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驰骋写人生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2 14:42:00 访问：98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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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驰骋写人生
——论泰华作家陈博文的小说创作
在泰华作家群中，年近古稀的陈博文，无疑是位多产作家。他自1973年涉笔于文学创作，到目前已出版了十三本作品集，长短作品达两百万言。对于业余笔耕的作家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在写作实践中拓展了写作领域，创作的体裁涉及小说、散文（含杂文、游记）、诗歌和经济评论等，可见他的创作精力充沛，人生阅历丰富，艺术造诣也非同一般。他出版的作品集，小说集占五本，共收入一百零七篇，短则千言，长则近三万言，总计达数十万言。其中有五六篇获得过泰华文坛的小说创作奖励，可以说，小说创作的成绩构成了他的文学业绩的重要内容。
陈博文开始创作小说的年代，正是泰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变迁，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态，而不同的精神状态也必然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行动。陈先生作为具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变迁。他饱览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胜败兴衰，也注意观察、分析了形形色色的美丑杂陈的人和事，于是他出于励人向善的良知，将自己的笔触投向社会的各个层面，誉美伐丑，评优挞劣。尽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传奇、仿古、言情、社会”等题材，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作家无论择取什么题材，都没有陌生于现实生活，而是以积极的入世的态度来面对社会，正视现实的。他的这种参与意识，使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了一个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总主题。他对世间一切高尚、积极的人生，都是满腔热情地予以赞美，以期弘扬其精神，使社会趋于完善和完美。《开天辟地》是写农林大学毕业的有隆、邬莱、沛汶、颂织，为了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到深山僻地垦荒种田，并在山民族长的指导下，开沟挖渠，疏浚洪水，终于把这片深山僻地，开垦成阡陌纵横的良田。这四位大学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来“淘金”的，而是出于学有所用来奉献青春，造福人类的。这种不为名利，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是一种风格美和品德美的典型表现，也是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内在契机。《咆哮森林》表现了山林人热爱山林，保卫家乡的行动。爱家乡和爱祖国是一种相溶相通的感情，作者落墨于热爱山林，保卫家乡的描写，实际上是着眼于对祖国的热爱与保卫的。小说中的那个十三岁骑象来泰国开荒的伯清波和泰人共同开发了这片山林，也一起卫护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生动地反映了泰国华人对寄居国的深厚感情。《最后一击》则把热爱祖国的感情推向了极致。黑道赌场庄主在赌拳赛中，为牟取暴利不惜以五十万铢的代价，收买泰国拳王彩盛，让他败给南美的拳王黑豹。可是彩盛出于“为国争荣誉”的雄心，不为巨额诱惑所动，毅然击败了南美拳王。为此彩盛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但他所谱写的为国争荣的正气歌，却长了国人的志气，得到了国人的赞许。此外，象《生死之交》写为朋友抚养孤儿成才的故事，微型小说《温情尚存人间》写公交车乘客解囊资助贫困孤儿的故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赞颂了人们的爱心和洁美的灵魂。这类赞颂真善美的小说在陈博文的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由此不难发现作家的创作追求和审美旨趣。
美与丑是社会上相伴存在的对立性事物。陈先生在讴歌真善美的同时，注意在正反对照中鞭挞了丑恶，如《咆哮森林》中所写的操越以开发矿山为名来盗伐山林的劣迹，与乃功挺身而出卫护山林的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后一击》中所写的黑道睹场庄主为牟取暴利不惜丧失国格、人格的行径，与彩盛为国争荣的品格，更有霄壤之别。这些美与丑对映的描写，更为突出地揭露了丑恶的嘴脸，批判了污浊的灵魂。但也有些小说是以丑恶的人物为描写的重点，通过其丑恶的表演，暴露其卑鄙的灵魂。如《幽影》中的梁百胜为侵掠妻子的财产，采取了“设谋杀妻，骗取保金”的卑鄙手段；《恶念》中的康成和克仪为了得到茹萍，在一次住所失火时互设障碍，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殊不知他们的恶念却毁了茹萍；《黑心人》中的自私自利的无赖袁瑜亮，与人合谋纵火，骗取了百万铢的保险赔偿金，后来在为宗兄管理产业时，勾引其嫂，气死其兄，强占了宗兄的全部家产，等等。 他的微型小说多是侧重于对社会生活的调侃，通过揶揄道德的欠缺来臧否人生。如，被人们誉为“正人君子”的董事长逝世后，在家奠时突然来了一位少妇携子吊孝（《正人君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董事长的威望立时扫地；为争一亿铢和一片地皮，兄弟俩竞相生子，老二甚至不惜代价换来儿子（《功亏一篑》），令人啼笑皆非，扼腕叹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时间观念很强，可是经常迟到的小杜口头承认迟到是恶习，却每次都把迟到的理由说得冠冕堂皇，总认为迟到有理（《对不起，迟到了》）；研究所的程主任研制成真话机，能判断讲话的真伪，董事长却不同意投产，因为社会上没有几个讲真话的（《真话机》）。这些小说以极短的篇幅、简约的文字，勾画了一系列社会的众生相，不温不火地予以嘲讽和揶揄，使读者在一笑之余排遣了对人性丑的厌恶之情，同时也受到美的陶冶。
赞美挞丑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向善，这也是陈先生小说创作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创作了四篇“佛国传奇”，写的都是一些荒诞的鬼怪故事。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现代社会，而鬼怪的介入又是遥远年代的传说。作家恰恰是在这种穿过时光隧道的纽结中，让读者通过饶有风趣的阅读，来达到向善的目的。《金孩儿》的故事发生在电脑时代，真是有点荒诞不经，但蔡宏妻子的贪得无厌，私欲膨胀，不是在当今社会司空见惯吗?《魔女》中的奥兰娜是绝代美人，小罗是个陋习有加的青年，他们结婚后奥兰娜现了原形，帮助小罗戒绝了陋习，终而发财致富，改变了自身的地位。《蛇恋》中伟越驱车巡视公路时，遇到青灰大蛇挡路，他没有将其碾死。 事后大蛇几次报恩，还暗中作媒，为他引荐意中人。还有《猴变》中颂蓬父子无视野生动物保委会的劝告，肆意捕杀猴子，结果他们一家人全变成了猴子。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 其主旨都是教人完善道德，多行善事。佛教经典《大般泥洹经》说：“善自获福，恶自受殃。”陈博文的这些小说都突出了善恶有报的观点，强调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逻辑命运。
陈先生是一位关心社会，同情人民的作家。他的小说题材较为广泛，大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类事件，几乎都能在他的小说中找到影子。如《惊变》写出了泰国社会转型期的令人吃惊的变化：环境变了，塞车厉害；住房变了，拆迁建高楼；人也变了，儿时顽皮的小男孩，当了副部长。《大地之变》写坤銮的儿女留洋归来，退掉佃户，建筑“翠林家园”，使得丰收在望的佃农不得不痛心疾首地移居他乡。这些小说是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不同变化。又如，《晚霞满天》、《缥缈情》、《租赁的爱情》、《十二条领带》等，都关涉到婚姻、情爱的描写，无论是老年再婚，还是婚外情，作家都把这古老的题材赋予了时代的内涵，从中不难窥见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观念变化和新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作家以浓重的笔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如《杏坛悲歌》中的方居正，来到泰国后先在山巴教书，后在曼谷执教。他从教师、教务主任，直至校长，殚精竭虑几十年。在他离开人世时，除了许多学生已成为社会名流外，自己却身无长物。《开彩之日》写升斗小民发财无望，只盼中彩，到头来彩未中，反倒蚀了本。《拾荒的孩子》写一些穷困人家的小孩，到贸易市场拾荒，你争我夺，从小就加入了抢饭碗的行列。《疯子》写搬运工人张牛到老时，没有积蓄，却留下了烟、酒、赌的恶习。他钱无瘾在，硬向老伴索要，致使老伴悬梁，他也因而发疯。作家构筑的这些故事，并没有游离于颂美挞丑的总主题。他不论是写社会转型期人们心灵和行为的变化，还是表现普通人的悲惨命运，都立足于对美的人格的赞扬，对弱小人物的同情，以及对那些违背道德行为的挞伐。
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核心, 也是作家审美旨趣的集中体现。陈博文的小说或长或短，都较为注意在塑造性格，刻划形象上下功夫。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较为驳杂，但其视线主要投注于中下层面的人物。如，到深山僻地开荒垦田为山民造福的农林大学毕业生（《开天辟地》）；甘于清贫，默默一生，执着于教育事业的老教师方居正（《杏坛悲歌》）；不为重金所惑，一举击败南美拳王的彩盛（《最后一击》）；年轻时居孀，靠支撑小食摊，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的李婶（《苦尽甘来》）；曾经落入黑社会，几次入狱，被释后决心改邪归正的黄阿强（《放下屠刀》）；还有利欲熏心，杀妻骗保的梁百胜（《幽影》）；把主人家的小孩化装成乞儿，到天桥讨钱的小保姆（《摇钱树》）；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无赖袁瑜亮（《黑心人》），等等。作家对他的人物采取探幽烛微的手法，直抵其灵魂的深处，发掘他们或美或丑的内心世界，在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他们的性格。《大地之变》中的佃农仑全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形象。他家世代务农，连续三代租种地主的这块土地。他勤奋耕作，任劳任怨，尽管生活拮据，也从不误缴纳田租。就是这样一个忠厚、朴实的老农却面临着退佃的威胁。因为地主的儿女留洋归来后，要把这片土地建成“翠林家园”，所有的佃户都必须远迁他乡。面对这种境况，仑全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如今丰收在望，收成会好于往年，除了还清债务，一家人的生活会过得好些，儿女们不必外出打工。可是地主的“翠林家园”正在筹备施工，远迁他乡，已是别无选择。他既恋恋不舍这块土地，但又无能为力。作家设计的老牛的细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仑全无可奈何的心情。他解开老牛的缰绳，也抽出了穿牛鼻子的套绳，拍拍老牛让它走，老牛张大眼睛望着他，不愿走开。这个细节写的是牛，实际上是反映了仑全的复杂心理。仑全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揭示了泰国社会转型期农民所面临的不可摆脱的命运。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没有保护农民合法权宜的制度，这就难免让仑全思想混沌，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咆哮森林》塑造的乃功的形象与仑全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村里既不是乡长、里长，也不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只是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普通农民。可是他性情豪迈，喜抱不平，受到村民的敬服。在缅甸的甲良族人来到村后山上，砍伐原始森林，准备定居时，乃功见三位乡长胆小怕事，不敢出面交涉索回祖国的山林。他就发动村民上山，带领他们把甲良族人驱逐出境，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当他发现操越以开发矿山为名，行盗伐山林之实时，他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掌握了证据，就发动村民进山捉盗，吓得操越一伙落荒而逃。乃功形象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胸中旺盛地燃烧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祖国为家乡他甘愿赴汤蹈火，捧出一颗赤子之心。作家以浓重的笔触描写他、凸现他，恰恰反映了作家对这种公而忘私、见义勇为的精神的热切呼唤。
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小，塑造人物的难度较大，但陈先生却善于“尺水兴波”，以极简练的笔墨刻划出人物形象。如，《疯子》、《苦尽甘来》、《正人君子》等对张牛失业后的暴戾，李婶的茹苦含辛和董事长的虚伪、假正经，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毋庸置疑，陈先生是位塑造人物的高手，他给泰华文坛奉献的或美或丑的人物形象，将永驻史册！
司马攻在《序》中说他“初期的短篇小说的风格，是寓描写于叙述，将现代小说和中国的传统小说相结合，显出一种中和之美。后期的则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移，使作品的结构立体化，并着重于人物的刻划”。这种概括无疑是十分精辟的。陈先生的确是承续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又借鉴了现代小说的技法，并在融会贯通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首先，从叙述方式上看，作家运用了多种手法，变换了结构形式，增强了小说的波澜与曲折。他的小说有的是采取顺叙手法，以时空延续的框架来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如《开天辟地》、《缥缈情》、《阴谋》等，故事娓娓说来，层层深入，如同剥笋般地把读者带进循循渐进的艺术世界；有的是采取倒叙手法，在时空倒错的机制中，把情节表现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 如《生死之交》、《蛇恋》、《但愿人长久》、《最后一击》、《杏坛悲歌》等，都是按照以果带因的方式，先交代一种结果，然后再叙述出现这种结果的因由。在《最后一击》中，作家先写仑盛（即当年的彩盛）跛足，佝偻，脸上有疤痕，老态龙钟，其貌不扬。对这样的人物，很难让人想到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在几十年前一举击败了南美拳王，为国争了光。这种对比，不仅使情节顿生波澜，而且更加突现了人物的思想光辉。还有的采取对话的方式，如《杀机》，除开头和结尾有两句客观叙述外，全篇都是对话，近似于话剧的一个小片断。这种手法运用于微型小说创作是别有情趣的。美国学者梅仪慈曾说：“表面上同一样的故事，同一样的事件，叙述方式角度不同，所取得的艺术效果，所表达的内容含义，可能迥然而异。”可见叙述方式不单纯是方法问题，也涉及到艺术效果的强弱。陈博文精心于叙述方式的探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对泰华文坛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次，从构思方式上看，作家学习借鉴了清代鬼怪灵异故事和海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一些离奇的人物和鬼怪，超常的事件和现象，呈现出荒诞、神秘的色彩。“佛国传奇”一组小说无论是写泰国民间“古曼童”的传说（《金孩儿》）、“眼露青光满口血迹”的鬼怪（《魔女》），还是蛇神报恩（《蛇恋》），题材都是来自现实生活，都是着眼于褒贬社会，臧否人生的。但作家采用遥远岁月的传说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勾连的艺术构思，不只加强了情节的曲折性，增强了可读性，还便于以离奇、荒诞的故事来警示社会现实，引导人们完善道德修养，多行善举。对于这种荒诞、离奇的艺术构思，陈先生多次光顾，而且运用娴熟。象《猴变》、《传真教主》、《书魂》、《魂离躯壳》、《幽影》等，都是借助于荒诞的构思来表现主题的。
再次，从人物塑造方式上看，除微型小说外，作家采用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手法，并在静态与动态的相辅相成的结合中，将人物立体化，使之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如，《咆哮森林》塑造乃功的形象时，运用静态手法介绍了他的身份（普通农民）、文化（识字不多）、性格（个性豪迈、喜抱不平、处事公正）、外貌（体格魁梧、声音洪亮）等，使读者对他的有所了解，但他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继而作家运用动态描写，展示了他得知甲良族人闯境后，找村长请示驱逐闯境者遭拒绝、召开村民大会发动群众、带队上山、据理力争地与对方交涉等，这一系列行动就把乃功的形象立体化了，尤其是作家还写了他带领村民上山时，忘记让大家预备干粮、宿具、寒衣，以及不知教给大家防备树蛭、黑虻的方法。这又从另一侧面写出他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性格弱点，从而使他的性格更为真实。在小说的后半部，写他深入林区调查操越盗伐山林事，则又表明他克服了性格弱点，不再有勇无谋，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纵观陈博文的小说，那些形象突出的人物，都是在静态与动态的交错中被激活于读者的眼帘的。诸如仑全（《大地之变》）、方居正（《杏坛悲歌》）、仑盛（《最后一击》）、黄阿强（《放下屠刀》）等形象，都是作家这种努力的成功范例。即使他的微型小说受到篇幅的限制，但也能以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的手法，以简括的静态和动态的描述，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
陈博文的小说之不足，窃以为，一是个别篇章注意到情节的可读性和主题的教化意义，却对性格的刻划有些许忽视，读者对故事了然于胸，却觉得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不理想；二是有的故事容量大，过程叙述偏多，因而占去了细腻的描绘空间。当然，笔者的粗浅看法，或许是没有把握准作品的误解，这是在所难免的。
——泰国《新中原报》1997年11月14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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