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之痛

首页

新闻

现在时间：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您现在的位置是：八斗文学 > 个人文集 > 婧蕤 > 文章欣赏：色之痛(wjr)

色之痛

作者：婧蕤作于：2006-11-7 15:33:48 访问：1066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的一生当中，都有自己的偏好。有些轻而易举获得，有些梦寐以求难至。《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爱好”，意为“对某种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天下无奇不有，听说有人的酷爱竟是打扫卫生，他在医院守侯生病的儿子期间，竟然“不务正业”独自跑到街上扫马路，清污沟。往往上班迟到导致扣发工资奖金的原因，也是为了清理路边的垃圾。一次亲戚家里有了燃眉之急催他速去，等了几个时辰不见人影，还是由于冲洗公共厕所造成。老婆怀疑丈夫精神发生异常，经过医生检查证明完全正常。无奈，夫妻两人劳燕分飞。爱好，不是凡人俗胎的专利。听说，清朝的几个皇帝理政之余，也有十分有趣爱好，有的喜欢少林拳脚，有的喜欢鲁班功夫，有的喜欢华佗医道，有的喜欢花虫手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爱好之一则是玩弄女人，此公究竟拆散多少家庭，进了几次窖子，害死多少良民，恐怕谁也搞不清楚。
　　其实，爱好并非个人私事，有时就是具有一定正面或负面影响的社会活动，有时就是影响一国一地的政治活动。前几年李洪志搞的“法轮功”，很多气功爱好者不明真相，纷纷上当，不但自己生病不进医院害了自己的身体，甚至自焚得到所谓的圆满境界，害了自己、家人不算，这些法轮功爱好者居然被人鼓动得去静坐、示威，这种“爱好”已经彻底地变质。侵华日军的爱好，竟是任意杀戮国人的比赛，很多人都曾看过这样一幅照片：两名日本军人手握军刀，在进行杀人比赛之后，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这张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两将校百人斩竞争”新闻图片，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比赛”。
　　淫乱，乃是一切罪恶之源。俗话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时就是爱好相同的人才能组合一起，比方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插花等等各种兴趣小组，又如吃烟、喝烟、赌博、吸毒等人聚集的群体。喜欢游戏的人，进入游戏厅或游戏网站，诸如喜欢文学的人，加入文学创作组织或者成为网络文学会员，诸如喜欢晨炼的人，每天到公园里聚集在一起锻炼身体，诸如喜爱看黄牒的人，聚集在播放黄色录像的地方，诸如喜欢嫖娼的人，则爱汇集歌舞厅、按摩店、理发店、美容店、桑拿房等卖淫者经常出入的地方……。
　　诸恶孽中，唯淫为最。众所周知中国官场贪官横行招摇，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二奶、三奶，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包养十三名情人，经常向人炫耀∶“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湖北省天门市前书记张二江比他更强，与一百零七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將”。但是，张二江的纪录很快被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打破，他包养一百四十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他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不过，也有不少贪官对这种滥交方式不屑一顾，他们追求的是情妇的品质。重庆市前宣传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处女。四川省乐山市前副市长李玉书喜欢“老牛啃嫩草”，包养的情人年仅十六岁，年龄竟小过自己的女儿。情妇多了，管理起来需要功夫。安徽省宣城市前副书记杨枫运用企管硕士的专业知识，让首席情妇统领其余六名情妇，各司其职。福建省周宁县前书记林龙飞有二十二名情妇，他有一本专门记录情妇通讯方式的册子，叫做“群芳谱”；还每年一次將所有情妇召集到福州酒店联欢，名曰“群芳宴”。当年李嘉廷案被揭露后，他的情妇徐福英曾交代说：“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着李嘉廷去的不少领导干部也大多带着女人，那些女人基本都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某地一位局长长期与一位妇女通奸，就在他办公室双人床上干的，结果某天这位女人大白天来局长办，事情没做完，局长大人心脏病发作呜呼了，最后的结论是这位局长因‘过劳’，‘以身殉职’。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也在他的办公室与貌美女子做活。江苏供销社主任周秀德十年来玩弄百名女人，还记下性日记，有不少就是在办公室里的丑行。因不满已交往7年的情妇对自己的严格管束，曾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雇凶伤害情妇。曾国华雇凶伤害情妇的主要原因，就是情妇贺某对他管束过多过严。贺不仅随时追问曾的行踪，查看曾的手机详单，而且严禁曾与别的女性交往，甚至连曾交朋友都管。更为奇特的是，曾国华还被逼给贺某写了好几份保证书，如“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每星期和贺某发生3次性关系”……。
　　回顾历史，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亦达370万。中共因此而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中共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践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三次降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亦降至行政3级。这种同甘共苦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剩余被高消费阶层所消耗，这是旧中国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中共从建党伊始，就是一个信仰团体，以“共产主义革命”为理念。实际上，也只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平衡随时可能袭来的死亡、艰险、困苦以及权力、金钱等等世俗的考验和诱惑。这里只说诱惑——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压力，随时可能坍塌，然而革命领袖们却在巴黎枯树街吃22个苏的饭。1918年，苏联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导致昏厥，而他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在更加漫长而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史上，这样的事例更是不胜举引。信仰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国革命乃至一切革命的灵魂。与此同时，从延安整风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这些针对中共精英集团内部的整肃活动，即批评、清理和吐故纳新，对于保持竞技状态，激励团队士气，也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
　　如果中断了过去的记忆，失去了未来的视野，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狭窄的、平庸的、赤裸裸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平衡因素，面对财富、金钱、美色等等的诱惑，权力就必然发生倾斜。反过来讲，由于失去了理想、信仰、事业等等精神性因素的支撑，人所能追求或捞取的也就只有一点现实的好处和利益了。制度、舆论和法律等外在的监督制约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少内心精神力量的支撑或平衡作用，这些因素便都不产生不了决定性的效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一段精彩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针对资本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失去了信仰力量的权力。
　　欲望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权力滋生欲望，欲望促使权力的衍生膨胀。欲望和权力虽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两兄弟，但却有别于祸福、厉害的缠络相依。古人云“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又曰“祸与福同门，厉与害同城。”古人之意，不外是说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其转化错位的可能就在你的不经意间完成。欲望和权力不同，但凡达官显贵，除了最初获取权力是受欲望指使之外，其后，很难说究竟是谁指使了谁，谁主宰了谁。欲望和权力就起本质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们都是词海中性家族的成员，但是当他们一旦归附于某个载体后，欲望和权力就显现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这时，两兄弟就发生了由量到质的飞跃，但欲望的飞跃远远比不上权力，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需求，它不仅因人而异，还受条件的限制。权力则不同，它是达观显贵的独宠，是官爷们身价的象征，是官爷们无字的证件。其权力因官位的品级而有大小高下之分。权力既是达官显贵手中的专宠，本人在此不想过多提及。还是谈谈那落足“寻常百姓家”欲望。其实，世界无不是一张巨大的欲望之网。世界的飞跃发展离不开这张网，而我们就是构筑这张网的元素，又都是这张网的奴隶，又都在为编织梦的花环，不惜一切代价的在网下挣扎舞蹈。
　　由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对婚外性关系的处理，除强奸行为和卖淫嫖娼仍纳入刑事案追究的范围之外，凡男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般都归入道德批评的层面进行处置，不再给予法律追究，彻底摈弃了过去把男女之间自愿发生的婚外性行为作“腐化罪”进行界定的处置办法，这对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给社会营造宽松环境当然很有意义。但是，这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即在审理官员的腐败案中，每当碰到性关系问题时，便也都避开了，实际上是在免除或减弱对腐败分子的性占有罪和他们的性伴侣的“腐败共罪”的清算。例如：对性占有罪未予清算的例子是湖北张二江案，此人利用权力对女性进行疯狂占有，可算得上是数额“特别巨大”，据说达108名。但这个腐败分子最后在量刑时，那108件性占有犯罪事实在量刑时竟未列入罪证考虑范围。
　　因性腐败而发生的“共罪”未予追究的例子也很多，成克杰案中的李平就是一例，在成克杰贪污巨额公款的罪行中，实际上情妇李平亦是与成克杰一样的犯罪主体，但成克杰被判了死刑，而李平则获刑就轻多了。同样的案例也体现在刘方仁案等处理上。而在这些既有经济腐败又有性腐败问题的大量案件中，现时的大量司法实践却总是只惩处经济腐败，性腐败中的男女双方在这方面的“性罪”则被根本排除在外。2006年10月21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依法罢免何闽旭的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至此，他在副省长任上只干了一年零五天。坊间有做官“三大忌”之说，即“用错权、揣错钱、睡错床”，而这位副省长兼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一下子全摊上了。偏偏“倒霉”的是，那天池州市出了一件群体暴力事件，市里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与何闽旭联系上，谁也不知道此时他竟关掉手机，与情妇沉醉在温柔乡里，只得向省委作了汇报。安徽省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当天夜间700多名警力冒雨开赴现场。事后调查发现，事发当天何闽旭根本没有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而是在跟情妇鬼混。听说，他在嫖娼中表现得特别大方，一出手就给“假洋妞”5万元人民币的“小费”。
　　民间有句老话：“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用错权则妄为，揣错钱则忘法，睡错床则失德。尽管何闽旭发案于突发暴力事件的“不作为”；案发于纵欲无度，忘情欢娱；案发于省纪委的及时上报，中纪委的严肃查处，其中有太多的偶然，但一个妄为、忘法、失德的官员必然象一只有裂纹的瓷花碗，迟早会打得粉碎的。其实，在大量的权势者腐败案中，性腐败与经济腐败是“有机地”粘合在一起的，其程度达到水乳交融，而不是油和水的关系，在查处时，性腐败罪不应该被剝离开，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腐败案中的性腐败罪往往能诱发或实际主导着经济腐败罪行，它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经济腐败。
　　奢靡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对物质财富的浪费，更在于对精神状态的腐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一人、一党、一国在初始兴起时，大凡艰难困苦，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渐渐地环境变了，条件好转了，思想上就可能渐渐放松了。人的精力有限，心思花在了享乐上，就会玩物丧志，它会导致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这个力量之源。有时下乡听到群众抱怨，个别领导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看看群众的锅灶，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而是直奔酒店，直奔歌厅，人民公仆的形象荡然无存，官老爷的派头昭然若揭，怎么能奢求他们为民谋利呢？
　　人非草木，谁都有“七情六欲”。谭嗣同说过：“男女构精，人谓之淫。设使生民之初，先王制礼作乐，即使男女作淫于庙堂之下，则何淫之有乎！”但是，手中有了权以后，就不能随心所欲，放纵自己，尤其是在金钱和美色的诱惑面前，更要保持高度警惕。最近被查处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干部人事大权，疯狂卖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结果落得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这说明，财色如水火，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不能自拔的深渊。综观古今中外，奢靡导致身死乃至家破国亡的例子举不胜举。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终至夏亡；纣为鹿台，大三里，高百尺，人台俱焚。统一天下的秦朝，建造“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的阿房宫，后人有“灭秦者，秦也”的论断；声称以“大同”为理想的太平天国，官员出入坐轿，仪仗队多至千数人，一俟出行，俨然乡村迎神庙会，不免半路夭折的命运。共产党人以艰苦奋斗起家，既然以天下为己任，为万民求福祉，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永葆艰苦奋斗的本色。尤其是我们甘肃，作为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在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追赶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可谓任重道远，一定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戒奢靡显得尤其重要。
　　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雷渊利、刘俊卿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色”令智昏，沉湎于声色犬马而前“腐”后继，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性贿赂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给国家机关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超过财物贿赂，其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但是要看到，遏制“性贿赂”光靠入法治罪仅是一个方面，何况在执行所谓“性贿赂罪”时，取证难的尴尬会困扰反贪部门。不少专家发出这样的忠告：对于不良“爱好”，结束要比开始困难的多。重建信仰，恢复精神世界的支撑作用，是根治腐败的基础或前提，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博弈的内在依据。梁启超曾说：“富贵利达，耳目声色，……在在皆足以夺志。”因此，我们力戒声色犬马，玩物丧志，莫让爱好成了脱缰之马。《法言•君子》告诫世人，“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记得赖昌星说过一句“名言”：“不怕什么政策法规，就怕领导没有爱好。”这就警示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嗜好。古人说过“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即此之谓。俗谚经常告诉我们，家有黄金千吨，一日不过三顿；家有千间房厦，晚上一张板床。储水万担，用水一瓢；绸缎千匹，身裹八尺……，这些都是我们控制“爱好”的金玉良言。
　　
　　dt_wjr@hgep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