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恋悲情感慨多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3 9:42:00 访问：106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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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悲情感慨多
——论马华作家李忆莙的小说创作
婚恋题材一直是女作家关注的创作热点。她们或以悲情的笔触展示女主人公的婚恋悲剧，或以和谐美满的婚姻揭示爱情的甜美，都寄予着女性作家的感情流注，爱恶褒贬。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李忆莙也不例外，但她是侧重于表现“悲情”，而不是钟情于“甜美”的。
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李忆莙是一位才艺双全的女作家。读中学时就开始散文创作，以温柔婉约的文笔褒贬人生，在散文集《去日苦多》中留下了她当年的创作足迹。二十六岁时又涉笔杂文创作，以尖锐敏感的笔锋直刺社会的弊端，后结集为《漫不经心》、《城市人》出版。她在十九岁时就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而且一直运笔不辍，同时又有散文、杂文的练笔基础，因而她的小说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了她的创作倾向和美学追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如此。李忆莙又是一位关注社会，忧患人生的作家，她的小说虽说写的都是婚恋故事，但是这只是一种依托。在小说中她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转型时期令人忧思的社会问题。如，女性意识觉醒问题，高学历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西方性解放观念的冲击问题，传统文化失落问题，以及商场竞争，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伴随工商经济发展而发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而且这些问题又都渗透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作家笔下的儿女情长，杯水风波，悲欢离合，无不映现着社会生活的折光，引导读者在领略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的同时，认真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李忆莙创作的成熟年代正是马来西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时期。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西方现代意识的渗入，使华族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从而使一些人被卷入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旋涡之中，产生心灵的困惑。她的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一系列充满悲情的人物，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马来西亚华族在传统与现代的冲击下所酿成的婚恋悲剧。《红颜》中的白小姐是一位克尽职守的小学教师。她的三次结婚两次悲剧，并非象小说主人公认为的那样是命该如此。叶绿死于车祸，张应均因生意失败跳楼自杀，三岁的儿子患了血癌，这些遭遇都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交通拥挤、商场竞争激烈、环境严重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构成白小姐悲剧的根本原由。这篇小说描写的白小姐两次失夫一次失子的悲情遭际，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作家将三种社会灾难集中于白小姐，就更深化了小说主题，在赚取读者同情的泪水之时，还告诫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还要从传统的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以便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如果说《红颜》是就传统与现代的外部冲突来揭示人们的心灵困惑的话，那么《风华正茂花亭亭》、《困境》、《哀情》、《痴男》、《怨女》等小说则着重于传统与现代的内部冲突来表现青年欲摆脱传统而不能的精神负荷。这几篇小说除《痴男》外，都是表现了不相匹配的婚恋悲剧。《风华正茂花亭亭》中的周承安是个华族小商人的儿子，在读大学先修班时结识了印度贵族血统的律师的女儿玛妮。后来玛妮考取了大学，承安却名落孙山。对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恋爱，承安的父母本不同意，可是由于未婚先孕，只得承认既定的现实。但在婚后玛妮大学毕业并不满足，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因而玛妮的执着追求与承安的自卑、知足，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冲突，终而离异分手。《困境》中的赵风帆与朱秋宁同居四年，却感情无法沟通。原因是赵风帆学历低，“无心事业”，自暴自弃，而妻子朱秋宁执着于事业，“一心一意想往上爬”，在她心目中风帆不是“一个能摆得出去见人的丈夫”，从而使他们的感情陷入了困境。《哀情》中的池南与朱望青，《怨女》中的胡叔源与骆凤仪都是因为婚恋观念和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导致了情感的悲剧。池南有着高尚的职业，十分看重自己的工作，他只想和朱望青同居，不想和她结婚，而朱望青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爱情”，盼望早日成婚；胡叔源是的士司机，对学历和职业都高于他的骆凤仪，本无可挑剔，但在凤仪作了母亲之后，感到自己受了冷淡，就另谋新欢。这些感情的纠葛都是源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的。应该说，这些青年男女敢于冲破家庭背景不同、所受教育的差异的旧观念，就是一种反传统的现代行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他们又往往为传统观念所局囿，不能成为彻底的反传统的战士，如周承安与玛妮、胡叔源与骆凤仪等；再之，更开放的现代意识，如女性的成就感、只同居不结婚等西方现代观念，对这些青年男女有更强烈的冲击力，如玛妮、朱秋宁、池南、胡叔源等，他们认同西方文化而又陷入东方传统的怪圈，这就难免产生感情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严格说来是由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酿成的，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痴男》所写的“超龄王老五”栾禾爱上有夫之妇唐佩园而不能自拔的故事，虽然作家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栾禾心理变态的来龙去脉，但是这种“畸型倾慕”，也与西方的婚恋观念相关。作家着力描述的这一系列婚恋悲剧，旨在说明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已打破了华族传统观念的宁静，一些青年人已成为西方思潮的殉葬品。作家把这种文化冲突下的婚恋悲剧作为表现的重点，不仅忧怀于传统文化的失落，而且还寄望大家努力维护、恪守华族的传统观念，使类似的婚恋悲剧不再重演。一般地说，女性作家容易受到女权主义作家的影响，有兴致揭露男性的弱点，可是李忆莙的小说却无此偏颇。在她的笔下，女性多为学历高、职业高尚、年龄偏高的“三高”式人物。她们有的进取心强，如玛妮；有的成就感强，如朱秋宁；有的事业心强，如朱望青。或许是由于“三高”的缘故，她们的婚恋都陷入了怪圈，这本来是值得令人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的，但是作家却对她的女性人物贬多于褒。对玛妮，作家写她是一个“永远自爱的人”，作了人母之后仍乏“为人母亲的责任感”，甚至对丈夫说“我是不会为了一段婚姻或一个孩子的缘故而放弃我的理想”。对朱秋宁，作家写她是一个“浑身圆”的“肉感型的女人”，她“一心一意想往上爬”，性格火暴，虚荣心强，她看不起赵风帆，认为他是不能“摆得出去见人的丈夫”，却仍然与他同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对朱望青，作家写她“半世做人都是骄傲而跋扈”的，她爱池南，而基于自尊心又不开口提与池南结婚事，“自危性使她喜怒无常”，甚至张牙舞爪地动手打池南。或许由于这种强烈的个性，她们的婚姻都遇到了挫折。在作家看来，这些女性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深，违背了东方女性的道德传统，因而导致了婚恋的悲剧。在《风华正茂花亭亭》中，作者借玛妮母亲的口说的“一个女人的最大快乐的泉源是来自家庭、丈夫与孩子”的话，反映了作者对上述女性行为的批判。当然，作家本人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并不反对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发挥才智，而是认为女性应该恪守华族的文化传统，极尽为妇为母的责任。作家并不是对自己的同性反戈一击，一味贬斥的。在《红颜》和《怨女》中，作家对白小姐和骆凤仪的人生遭遇就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白小姐两次失夫，一次失子的痛苦经历，让人感到压抑而不能自拔，但是作家却让她找到了有足够的阳气驱散她的阴郁的郭重阳，“落落实实的美好幸福的日子”来到面前。骆凤仪也是作家极为同情的女性。她“身家清白，性格温和”，握有“高级剑桥文凭”，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合格教师，年过三十，却没有寻上伴侣。后来偶然结识了的士司机胡叔源，结婚后丈夫体贴，恩爱有加。第二年生了孩子，她就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殊不知丈夫却因她钟情母爱，淡薄性爱而另寻他欢。骆凤仪的悲剧在于：一是她认为“以她这样的条件嫁给胡叔源，他是应该对她感恩一辈子的”，二是她生了孩子后“已完完全全没有了她自己，孩子已是她的全部生命”，只有“那个稚气天真可爱的儿子，才是她的一切快乐泉源”。这种钟情母爱，淡薄性爱的传统观念与时代极不合拍，最终使骆凤仪冲不出时代的怪圈而自杀。作家对骆凤仪的遭遇在同情之外，也有批判。如果她在恪守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能吸收些现代意识，恐怕悲剧就不会发生。
对于男性人物，作家是褒多于贬。《红颜》中的叶绿、张应均、郭重阳是充分肯定了他们是好男人。《风华正茂花亭亭》中的周承安也肯定了是个有进取心的人，只是家中经济条件所限，又有不肯于用岳父的钱去留学的骨气，才被玛妮目为不思进取的人。《哀情》中的池南虽然作家对他的“结婚并不是爱情的最终目标”的舶来观点持批判态度，但是还肯定了他对事业的执着。作家着力批判的男性是《痴男》中的栾禾，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年近四十的唐佩圆，自知无缘与这个地位悬殊，且又是有夫之妇结合，但还死命追求。作家对这种“畸型倾慕”在鞭挞之余，还探究了栾禾成为“痴男”的缘由，揭示出他的心理变态是与他童年的家庭遭遇和孤独生活使然。
李忆莙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曲折情节，一般是在静如溪水般的叙述中，讲述一个个让人心旌摇动的人生经历。她无论采取客观视角，还是主观视角，都把故事讲得不温不火，或用倒叙，或用顺叙，故事的来龙去脉，了了分明；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背景更注意交代，从而使读者对人物有全面的把握。如对栾禾的“畸恋”，作家在小说中插叙了他儿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暗示了他的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这就使他成年后追求年长的唐佩圆，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还有的背景材料是在叙述中顺手牵羊地予以交代，显得自然而和谐。如对骆凤仪迟迟未婚原因的揭示，作者轻描淡写地介绍了她对热心朋友介绍对象不合意，便拂袖而去的往事，虽只轻轻一点，却暗示出她的性格逻辑和命运逻辑。她的故事叙述不枝不蔓，次第清晰，流畅自如，富于情韵，此为她的一个美学追求。
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揭示人物的心灵隐秘，是作家的另一个美学追求。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它与人的情感、思维、行动存在着复杂多维的连锁反映。李忆莙的小说常常在人物处于内心矛盾的旋涡时，借助于人物的心理感觉或思辨，展示其内心世界。在《困境》中，多次披露了朱秋宁与赵风帆同居后的矛盾心理：
事实摆在眼前，她与风帆就此分了手，他甚至连一个正式分手的机会都不给她，他一言不发的，便一走了之。她顿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她每一想到这里，就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当她平静下来，尤其是在夜阑人静时，她又特别想念风帆。茫茫人海啊，就只有这个男人的臂弯是她的避风塘，也只有他的体温是如此的温馨。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朱秋宁陷入感情“困境”的根本缘由。象这种心理剖析在她的小说中多有所见，只不过有的采用主观视角，有的客观视角，有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予以显示。它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揭示出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又能影响读者的心理世界和感情世界。
李忆莙小说的不足，窃以为题材不够广阔，所写的婚恋故事多为“三高”女性不相匹配的悲情经历，给人以模式化之感。笔者相信，如果作家把创作的视野开阔放大，不难发掘出更加丰富多采的题材，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更美的精神食粮。
——《南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论马华作家李忆莙的小说创作
婚恋题材一直是女作家关注的创作热点。她们或以悲情的笔触展示女主人公的婚恋悲剧，或以和谐美满的婚姻揭示爱情的甜美，都寄予着女性作家的感情流注，爱恶褒贬。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李忆莙也不例外，但她是侧重于表现“悲情”，而不是钟情于“甜美”的。
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李忆莙是一位才艺双全的女作家。读中学时就开始散文创作，以温柔婉约的文笔褒贬人生，在散文集《去日苦多》中留下了她当年的创作足迹。二十六岁时又涉笔杂文创作，以尖锐敏感的笔锋直刺社会的弊端，后结集为《漫不经心》、《城市人》出版。她在十九岁时就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而且一直运笔不辍，同时又有散文、杂文的练笔基础，因而她的小说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了她的创作倾向和美学追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如此。李忆莙又是一位关注社会，忧患人生的作家，她的小说虽说写的都是婚恋故事，但是这只是一种依托。在小说中她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转型时期令人忧思的社会问题。如，女性意识觉醒问题，高学历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西方性解放观念的冲击问题，传统文化失落问题，以及商场竞争，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伴随工商经济发展而发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而且这些问题又都渗透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作家笔下的儿女情长，杯水风波，悲欢离合，无不映现着社会生活的折光，引导读者在领略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的同时，认真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李忆莙创作的成熟年代正是马来西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时期。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西方现代意识的渗入，使华族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从而使一些人被卷入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旋涡之中，产生心灵的困惑。她的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一系列充满悲情的人物，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马来西亚华族在传统与现代的冲击下所酿成的婚恋悲剧。《红颜》中的白小姐是一位克尽职守的小学教师。她的三次结婚两次悲剧，并非象小说主人公认为的那样是命该如此。叶绿死于车祸，张应均因生意失败跳楼自杀，三岁的儿子患了血癌，这些遭遇都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交通拥挤、商场竞争激烈、环境严重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构成白小姐悲剧的根本原由。这篇小说描写的白小姐两次失夫一次失子的悲情遭际，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作家将三种社会灾难集中于白小姐，就更深化了小说主题，在赚取读者同情的泪水之时，还告诫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还要从传统的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以便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如果说《红颜》是就传统与现代的外部冲突来揭示人们的心灵困惑的话，那么《风华正茂花亭亭》、《困境》、《哀情》、《痴男》、《怨女》等小说则着重于传统与现代的内部冲突来表现青年欲摆脱传统而不能的精神负荷。这几篇小说除《痴男》外，都是表现了不相匹配的婚恋悲剧。《风华正茂花亭亭》中的周承安是个华族小商人的儿子，在读大学先修班时结识了印度贵族血统的律师的女儿玛妮。后来玛妮考取了大学，承安却名落孙山。对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恋爱，承安的父母本不同意，可是由于未婚先孕，只得承认既定的现实。但在婚后玛妮大学毕业并不满足，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因而玛妮的执着追求与承安的自卑、知足，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冲突，终而离异分手。《困境》中的赵风帆与朱秋宁同居四年，却感情无法沟通。原因是赵风帆学历低，“无心事业”，自暴自弃，而妻子朱秋宁执着于事业，“一心一意想往上爬”，在她心目中风帆不是“一个能摆得出去见人的丈夫”，从而使他们的感情陷入了困境。《哀情》中的池南与朱望青，《怨女》中的胡叔源与骆凤仪都是因为婚恋观念和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导致了情感的悲剧。池南有着高尚的职业，十分看重自己的工作，他只想和朱望青同居，不想和她结婚，而朱望青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爱情”，盼望早日成婚；胡叔源是的士司机，对学历和职业都高于他的骆凤仪，本无可挑剔，但在凤仪作了母亲之后，感到自己受了冷淡，就另谋新欢。这些感情的纠葛都是源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的。应该说，这些青年男女敢于冲破家庭背景不同、所受教育的差异的旧观念，就是一种反传统的现代行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他们又往往为传统观念所局囿，不能成为彻底的反传统的战士，如周承安与玛妮、胡叔源与骆凤仪等；再之，更开放的现代意识，如女性的成就感、只同居不结婚等西方现代观念，对这些青年男女有更强烈的冲击力，如玛妮、朱秋宁、池南、胡叔源等，他们认同西方文化而又陷入东方传统的怪圈，这就难免产生感情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严格说来是由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酿成的，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痴男》所写的“超龄王老五”栾禾爱上有夫之妇唐佩园而不能自拔的故事，虽然作家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栾禾心理变态的来龙去脉，但是这种“畸型倾慕”，也与西方的婚恋观念相关。作家着力描述的这一系列婚恋悲剧，旨在说明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已打破了华族传统观念的宁静，一些青年人已成为西方思潮的殉葬品。作家把这种文化冲突下的婚恋悲剧作为表现的重点，不仅忧怀于传统文化的失落，而且还寄望大家努力维护、恪守华族的传统观念，使类似的婚恋悲剧不再重演。一般地说，女性作家容易受到女权主义作家的影响，有兴致揭露男性的弱点，可是李忆莙的小说却无此偏颇。在她的笔下，女性多为学历高、职业高尚、年龄偏高的“三高”式人物。她们有的进取心强，如玛妮；有的成就感强，如朱秋宁；有的事业心强，如朱望青。或许是由于“三高”的缘故，她们的婚恋都陷入了怪圈，这本来是值得令人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的，但是作家却对她的女性人物贬多于褒。对玛妮，作家写她是一个“永远自爱的人”，作了人母之后仍乏“为人母亲的责任感”，甚至对丈夫说“我是不会为了一段婚姻或一个孩子的缘故而放弃我的理想”。对朱秋宁，作家写她是一个“浑身圆”的“肉感型的女人”，她“一心一意想往上爬”，性格火暴，虚荣心强，她看不起赵风帆，认为他是不能“摆得出去见人的丈夫”，却仍然与他同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对朱望青，作家写她“半世做人都是骄傲而跋扈”的，她爱池南，而基于自尊心又不开口提与池南结婚事，“自危性使她喜怒无常”，甚至张牙舞爪地动手打池南。或许由于这种强烈的个性，她们的婚姻都遇到了挫折。在作家看来，这些女性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深，违背了东方女性的道德传统，因而导致了婚恋的悲剧。在《风华正茂花亭亭》中，作者借玛妮母亲的口说的“一个女人的最大快乐的泉源是来自家庭、丈夫与孩子”的话，反映了作者对上述女性行为的批判。当然，作家本人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并不反对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发挥才智，而是认为女性应该恪守华族的文化传统，极尽为妇为母的责任。作家并不是对自己的同性反戈一击，一味贬斥的。在《红颜》和《怨女》中，作家对白小姐和骆凤仪的人生遭遇就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白小姐两次失夫，一次失子的痛苦经历，让人感到压抑而不能自拔，但是作家却让她找到了有足够的阳气驱散她的阴郁的郭重阳，“落落实实的美好幸福的日子”来到面前。骆凤仪也是作家极为同情的女性。她“身家清白，性格温和”，握有“高级剑桥文凭”，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合格教师，年过三十，却没有寻上伴侣。后来偶然结识了的士司机胡叔源，结婚后丈夫体贴，恩爱有加。第二年生了孩子，她就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殊不知丈夫却因她钟情母爱，淡薄性爱而另寻他欢。骆凤仪的悲剧在于：一是她认为“以她这样的条件嫁给胡叔源，他是应该对她感恩一辈子的”，二是她生了孩子后“已完完全全没有了她自己，孩子已是她的全部生命”，只有“那个稚气天真可爱的儿子，才是她的一切快乐泉源”。这种钟情母爱，淡薄性爱的传统观念与时代极不合拍，最终使骆凤仪冲不出时代的怪圈而自杀。作家对骆凤仪的遭遇在同情之外，也有批判。如果她在恪守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能吸收些现代意识，恐怕悲剧就不会发生。
对于男性人物，作家是褒多于贬。《红颜》中的叶绿、张应均、郭重阳是充分肯定了他们是好男人。《风华正茂花亭亭》中的周承安也肯定了是个有进取心的人，只是家中经济条件所限，又有不肯于用岳父的钱去留学的骨气，才被玛妮目为不思进取的人。《哀情》中的池南虽然作家对他的“结婚并不是爱情的最终目标”的舶来观点持批判态度，但是还肯定了他对事业的执着。作家着力批判的男性是《痴男》中的栾禾，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年近四十的唐佩圆，自知无缘与这个地位悬殊，且又是有夫之妇结合，但还死命追求。作家对这种“畸型倾慕”在鞭挞之余，还探究了栾禾成为“痴男”的缘由，揭示出他的心理变态是与他童年的家庭遭遇和孤独生活使然。
李忆莙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曲折情节，一般是在静如溪水般的叙述中，讲述一个个让人心旌摇动的人生经历。她无论采取客观视角，还是主观视角，都把故事讲得不温不火，或用倒叙，或用顺叙，故事的来龙去脉，了了分明；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背景更注意交代，从而使读者对人物有全面的把握。如对栾禾的“畸恋”，作家在小说中插叙了他儿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暗示了他的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这就使他成年后追求年长的唐佩圆，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还有的背景材料是在叙述中顺手牵羊地予以交代，显得自然而和谐。如对骆凤仪迟迟未婚原因的揭示，作者轻描淡写地介绍了她对热心朋友介绍对象不合意，便拂袖而去的往事，虽只轻轻一点，却暗示出她的性格逻辑和命运逻辑。她的故事叙述不枝不蔓，次第清晰，流畅自如，富于情韵，此为她的一个美学追求。
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揭示人物的心灵隐秘，是作家的另一个美学追求。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它与人的情感、思维、行动存在着复杂多维的连锁反映。李忆莙的小说常常在人物处于内心矛盾的旋涡时，借助于人物的心理感觉或思辨，展示其内心世界。在《困境》中，多次披露了朱秋宁与赵风帆同居后的矛盾心理：
事实摆在眼前，她与风帆就此分了手，他甚至连一个正式分手的机会都不给她，他一言不发的，便一走了之。她顿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她每一想到这里，就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当她平静下来，尤其是在夜阑人静时，她又特别想念风帆。茫茫人海啊，就只有这个男人的臂弯是她的避风塘，也只有他的体温是如此的温馨。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朱秋宁陷入感情“困境”的根本缘由。象这种心理剖析在她的小说中多有所见，只不过有的采用主观视角，有的客观视角，有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予以显示。它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揭示出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又能影响读者的心理世界和感情世界。
李忆莙小说的不足，窃以为题材不够广阔，所写的婚恋故事多为“三高”女性不相匹配的悲情经历，给人以模式化之感。笔者相信，如果作家把创作的视野开阔放大，不难发掘出更加丰富多采的题材，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更美的精神食粮。
——《南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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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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