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盛唐一样，北宋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竟有那么多光耀千秋的名字涌现出来：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如此众多的顶尖的文化大师能在流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狭路相逢，不能不说是受某种神秘缘份的支配。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应该是不会感到孤独的。
然而，大师也是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之间也为朝廷的党争而长期不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长期明争暗斗，以此为轴心，又派生出众多说不清道不白的恩恩怨怨。杰出的文学家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便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话题。敌视王安石的文人更是借二人之间的恩怨大做文章，好像二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以此证明王安石之大奷大恶。而实际上，这两位北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政见相左，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这一点，应该成为惯以“文人相轻”的文人们的楷模。
作为同时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和散文家，王安石和苏轼不仅在诗文上互为劲敌，政治上的争端尤其令人关注。王安石比苏轼大16岁。在苏轼进京任职之前，王安石就以文章学识及卓越的政绩名闻天下。二人圴为少年得志。王安石于1042年考中进士第4名，时年22岁，而苏轼则是15年后的1057年考中进士第2名，时年23岁。有趣的是，两人都曾一度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绩斐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贷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王安石后来的新法之预演。而苏轼，在参加完殿试之后，由于欧阳修的极力举荐，也几乎是一夜成名。连皇帝也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钦定的宰相是苏轼之弟苏辙)至于两人的文章诗词，更是那个时代的顶尖水平。苏轼被视为宋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无须多说，王安石则即使在身后饱受攻击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文章诗词仍是读书人的不传之秘。正如近代历史学家孟森所言：“其集皆在人袖笼中内，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南宋时将靖康之耻推到王安石身上，出现“不管砲石，只管安石”的风气时，《王荆公文集》仍是书市畅销品。
可以肯定地说，在苏王二人见面前，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熟知了对方的大名，读过对方的诗词文章，如果不是同朝为官的话，以苏轼的豁达大度以及两人相似的经历和与共同的爱好，他们一定能成为难得的文朋诗友。但是，既然同朝共事，各自的独特个性与截然不同的政见注定了两位大师的相处不会是融洽的。二人的隔阂又存在一定渊源，那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非常反感。被后人选入《古文观止》的那篇《辩奸论》即为明证。虽然后世有人怀疑其真伪，但是，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受到邀请的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却是事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最初印象可能来自其好友张方平。张方平曾说王安石小时候“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这种以貌取人的思路无疑是片面的。当然，如果《辩奸论》确为苏洵所作，则可断言，至少这篇文章的文风是不好的，如文中“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之类的语言，是纯粹的人身攻击。而且，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出发推出此人将来必是“大奸慝”确乎显得牵强。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不会同苏洵完全相同，但多少也受了一些影响。在个性上，王安石执拗，苏轼豁达；在政见上，王安石激进，苏轼温和；在生活习惯上，王安石怪僻，苏轼随和；……一言以敝之，这两颗巨星的碰撞是命中注定的。
早在仁宗皇帝时期，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上了那份著名的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阐明变法的必要性。但这封信并未引起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深知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多次拒绝了朝廷的重任，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其谢绝任用不能不说是真诚的，王安石不是那种一味贪念权势的政客，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朝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变法的情况下，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直到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即位的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年，他才接受朝廷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就在王安石准备变法之时，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即1069年，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随即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于是，苏轼与王安石终于走到了一起。苏轼的职位不高，王安石却已经是权倾一时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而苏轼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旧党一边。作为文人，他们是互相尊重互相倾慕的，但在政治上，两人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相去甚远。
其实，苏轼并不反对渐进式的变革，他只是不主张激进式的改革。明末学者朱熹甚至认为：“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实际上，当旧党重新获得权力之后，苏轼还反对过对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开罪了旧党，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王安石推行变法，是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然而，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牵动众多的利益集团，有时甚至会触动社会的根基。稍有偏差，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如此。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农民欢迎的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实施时就异化成了官僚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弄得一时民怨沸腾。
新法的实施一开始就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发生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之间。由于王安石此时出任宰相，反对新法的旧官员纷纷辞职，朝廷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因赞成新法而得以迅速提拨。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败坏的野心家，因此，新法的实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反对新法的领头人物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而非苏轼。司马光同苏轼一样，跟王安石原本私交不错。让人莫辩是非的是，对立双方的领袖都不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更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如王安石，即使极其仇视新法的旧党人物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个人品格是高尚的。由于争论的日趋激烈，新党的日趋得势，以及旧党人物的不断清洗，双方的认辩也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如王安石反对皇帝任用司马光，说他“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云云。苏轼任直史馆职，应当在政治旋涡的中心，但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主张的有良知的读书人，看不顺眼的事就要一吐为快。王安石在至致力于实施新法的同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三经新义》和语言学著作《字说》，应当承认，王安石是杰出的学者，却不是一个好的语言学家，例如他的《字说》就对汉字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如说“波”的来源是：“波者，水之皮也”，爱开玩笑的苏轼则来了滑稽的类比：“滑者，水之骨也。”对于这个玩笑，缺乏幽默感的王安石一定会因此觉得苏轼的玩笑过于刻薄。公元1069年，也就是熙宁二年，苏轼上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成针锋相对之势，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大为光火。两人的分歧还有不少。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对此说，连皇帝也疑虑重重，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措施，得到皇帝首肯。随即，苏轼得到皇帝诏见。他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有些震惊地表示会认真考虑苏轼的建议。王安石听后则非常不是滋味。后来，皇帝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表示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以。”单从改科举一事而言，不能不说苏轼更有远见。连王安石自己在晚年也认识到他的改革科举的片面性：“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王安石赞成神宗的独断专行，而苏轼则在试进士时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明显与王安石的观点相悖。这一次，王安石真正被激怒了，他下令调查专言中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过程中偷运私盐的问题，并拘捕了篙工水师鞫问。尽管后来查明此为子虚乌有，但这一次次的冲突下来，苏轼自己感觉到已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了，于是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
离开是非之地，来到风景秀丽的杭州城，苏轼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他在杭州一呆就是十多年。远离权力中心的日子，对于一个公认有宰相之才的知名文豪来说，内心深处的苦闷不是常人能理解的。在此期间，苏轼写了不少优美的诗篇，其中不乏愤怒谴责当权者政策造成百姓痛苦的诗篇，这些作品后来终于给他带来几乎是致命的灾难。作为诗人，苏轼关注民生，同情民间疾苦，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善良愿望，无可厚非。但他毕竟不是政治家，治国安邦的方略在思想高度上远不太王安石。他看到的民间疾苦有些是新法实施不当造成的恶果，有些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有则是官僚豪门的剥削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新法。历史发展证明，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没有副作用的，而且，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无论谁做宰相，都是无法保证每个农民都能免于饥寒的。
在苏轼外任期间，王安石的新政实施得并不顺利，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旧党，而是来自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新党。在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1073年即熙宁六年，有的地方出现了山崩和山体滑坡，从此每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大旱。在科技落后的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政策不当的警告。当然，王安石是不相信天命的。他有一段名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但是，他的政敌却充分利用天变攻击他。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让自己掌权，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太荒谬，很快证明王安石与谋反一案毫无瓜葛，王安石在罢官之后旋即恢复了相位。对王安石的另外致命一击还是来自吕惠卿。他将保存的王安石一些私人信件交给皇上，其中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字样，这可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清楚自己无法再呆下了去了，加上又痛失爱子，心恢意冷，乃请求辞官归隐，得到皇上允许，于1076年回到金陵，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在退居金陵期间，他除了潜心学术、醉心山水外，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反思，写下了数十册日记，这些文字记录了一代文豪曲折的心路历程，见证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改革风云，同时也折射出他与苏轼等人的深刻矛盾。
苏轼的命运是注定要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公元1079年，中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此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因此对乌台诗案没有直接责任，但苏轼毕竟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罹难的迫害苏轼的一伙人如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拨起来的新党人物，因此，王安石对此案不能不给予相当关注。当时，加在苏轼身上的罪名是荒谬的，如说苏轼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上，大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赤卤变桑田”是攻击皇上的水利政策。随着这伙人对苏轼诗句的任意歪解，苏轼的“罪行”迅速升级，他被严刑拷打，被迫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苏轼的处境非常危险!而此时，苏轼的许多亲朋好友却噤若寒蝉，当朝官员中更是鲜有人出来为苏轼说句公道话。倒是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勇敢站了出来。他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上书皇上：“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这种关键时刻对政敌的谅解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从古至今，人们无数次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可以说，正是因为两位政治上的对手都有崇高的人格，他们之间才能最终达到谅解。对苏轼，朝廷的新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各方努力运作，全力营救，最后太后也出面说情，苏轼终于保住了性命，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时期的朝廷党争比之历朝党争都应该算是温和的，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也是足够宽容的，最高的惩罚只是外放和降职，从不罗织罪名用阴谋去陷害对手，更未企图置对方于死地。
王安石与苏轼在文学上对对方的成就都很佩服，可谓惺惺相惜。二人在诗作上有一个共同点，都爱用险韵。苏轼有两首著名的《赋雪》用了极险的韵脚尖和叉。王安石读后极为佩服，因“爱其诗能用韵”而一再次韵，达六次之多。
1084年，即神宗元丰七年，苏轼从黄州谪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此时的王安石已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早已对他失去兴趣和热情，新党内部的吕惠卿之流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感伤。在他红极一时的宰相任上，苏轼也极少登门，现在的苏轼到访真让他感动万分。他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钟山，诗酒唱和，其乐融融。当然，他们也谈到了政治，但都没有过多地纠缠，而在文学上，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他们对自己，对对方都有信心，深信他们的文学成就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赋闲金陵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和韵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仁爱的情怀。
1086年，王安石去世。哲宗皇帝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他的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此一评价，对王安石，对苏轼自己，都是恰如其份的。
作者小介:
牧石,本名石霜舫,历史文化学者,自由作家.多年来发表大大量独树一帜的文章,系国内多家媒体特约作者.现居湖北天门市向湾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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