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深义文章<我写小说> |
作者：海怀(梁深义) 作于：2006-7-7 10:01:26 访问：133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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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爱好小说并写小说的历史已三十年！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话不及，过二年就是知天命岁数了！这么讲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还有散文（含杂文、随笔）、诗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我近几年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不断发表小说，言论，不久前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随笔集《善心杂说》。由于我参加工作较早（１５岁），学历低（中学辍学），当初和后来，不相信我能够搞文学创作者大有人在，有人更不相信我能够写出好小说。我想，不相信我能够搞文学创作的朋友现在可能沉默了，即使有人不愿意沉默，但，事实能说明一切。我是小说一篇篇写，一篇篇发表。至于写的质量高低，读者会有评价，朋友们会有评价。我本人是真诚地写，丝毫不敢唬弄大家。现在，我从二十多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含小小说）作品中，挑选一部分篇目合集，以《陌生女之约》为书名交由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对我本人的创作是阶段性的总结，也是对读者朋友们的一次汇报。
讲到小说创作，我不能不再次提到已故老作家付纯白乐（我在随笔《读书藏书个人事》一文中曾介绍过付先生）。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三年，大约是“批林批孔”期间。那时，我有十八岁，受付纯白乐的影响，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花了几天几夜日弄了一篇“小说”。至于这篇小说题目叫啥，具体有多少字数，我是记不得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作家作者们的创作目的必须是服务于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服务于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且不讲小说的语言水平如何，情节，结构如何，人物、故事如何，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和“假、大、空”。这类“作品”，由于表达的东西不符合人性、人情，人的生存本质，扭曲了生活的真实性，所以，又十分虚伪。
这篇习作，我请付纯白乐看后，他对质量持否定的意见。印象中，我似乎还往《河南日报》文艺副刊投稿，结果可想而知。我后来把底稿撕了。
我这篇小说习作从总体的立意上讲是虚假的，内容上也是虚假的，可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确有真人的影子。
我当时是在一家小型国营工厂当工人，几十人的小厂，却有两位名人！一位是剧作家万哲先生，一位是军队干部刘彤林先生。万哲创作的一部戏剧，据讲演出后获中南区（五省）大奖，是什么原因下放到工厂劳动锻炼，不得而知。他那时是一个地道的落魄文人，不修边幅，每天抽毛把钱一盒的烟，喝几毛钱一斤的散酒，见人都是嘻嘻哈哈地挺热情，由于酒精中毒导致两只手总是颤抖着，他后来在老家舞阳病故了。刘彤林也是不简单的人物，据讲“文革”运动开始实行军管时，他曾是河南省军区的一个仅有几个人的什么领导小组（当时的省级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他是因为犯什么“错误”下放到工厂，我也不得而知。刘彤林总是身着一套没有红帽徽红领章的绿军衣，虽然待人表面上也热情，但分寸感明显。他不同于普通人。我与他接触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满却又无奈。刘彤林和万哲都是厂里群众注意的对象，而刘彤林则被工人老大哥关注的多一些。刘彤林的日语比较好。一名与我同龄的聪明伶俐会拉小提琴的姑娘，有一段时间经常和刘在一起学日语，人们就绘声绘色地谈论他们。由于年龄小，我那时辨别是非是随大流，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思考问题，并感觉到厂里的总体舆论气氛是把刘彤林定位“坏分子”的。因此，我在那篇小说习作中，是以“坏分子”刘彤林为原形，虚构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当然，小说习作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里的刘彤林个人无本质性的联系。我虽然至今也不知道刘彤林先生是什么真实的原因导致了“虎落平川”，但刘彤林与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一样，他的不幸乃至悲剧，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想象到，刘彤林是军人，他却博学中西古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假设他不是生活在专制集权及畸形政治下，而是生活在一个讲法治讲民主讲科学的时代，他完全可以实现个人的抱负。事实上，刘彤林先生作为一位有教养有良好素质的人，却每天不得不跟平庸者生活一起，甚至不得不向平庸者毕恭毕敬，他心中能不痛苦吗?他的忍耐何日是尽头?遗憾的很。刘先生对前途绝望了，他的结局只能是悲剧。那年的某月某天，刘彤林出现在昆明的一处景点洞口，他平静地坐在石头上，背靠西山，面对滇池，在吞服大量的安眠药后，微笑着等待死神的降临……
如果说反映人的苦难是文学的特征之一的话，我在那篇小说习作中应该描写主人公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他受到了同类的无端歧视，人格尊严被剥夺；他艰难地活着，仅仅是一个能吃饭，能睡觉，能呼吸能说话的动物而已。我如果这样写的话，那才符合当时社会局面下人们生活的真实性，表现出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生经历。但是，在那年月，象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样，作家是不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观察生活”也成了一句空话，根据政治形势需要而创作出来的“作品”虚伪虚假，也就在所难免。
二
自我写了那篇败笔的小说习作后，大约有五年多时间我没有写小说。一九七八年之后政治气候逐步由寒变暖，文艺创作活动也逐渐兴盛。我有一段时间尝试着写诗，后来我决意以写小说为主。我除了阅读当时报刊上的小说外，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名著，如《红与黑》、《巴黎圣姆院》、《斯巴达克思》、《双城记》、《鲁滨逊漂流记》，以及莫泊桑、梅里美等人的中短篇。然后我试着写了几篇小说。现在回过头看看，从当时到一九八五年，我写的东西，可以说大多是“宣传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当时写“宣传品”的人何止我一个?不管是老作家新作家或尝试写作的新手，有不少人仍在走“老套路”，或是在走“新”的“老套路”。这并不奇怪，大家长时期生活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氛围里，入脑入骨髓的“左”观念的强制性灌输政治教育影响甚深，“紧箍咒”的威胁依然存在，作家和作者们在写作时仍旧是不同程度、自觉不自觉地在“意识形态”的高压和束缚之下，在此种状态下写作，“作品”中必定存在文学之外的东西，多少而已。我说作家作者走“老套路”，或是走“新”的“老套路”，是指许多作品仍脱离不了“歌颂”、“斗争、反对”这一类服务于阶级路线的政治性的非文艺属性的玩意儿。
还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腐朽的资……”这几句提法，在几十年中不绝以耳，切肤之痛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人们的一切。于是，什么都是“我们”正确，好；而不好的，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腐朽的资……”云云。囿于这个思维，那“歌颂”、“斗争、反对”的两样“药物”，就不断倒进“作品”这个“瓶子”中。
回忆那时的一些情形是有必要的，尽管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但“左”的东西在后来不短的岁月，还是无处不在，时时刻刻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左”的货色甚至仍占居“主流”。最初，人们冲破思想的牢笼，是从文化上开始的，而走在这支队伍前列的是知识分子和一些青少年，青少年的行为方式与知识分子表达新思维不同，他们用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表达思想倾向，来展示自由自在，他们蓄长发，穿“奇型怪装”，听港台流行音乐，跳交际舞。男女谈恋爱时，有的竟敢不“传统”（含蓄），在大街上扯着手走路不说，个别人还竟敢接吻拥抱时不背人，等等，离经叛道的做法。于是，有人惊呼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部分、“精神污染”的一部分！有人在主席台上讲话时斥之，有人则写文章斥之，弄文学者，也不乏有人在“作品”中热辣讽刺！——青年男女反旧传统的行为，在“主流派”眼中，是十恶不赦的“流氓罪犯”，应动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予以镇压，毫不手软。
在后来发生的“严厉打击”运动之前，我所居住的那条路邻街，有人大胆办了一个舞厅，没两天业主就被“请”到了公安局，其下场如何，大家尽可以展开想象！
对于那一时期青年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一些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没少批判。
我在写小说时，也不可能免“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我写的“小说作品”，也没少向“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开火。这类“作品”依旧是内容空虚，作假，为服务“斗争”的“主题”需要（或叫迎合“形势”需要），编造虚假故事，编造虚假情节和人物。这类“作品”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弱者一方与强者一方（有权势者），弱者总是不正确的，他们总是受到惩罚，受到教育；而强者总是正确的，总是居高临下仿佛救世主一般，而且弱者总是向“施恩”方（权势者）感激不尽。“作品”中若有男女，那一定男的是不正确一方，是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作品”中若有青年人有成年人、有警察，那青年人就是“反方”，成年人和警察就是“正方”；“作品”中若有经营者（商贩），那他（她）一定是惟利是图的小人；以及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模式化，等等。这种文艺创作的模式化，即：把社会上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丑角化的现象，在上世纪居然堂而皇之存在了四十年左右。
还好，近十年来那些左右文艺创作者的政治性提法，或是政治偏见，已经明显的不再灵验或逐渐销声匿迹了！文学就是文学，而决不会是其它。作家或作者在创作时，可以不再背思想包袱，能够比较自由自在的进行创作了。写什么以及怎样写，是作家和作者个人的事，用不着别人再多操心。
这次出版短篇小说集，我在挑选以往发表的小说时，毫不犹豫地把有模式化倾向的“作品”，淘汰出局。比如：《一面热》、《搭车》、《复仇记》、《人间情》、《立志者》等等。但从严评判，我仍认为个别篇章多少仍留有当时模式化的痕迹。在此，提醒朋友们阅读时鉴别，并给予批评指正。
三
一九八八年，我被聘到信阳市文化馆任《申城艺苑》文艺报编辑。我本人认为这是自己文学创作的一次上新台阶的际遇，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转折。因为此前，我是在国营企业上班，创作环境较差。而文化馆是国家事业单位，不仅工作人员进行文学创作和发表作品名正言顺，而且，文化馆还担负着辅导、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的责任，义务。何况，我是编辑，整个全身心就在文化及创作的浓郁氛围了。我从一个小圈子（企业），走到了一个社会的崭新舞台，接触面扩大了许多，视野也开阔了。一个人处在新的有一定高度的平台上，感觉是不一样的。以往，我对自己的创作有自信也有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当编辑看别人的稿件多了，也就有了比较和鉴别。再审视自己的作品，我惊讶地发现，近几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写的一些小说有很大变化呀。如《一封海外来信》，《通知开会》，《双喜临门》，《全体出动》，《新任保卫科长》，《不甜不要钱》，《向你打听一个人》一系列作品。上述作品的变化在于，我已经摆脱了过去的盲目顺从，在新创作的小说中注入了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从思想性上讲，现实主义的批判色彩较强。我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特点，已初步形成和凸显出来。
一九九一年九月，我到了信阳电视台工作。这是我人生中更大的一次转折。有关情况，我在几篇随笔中涉及过。在此，我再谈一点个人的体会，认识，尤其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电视台，是我们社会里一个很特殊的单位。讲它特殊，首先指它是执政党、政府的“喉舌”，是主要宣传媒体。我所在的电视台论级别是“副处”，但它却不是相同级别的其它部门和单位可比的，甚至也不是级别高的部门和单位可比的。我这么讲，仍然是在说电视台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在平日，我是最不喜欢谈论“级别”这一话题，甚至反感“级别”论。但是，中国大陆恐怕是世界上“官本位”观念最深的国度之一吧。如果我不反复讲级别就不足以说明问题。在发达的市场化国家里，媒体就是媒体，是社会中三百六十行的一行，电视台没有什么级别，你的节目办的好坏才决定受众率高低，由此产生影响力，不会因为有什么标签而产生影响力。
在我们当地或外地，电视台一律比较牛气。当然，随着市场经济化的进一步扩大，逐步导致文化多元性，权利集中也逐步变得分散，尽管电视台仍属官方性质，它原有的某些特殊利益将大打折扣。
而我成为了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又是一名写小说的作家，对我来讲，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不可避免地对我的人生及今后的创作产生深刻深远的影响！
当一名官方电视台记者，我等于领到了一张特别的社会通行证。这是我在企业里，包括在文化馆当编辑，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在接触社会广泛度方面，文化馆比企业有很大的便利，而电视台除了具有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的条件外，在有时候又容易接触到高层官员和知名人士、一些特别事件和人物，还可以深入现场了解，采访。作为一名作家，电视台自然又是我了解社会，观察社会的重要窗口，又是我体验生活的“风水宝地”！电视台是我每天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基地，而我，可以根据需要从这一基地出发而“四面出击”，把体验生活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我若不是到电视台工作，有些人物和事情，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够直接接触了解。比方说，某个身居要职的官员，或是某个千万富豪老板，我以往耳朵里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尽管有鼻子有眼儿生动有趣味，但那却是人们传来传去走样儿的故事。我现在是一名电视记者，因为工作关系和对脾气的原因，我分别成了他们的熟人，甚至发展为好朋友，因此我直面了解了真实的他们。他们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追求，理想，以及旁人不大可能知道的个人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甚至情感秘密。大小官员们，有一定资产的老板们，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们的交际圈，行为方式，与社会上的普通人（如企业里的工人，街道上的摊贩、杂、零工们，等等），不仅不一样，在某些事情上甚至有天壤之别。在以往我对后者群体比较了解，对前者陌生。现在，我不仅对前者较熟悉，还对前者的边缘人群也有更多的了解。这部分人，我指的是机关工作人员（如接近头头的办事员，科长，主任之类），公检司法人员，以及各界名流。我认为对社会的所谓了解，其要求是对社会中的各类人的了解。应该承认，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永远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接触社会上所有的人。但是，作家要尽可能多接触了解不同的人，更多的人，这样，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会比较全面一些。
四
我到电视台后的十几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历，而我积累起来的第一手信息，可以说是我独有的资源，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事求是讲，由于工作繁忙，办节目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因此，我写的小说与言论（随笔、杂文）相比，不算多，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写。尽管如此，电视台的工作岗位使我见多识广，使我今后能够多创作小说，创作好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好比一个具有操作经验的厨师，已经备好了各种菜蔬禽蛋肉类山珍海味及所有调料，一旦开火，就可以烹饪出一桌桌丰盛的美味佳肴！
其间，我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开心果》、《官运》、《帮你点好头把火》、《最后一日》、《你爸爸在家吗》、《陌生女之约》、《老边同志求进步》。对我的小说有兴趣的朋友若细心会发现，如果说，我在文化馆当编辑前及后一段时间，所写的小说在观念上有所更新的话，那么，上述作品已基本上克服了以往小说描写上的表面化；下笔写作时已注意故事的选择，主题思想的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虽不能夸口艺术水平有多高，但我的心愿是向读者奉献出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近几年我创作的小说作品，官场题材、“文革”题材及情爱题材居多。这并不是偶然的，与我的社会阅历、长时期观察及兴趣有关。至今，我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既可以用丰富多彩这一句话概括，也可以用曲曲折折、风风雨雨来形容，当然，艳阳高照、一路顺和的日子还是多些。
大家知道，一个人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会终身难忘。某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也会记忆深刻，埋藏在一个人的意识中，它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包括他对社会的总体看法。具体到一名作家来讲，他对社会的看法，对一些现象的剖析和是非评价，是用作品以形象思维的方法来表达。我也不例外。小时候，我是在贫困和饥饿之中长大的。少年时考入剧团，此时，“文革”轰轰烈烈已进行四年了。在剧团我练功负伤后，转行先后当书店店员，工厂钳工，机关公务员（通讯员）、物价员，公司门卫，商场主任，省某报特约记者。等等，等等。在工作单位里，由于我无家庭背景的原因，受到的政治等各种歧视历历在目。我是用身边人身边事揭露搞歧视的那些人，剥去他们的伪善，让他们见阳光！我干的行当不少。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文革”大运动及套着的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普及样板戏，评水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四人帮”倒台后，又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大事件，大变化。世事洞悉皆学问，阅历的加深，经验的增加，知识面的拓宽，一名成熟的作家即使再多的学识，对社会而言，他还不能算是产生了价值；一名作家若把自己的智慧、人生体验创作成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才算实现了个人价值，才算对社会文明，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贡献。做为作家，最大的欲望之一就是表达（发表作品）。而创作出好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历不一，体验不同，创作的作品不会是一种味道。作家的文字表达能力当然是重要的，没有这一功夫怎么行?除此，一名作家只有找出自己的优势，才能发挥出相当水平。我写小说的优势在哪里呢?经过多年实践和思索，创作题材上，我应以官场题材，“文革”题材及情爱题材为主打，原因在于，我熟悉、了解这些领域，许许多多原始的官场情形、“文革”、情爱故事，人物，——这方面的素材，贮存在我的脑海，我写小说，一辈子也取之不尽。
现在，我的短篇小说集《陌生女之约》，就要出版发行，面世了。读者朋友们阅读了这篇自序，会对我创作方面的相关情况，我的思想脉络走向，观念变化，兴趣、注意力所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在阅读书中不同年代每一时期各种题材的作品时，可能对理解上有一定帮助。我的这本集子，读者读后若比较满意，有所获益，会令我欣慰的。假设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尽管批评，骂我也没关系。但我相信，我努力创作的下一篇小说和出版的下一本集子，会让你满意，至少有你满意之处。
(注:这是作者为短篇小说集作的自序.梁深义短篇小说集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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