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是一个过程,死人是不会有任何社会学的意义;活着的人喜欢总结死去的人,而死去的人也只有任活着的人自由评说。
一位曾为山区小县的苹果产业付出辛劳的科技工作者,四十六岁的年轮本不该就此停转,但上苍有时不给人们理由,也无须人们明白,送给人们的答案就象宇宙中的繁星,迷也茫然,醒也茫然。
他是异乡人,他是大学的讲师;他当初来这落后的山区小县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把自己还在农村的妻子带进城市。让我说这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应该;人的思想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总是在与社会的关系总和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其实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男人,他面对现实的精神让人叹服;他从没有豪言壮语,也从不自吹自擂;也许是他心中还有那么一丝的私念,总也脱不了知识分子的那种自卑感。在很小的县城里,最初几年知道他的人很少,甚至人们全然都不知道他。
我们相识是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年的春天,正是扬花的季节;我去农村采青,在一个苹果园里遇见了他,瘦瘦的,黑黑的,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农民;可他看样子认识我。
“你来了,”他手里还握着苹果树枝:“看来今年的苹果又是个丰收年;你是下乡采访吧,咱县可真值得写一写。”
“你是……”我一时不知怎样应答:“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好像是在……”我想引引话,不想让自己太尴尬,免得把自己和目中无人联系在一起。
“我在园艺站,我们见过面。”看来他也太善解人意了。因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在特定的环境里见过面,更没有说过话。
在后来的几年里,不起眼的小山城由于苹果的缘故,在大江南北竟也有了些名气;农民也富裕了,他的名字也开始在农民中传诵。
一幌好些年过去了,我们的联系也多起来;他真是位学者型的人,初来小山城的动因是为了让妻子能有份工作,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记得有一回我们谈起,他只对我说了两句话:“政策是政策,现实是现实;如果你到农民中走一走,你会觉得中国的农民最好。”
感觉得出,他当时有一种无奈,要不是心中有一份事业,我真怀疑他还能不能在小山城呆下去。
听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不是县委书记的过问起了作用,总之他妻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这时有些人在议论,议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今日的社会留给人的沉思太多;他没沾谁的光,他只不过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他总算实现了来这小山城的原始梦想;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有梦。
也许是他的梦太多,也许是他太渴望把梦变成现实;结果他把自己完完全全溶进了永不归回的梦幻之中。
他走了,走的平平常常;他患的是肺癌,本也是不治之症;可有人说,他要不是遇上一位当县委书记的同学关心他,一年前他都该魂归故里了。也许话是真语,可让人听了,觉得我们这世界仿佛缺少了点什么。
人死了,亲人和朋友总是要伤心的;可谁料伤心的日子还没过,忽然间社会中有了他的价值。追悼会的规格很高,县上六大班子三十几名处级干部都参加了,听说后来县委县政府还给立了块石碑。
死了的人能有这样的待遇,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总是个宽慰,不过这宽慰过后,就不给人再留点别的?
活着他默默无闻,死了的他却名声四起;这活与死的双曲线只有在社会的坐标轴上,才能演绎出这让人想哭哭不淋漓,想笑又笑不尽致的一幕来。
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也许我是在瞎想,如果把这活与死倒个过儿,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想着第一次和他相识的一幕;那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是个生命勃勃盎然的时刻;他那微笑,那身影,现在只能作为记忆留在人们的心里。
有时候我真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已被什么扭曲;总觉得死是他的喜日子,生是他的悲哀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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