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曾经在这里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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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曾经在这里定格

作者：渭淮作于：2006-5-12 14:36:56 访问：1348 评论：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尹国良、张彤云油画《千秋功罪》创作历程
　　
　　○冷慰怀
　　
　　一
　　
　　1976年1月8日，是一个令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悲痛欲绝的日子，至今，这种悲痛已经在人们的心灵上碾压了30个轮回。当年，为了纪念在这一天逝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纯朴的八亿中国人，在用眼泪和无奈送别了这位伟人之后，就一直把他珍藏在自己的心底。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流血事件，令全世界正直善良的人都为之震惊和愤怒。当时，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和学生，因悼念周总理而遭到“工人纠察队”的残暴殴打和审讯拘捕，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也正是“四•五”事件的震撼，才为长期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同年10月6日，“四人帮”彻底覆灭，一批打手和爪牙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2月22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文艺晚会上，歌唱家郭兰英演唱了一曲陕北民歌《绣金匾》。当唱到“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的时候，台上台下抽泣不断，泪水飞溅着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197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女诗人柯岩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情深意切的短诗当即不胫而走，在千百万民众的心中广泛传诵，成为周总理逝世后第二个清明节里一道最宏伟、最亮丽的风景。
　　1978年除夕之夜，作家韩伟写词、音乐家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乘着歌唱家李光羲激情豪迈的嗓音响遍了大江南北。短短两个月里，从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到电视台播出的音乐节目，心灵与之强烈共鸣的听众，把100万张录制的唱片抢购一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舒心的笑容终于回到了人们脸上。
　　民心不可侮！越是阴霾压顶的日子，亿万民众越是不畏强权，越是要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和爱戴。艺术家们更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战斗，精心打造出一大批饱含真挚怀念之情的感人之作，成为“四五精神”可歌可泣的历史见证。
　　
　　二
　　
　　1977年1月5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一个身穿军大衣的中年妇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广场上数不清的白色花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聚集的不少群众，这位妇女就用带来的照相机准备拍照。可是在她寻找适当的拍摄角度和调节焦距时，一些面对相机的人却呼啦一下突然避开了——去年清明，那些被“四人帮”爪牙秘密关押的群众，就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落入了暗中潜伏着的“记者”的陷阱，难怪人们至今仍心有余悸！
　　然而穿军大衣的妇女却并未在意，仍旧在广场上转悠，继续用镜头捕捉着这壮阔的场面和人们由于内心激情而表露出的各种神态表情。广场上大多数人对她的举动并不躲避，平静的目光里只是稍稍流露出一丝好奇——看她面带善意，一身平常穿戴，既不像新闻记者也不像便衣公安，更不像执行什么特殊任务的神秘人物……
　　她是谁？为什么这身打扮？到天安门广场拍照做什么？
　　她就是我们这篇文字的主人公、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张彤云。这位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女画家，要和自己的丈夫尹国良一道，用沉淀了大半生的情感和积累了20余年的绘画技艺，为全国人民无限敬仰的周恩来总理谱写一首悲壮的色彩交响曲。张教授非常明白，想要充分表达出亿万善良纯朴的人民对总理的深情，必须从生活真实这个艺术的源头寻找到真切感人的原材料。为此她专程从广州来到首都北京，来到“四五”事件的第一现场，在交响曲的发源地探寻各种细微的声音。
　　一月的北京严寒刺骨，长期生活在南国花城的张彤云来京前早有准备，年近半百的她穿着向在部队的学生徐兆前借来的军大衣，沿着长安大街，带着照相机来到天安门广场，就像起早赶海的孩子在海边搜寻退潮之后遗留的贝壳一样，借相机镜头搜寻创作所需的素材。虽然那个壮烈的夜晚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但是它早已穿透重重黑暗的冲击波，在亿万人心中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痕，仍在人们言行神态中流露出来。
　　广场上、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潮、人流熙攘，尽管人们的外貌、衣着千差万别，年龄、职业五花八门，但大家对周总理的崇仰之情却是相同的。在总理逝世即将一周年的时候，无论是来北京出差或是因私事在北京逗留的人，都要到广场上来追思、回味那段令人悲愤压抑的时光，向辞世的周总理和那些素不相识的勇士们表达敬意，用一朵朵白花和无声的肃穆净化自己的心灵。张教授从人们对总理依依难舍的追忆和怀念而由衷流露出的各种神态表现，接受着感染并激励着自己，它们将进入自己的创作再去感染和激励更多善良朴实的人们。
　　
　　三
　　
　　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会数易其稿，而且每一次修改都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张彤云动身之前，已经在家里和丈夫尹国良拟定了一个作品框架，其构图场面十分宏大——视角从象征总理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向下俯视，广场挤满了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众多悼念者，他们聚集在纪念碑下，表情严肃而悲痛……
　　张彤云白天在天安门广场感受了气氛，总觉得仅凭手边仅有的素材，远不能刻画出广大群众对总理满溢的复杂感情：崇敬和惋惜、愤怒与悲痛、爱戴、怀念、依恋、不平……怎样安排才能让作品的主题表达得更为充分？她心中涌起一阵阵激动，一面思索，一面从数十年的艺术积累中搜寻着答案。于是，在中央美院老同学董淑芳女儿的陪伴下，傍晚她又第二次来到天安门广场。
　　天色已暗了下来，广场上静悄悄，悼念的人群已渐渐离去，执勤的武警战士守卫在纪念碑前。顿时，张彤云想到了一年前被“工人纠察队”凶残打伤群众的情景。于是她鬼使神差般地有一种想要躺在纪念碑前亲自体验以获取灵感的冲动。她迎着执勤的战士走去并说明了来意，请他允许自己在曾经有人被打倒的地方躺一躺，体验一下人们为捍卫真理而惨遭的不幸。也许这位执勤战士对周总理本来就十分敬仰，加上张彤云言词恳切而坚决，想了一下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于是，1977年1月5日，即《人民日报》发表女诗人柯岩杰作《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前三天，女画家张彤云为挖掘同样主题的创作灵感，和衣躺在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这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却又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得到过周总理更多关怀的文艺战士们，哪一个不为总理所遭受的迫害义愤填膺？哪一个不想用自己的心声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
　　张彤云躺在冰冷的台阶上，她没有领教过打手们凶狠的棍棒，她是被比棍棒更加凶狠的悲愤“打”倒的。是的，一年前的那个夜晚，假如张彤云在场，她也会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任凭棍棒打在头上、身上也决不后退，愿以自己的鲜血护卫长留自己心底的花圈中的总理。于是，在北京严寒的苍茫夜色里，一个凝聚着尹国良、张彤云夫妇共同心愿的作品新构思，在画家的脑海里闪电般现出了清晰的轮廓……
　　离开广场后，张彤云连夜给广州的尹国良挂通了电话，向他通报了新的创作构想，商议更改原来的作品布局。这对既是夫妻又是同学的合作者，就这样用长途电话交换着意见，经过将近半个小时切磋，两人统一了创作方案，确定了新的构思构图，为下一步正稿创作理顺了思路。
　　
　　四
　　
　　经过近三年时间的精雕细琢，两位正值壮年的画家，倾尽了艺术表现力已登临巅峰时期的全部积累，终于创作完成了大型油画《千秋功罪》。这幅饱含张彤云和尹国良浓厚的敬仰爱戴之情的作品，以完美的构思、凝重的色彩和从全局到细节的充分描绘，加上极具写实功力、极具震撼力的气势同广大观众见面了，它将观众引入了1976年4月5日夜晚的天安门广场——画面寓动于静，是在刚刚发生过激烈斗争后悄无人声代表着周总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前。画上只有一位人物，是个被打倒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女学生，倒下时伸出的右手护卫着身后的花圈，踩残的花圈中央是周恩来总理的头像，一汪殷热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花圈。在被打倒的学生身边，散落着军帽、眼镜、白花和撕烂的诗稿，可见到诗句“先行人民总理，后跟民心八亿……”的诗稿上清晰地留下了一只“解放牌”球鞋大脚印……
　　这是张彤云在天安门广场用相机没能拍到却用心灵感受到的历史镜头，也是当年全国人民为捍卫总理光辉形象的真实记录和缩影。面对这幅油画，人们将身不由己地融入“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境界，任凭一股股强大的电流在周身贯通。作品公开展出之后，立即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除了广东电视台和广东电台以及广州美院《美术学报》的报道和评介，《广东画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画廊》、香港《新晚报》、《争鸣》、澳大利亚《美术》等，都陆续刊载并高度评价了《千秋功罪》；1979年参加全国美展后，该作品又相继获得了文化部三等奖、广东省美展一等奖，最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年后，尹国良和张彤云谈到油画《千秋功罪》的创作时曾这样说：“这是一幅历时三年的作品，它孕育于哭别总理的眼泪里，诞生于天安门小白花前愤怒的诗歌中。多年来大家已习惯于说假话，这次我们终于用蘸着泪水的画笔描绘了自己的心声。我们企图用画幅为人民和总理建立一座纪念碑，它没有习见的‘高大’、‘正面’、‘雄伟’的外表，却深藏在人民的心底里，任何力量也别想把它摧毁……”对这幅画所取得的成功，年近8旬的老画家张彤云非常平静地表示：这幅画是尹国良的构思构图，由我在1977年清明节前到刚刚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解冻的北京去收集创作素材……最后的构图是我们在长途电话中敲定的。倒下的女孩看似青年工人，应为当年‘红卫兵’，从‘打砸抢’到悟出真理、悼念总理；护住花圈的一只手，代表了千千万万人的良知。《千秋功罪》引起人们共鸣并取得成功，是由于我们捕捉到历史进程中触动广大人民心灵的瞬间，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敬重爱戴的人物的真挚情感的缘故。”
　　为收集资料给撰写张彤云的传记作准备，我有幸应邀在这对画家夫妇家里住了一个月，并抽空采访了几位对她比较了解的学生和同事。张彤云早年的学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邵增虎先生，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张老师的作品中表现的对祖国的热爱，对我们社会的热爱，对我们人民的热爱，也体现了张老师本人强烈的爱憎情绪。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爱憎是很悲哀的，应该说有爱才有创作，有激情才有创作。”我想，这也是对《千秋功罪》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评价。
　　2006年3月12日零时完稿
　　2006年3月20日十五时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