就要黑了。这时，忽有一种熟稔的摇铃声，从远处的街道，慢慢地传来……”这个结尾犹如电影中的空镜头，以形象的画面暗示出狗仔的同伴们在儿童节这天痛快地玩了一天，都回家休息了，可是他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沿街摇铃卖冰棒。这个十多岁的孩子的艰难处境，借助于这种景物的描写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的感情流向也自然地渗透出来。
注：
⑴马凡：《蝶恋花·自序》。
——泰国《新中原报》200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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