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地（40） |
作者：高成 作于：2005-8-6 10:34:00 访问：75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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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一
宇军是个性格内向，甚至性格压抑的男人。当他懵懂地走进小学校门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红太阳、红语录、革命歌声和革命口号中度过了小学，也在一场接一场的恐怖的揪斗、武斗中结束了初中，又懵懂地走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金光大道”。
对于宇军这一代大部分人来说，公平地说，他们的智力要比现在的孩子开发得晚，而且总会印上那个时代的痕迹。而说到这一点，我们又不得不提及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一九五一年初，宇军父亲宇志民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曲，从苏州华东革命大学，到沈阳集结，进行航空作战训练。九月，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空军歼击大队，开赴朝鲜“三八线”，并投入到了反“绞杀战”的对空作战中。……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受过一次“中队嘉奖”、荣立过一个“三等功”。
回国后的第二年，宇志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经人介绍，跟多情、善良的卓春兰相识，并于来年的春暖花开时节喜结莲理。此前，卓春兰三年大学肄业，刚刚进入一所中学任教。而这，对于宇志民来说，真可谓双喜临门啊！
又一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当宇志民参加完大阅兵回到家，看到襁袍中的儿子时，竟然激动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了。他跑上前，一把从妻子手中接过儿子。看过来瞧过去，手有点哆嗦，眼有些湿润。他满脸通红地逗着儿子：
“的儿……的儿……哦……叫叔叔……叫叔叔……”
卓春兰的佯装嗔怪道：“快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噢对了对了，”宇志民略略思忖了下，脱口说道：“就叫宇军吧，……哦，军儿军儿！”接着又去逗儿子。
“哇……哇……哇……！”那襁袍中的小圆脸儿，看上去黑乎乎的，像一团揉皱的牛皮纸。
从此以后，婴儿的咿呀声、哭闹声，女人的欢笑声、男人的歌唱声，像是混声合唱，在那间狭小的军营平房里，回旋、飘荡和漫溢了。
那个年代，时兴调查研究。已经调到空军某部宣传科的宇志民，由于撰写了两篇具有独到见解的调查报告，受到政委钟乃璋和政治部主任陶正亮的好评。于是他很快被提拔为副营职干事。据一同回国的组织科干事李家贇透露，根据他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以及工作表现，很可能调他去空军总部。说，关键是陶主任的一句话了。
那天，部队机关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征求各支部委员和小组长的意见。
这次会议，除了总支委员外，还有来自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医院等各支部的委员，和各小组长，并邀请了十余名普通党员参加。
会议开始时，主持人陶正亮说道：“同志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对组织工作和我们几位支委提意见。大家要畅所欲言，有啥子意见都可以谈。”他抽出一根纸烟，捏在熏黄的指间，转转，又放在鼻子下面嗅。“目的只有一个，帮助总支改进工作，帮助支委提高认识；”他扫视下会场，然后盯着朱郜农，笑说道：“啊……朱科长，你是宣传科长，又是政治部党支部宣传委员，你给大家起个头吧！”
陶正亮，一九三三年十六岁时参加红军，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以说是屡建战功的老革命了。将近三十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头上多了白发，黑脸膛增多了皱纹，以及满口的牙齿变黑变黄以外，浓重的地方口音却丝毫没有改变。
“是！”朱郜农发言了，“我先汇报下这次下连蹲点调查的情况吧……”
随着朱郜农略带幽默的话语，会场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大家便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地发言了。等管理科长曾屹伟发完了言，宇志民也站起身说道：
“陶主任，我想提两个建议，”
“好。坐倒说坐倒说！”陶正亮朝他挥挥手。
“是！”宇志民环顾下会场，坐下来，“作为小组长，我非常珍惜总支给我的这次机会。如果有说的不当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宇志民相信自己是恳切的真挚的，对党组织建设是抱着满腔热忱的。说着说着，脸孔涨红了，声音也提高了：“大家都知道，虽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但中印边界其实并不太平。作训科在司令部是重要部门，担负着繁重的作训任务。可这么重要的部门，负责人乔鲁斌同志的组织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说明，要么是用人有问题，要么就是组织工作不健全。……所以我建议总支应尽快给予解决；”
说到这，宇志民看了下会场。他发现，李家贇正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又很快望向了别处；司令部军务科长兼党支部组织委员史向东，脸上挂着一丝讥诮的笑容，一对浓眉毛颤了一下，又颤了一下；陶正亮仍然捏着那根纸烟，在鼻子下面嗅着，偶尔眯眼看他一下，然后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
“还有第二个建议，”宇志民又接上说，“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老首长，比如仝副政委、林参谋长，退下来了。像这样的老同志，大概在机关还有几位，都还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组织上应该从政治上从生活上多关心他们！……我就提这两点。完了。”
会场突然变得凝重和沉闷起来。一瞬间，宇志民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众人的喘息声，和手表“嘀嗒嘀嗒……”清脆的秒摆声。
“同志们：宇干事这两个建议提得好哇。”陶正亮终于打破会场的寂静，“嗯……希望同志们都这个样子，敢于揭露问题，提意见和建议，勇于向组织敞开思想。……当然，作为总支书记，我这儿做个自我批评，在以往工作中，过于强调宣传教育和军事训练，忽视组织建设。”他把那根纸烟又在发黄的指间转转，放在鼻子下面嗅一下，又继续说道：“好，其他同志有啥子意见？……嗯，哪个还讲一讲？……好，史科长，你讲！”
“我非常赞同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宇干事的建议也是中肯的。但是，”史向东又那样讥诮地微笑了笑，浓眉毛又那样颤了一下，又颤了一下，“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乔鲁斌同志的政审正在进行中，……”
宇志民想不到，正是这次会议，正是他的两条建议，使他本来有着辉煌前程的命运发生了重大逆转；宇家也随之开始了多舛的厄运。
如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当所有变故一下子呈现在面前时，宇志民懵懵懂懂、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周遭正在或将要发生什么。
这并非因为宇志民对时事政治漠不关心，也不是因为政治思想觉悟不高。恰恰相反，是因为太执着于某种认识了。那就是：既然全军要求开展各项学习教育，就一定要把它落实在实际中！其后几年间，似乎也证明了他这种认识的合理：由于他对师属各团各营各连，在学习教育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进行及时宣传，并在一些地方工作中表现出色，又一次荣立了“三等功”。后来，虽然未如李家贇说的那样调他去总部，却提拔他做了宣传科副科长。
“识时务者为俊杰”。宇志民却属于“冥顽不灵”的人。
一九六六年，“红色风暴”在全国席卷开来，并迅速蔓延到军内。一时间，空军某部上下、机关内外，“烧荒”“捍卫”“夺权”“造反”……的呼声，不绝于耳了；权力之争、派系之斗，也随之显现，乃至日趋激烈。
不久的某一天，已是司令部副参谋长的史向东，突然以“红江山”造反兵团总司令的身份，出现在机关动员大会上。紧接着便在全部队点起了“三把火”。第一把是揪出“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钟乃璋和陶正亮”以及“陶正亮的忠实走狗宇志民”；第二把——如果也算做“火”的话——是把乔鲁斌挤出了机关，安排他的一个亲信做了作训科长；第三把则是在大院北操场、毛主席挥手的巨型站像背后，搭起了一个专供批斗用的大木台。
一时间，“揪出当权派钟乃璋、陶正亮！”“打倒钟乃璋、陶正亮！”“宇志民是陶正亮的忠实走狗！”“……”等大字报，便糊满了办公楼道和大食堂，贴满了所有醒目的地方；五颜六色的小字报，也如雪片般翻飞起来。
从那以后，人们走路开始习惯于低头了。而低头看到的，却是早已写满的各类批判标语；偶尔人们也抬眼看下前方，如果遇到老战友、老首长的目光，便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抿嘴……仿佛多一句话多一个手势，都成了繁文缛节，都可能遭灭顶之灾一样。人们似乎更习惯于对人对事用相反的思维方式思考了。因为当你按照书本的、报纸的、首长的要求去说去做时，说得做得越多，被抓住的把柄就越多，就可能授人以更多口实，罪名也就越大；更何况还要查三代、查家庭出身、查社会关系呢。
不久，“忠实走狗宇志民”像“当权派钟乃璋、陶正亮”及其他人一样，领章帽徽被揪掉了，胸前挂上了长方形大木牌，上面用粗黑的墨汁写着：“打倒陶正亮的忠实走狗宇志民”，并且在名字上面划了三个大大的红“×”。
除了比钟乃璋、陶正亮等“当权派”纸糊的高帽子低以外，宇志民也要一天两次沿着机关大院“游街”。时间是这样严格规定的：每天清晨五点，胸前挂上那块大木牌，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一小时后，再站到那个大木台上低头认罪；完了，再沿着柏油路跑道“游街”；黄昏时，经过一天两次的“游街”，还要站到毛主席的站像前，手捧“红宝书”“晚汇报”。每日三餐，从卓春兰送来饭到他吃完饭（那时候宇军跟姥姥一起生活），各不得超过五分钟；上厕所要报告，且由“红江山”兵团司令部指定专人押着。此外，还要接受每周两次的大批斗（或陪斗）。
在车轱辘式的批斗中，原本健壮如牛的宇志民，身体明显地虚弱了，脸上渐渐现出了青灰色。然而，他的思想却并未因此虚弱也没有青灰。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似乎越发坚强了、鲜红了。他坚信自己没有错，钟政委、陶主任和其他首长也没有错！因为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都是在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后来有一天，在被揪斗者中，宇志民不见了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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