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诗笔见高情”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2 14:57:00 访问：89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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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诗笔见高情”
——论司马攻散文的文化意蕴
司马攻是一位亦文亦商的作家。他二十一岁时承继祖业，步入商场。如今已事业有成，名噪商坛。在措理商务之余，他还援笔为文，在做生意和写作这两桩互不相及，甚至互相矛盾的运作中，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为泰华文坛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司马攻少年时代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定居泰国后又得到泰国文化的熏染。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既使他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泰国文化滋生了感情的融汇，因而他的作品“能从一种历史跨度和人类文化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传统民俗中揭示人的生存景况和人生世相”⑴，从而构成了别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
“我的文字只是我心灵和意识的流露，其中有很多篇是写我过去的往事，是属于怀旧的文字。”⑵诚如作家所言，他的那些“怀旧”的作品大都写得感情真挚，悠远绵长，以质朴的笔触表达了他对故国家园的眷恋与怀念。他这类散文的聚焦点，并没有耽于丝丝缕缕的亲情，而是映现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机制。《故乡的石狮子》，写他“离开故乡已四十多年，家乡的景物有些已依稀难认了，但总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门前的两头石狮子”。在他重返乡里时，见到那两头石狮子，不由得一阵久别重逢的喜悦涌上心头。在这里，作家笔下的“石狮子”已跨出其本体意义，成为怀恋精神故园和认同民族文化的象征。《明月水中来》也是切住故园的风物生发开去，来表现精神心理上的认同意识的。文章所描述的祖孙三代人对宜兴壶和“功夫茶”的喜爱与衷情，除揭示了三代人的“怀旧”的心理活动外，还暗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已在异国得到赓续与弘扬。
此外，象《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通过一波三折的描写，道出了对母体文化的依恋和认同。《石桥》，在与曼谷的钢筋水泥大桥的比照中，写出了对故国石桥情有独钟的情怀。如果说这些篇章是借助于微观的开掘来衍化作者的故园情结的话，那么他的那些记录在中国游踪的篇章，则倾注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深情。在西湖赏月，作家领略到的是“湖上生明月”、“千里共婵娟”的情愫（《湖上生明月》）；游望江楼，说薛涛诗，牵动了他的故乡情、桑梓怀（《望江楼下说薛涛》）；黄山揽胜，虽然屣痕匆匆，飘然而过，但心中却留下了“整个黄山”，永志于怀（《飘过黄山》）。他的这些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单纯地为思乡念国的感情所驱遣，而是出于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这种自觉将作家怀乡念国的情怀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他把自己的思考同民族的传统文化联结起来，企望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民族文化的交汇中，来探索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奥秘。这是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人生的对象化表现，也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复苏。
司马攻少小辞乡，在泰国已“落地生根”。他这种特殊的境遇，使他的散文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又揉合进泰国文化的基因。虽说他的作品都是用华文写的，但却扎根于泰国生活土壤，走入了泰国的社会现实，获得了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形态。在他的《炎热中的微笑》和《冬潮》中，形象地揭示了他“落地生根”的生命体验。前者旨在说明“过惯了热的人就有一个接受热的习惯”，后者则与之相辅相成地指出：“习惯了冬潮”，就“不把冬潮放在心上”。这二者所谈的“习惯”，暗指对异邦文化的认同和对客居的异邦的文化的心理适应、感情融汇与系念。
在泰国立国七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泰华文化交流已绵延了三百多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泰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司马攻的散文对此也予以形象的追踪与反馈。在《荔枝奴》中，作者述说了原产中国的龙眼和荔枝，在泰国“落地生根”的经历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我只觉得人缘有时比地缘还要重要”，一语道破了两国密切的亲缘关系。《佛寺里的石翁仲》更是中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正是因为中泰两国人民有如此悠久的文化交流，华裔作家才易于与泰国文化相沟通、相融会。不仅如此，他的散文还注意寻绎泰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相沟通的脉络。《石宫的启示》引导人们从颓废了的石宫中看到了石宫文化与吴哥文化内在与外在的相似性；《曼谷玉佛寺的十二门神》，使人们不难领略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些散文的文化意义在于：作家以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及自然现象等艺术为对象，来揭示泰国文化的外来影响，以及对异邦文化的兼容性。这对提高泰国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的自为意识颇有积极意义。
泰国作为一个以佛教立国的国家，平民百姓中有着极浓的宗教情绪。对于佛的笃信与虔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希冀与畏葸交错的双重心理，一种企望超越一切的圣洁与庄严。在司马攻的散文中，对此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他的笔下，那对义兄“避得过一切劫数”的企盼与祝愿，揭示了一种负罪感的平衡心理（《我的义兄》）；那幽深莫测的水灯节的传说，更诱发人们对大自然生灵的神秘心理（《纸船明烛照天烧》）；那对初闯都市的司机的怜悯，渗透出以宗教的感化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向善心态（《东北人》）；至于玉佛寺的那些门神，更流露出作家宗教般的虔诚（《曼谷玉佛寺的十二门神》）。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溶入了宗教文化的情感意识，使人们从这些洋溢着泰国社会风情的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佛国气氛。
跨越时空，驰骋联想，是司马攻拓展散文意蕴的一种方式。他常常是联想触物而生，又在联想中引类取譬，相互映照，不断深化思想内涵。譬如《故乡的石狮子》，作者首先忆及童年时代祖祠门前的石狮子，接着笔锋骤转，联想到欧洲、泰国、缅甸的石狮子，超越了“离国三十载，别乡四十年”的时空跨度，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使读者领悟到作者追寻到的不只是对石狮子的怀念，而是一种传统文化情绪的张力，是从故园故物中得到的民族文化美的陶冶与欣慰。作者在这种时空交错的联想中自然而然地、逐层深入地发掘出作品的文化意蕴。
在引类取譬时，作家倾心于隐喻的手法，或援引诗文、传说来拓展散文的内涵与意境，或托物寓意来寄托作家的情思。前者如《青山》、《鸡与凤》、《湖上生明月》、《荔枝奴》、《纸船明烛照天烧》、《望江楼下说薛涛》等，文中穿插的诗文、传说都似信手拈来，然而却涉笔成趣；后者则巧设象征客体而蕴意其中。如，石狮子口中的石珠，象征着脉脉乡情。这个石珠“没有办法拿出来”，则意味着恋乡的情感是没法消失的（《故乡的石狮子》）；老姚遗物中的一包香屑，写出了他怀国念祖的一片深情（《老姚》）。此外象“芒果树”、“青山”、“石桥”等，都立意深遂，格调高昂，言近旨远，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既然他的散文都是他“心灵和意识的流露”，而基于这种“流露”，又使得他的散文运笔朴实，行文流畅，潇洒自然。作家刻意追求情与物的融合，意与境的交汇，正如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所写的“纵横诗笔见高情”，他的散文总是给读者以直抒自我的感觉，其笔下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或叙述，或议论，或抒情，都把抒写自我的人格情调作为审美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他在英式“随笔风”（Eacey）和五四散文“谈话风”的影响下，常常把自己与读者置于共同的时空之中，使双方在促膝谈心般的直接参与中，强化了作家叙述机制中的语感气氛，将读者带进自己营构的真切而诚挚的灵魂世界。这是作家对散文传统艺术的借鉴与超越，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开阔的文化胸怀。
注：
⑴饶芃子：《中泰华文文化比较——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
⑵司马攻：《这是一个梦外之集》。
——《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
泰国《亚洲日报》199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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