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感交集忆在北大上学的六年——一笔珍贵而不意获得的另类“资源 |
作者：紫竹公 作于：2006-7-2 10:03:24 访问：76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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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一回忆起大学生活，一般都会激动和神往，产生那么一种比较单纯的愉悦心情。可是我们，被称作“老五届”的大学生，则就不一样了。由于各种意想不到的运动，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卷进、推向各种不同的旋涡、滩头，使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而每当回忆起自己在母校、母系的大学生活时，感受自然也就说不上单纯了。
就我个人而言，也同样说不上单纯。激动和神往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则是感慨，叹息，唏嘘，遗憾……百感交集而又难于名状。
我是哲学系1962级一班学生，属于“老五届”的第二届。按着5年学制，当属1967届毕业生，但由于意想不到的政治风云变幻，使我们这一届推迟一年，滞留到1968年9月才毕业分配——实质上是“发配”。在北大6年，按说该学到更多的课程和知识，可是我们不仅未能这样，却连5年制本该学的课程和知识都未能学到啊！屈指算来，我们用于上课读书的时间，累计也不到两个学年啊！
读书深造本是学生天经地义的权利，可是我们硬是被剥夺了，回想起来，怎能不叫人感慨万千，百感交集啊！
一、春风得意上北大
“秋风习习送我上北京大学。”这是我一踏进北大校门，在给钟爱且器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王树凯先生的信中开头的话，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春风得意的心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一个乡村中医和农妇的后代，能考上被誉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考上名师荟集的哲学系，不仅自己心花怒放，就连母校河北安国一中也为我骄傲。在我考取后，学校连续好几年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发起向我的学习精神学习的活动。我自知备考时所付出的艰辛。因为我们上高中时并没有分科，而是在临高考不到两个月即在“五一”节前毕业考试后才分科、备考的，其难度比起一上高中就分科的学生来说，自然要大得多。而在分科前，我一直想报考清华大学，想同原来同班而试行两年制而考上清华工程物理系的学友王盼来汇合，只是在校领导的干预下，“听党的话”说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需要”，我才上了文科，并报考北大哲学系的。在高中毕业考试时，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这意味着，当别的同届高中生早就确立报考大学的方向和目标而专心备考时，我却还在为各门功课毕业考试的“满堂红”而攻读，只是在“五一”后，才专心备考文科。这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当时不但生活条件艰苦，而且背着沉重的因家父正蒙冤被劳改而时不时听到风言风语的压力，所以，当时的备考非常艰辛。我所付出的辛苦是好多同学所不知也无法想象的。正因为考上理想的大学非常不易，所以对自己通过奋发努力所摘取的果实就更倍加珍惜。在一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就下决心“奋发再登程”（1），像上小学和中学那样，力争各科成绩“满堂红”，而一到北大，看到幽美的校园，优越的学习条件，就更加激情满怀，信心倍增。开学后不久，在9月24日，我就填了《沁园春·北京大学》一词，记入我从上高小时起，就开始养成的用诗词写的日记本里：
北京大学，校园如画，楼舍整严。赏未名湖畔，水光塔影；燕园内外，
绿铺红染。杨柳摇翠，松柏苍劲，纷纷挺上争拔尖。春风来，看百花
齐放，争芳竞艳。学府旧貌新颜，引中外学子来纷繁。喜山南海
北，欢聚一堂；南腔北调，情谐心连。师生爱敬，同学互勉，你争我
赶奋登攀。抖精神，树雄心壮志，竞奔峰巅！
这些文字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志。也反映了我们1962级多数同学的心境。因为我们年级多数同学来自乡村，而我们宿舍6个人中就有4个家在农村。尽管大家穿的多是粗布衣服，铺盖被褥都很简朴，家境都比较贫寒，但因为都感觉来北大上学不易，而我们这一届又是在共和国五星红旗下开始上学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面教育，为党和国家争光的使命感很强，加上又都享受国家给予的较高助学金（我在北大6年一直享受的是每月19块5的最高助学金，除了每月的伙食费外，还有4块的零花钱，至于学杂费和书本费，则一直全免），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所以一入学，就都展现出奋发读书、你追我赶，争攀高峰的学习劲头。
二、紧张而愉悦的的学习生活
回忆当时的学习生活，从课程安排来说，记得第一学期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没有课，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按说并不紧张。而有的同学也确实显得很悠闲。我很羡慕这些同学，可自己却做不到。一开学我就感到了大学生活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首先表现在课堂上，而且表现在复习和考试上。
先说上课。尽管对于大学的学习不同于中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听了入学教育和高年级同学的介绍后，这种思想准备更有所加强，但是一开始上课，我还是觉得意外紧张。这种紧张不仅表现在伴随冬季的来临，天亮得越来越迟因而不得不冒着越来越显得浓黑的晨霭奔食堂和经常变换且路程不近的教室，也不仅表现在因为食堂没个放碗筷的橱柜而不得不同时背着书包、提着碗兜，而且尤其表现在听课时作笔记上。因为许多课程没有教材，仅有参考书，而教师又开宗明义地宣布“考试要以课堂讲述为主，即使不同意我所讲述的观点，也必须先把我所讲述的观点答出来”。这样的要求自然就警示学生必须尽量把课堂笔记记准、记全。要是教师讲课像现在这样有板书，速度慢点或有意地重复一下好让学生记录也好，可是，那时教师讲课既没有板书（有时只是把比较生僻的个别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中央），讲述的速度也跟平时讲话一样，这自然就使像我这样从来没有练过速记，而又想各门课程都考出最好成绩的学生感到特别紧张。其中最紧张的莫过于《辩证唯物主义》课了，每周课时多，内容也多，由于是专业课，心里格外重视，因而尽量把老师讲的全记录下来。尽管任课老师带点儿唐山口音的普通话，我听得惯，可由于从来没有这样练习过，所以还是觉得特别紧张。尤其第一堂课，只顾了记而顾不了想。一堂课下来，握笔的手几乎麻木，而记的文字有的连自己也得仔细辨认半天。听一次课（记得是连续三节），我得花双倍的时间整理课堂笔记，才能理出个眉目和头绪来。有些同学通过互相对笔记以补正自己的纰漏，自然省去了大量时间，而我则许是由于性格内向和不爱说，从来没有结伴学习和与同学对笔记的习惯，则只能靠“单干”。起初觉得很不适应，压力也大，但坚持了几周之后，真是“熟能生巧”，竟渐渐适应了，而且还逐渐摸索、创造、积累了一套大概惟有自己能辨认的速记文字，倒为以后从事别的工作所要求的速记奠定了基础。由于自己上大学前就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文字功底，所以，一对照参考书看自己整理后的课堂笔记，觉得既内容充实、条清理晰，又文字流畅、琅琅上口，一种辛劳之后的欣慰油然而生。把课堂笔记从“负担”逐渐变成“技巧”，使我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压力”也自然地变成了动力。通过后来的考试我所获得的几乎全优的成绩证明，我的课堂笔记还是记得比较准确和齐全的。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由于要借助参考资料加以比较、对照，于是渐渐学会了自修。“伏案抛尽书外物，埋头凝视奋攻读。目盯手写脑思索，知识如泉往脑注。”“凝神注目时皱眉，字字咀嚼句句斟。谁谓书林出猎易，奋力攻读如淘金。”（3）这两首小诗反映了我当时自修的情景。
这样的教学方式后来被称为“满堂灌”、“填鸭式”而加以“改革”，但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和个人体验，我在北大哲学系学得知识最深、最牢的还是我一直敬戴的赵光武等老师的哲学原理课。当时带有“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复习和考试，使得哲学原理深深而牢牢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至今仍可以随时脱口而出，对我的学习、研究和创作乃至整个生活，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指导性的影响。所以，对于近些年有人把那时的教学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应试教育”而全盘否定，竟把取消考试、放任自流竟美其名曰“素质教育”，我实在不敢苟同！
再说复习。因为从入学就抱着力争各门功课“满堂红”的决心，所以我平时把学业抓得很紧。课后除了及时整理笔记外，每隔两三周，总要把学过的各门课程温习一遍，并理出重点。尤其专业课更是如此。由于把考试成绩看得很重，在课余时间，除了每周或两周看一次电影外（当时大饭厅几乎每天都放映中文或外文的影片），其它时间几乎全部消磨在温习功课上了，与课程无关的课外书籍也看得比中学少多了。可能与我当时的性格内向和多少有些口吃而不爱活动有关，阅览室、空闲教室和校园某些僻静的地方，成了我最常出入的场所，而操场和其它活动或娱乐的地方，则很少有我的身影。在备考前的复习期间，由于阅览室和教室抢占座位很难，也不安静，我就常到未名湖畔的幽静山林中找地方复习，有时还爬上树仰靠在树杈上复习。当我毕业十余年后再回京上学、工作，常大到未名湖畔溜达时，看到当年自己用于复习的幽静场所，成了情侣们幽会的地方，心里不由生起一种感慨之情。时移俗易，校规和校风都大相径庭了啊！
说到考试，说实话，我从来也没有怕过。这大概跟我平时用功，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有关。不仅不怕，而且特别喜欢考试，认为上学要是没有考试就如同当孩子不玩耍一样。但因为不了解大学考试是怎么个路数，所以当第一次期末考试时，尤其第一堂考《辩证唯物主义》课时，心里没有底。当主考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考试题目“物质和意识”5个大字时，我的脑子一下蒙了！这是试题吗？怎么答呢？给的可是3个钟头的时间啊！老师写出考题后不作任何解释，就开始来回巡视了。我凝视着考题和琢磨着所给的时间，紧张地思考着，渐渐冷静下来，觉得惟有把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以及怎么认识和运用，即把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物质和意识》一章的内容全部答出来，才能圆满。实际上是要求写一篇论述文章啊！我这才紧张而娴熟地答起卷来，3个钟头的时间几乎全被我利用了。这就是我上北大哲学系后所遇到的第一堂考试，是我上学以来考题形式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考试，也是我所遇到的第一次最没把握的考试。所以即使在寒假里想起来都觉得没底。但第二学期开学一见到成绩是“5分”（那时实行的是5分制），我一直悬着的心才塌实了。其它课程的考试，虽然不是就这么一个大题，但论述题也比较多，其主旨是考察学生的融会贯通和分析、综合能力。在第一学期的考试虽由于对出题思路陌生而一度没底，只是根据自己的揣摩答卷取得“满堂红”的成绩后，我对于大学的考试就又感到像在中小学那样从容了。即使以后像《中共党史》这门课的考试，在多数同学感到出题有些偏、难而成绩不佳，有好几个同学甚至不及格的情况下，而我却依然得了满分，令同学们咋舌。这大概是在第二学年我们年级让我介绍学习经验的一个缘由吧！
想起在北大时的考试，我不能不提到我那惟一得了“4分”的生物课。任课老师是后来出了名的生物学家葛明德教授。可当年他在教我们的生物课时，却显得懒散，懒散得以至于把我的答卷都给弄丢了。当我见没自己的成绩而去问他时，他说“实在抱歉，你的卷子我怎么也找不见了！”问我答得怎么样，我故作谦虚地说了句“还可以吧！”他却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给你4分吧！”我知道自己的生物卷答得很得心应手，肯定该得满分！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有些口吃而不善言辞的我尽管心里感到很委屈，舌头蠕动了半天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就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惟一得的那个“4分”！那个影响了我实现“满堂红”志向的“4分”！至今想起，我跟葛老师问答的情景尚历历在目：他的眼睛似睁非睁的样子，眼角上还带着眵目糊，声音不大，且颤颤巍巍的……我丝毫没有因为他的过失使我“满堂红”的志向落空，至今依然埋怨他的意味，而只是真实地回顾和描述一件事实。伴随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后来得知葛先生在参与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时，我就不再有任何抱怨和遗憾的心理，而是觉得他惟其那样，才更像个专心致志的学者和科学家啊！
在逐渐掌握了听课、复习和考试的规律，学习生活得以有条不紊地行进后，我便切身感受到了大学生活的紧张而愉悦。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课堂讨论”，特别是我当《中共党史》课代表时所主持的那次“课堂讨论”，所留给我的既紧张又愉悦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记得那是在一个晚上，地点是我们所住的38斋的二楼文艺室。由于我第一次主持这样的讨论，加上口吃而不善言辞，所以开始很紧张。记得那次讨论的题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大家真是畅所欲言，争先恐后。对诸如陈独秀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甚至是不是右倾等等问题都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得很激烈，有时我不得不出面制止，可一紧张却又口吃得地赶不上趟！我多么希望一直在场的任课教师张凌青教授替我干预一下啊！可张先生却只顾仔细地听而很少插话。本来定的2个小时，结果用了3个小时才勉强结束。我请张先生作总结。他却只是客观地概括了大家的不同观点，肯定并鼓励大家在学问上就是要较真、畅所欲言等等。我深深为同学们敢于想和提出自己不敢想更不敢提的问题的精神所打动，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课堂讨论”的意义。在往后不久历经劫难之后，一回忆起这堂讨论，我就不由感慨万千。既对当时紧张而宽松的讨论气氛而缅怀、回味，又对不久肆虐的阴霾将它连同起码的学习条件都一股脑地摧残殆尽而惋惜、感叹。
应该说，在“浩劫”降临之前的大学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之外，我的紧张而愉悦的感受还来自系和学校在重大节日组织的联欢会，班级运动会和课余工作等方面。我在第二学期通过真正自由的民主选举即反复“海选”，当了班里的生活委员，在为同学领、发饭票的义务工作中，尝到了为大家办事的喜悦。到第二学年，我又被选为系学生会的学习-宣传部长，尽管由于呐口和腼腆工作起来很发憷，但还是尽职尽责地去作，从中也感受到了学作课外工作的乐趣。虽然我参加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不多，但有时也跟同学们去颐和园和香山游览，享受山川秀色之美：“久闻香山美，今见果惊人。叶红翻作浪，人流浪里滚。仰头可摸天，俯首能抓云。欢声笑语处，见人不见鬼！”（4）还跟同学结伴徒步到昆明湖去游泳,领略名园的颐人之雅：“和风徐掀玉浪，满眼堆砌琼瑶。叶舟悠悠游手骄，碧波腾欢扬笑。昔被皇家独占，今为万民逍遥。滴水粒石浸民膏，念此恨海爱潮。”（5）每年的麦收和秋收，我都参加由校、系组织的到红星公社的义务劳动。同学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或逗乐说笑的情景，至今还时不时像过电影一样回旋在脑际。
在北大起初两年的学习生活，真是太美好了！我之所以在被“发配”11年而重回北京上学（读研究生）和工作时，每年总要到北大校园转转，看看自己居住了6年的38斋，和水光塔影的未名湖，就是因为太怀念那两年的学习生活了！
然而，当我通过刻苦攻读渐渐掌握了在北大上学的规律，正激情满怀和信心十足地按照教学计划深造时，意外的、越来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却打乱、破坏了正常的学习秩序，使我的美好愿望化作泡影。
三、投身“社教”和“四清”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政治风云到来之前，先是有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等关于学生可以在听颗时打盹，考试时可以交白卷等的谈话，所引发的教学和考试改革。我记得参加过开卷考试，但没有留下具体的印象，就连考的是哪几门课都忘了，就更不要提考试的内容和效果了。多参加社会实践也是教改的重要内容。1964年春季开学不久，我们就被派到平谷县管庄子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三同”（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主要实通过大会、小会，让贫下中农从今昔生活的对比中感受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好，帮助编写家史和村史。由于大家毫不怀疑地信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都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是了解社会、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锻炼和组织考验争取入党的好机会，所以不论是开会，劳动，还是写家史、村史，都表现得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从小就都学会了干农活，所以干起活来自然比在城市长大的同学要得心应手得多，几乎感受不到苦和累。在饮食起居方面，比如对于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四面透风的茅房，我都习以为常，而在城市长大的同学则很不习惯，甚至害怕。即使有这样的客观差别，但为了争取进步，谁也不表现出丝毫的发憷。这次下乡一个多月，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返校后都认真地写了思想总结。然后按部就班地上课，直到放暑假。
但是到9月份开学后，我们上课刚个把月就停课而被派到通县的双桥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年级分到咸宁侯大队，而我则分在石槽生产队。从1964到1965年4月底，这次“四清”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然而，这次“四清”就不像上次在平谷参加“社教”那样令我单纯地感到锻炼的喜悦了。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这其中的苦辣不单指一进村，就对所看到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天线下面的“贫下中农”的贫穷程度感到吃惊，也不单指我因牙龈发炎而近3周吃不能选择的派饭的疼痛和艰难，而主要是指在实际工作中对“实事求是”分先后的不理解，尤其是指在对该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张士弓，惟一的一桩因32块多钱的卖菜籽款的所谓“贪污”账，而与工作组乃至分团领导发生的分歧和争执上。这笔账起初因为查不到单据，被工作组列为张士弓的“四不清”证据而对张反复逼供，当后来我和另外一位队员耿江同志一起骑车到顺义某大队，查到这笔款的账单并复制好（当时没有复印技术，只能照账单描画），怀着战士般的因取得预期的战果而喜悦的心情，披星戴月地赶回工作组后，工作组领导却依然不让声张，而继续为此对张士弓同志加以逼供。对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背得滚瓜烂熟的我，对此十分不满，那时又有点“出生牛犊不怕虎”，就在工作组让我为此去“攻”张士弓时，竟把真相告诉了他：“你那32块多的菜籽钱的凭据我们已经找到了！”曾担任贫协主席，为此被整得几次想自杀的张士弓当即就扑通给我跪下了……但我却因此而惹了祸，被说成“严重‘右倾’”，和“违犯工作纪律”而接连挨批评。血气方刚的我不服，他们又让分团的领导来找我谈话，我还是不服。为此惊动了学校带队的一位女同志，当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明后，她表示理解，但说“咱们毕竟是来锻炼的，还是尽量和这些工农干部处好关系的好，况且你在要求进步……”我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们工作组进村第二天会计就上吊自杀了，他是富农，我们可以不在乎，可张士弓是贫农出身，苦大仇深啊！她没有说服我，我所在工作组连续更换两任组长，都把我当作“右”的典型或明或含沙射影地常敲打我。我当时心里很是窝火，时常暗自瞅着闪烁的北斗和明晃晃的太阳，唏嘘感叹……直到半年多后《二十三条》下来，明确“这次运动主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评了《后十条》关于实事求是分先后等方面的“政策”，我才得以从高压下解放出来，并在“四清”结束前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但“错过了入党的一次大好机会”（这话是后来当时要介绍我入党的李主庆同学说的）。
可我对于围绕张士弓问题在实事求是问题上所引起的思想波澜仍不能平静，尤其对工作队战略上的右（不抓大问题）和战术上的“左”（在经济问题上为凑“指标”而大搞逼供信）很有看法，返校后写了《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建议》，上书党中央，并收到了党中央含有肯定和勉励之辞的复函。我因此而对党的实事求是教导愈加笃信不疑，并对什么事都较真的棱角有增无减，结果却使自己后来在“实事求是”的口号下，广为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现实面前多次碰壁，甚至几度遭受权奸小人的明枪暗箭而几乎蒙难。
四、令人蒙头转向的“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返校上课2个月放暑假。等过暑假一开学，我们年级又被派到石景山钢铁厂义务劳动，国庆节前回校，节后上课没几天就又被派到芦沟桥农场参加“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5月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四清”不了了之。我和同学们都被召回学校，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大概因为自己是学生会干部和学习成绩又比较好等缘故，一开始我就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而被排斥于“左派”之外，连“红卫兵”袖章也没资格佩戴。就好象憋足了劲头跨越一个壕沟一下被拦住一样，我心里很是憋气，但当目睹在“6.18”事件中在38斋东侧台阶残酷批斗“黑帮分子”后，又受到作为医生的家父“古人有云‘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学生即使不把老师视为‘父’，可也断不可批斗老师”的来信告诫，就不再怎么为参加不了“红卫兵”而难受了。然而，目睹“轰轰烈烈”、同学们大都跃跃欲试、一试身手的局面，自己内心还是挺郁闷的，常独自徜往在相对幽静的未名湖畔，郁闷忧叹。不久因患急性阑尾炎住北医三院切除，等不到半个月出院后，风云突变，连工作组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受批判。7月下旬在博雅塔北侧操场目睹接连3个晚上的大辩论会——实则批斗会后，头脑开始清醒，特别是对因其身份特殊而起初一度比较信赖的江青，当听了她在大辩论会上屡屡提及家事的，狼嚎般地发言后，就开始暗自有了看法，完美而神秘的主席夫人的形象开始在自己心目中动摇，只是在政治高压下不敢声张而已。此后耳闻目睹校内外尤其哲学系的师生轮番当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整人和挨整，越发觉得政治代数学的难解。一则因自己是独生子怕一着不慎就会给爹娘带来难于预料的不幸，二则对列宁关于“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像高等数学。”因为“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之论断颇有顿悟之感，觉得惟有最高决策者才能断定“数字前面”的负号何时出现，而自己作为亿万平民百姓中的一名小卒，是无法知晓，因而是根本解不了政治代数学或政治高等数学的，于是便开始逍遥了。到10月底，觉得与其百无聊赖地呆在学校，倒不如趁毛主席号召“大串联”之机，去漫游——自从上学知道了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漫游的经历后，我就萌生了漫游的理想。我于是找冯瑞国、方小早同学一起商量。三人一拍即合，一起约定：一不看大字报，二不参加辩论会，三不介入任何地方的“文革”，出去就只参观革命胜地和游览名胜古迹。于是，每人只带一个简单的行囊，在当天傍晚就排大队登上了从北京站开往内蒙的火车。我们先是乘火车到呼和浩特、兰州、西宁，主要了解少数民族和各地风情，游览兰州黄河大桥、各个公园和城市老街，小早还在西宁特意买了一把回民用的匕首，说是在徒步串联时万一遇到毒蛇什么的可以防身。尔后乘火车到西安，再换乘汽车到延安，参观了杨家岭、枣园，登临了宝塔；在延安吃着带沙子的、硌牙难咽的小米饭，对“革命胜地”的人民解放十多年来，未能充分享受用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感慨万千；从延安乘汽车返回西安，步行到临潼游览骊山和华请池，回来又游览了大雁塔，并乘汽车到长安县，以为能看到更多的古迹，结果大失所望；再乘车到成都，游览草堂公园、望江亭和武侯祠；武侯祠旁边一片狼籍，显然是前不久“破四旧”时被砸毁的，见有个庙宇关闭，我们便跳墙进去观赏，才知道武侯祠并未完全毁坏，一些掉头短臂的塑像还有。在对家乡四川比较了解的小早同学的提议和鼓动下，我们从成都乘火车到乐山，翻墙先是进入关闭的乌尤寺内，后又到东波楼，见到传说苏学士曾用过的洗墨池，和“溪城六月水云蒸，飞蚊猛捷如花鹰”的诗句，使我联想到苏子当年读书的艰辛和心怀的旷达；游览乐山后徒步爬峨眉山，经万年寺、洗象池，上山100里，先是下雨，继而下雪，到金顶却晴空万里，夕阳映照下的云海波涛格外迷人，虽未见佛光之奇观，却飘飘然似乎感触到了孙行者腾云驾雾时的快感；住一宿，次日下山120里，一口气跑下，沿途每次用餐，都是和尚给做，4菜一汤的免费饭食甚是可口，尤其是我第一次吃到的云魔芋，好吃极了，至今回味依然余香满口。下山后到报国寺游览，看到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行迹，更引发了对“超凡”和“平凡”、“伟人”和“平民”之间反差之大的感叹……当亿万平凡的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慷慨赴死时，“委员长”却躲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悠闲自在地享受着青山秀水的滋润，而当敌人被打败后，功劳却都记在了“伟人”的账上！真不知道在佛门的生死轮回中，是否真能体现是非、善恶等因果之间的报应？！从峨眉乘车到乐山江边码头，夜晚乘船沿岷江入长江而下到重庆，先后到红岩、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参观后，后乘汽车到北陪西师方小早家，见到早就被打倒在家随时接受再批判的、默默无言的方敬老；在小早母亲的热情款待下用餐后，我们又游览了北陪美景，尔后离开山城重庆开始徒步串联。我们之所以决定改为步行串联，是鉴于乘车串联难于尽情欣赏大好河山和秀美风光，同时也想趁机多锻炼锻炼；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是更想借此体验体验李白、杜甫等古代诗人漫游的情趣。当时我们的行囊都很简单，每人除了带一身换的衣服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就连雨具也没带，自然，毛主席语录是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身边的。瑞国和小早带的是可以把两个带子分跨在两个肩上的背包，而我则是带的一个灰色的塑料提包。一开始步行串联，我才突然感到提包比起背包来要费劲儿多了，一天下来，两只胳膊累得够戗，于是赶紧想办法改造，除了将两只胳膊分别穿进提包的两个提手内背在背上外，没有别的法子。尽管这样很难看，但为了省劲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提包的两个提带本来就不是让背的，它们之间的距离跟两个肩之间的距离不成比例，所以背起来开始也并不舒服，但终究比用两手轮换着提感到省力多了。我们沿公路向南走，晓行夜宿，每天50公里左右，好歹沿途都有免费接待站，所以没有吃住之忧；经綦江进贵州，沿途的大好河山和秀丽景色，经常使我们心旷神怡，兴奋不已；经地势险要的松坎，穿越据说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凉风垭，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列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危险；过桐梓到娄山关，想起毛主席的《忆秦娥》，禁不住吟颂唱和，我特地砍了一根竹子，用小早的刀修成一米多长，把自己填的《忆秦娥》一词刻在上面；经板桥，到遵义，参观、逗留几天，又往东经新蒲、思南，过乌江，穿越梵净山到铜仁；休整一天后，入湖南，经溆浦，跨雪峰山到锡矿山；在锡矿山下到很深的矿井参观，感受到工人采矿之不易；经娄底到韶山，在人山人海中却吃到了最优质的大米饭，参观毛主席故居后经湘潭奔长沙，住湖南师范大学，到岳麓山、长沙第一师范和清水塘等处参观后想去井冈山，又从长沙返回湘潭，路过欧阳海牺牲处，快到衡山时，因太疲劳且双脚打泡行走困难，又从中央电台广播中听到北大军训号召同学们返校的通告，便就近乘车返回北大。见63军驻进年级，留校搞“革命”的同学好多挨整，更觉得自己借“大串联”逍遥漫游的正确。因临近春节，便找个借口回家过年。过年后返校，因派性斗争厉害军训无法继续进行，又陷入混乱。武斗开始后我住进北京矿业学院中学同学阎兰生那儿，到暑期就回老家了。因为毕竟是大五的学生了，明知分配无望却又渴望“喜从天降”，于是按照正常的开学时间，到9月份回校。混乱依旧，于是在无可奈何中继续逍遥。因为以前只顾学习业余爱好几乎顾不上，许多公园都也没去过，我便趁机进行了多方面的补课：学下象棋，临摹书法、看医书、学针灸，狂公园，学装收音机，还曾独自到未名湖钓鱼……逍遥派队伍越来越壮大，特别是在高年级。“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无聊日日聊”和“得过且过”这副对联几乎贴遍了各宿舍的门口。由于我们62级一班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派，所以即使有个别同学参加校内或社会上的“造反派”，甚至当过头目，但在班里同学之间关系都还可以，而且越往后，就越趋于平和，这种状况曾使系“文革”领导感叹：“你们62级一班呀，连张象样的大字报都写不出来！”各顾各、自由散漫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已经为毕业煎熬得度日如年的高年级同学渴望分配。“老头老太婆急切盼望分配”的大标语到处可见，一直张贴到东西长安大街上。毕业分配方案下来后，虽然有的同学之间对同一个指标有竞争，但也没有出现争吵现象。这固然与同学们没有形成对立的两派有关，但也与方案本身在“四个面向”总的指导思想下，分配如同“发配”有关：没有什么明显的“肥瘦”之分，自然也就没必要“挑肥拣瘦”了！我主动填报了惟一的一个注明“先当普通工人”的分配方案，分到当时划归吉林省的通辽市利农机械厂当了钳工。尽管对于把自己这样一个真正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上学、一直绝对听信党的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也被列入“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感到很委屈，很窝火，但当自己一穿上劳动布做的工作服时，还是激动万分。我和图书馆系的跟自己分到一起同样当了工人的陈肇华，兴奋得还特意到饭馆举杯庆贺呢！
五、一笔珍贵而不意获得的另类“资源
像我们这样在哲学系6年的北大生活，在北大百余年、哲学系九十年的历程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谁都不愿遭遇灾难，但当灾难降临到头上既成事实之后，懊丧和抱怨毫无益处，倒不如从它所给予的不幸和痛苦的磨练中品味、总结出该汲取的教益；而经过几十年的摔打和磨练，在确实这样反复做了之后，我确实觉得它倒是一笔珍贵而不意获得的另类“资源”了。
这笔“资源”所蕴涵的“宝藏”具有多方面的开掘价值。这在每个同学那里自然会有所区别，但就我个人而言，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这笔资源体现在学习和求索上。紧张地课堂笔记不仅使我学会了速记，尤其使我在反复整理笔记的过程中学会了自学；而带有死记硬背性的学习方法虽然限制了思维飞鸟的自由翱翔，但确实使我对哲学基本原理等背得滚瓜烂熟，至今依然可以脱口而出。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底，在11年后读研究生时，我才得以一改在北大当年的学习方法，而积极主动地学习。在北大时由于过分看重考试成绩而大大限制了知识面，但正因为那时把所学课程的基础打得很牢，才得以在尔后的工作和再学习中得心应手地扩大知识面。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所摸索出的“边开垦（边学习）、边播种（边研究）、边收获（边出成果）”即“三边”学习方法，正是得益于对北大学习方法经验和教训正反两方面加以总结的结果。
尤其是被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哲学基本原理，在“活学活用”的“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和“验证”。“最高指示”一广播，就会立刻变成亿万民众的行动，于是锣鼓宣天，鞭炮齐鸣，大学沸腾，城市沸腾，就连最偏僻的山村，也争抢“红宝书”和“语录牌”，“精神变物质”之快令人瞠目；而几个芒果的送出，进驻高校的工宣队就被感动欢声雷动，热泪倾盆，而我也被感动得把工人阶级看得至高无上。这成为我主动争得那个在我们年级分配方案中惟一明确“先当普通工人”的指标的根由……“物质变精神”又何其神速啊！这样的“转变”在使我体味哲学基本原理正确的同时，却未能感受到快慰和轻松，而是苦涩和沉重……
“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学说在“四清”和“文革”中更是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参加通县“四清”中，围绕实事求是跟工作队领导发生的争论就使我隐约感到“阶级分析”，尤其“划成分”标准的人为性和随意性，而在“文革”中，全国上上下下的派系斗争所引发的走马灯式的“阶级”和权力的轮换、更迭，更引发了我的疑惑和思考：谁都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而把别人当成“资产阶级”，哲学系的老师几乎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挨整过，也几乎都作为“无产阶级”整过人。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谁又是“资产阶级”？“阶级划分”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标准？令人越来越迷惑了。
还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到“最高统帅”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想打倒谁就给谁扣上“资产阶级”、“三反分子”和“走资派”等帽子而轻易打倒；“灵”到不管您是国家主席还是老帅，一个晚上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即使是痞子、嘎子、二流子，也会摇身一变就当上“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司令”，得志猖狂，神威无比，动动嘴巴就能把“国家主席”、“总司令”、“老帅”斗得“灵魂出壳”，并可以随便地砸打抢抄；“灵”到全国上下，人人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有“私心杂念”，惟有仆伏在“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的“号令”下，喊“喳！”可即使这样，仍不免随时遭受批斗的厄运；这种“灵”除了几个掌有最高和较高权力者能享受和品味它的韵味外，而广大民众所感受到的只是灾难和战栗！
对“明察秋毫”和“战无不胜”的“思想”的“灵”，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一直笃信不疑，但后来看到局势越来越乱，连“最高指示”下来，响应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于是自己也产生疑问；到后来连自己挑选的接班人都成了“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明察秋毫”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一下被粉碎了！全国性的劫难所引发的全国性的信任和信仰危机，其根源不在学生，不在群众，而在于至高无上权力的拥有者对权力和经典的滥用和亵渎啊！
其次，这笔资源体现在认识与实践或知与行的关系上。要是没有“社教”、“四清”特别是“文革”，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认识得这样透彻：认识真理难——我们所接受的许多所谓“经典”的“普遍真理”，既非全真，更非“普遍”，有不少是诗人浪漫般的臆断；实践真理更难——即使像实事求是这样简单明了而几乎天天挂在嘴边、见诸媒体的真理，就连它的首倡者也没有一一贯之地做到，甚至屡屡反其道而行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啊！
再次，这笔“资源”还体现在它所给予的一系列昭示上：
它昭示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决不像书本和伟人讲得那样容易解决和统一起来。即使在理论上富有创见的伟人，也不见得能把他自己发明的理论应用得好。“实事求是”喊了半个多世纪，而实际上包括毛泽东本人也并未始终坚持，却多次反其道而行之，甚至把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战友和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整治，在制造无数的冤案的同时，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活活被饿死和“文革”对国家和人民的摧残，就是明显的例证。
它昭示作学问与搞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学问的惟一目标是求真，需要多疑、多问、多思、一丝不苟和“一步一个脚印”，而搞政治则不然，不一定较真，甚至大可不必较真，善于装聋作哑和装糊涂为好；只要还没登上权力的顶峰，就必须学会逼供内切实作到“忠顺”、跪从和随风转舵，并老是念念不忘巴不得一步登天！真正的学人玩不来政治，能玩了政治的就决不再是真正的学人；学人一旦屈从于权势，迷恋于“顶带花翎”，就会被套上紧箍，失掉独立的人格，听任“佛咒”的摆布而充当文痞；政治家一旦玩起学问，就会把学问变成耍弄权术的工具；
它昭示老百姓解不了政治代数学，再聪明的学人，要是把聪明用在解政治代数学上，就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政治代数学的“解”始终只控制在最高决策者手里，并充满神秘的变数；
它昭示万物皆流，世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被“神化”的人同被“人化”的神一样虚无缥缈，荒诞不经！把某种事物、人物绝对化、神圣化，既违背客观辩证法，也必然导致政治崇拜、权力崇拜和个人崇拜。这三大崇拜是导致政治闹剧一再重演，政局动荡、社会动乱和人间悲剧一再发生的主要根源；
它昭示辩证法与诡辩论、变戏法时时、处处相通。这不仅表现在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领导者”对同一个“经典”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上，而且尤其表现在同样的“语录”、“经典”，被不同“阶级”、派别的玩用上。在北大和哲学系“文革”派系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辩证法不止一次地被作为通往诡辩论的桥梁”这句名言，几乎时时、处处被验证得活灵活现；
它昭示良心不可昧，良知不可丧，气节不可屈，风骨不可丢。导致学生批斗老师的原因也许很多，比如对领袖的迷信使头脑发涨得连爹娘都不认，老师又算得了什么呢！？但不论如何，这里面包含了对中华人伦中最基本的操守，即良心、良知、气节和风骨的昧弃！这是造成有些学生即使“文革”过去多年也不敢见老师的一个缘由。良心、良知、气节和风骨对一般人重要，而对学人尤其重要：作为哲学系骄傲的梁漱溟先生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正在于他始终未向强权屈服，始终恪守中华学人的良心、良知和风骨！学人若是昧弃了良心、良知、气节和风骨，就只能充当文痞墨妓！良心、良知、气节和风骨一时一刻也昧弃不得啊，因为它们是中华学人的灵魂！
它昭示了人性的脆弱。迷信可使之扭曲，盲从可使之扭曲，政治高压更可使之扭曲！而集迷信、盲从和政治高压于一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更使之扭曲得无以复加——卑鄙、伪善，自私、贪婪，猜忌、阴险，狡诈、凶残……都暴露无遗且登峰造极，“文革”因而成为一面镜子。用它照照自己可发现自身的弱点而加以矫正；照照别人则可发现人性的卑污而加以戒惧。
（本稿原为纪念北大哲学系建系九十周年所撰写，载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苦乐年华》文集，因排印差错较多，后在《北大人》上发表。现在读者看到的文稿在文字上较原稿有所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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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记·七律·接北大录取通知书》；
（2）《诗记·自修（1963.9.15）》；
（3）《诗记·自修（1964.6.30）》；
（4）《诗记·登香山“鬼见愁”》
（5）《诗记·西江月·游昆明湖》
责任编辑：唐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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