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芸芸众生苦悲歌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0 17:15:00 访问：92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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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苦悲歌
——论香港作家陈少华的小说创作
每位作家所表现的题材都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既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阅历，也与其审美旨趣密切相关。香港作家陈少华先生的小说题材，多数是写内地人在香江这个竞争社会的际遇。既展示了粤东乡镇的风情，也对香港的都市社会做了“最忠实不过的生命记录”。近年来他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魂断香江》、《朝露夕痕》，以及小说集《秋花伊人》中的部分篇章，都从不同的视角反馈了这种倾向性的题材特征。
罗曼·罗兰说：“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悲剧，我毫无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浑浑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陈少华的《魂断香江》、《朝露夕痕》都是以爱情故事为依托，演绎了这种“快要消灭的一代悲剧”。前者是写弱女子林依玲迭遭横祸后，一反常态与她的宿敌虚与周旋，以身复仇的故事；后者则写善良的姑娘莫萍被权势者强暴后，屈从于旧道德而繁衍的一系列的悲欢离合，并以此映现了香港社会的错动旋律。这两部小说都以各自的题材选择，揭示了“朝露夕痕”般的因果报应逻辑命运。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有着很强的道义观念，讴歌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是他艺术追求的真谛。因而他笔下的这些悲情故事，对读者都具有“卡塔西斯”的意义。唤起人们对一些善良人所遭受厄运的同情与悲悯，让人们充分认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客观法则。他的这种创作追求，在短篇集《秋花伊人》中也有很精彩的体现。
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揭示他们的美好心灵，是陈少华塑造人物的立足点。《魂断香江》中的林依玲本来是个活泼、热情、善良的姑娘。可是当她以自己擅长的歌舞服务于社会时，歌舞团团长文德行却向她伸出了魔爪，使她备受凌辱。在其身染绝症，走投无路时，才开始了以身复仇的行动。她这种“英勇的努力”，是凝聚着“沉重的悲哀”的。可是在内地的“文革”时期，正义无法伸张，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又有哪里可伸冤呢？及至文德行被派到香港后，林依玲偷渡到港，更无法求助于正义，也只有以身复仇的唯一选择了。林依玲的悲剧不能归咎于她性格的软弱，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别无选择的结果。但她的性格本质还是正直、善良的，她利用与文德行、王告生的关系，为保良局大量捐款，临终前还把自己的积蓄捐给粤东的老村医。她知道欧阳伯光爱着她，为防范把麻疯病传给他，却拒绝与之接触。这些举动为林依玲的形象增添了夺目的光彩，深刻地揭示了她疾恶如仇、正真善良的美好心灵。
与林依玲相比，《朝露夕痕》中的莫萍则是更为典型的弱女子的形象。她被许涛强暴后，虽然痛不欲生，但还是屈从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那个疯狂年代造反派的权势。只好“认命”，离开了自己情之所钟的李达，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爱情悲剧。到最后，许涛的恶行败露，莫萍也意识到自己终被其抛弃或被其嫁祸的危险，才毅然出走。然而，她与李达诚之所向的爱情已不复得，留给自己的却是一枚嚼不完的苦果。
作家还善于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中，发掘其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赞颂从他们身上溢发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年近八旬的丁老伯痴情于自己的恋人，追到香港，寻而不得，则终日以低婉哀怨的洞箫声寄托情思（《洞箫声声》）；静鹃的丈夫身陷囹圄后，为生活所迫与亚强同居，而在十年后丈夫出了监狱，静鹃毅然离开已大富大贵的亚强，投身于尚无立锥之地的丈夫怀抱（《痴汉泪》）。在香港这个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里，人性丑恶，道德沧丧，已构成社会的一种弊端。陈少华先生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并没有局囿于单纯的暴露，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歌颂真善美，铸造人性美的灵魂，实际上是为疗治社会弊端提供了一剂良药。
亚里斯多德认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陈少华的小说注意营构戏剧性情节，使读者在跌岩多姿，摇曳起伏的情节情境中领略到悲剧性的艺术效果。他营构戏剧性情节的手段最突出者有二种，其一是设置悬念，调动读者的欣赏期待和阅读兴趣。如在《魂断香江》的开头，写欧阳伯光在候机厅见到一对忘年情侣长吻之余，少女背着老者咬破手指，把滴血的手压在老者的脖子上。在《朝露夕痕》中写许涛宴请李达时，李达见到侍应小姐蓝茜有些失态。《洞箫声声》中八旬老人每当傍晚独倚窗棂吹洞箫曲等。诸如此类的行为表现都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了疑问。这种种的悬念，能启动情节波澜起伏地发展，也能激发诸者导出探秘的兴致。其二是善于运用背逆效应，推动情节发展。这种背逆效应是指读者在合于必然律的情节期待中，突然产生合于可然律的偶然性的发现与惊奇。如《魂断香江》，写欧阳伯光在追踪林依玲时，突然遭到两个壮汉的毒打，他决计不再注意林依玲之谜。可是在他夜半离开公司时，为帮一个女人上医院，又被汽车司机打昏。这两次莫明其妙的挨打，都是偶然发生的，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引起读者心理上的震憾与惊奇。再如《朝露夕痕》中的许涛冒名顶替骗取了许仲勋的信任，升任了总经理，可谓功成名就了；然而却在此时许仲勋的亲侄子偷渡来港。莫萍匆忙出走脚扭伤时却意外地与女儿相逢等。都为人物命运提供了偶然性的转机。这些与情节发展的必然律相交叉的偶然性事件，引起读者欣赏时“惊奇”的“发现”。在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上推动和深化了情节的发展，也使人物的命运呈一出独特性和多样性。
人物的塑造，是作品的中心问题。陈少华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最突出者有二：其一，在相反的两极情境中揭示人物的底蕴。作家塑造人物时不只写顺境，而且还以生活的变故，迫使人物进入极端的情境之中，在情感两端的不平衡中突现出人物的血肉和灵魂。《魂断香江》中的林依玲以身复仇的行为与她的正直、善良的性格是处于相反的两个极情境的，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正是这种极端情境，才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弱女子伸冤无路、告状无门的痛苦与悲哀。如果说《魂断香江》是运用两极情境揭示同一人物的悲惨命运的话，那么《笼客》则以不同的人物的两极情境衬托了苦难遭际。小说先写内地的阿根如何想念在香港定居的姑妈，并托阿珍捎信让姑妈给他筹款盖屋。接着笔锋一转，阿珍见到阿根姑妈原来是个“笼客”。这种以为姑妈在港“掘到金矿”，索款建屋的企盼与姑妈“我的命苦吧”的嗟叹，构成了相反的两极情境，于反方向的张力中表现了姑妈难以言喻的辛酸与无奈。其二，运用细节，以少胜多，突出人物主要特征。在《魂断香江》中，与欧阳伯光与林依玲在维园相聚时，作者写了三个细节：一是他们坐在条椅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二是林依玲给他用胶袋装着的跌打药时，却不把胶袋给他。三是他们在小径漫步时，林依玲不慎跌倒，欧阳伯光想挽扶她，她却象被推斩杀一般滚出好远，并且还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沾染我的身体？”这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似乎显得冷酷无情，然而，正是这些被称之为“第四度空间”的细节，透露出林依玲对欧阳伯光的深挚的爱和因为爱而不愿欧阳伯光染上麻疯病毒，以及由此产生的爱和失落的内心苦痛。
陈少华是以散文创作登上文坛的的。他在散文创作中所追求的诗情画意，语言精美，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一些环境描写，无不洋溢着散文诗般的情韵。但我觉得，他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注意不够，在追求情节的戏剧性的同时，放松了情节链条的紧凑性。这当然是白壁微瑕，在今后的创作中是不难避免的。
——《文论报》199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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