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道车痕两行泪 |
作者：边缘 作于：2006-4-26 10:47:31 访问：77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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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心谈谈生活在城市的里的农民工，尽管关于他们的文字时常见诸报端，尽管关于他们题材的电视剧一度热播。
总觉得他们应该及早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他们已经被城市里的某些制服者侧目成异类别族，作为一名真正的，自以为良知尚未泯灭的农民之子，的确有责任，似乎也有义务记录这一切，尽管记录不一定被善于健忘的国人存入“心片”，尤其是这种键盘上的记录。
第一次在北京搭乘人力三轮，是去年在城铁“广播学院站”。
在朝阳读书的朋友饮酒过量，被紧急送往邻近的一家大医院，一夜诊疗（加之抢救），竟收到令此兄瞠目结舌的“天价”药费。举目无亲的大都市，把我们的哥们儿关系拧到一起。斯时，我在通州一小厂过着打工族的生计，月收入区区800死薪，加之刚借债买入电脑不久，囊中空前羞涩。求助无门之际，隐藏名目，概称有事，启口于同村同族在石景山做装修生意的“哥”。不料，存有其号码的手机落在搭乘的公司面的，城铁到了广播学院站，只罢下车。
望友心切。驻留城铁天桥下的农民车夫，让我决定破费一次，于是“随机”搭上一辆，问好价格，匆匆起步。车夫30多岁，安徽人，上车后称之老哥，边行边聊，问其生计，老哥先叹不易，随后告知，他已经被城管“合法收缴”了四辆家产。闻之脱口而出：简直是土匪行经。出口之前，已有此言势必与其碰撞出共鸣之预感。果不其然，老哥由此大发感慨：那么多大盗你们不管不问，那么多贪污受贿你们置之不理，那么多抢劫杀人你们不去招惹，偏偏要与我们这些卖苦力的农民过不去。（虽为大意，但敢起誓：若有半句拟造，天打雷劈）。一时间，老哥甚是激动，全然没有觉察他的分贝已经飘散至四周过往人流。此时，凑巧从三轮车边缓慢驶来一辆城管车辆，我心头一紧，想劝其留心，谁料他的滔滔不绝根本不容我插话，视其专注地蹬车，八成没有发现“敌情”。等城管车辆渐行渐远，我才不禁暗捏了一把冷汗，事后很长时间，都心有余悸。下车后掏出3块钱，老哥还未来得及吃惊，我就说：你也不容易。就塞给他。他的谢谢很是平淡，反复拨弄了一下多出的一块钱，又很平静地揣进裤兜。
他唠叨了一路，而记忆保留下来的，只有上面写到的那个排比句：那么多的……你们不管；那么多的……你们不管……；那么多的……你们不管。（尽管他没有分辨“制服”们的分门别类和各自职责）只所以记忆犹新，大概除了伴随一场惊魂一并收入脑海，还在于此前包括以后相当的时间内，不同角色同样版本的反问（质问）反复加强了记忆的深度。农民工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再次行于言表：“不抓他们抓我们”的心里不均衡在文化上甚至可以很容易就被诠释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千年遗痼。但恐怕没有一个文化名人---哪怕如过江之鲫，寻求一抒己见为快感的评论唇舌们---敢逆常识作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调。
前几日，与另一读书的朋友聊天，听他谈及在学校北门所见。他象一个真正的作家，力图将语言转化成当日图景的再现---
城管驱“卡车”（货车）到超市门口搜罗常日在此摆摊儿的小商贩（根本不劳常识判断：但凡小商小贩，脊背十有八九刻有农民之烙印）。车停人现，众多“违规”者见城管，犹如老鼠见猫，百兽闻狮，呈鸟兽状，面色顿时骤变，顾不得收拾妥当谋生用的简易家当，连呼带唤，慌不择路一散而尽。陈桂栎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长文中，常用影视剧作中反映地下党应对白匪、日寇，连同后者残暴压榨前者的行为来比喻当代农民同执政者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榨与被压榨，残暴与被残暴的层层关系。借用陈先生的喻言，朋友的讲述大概也可以用“鬼子进村”一言喻之。
一名在三轮上摆摊儿兜售煎饼的中年妇女，或因发现甚晚，或因行动迟缓，逃避不及，被城管队员团团围住。再看我们的市容护卫们，自然不肯放过唯一的漏网之鱼，源于职业素养，不加犹豫，便动手清理这用RMB计算寥寥无几，对妇女却意味着谋生的必需家当。倘若她就此遛掉，概率尚存，但她居然动手与几个制服公然你争我夺，这下可激怒了这些素日“所向披靡，说一不二”的执法者，毅然弃物向人，连拉带扯，要楸其入车。妇女脸色顿惊，奋力挣脱，撒脚就跑，后者丢弃物什，紧追不放。
“原以为她会丢下三轮不要了，跑出一段距离，她居然停下来，发现城管不追了，大概以为他们返回再次收缴她的家当，便跟着往回走。城管发现后，再追，她再跑。反反复复，连续了好几个回合。”
“她肯定是既舍不得家当，又害怕被抓住。”朋友描述这个情节时极其动情，也极其烦琐，仿佛是在角色换位之后，讲述复杂得难以用语言直抒的内心情感。他狠狠骂了一句，最后还补充道，“如果换了我，非抄起刀子与他们拼了不可！”
现实居然也有如此的巧合。
第二天早晨7：30，我从租房处匆匆赶往百米之外的公交车站。行至一道农贸街口，一辆中型货车整齐地摆放着七八辆三轮。一见城管制服，马上敏感地意识到：“又抓人了”。不由地放慢了脚步，想逐一打量这些制服公务员的真面目：除了一位三四十岁的“老同志”，另外两位看上去刚刚二十出头，其中一位皮肤黝黑，面态微胖，但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一头中分长发，直耷眼角，梳理得到算整齐，大概还是离子烫过的。隐约的记忆，马上将其与儿时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流氓发型联系起来。更或者源于先入之恶感，狠狠鄙视了一眼。伫立在“老同志”身旁的，是一位形态委琐的民工，操一口辨不出外地口音，乞求般地向“老同志”嘟囔了一句，看表情，听语气，似是讨要自己的三轮。只见“老同志”目不斜视，面不动色，“说什么？！用普通话说！”
前面提到的那位进医院的朋友，暑期到北京某电视台实习，问及有何感触，竟然口无遮拦：我今天跟记者出去采访了，原来我们看到的不少新闻，都是记者们遵循上级的指示，为了某个政策采访制作的。因笔者正在攻读新闻专业，对此并无大怪，只是觉得，时常充斥我们大小报刊整顿市容的图片与文字新闻结合完美的常规报道，是否也是某些嗅觉敏感，职业素质过硬的记者们的应“政策”之作。倘若答是，至少政府有失人道，尤其是对急需人道关怀的农民工有失人道，这就成了碳上加雪；倘若答非，我希望能以微弱之声奉劝那些“人民的记者”们，何不深入到农民工的蜗居，问问他们流浪城市的苦衷，或者听听他们的收入几何，党不是从小就教育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嘛---如果我们把他们依旧介定为“群众”身份的话。
下班后，向朋友说起早晨见闻，无意中萌生了记录的冲动。说到动情之处，居然想起了孙志刚，这位两年前城市收容制度的殉道者。难掩激动地说：“今天，我们应该感激孙志刚，如果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收容制度被废止，我们也可能会被抓去淘沙做苦力，再被苛以相当的罚款后，重新回归永远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坚信，三轮车有朝一日能够和宝马、奔驰一道，光明正大地行驶在城市的马路，就像外地人和城市人一并呼吸城市自由的空气一样。
我坚信，民工脊背上“农民”的烙印迟早一天要被抹去。但我更加渴望，这个过程能够加速，好让负重的三轮不再留下如此深的痕迹，好让农民们的眼泪挽救不了干涸的土地之后，也不至于将其残留，以伤心和绝望洒向干燥的柏油马路。
以此为记。
责任编辑：沧海涅磐
编者按：同感，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年，看到这样的事也不少。也写过这一类的东西。只是一直不明白。已经有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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