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尺水兴波意蕴深 |
作者：赵 朕 作于：2005-8-20 14:01:00 访问：111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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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水兴波意蕴丰
—— 论台湾的微型小说创作
台湾的微型小说，又称极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掌上小说和小小说。它的异军突起是一种历史机遇和文学选择的必然。70年代后期“台湾报纸处于报禁的限制下，每日最多只能出纸三大张。联合报副刊于是率先推出‘超短型副刊实验’，……以容纳更多内容并扩大作者群”⑴。1978年2月2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首辟“极短篇”专栏。“联副”主编痖弦亲自撰写倡导文章指出：“极短篇是一新尝试，希望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内涵，使读者在几分钟内，接受一个故事，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⑵他们的这个创举得到了《中国时报》和《中华日报》的响应，也相继在副刊开辟“极短篇”专栏，为微型小说鸣锣开道，使之逐渐引起台湾文坛和读者的重视，吸引了许多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参与创作。如著名作家杨逵、高阳、李昂、吴念真、袁琼琼、平路、非马、林今开、苏伟贞等都涉笔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微型小说的创作水准。尤其是“联副”设立的一年一度的“极短篇”文学评奖，更为它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滋润的雨露，使其愈益受到读者和作者的青睐。
其实，台湾当局的“报禁”只构成了微型小说崛起的外在因由，其内在因由则与台湾迈向都市化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化息息相关。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台湾文学对现实关注的焦点发生转移。一些作家不屑于将自己的写作置于政治功利主义的麾下，于是就注意从普通的平民生活中捕捉性灵的感悟与褒贬情素，写成微型小说，以作者的情绪宣泄来激活读者的感情共鸣，“使读者在几分钟之内，接受一个故事，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同时还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大众休闲方式的多样化，“大家实在很忙，忙股票忙电动玩具或是忙着撞车，能够有闲情余兴读完一本文学作品的人并不多”⑶。于是，追求“娱乐”功效的读者偏爱于字数少，文意浅，影象多，内容熟悉的作品⑷。这种内在与外在因由的交汇及融合，就构成了台湾微型小说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文学选择的客观环境。
文学不只是社会物质形态的折射，更是社会精神状态的映现。台湾的微型小说是合着都市文学的节拍逐渐发展的，它所摭拾的题材较为广泛，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也很大。既有对都市生活的机遇、竞争、发达的展示，又有交通混乱、道德沦落、婚恋危机、观念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回响。当然也没有排除对作为普通人的思想闪光点的捕捉。这么广泛的题材，对微型小说来说似乎是难担其负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家往往是就某种感悟，捕捉一瞬，恰如诗的意境创造一样，使外物与内情相撞击，使境与意相融合，并以一种幽默而调侃，深刻而轻松的笔触，抒写性灵，宣泄情绪，从而构成微型小说介入社会的独特风采。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脚步，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但也催发了物欲的恶性膨胀，伦理精神的堕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污秽的滋生与蔓延。如孟慧的《节》，写一个往日的学生，路遇老师，请老师搭乘自己的轿车。在交谈中老师得知她当了妓女，工资高出自己几倍，还有汽车和洋房。老师气愤至极，在痛斥学生失节的同时，也反省了自己只顾教书而疏于育人的“失节”行为。这篇千字小说对失节的描写是以个人的失节来映射社会的失节，教育制度的失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颇能发人深省。胥黎的《金字招牌》，写一个打着“金字招牌”的“二十年的老店”，以“打五折”的投机，销售劣质产品，牟取暴利，揭露了在商业经营上的道德失衡，灵魂扭曲的现象。苦芩的《我得奖了》，写一青年作家将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寄给大奖评选会，被评委誉为“永恒而伟大”的杰作，但作者却被易名，巨额奖金被他人占有。他据理力争，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个“串通好的骗局，拿我最杰出的作品颁给早已内定的人”。与这篇作品堪称姊妹的《所费不多》（白灵），是写新调任的机构主管，要裁掉“脾气大得很”，“没人敢惹”的冗员，结果被上级以私人身份相告：“所费不多，宜暂闲置，免生枝节。”这两篇作品都是立足于此而意在彼，以局部的污秽来折射社会的龌龊，宣泄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不辨正邪的愤懑情绪。
台湾工商社会形态的日益膨胀，贫富差距日渐悬殊，在都市化的阴影下各种矛盾纷纷浮现和激化。如林文煌的《三代》写一个陌生人“一手牵着一个刚会走路模样的小男孩，一手牵着一个步履蹒跚的年老中风病患者”，在行进中既要保护着小孩，又要照顾好年迈的老者。小说虽没有展示三代人的生活背景，但其艰难的步履足以映射出他们孤独无助，贫困拮据的生活侧影。苦芩的《鸳鸯盗》中的文雄和美玲相恋三年，却结不了婚。为筹措美玲父亲要的三十万元聘金，美玲策划了一场现金抢劫行动，要文雄劫持从银行提的款。殊不知文雄作案时听出美玲的声音，几分钟后他又来救她，却落入法网。这种因爱而作案，又因爱而失陷的故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从中不难看到封建余孽对青年的戕害，也可看到被逼无奈的恋人铤而走险的悲哀。平路的《爱情屋》比《鸳鸯盗》更为悲惨。一个营造公司的职员为客户设计、建造了不少的样品屋，自己却没有一个独门独户的家。当他按妻子的意愿制作出宅邸造型时，他妻子却因积劳成疾而命丧黄泉。这些工薪族青年的悲剧，并非是因为他们品行不端或者能力不强，而是由他们自身无法抵御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断受到挑战，新的道德标准尚未建立，健康的新观念也未形成，这就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更容易误入歧途，导致婚姻、家庭的悲剧。台湾的微型小说对这种悲剧一般是采取调侃的方式进行揶揄和讽刺。如，应凤凰的《美丽之旅》，写李先生带夫人及公司秘书郝梅意到东南亚旅游，一路上对夫人照顾周到，体贴入微；这种假象蒙蔽了夫人，为李先生同郝小姐频频幽会提供了方便。张至璋的《两个女人》写雅如得知丈夫有了外遇，就去找好友美倩请教；美倩告诉她抓住丈夫的三个法宝：一是化妆，二是眼泪，三是智慧。雅如化妆，丈夫不感兴趣，就又化妆又用眼泪，结果吓跑了丈夫。可是美倩用这三个法宝却赢得了雅如丈夫的爱。对这种第三者插足的婚姻悲剧，作者似乎并不大惊小怪，只是以平常的心态予以调侃。这说明类似的事情多有发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只不过以猎奇的态度宣泄一下而已。然而婚外情给子女造成的心灵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清沙的《对话》中的四岁女儿幻想自己有“一个仙女的手杖”，“我一指，先把妈妈、姐姐和我变成陈兰翠，那么爸爸就和以前一样，好喜欢我们。”再一指，把陈兰翠变成妈妈，让爸爸打她，骂她，讨厌她。女儿对爸爸的情人陈兰翠的声讨，就充分说明婚外情伤害的不只是配偶，也摧残着幼小、纯洁的心灵。
交通拥塞，事故频仍，是台湾都市化进程中的一大弊端。在台湾微型小说创作中表现交通事故的题材占有相当比重。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罗燕如的《红灯》、立寒的《与妻相看》、林文煌的《交通安全措施》、马晓玉的《呼唤》、钟玲的《车难》等。这些作品选材的视角有异，运用的表现手法不一，但作者们似乎无兴趣渲染车祸的残酷，而是注重揭示车祸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红灯》中那位女乘客因计程车司机闯红灯而勃然大怒，《呼唤》中孤苦的老妇在自杀前寻找二十多年前失散的骨肉，都是在亲人遭遇车祸后，面对未来人生的孤独、焦虑、恐惧心理的反映。
就题材的幅度来看，台湾的微型小说多角度、多侧面、多棱镜般地映射了台湾社会的种种问题，但限于体裁的制囿，作者并不期望象中、长篇小说那样系统而厚实地反映社会问题，而是“将情思细细勾出，如绣花针般，刺入情之幽微处，如当头棒喝，打落执迷，打开事理之真实。而这由情理中自然形成的开悟，无疑是极短篇迷人的地方”⑸。
台湾小说历来以批判写实为主要基调，鲜少赞颂正面的人物或事物；但微型小说却别开生面，出现了许多讴歌、赞美平民百姓高尚品德的篇章。如《心传》（方杞）中的曲道范，台湾大学毕业，父为高官，家庭也很富有，还拿到哈佛大学深造的奖学金。为了替他的好友在山村小学代课，把学生送到毕业，他留在山村从教，并将这个山村学校建设成一所先进的小学，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这种“弃钟鼎富贵而不顾”的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求职记》（刘楷群）中的陈逸和王志在同一家公司服务。当他们发现一家更有实力的公司招聘时，二人同去应聘，可是该公司只能录取一位，经理让他们自行决定。事后他们分别给经理写信，互相推荐对方，“不为自身利益着想”，使经理深受感动，破例将他们同时录用。在工商经济膨胀的背景下，尔虞我诈，人人自危，互相拆台，以邻为壑的现象比比皆是，但陈逸和王志的互相谦让的品质，不是有助于修补日渐衰颓的传统道德么！遗产纠纷一直是困扰家庭的首选问题，《母亲的遗产》（詹益川）却以独特的构思展示了五兄弟闪光的思想境界。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遗产分给五个儿子，自己轮流在五兄弟家吃住。舅舅告诉五兄弟他们母亲有五十万投资在他的厂里。母亲死后，舅舅又召集五兄弟说，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在他的厂投资，之所以撒谎，是担心你们对母亲不孝顺。五兄弟表态说，我们不是为遗产才孝顺母亲的，决定每人拿出十万元，捐给孤儿院，“把母爱分给孤儿们”，舅舅也深受感动，表示“捐出五十万块，凑成一百万元，用你们妈妈的名字捐出去”。这些作品都抓住了人物的思想闪光点，予以生发，歌颂了真善美的道德操守，同时也间接地鞭笞了那些道德失衡、行为失范的社会现象。
微型小说作为小说的四大家族之一，应该具备小说的一般特征，如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诸多因素。但也应看到，微型小说决不是中、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也不是小说的缩微形式。正如微型小说作家沙黾农所说，微型小说是“小说与散文、诗歌、神话、寓言的‘模糊’”⑹。其实，台湾自微型小说崛起之初，就提出微型小说是一种模糊的文类，非常重视微型小说与诗歌的关系，提倡创作具有诗化魅力的微型小说。台湾文学评论家齐邦媛在《袁琼琼的极短篇》中，就强调“写最成功的极短篇也许该有写诗的情怀”。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写“我”和樱子在一个雨天给母亲寄信，告诉她我们准备下月结婚。因为两人只带一把伞，樱子自告奋勇送信，过马路时遭遇车祸。小说没有描写最为残酷的车祸场面，而是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了“我”因剧烈的情绪冲击所产生的幻化感觉：“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象一只夜晚的蝴蝶。”这就将最为残酷的场面赋予诗的情绪，令人回味无穷。在结尾部分又写樱子穿着白色风衣，过马路寄信，又看到她走到街心。这种迷狂式的幻觉意味着她的永生，呼应了“永远的蝴蝶”的意象，并把“我”的无比沉痛和爱恋的情怀宣泄出来。张至璋的《会变金色的鸽子》，恰如台湾评论家李瑞腾所说：“在写法上特别着重含吐不露的效果，于是暗喻、象征等诗之手法便派上用场了。”⑺这篇小说将鸽子的意象作为亡妻灵魂的象征，由此生发了生死相依般的感情。小说的第一部分写士宇由阳台上飞来一只鸽子，联想到亡妻雅文喜欢鸽子，就非常怜惜这只孤独的鸽子。第二部分写士宇去给妻子扫墓时，天上忽然飞过一群鸽子，在晚霞的映照下鸽子变成了金色。他想寻找落在阳台上的那只鸽子，却没有找到。这两个跳跃性的“诗节”，在递进的旋律中谱写了一首凄婉、忠贞的爱情之歌。尤其是那鸽子变成金色的意象，构成了情与景交相感应的意境，更突出了这种爱的珍贵与永恒的象征内蕴。台湾微型小说的这种诗化的追求，拓展了微型小说的表现领域，也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台湾微型小说的诗化无疑是出于抒写性灵，宣泄情绪的创作实验的需要，但并不是微型小说创作的唯一途径。微型小说，作为小说是应该刻画人物的，可是微型小说限于篇幅短小，无法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对此，台湾作家注意运用传统的单线勾勒的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陈桦的《计程车司机》，写三个贵妇乘客奚落司机这种职业，让家人感到脸上无光，激起了司机的不满，就开快车以泄愤。三个贵妇担心车祸，允诺付给一百万元以降车速。司机问清了她们的姓名，并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三天后这三个贵妇收到孤儿院的感谢状，原来是司机所为之。这里是通过司机代捐的闪光行动来突出他的善良、正直和无私的高尚品质的。高阳的《明明》，写仲方和梅卿夫妇因家境拮据，想把收养六年的明明过继给朋友，临行前梅卿给明明买了十个肉饺。明明只吃了三个就不吃了，并说：“明明吃饱了，不吃了。爸爸说的：有好东西不要一下吃完！”接着作者写道：他“重新伸出手来，推一推那剩下的七只肉饺，眼睛很快扫过他爸爸妈妈，然后又把手缩回去”。这个动作细节，通过“伸”、“推”、“扫”、“缩”等一系列动作，以及个性化的语言，极写明明的“懂事”和对父母的尊敬与热爱，从而突现了人物的个性。梅逊的《啤酒与黄瓜》，写老子虽为小富翁，仍然十分节俭，每次在外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连一碟凉拌黄瓜和盐水花生都舍不得吃。有一天在饭馆用饭时，听到他的儿子正与朋友划拳喝酒，大吃大喝，气得他“心一狠”吃起那碟凉拌黄瓜来。这是在节俭与挥霍的对比中衬托出父与子的不同性格。这种以典型的细节、行动、语言和对比等艺术手段揭示的人物个性，虽不够全面和立体化，却能“以一目尽传精神”。既适合微型小说的短小篇幅，也有利于抒写一种心态，宣泄一种情绪和捕捉一种感受。
台湾微型小说的情节结构一般都采用三段式，即开篇——发展——结尾。但在具体的操作时，又不拘泥于单一的范式，百态千姿，富于变化。择其要端，有下述几种：其一，意外结局。即，情节在发展到高潮时，骤然逆转，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与美国作家欧·亨利强调的“结尾惊奇”，日本作家星·新一主张的“意外的结尾”是完全一致的。如沈因的《梅莉的晚约》、俞丽清的《黄丝带》、清溪客的《旁白》、蔡碧航的《冰人有罪》、钟肇政的《自用车时代》、郭丽华的《化妆舞会》等都是以戏剧性的意外结局，来掀起情节的波澜，突出小说的思想魅力的。《梅莉的晚约》所描写的梅莉会见老同学前梳妆打扮的细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她在会见前对爱的兴奋、激动和憧憬；可是在与老同学见面后，他拿出钻戒和耳环给她带。她以为是赠予她的，也以为“等下要亲热”，殊不知一句“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你”，使情节骤转，将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旁白》更是写得一波三折，结尾出乎意料。看电影时，前座有一女子不断地与一男士咬耳朵，议论电影内容；“我”忍耐不住，制止了她。妻却怕那男士报复我们。中间休息时，“我”去买饮料，那男士紧随其后，“我”心慌、发毛，就加快脚步，他也迅速跟上。“冷不防，他一手扳过我的肩膀”，使小说顿生悬念。接着写他“另一只手迅速握住我的右手”，对他说：“先生，谢谢你，我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对她这样说。”这种意外的结局，突出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其二，以点带面。即，抓住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场景，来抒写一种思绪、一种感慨，以期营造一种氛围，映射出生活的辉光。这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貌似散文或诗歌，带有鲜明的抒情性，侧重于性灵的体验，也往往颠覆了作品的功利主义。如吴念真的《新娘》、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李捷金的《小白猪》、沈萌华的《葡萄记》、姚艺真的《钓金龟》、陈克华的《渍》等，都属于这种营构氛围，抒写性灵之作。《新娘》中的妻在未见到婆婆前，反复练习叫“妈妈”，可是见到婆婆后，五岁就失去母亲的感触立时涌上心头，忘情地叫了声“娘”！小说所写的虽只是个日常生活中寻常的称呼，但却反映出妻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升华，她与婆婆关系已成为骨肉般的相依为命了。《渍》则是切住男人喝咖啡，在杯沿留下的“渍子”，生发了一曲情爱的赞歌。因为有爱，女人对这些“浅棕色的咖啡渍子”，并没有产生反感，相反，在她看来这些“或长或短，一口一条，没有相同的位置，干了之后，像一幅水墨”，非常让人喜爱。写得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台湾的微型小说的艺术注意广纳博取，兼顾中西，既吸收了传统的象征、幽默等技巧，还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荒诞、黑色幽默、变形、拼贴等手法，丰富了微型小说的表现技巧，也把微型小说推向一个新的艺术层次。如俞丽清的《黄丝带》，写衣凡在结婚前，对达妮脖子上的黄丝带充满了诱惑，结婚后他总想知道黄丝带的秘密，因久而不得其解，产生了厌倦情绪。后来达妮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伸手拉下脖子上的那条鲜黄的丝带”，“丝带飘落到地上的时候，达妮的头颅也掉了下来”。小说以黄丝带为象征意象，运用荒诞手法表现了不信任和猜忌所导致的婚恋危机。这个微型还与张至璋的《会变金色的鸽子》一样，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以金色（黄色）构成衰败或死亡的象征，以象外之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京之春的《等待》写一对“同是羞涩内向，个性保守”的青年男女滋生了灼灼爱意。女的等男的先开口，男的等女的先开口，结果错过了结婚的机会。五十年后，他们都已白发苍苍，在女的病危时，男的来看望她，她把“一生中的疑惑与等待化成一句问话：‘告诉我，你究竟在等待什么？’”男的回答说：“等你先开口啊！”这种黑色幽默在引人发笑之余，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悲伤，并能撩拨读者的思绪，产生超乎常规的审美效应。苏伟贞的《东西南北》是采用拼贴的手法，将不同时空的事件组合在一起。小说的前半部分写亭云在机场为赴美留学的贺正送行；后半部分写亭云和她的丈夫在高速公路休息站邂逅贺正。前者是写“东西”，后者是写“南北”。这种拼贴的意义就在于将昨天与今天拼接起来，把不同方位对应起来，打破时空界限，在对比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生存境遇。
无庸讳言，台湾的微型小说也存在着不足。如题材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主题的开掘也有必要进一步加深，艺术表现技巧虽有多样化的趋势，但平庸、单薄之作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借此机会祝愿有志于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同胞，以自己的艺术杰作将台湾的微型小说园地装点得灿烂辉煌！
注 ：
⑴周昌龙：《台湾极短篇小说——回顾与前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1996年出版。
⑵痖弦：《极短篇美学》，转引自《台湾极短篇小说——回顾与前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1996年出版。
⑶王孝廉：《评审的话》，《联合文学》第7卷第1期。
⑷郑明俐：《80年代台湾散文现象》，转引自《南方文坛》，1997年第6期。
⑸张春荣：《凡人是茧——评俞丽清极短篇》，《极短篇美学》，尔雅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⑹沙黾农：《微型小说的艺术境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1997年出版。
⑺转引自林高：《两个文体是乡亲——论诗歌与微型小说的关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新加坡作家协会，1996年出版。
——《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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