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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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

作者：侯彪作于：2006-8-31 2:02:03 访问：1236 评论：5（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一
　　真与假，这是善于思考、敏于归纳的人们，从最一般、最普遍的社会现实以及生活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哲理意义的两类对立的概念。但是，与人类自身直接联系、相互伴随的真话与假话，并不是互相对立、截然分明的两种语言形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至少包括真中有假，假里含真，半真半假，或者恶意的真话、善意的假话等等多种语言形态。这就增加了让听话者辨别真假的难度，因为它挑战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些复杂多变的语言形态的存在，所以对于听话者来说，就需要运用日常积累的生活经验，也需要运用融会贯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需要运用个人分析判断的智力因素等等。最为可贵的是，说真话与听真话一样，都需要人们有胆略，甚至有勇气。因为面对此情此景，并不要求说真话与听真话的人两者之间具有多么高深的学识，而仅仅简化成为一种个人的品质、一种理性思维、或者是一种道德素养，以及这些因素的综合反映。根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项梁与项籍在人群中看热闹。“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灭族）矣！’梁以此奇籍。”从史书中这叔侄两人的对话里，可以知道那时候说真话与听真话一样具有风险。
　　二
　　人类对于真话（亦即真实情况）的需求，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情景，是在这样几种状态下，比如面临决策之时，对比选择之时，控制对象之时，以及寻求变化之时。概括地说，只有当人们面对繁杂纷乱的现状，在如何判断取舍，如何决定行动之时，才会产生对真话的需求，也才能诚心实意地听真话。因为这时候真话所表述的就是合乎真实的信息，是能够形成准确判断的依据，直至最终能决定人们正确的抉择。
　　这就是真话所包含的实质性的东西。其实，真话就是通过人们的大脑思考、加工、提炼而形成的对真实情况的表述。这种表述不仅仅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还包括文字、图画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真话既真也实。它既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又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归根结底，真话的内涵必须是全面准确，客观真实的事实。
　　三
　　最为重要的是，真话显然是用语言或者文字等，明确表达出来的意思。只存在于头脑里或者稿本上的片言只语，还不能算作是真话。那只是真话的孕育，也算是真话的胚胎。可以说它只是真话的雏形，尚不具备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种真话的要件。因为它并没有有效地表达、反映出真实的内容。所以，真话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能形成多么明显的结果，当它不能以自身具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它依然不是真话。有时候它会姗姗来迟，而且它也没有华丽的外表，并且显得粗糙和丑陋，甚至很尖锐刺耳，棱角分明。可是，当它在冲破了层层阻挠之后，只要它赤裸裸地降落在了人间，那么，它依然是真话！
　　四
　　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演化的进程，如果用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学识来分析解读，就能够归类总结出不同的结论。我以为，抛开那些深奥的思辨因素，仅仅以真实和虚假的话语为标准，那就只剩下真话的历史和虚假的历史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简化得如同骨骼一般概括出来的结论。即使面对这么一个简捷的结论，我觉得最终总是以真话写成的历史，将会代替那些虚假历史的欺骗与蒙蔽。之所以要返朴归真，而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使人类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自己本身。因为只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漫长过程。这样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更不可能有到此为止的界限。
　　五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三次颇有声势的对于说真话地呼唤。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被空话、大话、假话所戕害的、有良知的人，曾大声疾呼要让大家说真话。巴金先生就是呼喊得最有气势的人之一。他说：“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见巴金《真话集》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当时的呼唤说真话，其实就是要说人话，而且说话要有人情味儿，有主见，有个性。这实际上是对主张说真话的一种启迪，是对横行无忌的假、大、空话的反叛而已。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有一种“左”的思想观念依然固守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他们以绝对真理或者垄断真理的态度，不失时机地指责甚至干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动辄套用“姓资姓社”的框框，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捆绑人们的手脚。这时候，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像春天的暖风一样，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呼唤人们要说新话，要说真话。这一次呼唤说真话，就是要求人们打破“左”的枷锁，放眼世界，实事求是，消除僵化观念，更加具有理性和前瞻性。这真是一次具有深意，颇有深度的呼唤啊！
　　当人类的脚步刚踏进新世纪，中国人民正在豪情满怀地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的时候，一场SARS疫情迎面扑来。面对SARS肆虐的灾难，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各级政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杂文家张心阳先生曾撰写文章指出：最高领导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各级说实（真）话，这是难得的务实作风。然而让人说实话却要靠下命令，却又不能不说是令人深思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些人曾经说了多少假话；由此可知，说假话已成多少人的习惯；由此可知，一些人曾经是多么地爱听假话。（见张心阳《非典二题》2003年5月26日《湘声报》）这三个由此可知概括得好，真是针针见血啊！
　　六
　　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说真话将产生出什么样的效果问题了。客观地说，当一个人说了真话之后，会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结果。也就是说，真话只有在需要听、愿意听的人听明白了以后，才会产生明确的效果。因此，说真话固然需要勇气，而听真话才可谓是珠联璧合、有所作为，才能形成明智的选择，才能有最终好的结果。否则，说了也白说，白说又有谁愿意说呢？用一句过去常用的套话，就是说不说真话算是态度问题，而听不听真话才是水平问题。这就是说真话与听真话之间的关系。
　　有一则历史故事颇具说服力。其事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时大约在公元前243年。当时赵国被强大的秦国多次围困。赵悼襄王想重新起用身居魏国的老将军廉颇。赵王便派使者考察廉颇能否重用。廉颇有一个仇人叫郭开，私赠黄金给予使者，让使者抵毁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屎）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从使者向赵王汇报的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赵使者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廉颇将军的年龄确实大了，可他的饭量好；饭量好必定气力足，有战斗力。但使者讲这番话的技巧是增加和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廉颇将军坐下吃饭与交谈之时，跑了三趟厕所。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让赵悼襄王感受到了比大山压顶还要沉重的意思，致使产生和形成了不再重用廉颇的决定。最后，赵国丧失了苟延残喘的时机，被强秦灭国。由此可见，分析辨别真话和假话，并且形成正确的决定，对决策者来说，还真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大学问呢！
　　七
　　说真话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其艰难之处在于说了真话不见得就一定会得到听话者的称赞或者赏识，使之对人对己有所益处。相比起来，还是说假话更容易得到好处和实惠。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假话充斥于社会生活各个空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人们自己将问题复杂化了。比如说，在亲人相聚，同事相处，朋友相见的场合，一般很少见到特意摆出姿态说假话的人（排除其中的矫情虚伪）。又如，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竞技活动中，人们也很少刻意去制造虚假的话题（排除其中的恶意炒作）。所以，说真话还是假话，确实需要解决话语环境的问题。说真话的环境形成了，假话就无法产生；而说假话形成了气候，真话就会被看成是异类。
　　当前，说假话最集中地表现在这样一些人物，也暴露在这样一些场合间。即：遭受严词责骂或动辄挨打的顽童稚少，以及经受刑讯逼供和诱供的疑犯囚徒，还有那些掩饰真相、推御责任、利欲薰心和权欲超重的劣官恶吏等等。因为这些人说假话，都能体会到甚至能得到一些眼前就会见到的实惠与好处。所以，这几种说假话是被动的甚至是逼迫的。如果有融洽的氛围，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有一系列标准化的法治程序，或许完全可以抑制由此而产生的说假话！
　　八
　　我们曾经见识过无孔不入的造假，我们也尝试着采取声势浩大的“打假”。据说这类现象不单单在中国所特有，而且是人类的通病。现在我们又大张旗鼓地提倡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也在提倡建立诚信社会，如果能够从倡导说真话做起，这不算是一个过高或者过分的要求吧？
　　是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同样，在一个假话弥漫的社会里怎么能搞好政治文明建设，而且怎么能全面建立起一个富裕、诚信、守法的小康社会呢？
　　
　　2004年11月稿
　　作者简介：侯彪，甘肃会宁人，1962年4月生。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省行政学会会员，酒泉市委党校副教授。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及理论论著7部，已发表理论文章40余篇、散文及小说作品50余篇；书著及理论文章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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