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第四章 |
作者：赵朕 作于：2006-4-9 10:11:25 访问：12391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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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都市文学：斑驳陆离的光束
一，
都市文学，或称城市文学，是一个外延没有严格而确切界定的概念。对其质的规定性，一直是仁智互见，各论短长。但一般认为，都市文学应该是在题材分类上，与农村文学、军事文学鼎足分立的一种文学类型。它也像农村文学、军事文学一样，是反映特定范围的社会生活的作品。具体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时代的现代意识观照下，反映都市的社会生活，表现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并洋溢着都市风情韵味的作品。
都市文学是与都市经济文化的繁荣相伴而生，又相伴发展的。自公元8世纪我国的中唐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了都市以后，都市的每前进一步的发展，都促进了相应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唐人传奇、宋代话本、明清小说都是这种发展的结晶。古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文学观念，扩大了题材表现领域，同时也促进了艺术技巧的进步与创新。
自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经济、文化的介入，触动了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也为都市文学发展输进了新的血液。鲁迅、郁达夫、茅盾、老舍、张天翼、刘呐鸥、穆时英丶施蛰存、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都“对城市显示出有突出的敏感”，“他们的作品往往能老练地深入洞察人的心灵”，甚至有的作家还“爱好一种冷嘲热讽的风格”，①为中国的都市小说增添了异彩。特别是30年代初期诞生于我国最大的现代都市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和茅盾的《子夜》，以不同的色调、不同的节奏、不同的主题意向和不同的艺术追求，相反相成地勾画了我国30年代的“都市风景线”。在“这里集中了当时只能属于上海的城市‘性文化’，舞厅文化，消费与享乐的城市文明，以及同样属于上海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②这种特征标志着我国的都市文学跨上了成熟的高地。在大陆进入新时期以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孕育了在一系列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即现代都市意识。在这种都市意识的观照下，多种形态的都市小说应运而生。它们或讴歌改革、进取（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或勾勒都市的世态世相（如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刘心武的《钟鼓楼》、冯苓植的《虬龙爪》等），或暴露都市的病症（如王朔的《顽主》、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张辛欣的《封•片•连》等），都注意在都市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上展示了具有复杂心态、多重性格的都市群像。
在台湾，首先播撒五四新文化运动圣火的张我军，率先拉开了台湾都市小说创作的序幕。他的《买彩票》（1926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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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
②赵园：《“城市文学”纵横谈》。
太太的哀史》（1927年）、《诱惑》1929年）等小说，不仅辟宽了台湾早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领域，而且也“放置了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石”。①但遗憾的是，他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在台湾本土，虽然也出现了杨守愚的《过年》（1930年）、赖和的《可怜她死了》（1931年）等表现城镇生活的小说，但由于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残暴统治，经济萧条，工业落后，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的生存土壤。到60年代中期台湾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到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之后，台湾社会的都市比例，逐渐增大，人口结构的文化层次，也日渐提高，“这两方面因素都带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化意识的活跃，和台湾的都市文化消费性格。”②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台北人》、《纽约客》系列小说（白先勇）、《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陈映真），以及一些女性作家的小说，都为台湾都市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筚路篮楼，以启山林”的贡献。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文明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也风靡于世。于是，台湾文学的天平上被加重了都市文学的砝码，出现了以“新世代”作家为代表的都市文学的湍流。如王幼华、黄凡、林耀德、张大春等青年作家，不仅以其锐意进取的魄力扫描后工业社会都市人的亢奋与忧患，勃发与衰颓，而且还以后现代的先锋技巧来构筑都市文学的堂皇的殿堂。这些“新世代”作家的殚精竭虑的努力，无疑是为台湾的都市文学平添了几多光彩。
从上述简赅的勾勒中我们不难发见，海峡两岸都市文学的发展，虽然不排斥我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刺激，但其主导因素还是工商经济发展的召唤与策应。这一点，不仅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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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石涛：《台湾文学史大纲》。
②刘登翰：《台湾城市文学断想》。
80年代都市文学的勃兴经验中得到印证，而且大陆30年代都市文学的成熟和80年代的新飞跃，也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工商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幽灵。它对都市和都市文学表现出一种泰山独尊般的制约力。在这个幽灵巡行的大千世界，既洋溢着追求、进取、拼搏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又弥漫着冷淡、孤独、自私的“瘴气”，同时也闪动着焦灼、倾轧、吞噬的魔影。这是一个良与莠丛生，优与劣并存，悠扬与喧嚣共鸣，文明与野蛮互见的既恬静又疯狂，既富足又拮据的世界。鉴此，反馈和映现这种社会生活的都市文学，也必然接受这喧嚣躁动、光怪陆离的幽灵的洗礼，从而被赋予复杂错综的多元性品格。
二，
似乎是有这么一种错觉，一提到都市文学就让人联想到比比皆是的水泥丛林和游荡于这种丛林中的“灰色的精灵”，因而都市小说被“推举”为“灰色意识”的“主体承担者”。①其实，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中，灰色意识、灰暗情调，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它的表现及影响我们将在下面论及。但是，如前所述，都市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复杂多元的世界。这里既有“消费与享乐的城市文明”，又有拥有旺盛活力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我们在考察都市小说时，只有顾及到这种交错并生的正负值，才不失为全面与客观。
的确，都市无论大小都是包容正负值的所在。在我们触目于那些灯红酒绿、挥金如土、投机钻营、尔虞我诈、交通拥挤、治安混乱、性度失衡、人性异化等病态现象时，似乎应该冷静地意识到，这仅是都市生态的组成部分，绝没有涵括都市的生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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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浩；《都市文学：南京路背后狭弄中几只灰色的精灵》。
貌。都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从来就是在诸多的异质对立因素的相互依存或相互对峙中生存和发展的。那些美与丑、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勃起与沉沦、进取与退缩，以及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构成了连环套式的都市运作机制。虽说这种运作机制中的异质因素会对都市的运转产生掣肘性的摩擦力，但是由于都市泯灭了“香格里拉”式的天姿风韵，破坏了始于农业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因而人的个性和人的价值得以充分的确认。特别是那些代表激进与进取的力量，总是在不断地摒弃传统观念的基石上，摭取现代意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焕发出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执着地创建着都市的文明意识。或因如此，列宁把都市称作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动力”。①这种“动力效应”，在大陆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因为大陆小说，特别是建国后小说的主旋律是歌颂，都市小说也不例外。那些工业、商业、文教、科技、机关、街巷等方方面面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都被作家纳入彀中，并以此谱写出都市前进的交响乐章。台湾小说的主流是批判的，较少讴歌积极进取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台湾的都市小说更以批判和揶揄的锋芒博得了社会的喝彩。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阻遏作家表现都市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价值，创造了一系列“在逆境中扬起进发的风帆”②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奋斗中发迹的“女强人”的形象。
台湾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工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崛起了一批步着商品流通的节拍，靠个人拼搏而成为极富竞争能力的女企业家，即“女强人”。这些“女强人”的崛起，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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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韧：《现代都市意识与城市文学》。
②黄重添：《台湾长篇小说论》。
性获得了接受教育和社会参与的机会；二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的自主、自立意识得以自我确认。于是在日益开放的社会格局中，女性通过奋力追求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社会动向引起了台湾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关注，相继塑造了一系列锐意奋进、勇于拼搏的“女强人”的形象。如，从一个成衣厂打字员奋斗成为扬名四海的企业家林欣华（朱秀娟：《女强人》），在事业的拼搏中接连击败对手而成为企川公司董事长的吕真（孟瑶：《一心大厦》），挣脱了感情的羁绊而一跃成为企业总经理的于珍（萧飒：《如梦令》），对事业得拼搏具有浓烈的现代开放意识而道德观念又十分传统的朱琪敏（杨青矗：《连云梦》），等等。这些“女强人”的形象在现代都市意识的感召下，勇于对传统的女性角色进行反省，冲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的禁锢，凭着自己的奋力追求，终于实现女性角色的价值转换，成为事业的主人。在她们身上体现着都市生持中的积极进取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这种映现着都市生活“亮色”的拼搏与追求，正是都市的“动力效应”的不可缺的容。
在大陆的都市小说中，不只是30年代茅盾的《子夜》能体改出这种“青春气息，革命情绪”，在新时期都市小说中更得到了充分地再现。像新时期小说中的改革家、开拓者的形象，如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陈咏明（张洁：《沉重的翅膀》）、徐枫（张锲：《改革者》）、刘钊（李国文：《花园街五号》）、黎莎（雪珂：《女人的力量》）等，③可以称得上是闪烁着时代光芒和拥有现代都市意识的“当代英雄”。
不论是海峡彼岸的“女强人”，还是此岸的改革家、开拓者，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称之为现代都市的精英，都市生产力的代表者。这些人物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虽然有着悬殊的差距，但是体现于他们身上的进攻型性格和现代开放意识却是带有共性的。他们勇于奋进拼搏而不畏葸退缩，他们敢于直面现实而不畏惧负面势力的阻遏，他们善于开创新局面而不因循守旧，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坚韧和自信。譬如，林欣华面对成衣厂的服装打不开销路的难题，她只身闯美国，几乎踏遍了美国的东西两海岸，终于“把一年两千万美金的生意从美国资深生意人中接过来”。面对公司老板吴东培对她的遏制，她从容镇定，自信稳健，终于使老板不得不频频向她道歉，并恢复原职。她这种进攻型性格恰恰与大陆的乔光朴相映成趣。乔光朴在电机厂岌岌可危之时，毛遂自荐，挺身而出，对该厂“动了大手术”。他治住了青工杜兵的“鬼怪式操作”，顶住了副厂长冀申的暗中拆台，还通过大考核、大评议，裁减冗员，选拔人才等，也都形象地揭示了改革家的励精图治、雷厉风行、无私无畏的思想、信仰和力量。
这些都市精英的另一个共性特征，是他们“在气质上倾向于”“乡村的道德价值：朴实、正派、诚实、慷慨”。①这种“乡村的道德价值”与小农社会的狭隘、自私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种古道热肠式的传统美德与情操的体现。在这些“女强人”、改革家的身上，完全找不到西方的那种嬉皮土、雅皮士式的道德取向。譬如，林欣华一直认为“工作是我的乐趣”，甚至为了工作而失却了“找丈夫的冲动”。她忠厚、正派，在她被公司老板解职之后，她没有拉走自己联系的客户来拆老板的台，而是在公司贸易搁浅时，她不忌前嫌，挺身而出，帮助公司闯出了险滩。朱琪敏也是这样，在过去的恋人宋经生破产后，她慷慨相助，拿出二百多万元为其偿还了罚款。这种美德与情操同样可以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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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
的改革家乔光朴、黎莎的身上体现出来。乔光朴任人唯贤，不计较个人恩怨，启用“文革”中是他的对立面的郗望北，而对主动靠近他的“尖刀”干部不予照顾。陈咏明务实，讲究效率，也像林欣华那样没有工夫谈恋爱，而对工作却不计时间，兢兢业业。黎莎对给工厂的改革设置路障的干部和工人，不以铁的手腕予以制服，而是表现出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来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等等。海峡两岸的都市精英在品格、道德上的相似之处，固然与他们自身的修养有关，但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基因的内潜力，对他们的性格形成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们在面对这些精英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的思想性格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毕竟是生存于姚黄魏紫，各个不同的人文背景和经济文化结构之中。他们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奋斗的起点不同。台湾作家笔下的“女强人”多为普通的女性。如林欣华、于珍是高中毕业生，朱琪敏是大学毕业生。她们在成就事业之前，默默无闻，更没有显要的社会地位。然而，正是由于她们不甘于命运的捉弄，才奋力拼搏成为赫赫有名的“女强人”。作为普通的女性，她们的创业与成功较之男性，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她们常常是在对抗同行业挑战和排除传统的习惯势力干扰的波涛中击浪前行的。大陆作家描写的这种都市精英，大多为位高职显的男子汉（当然也有像黎莎那样的女性）。他们几乎全是各级领导干部，或部级领导，如郑子云，或市委书记的接班人，如刘钊，或厂长、经理，如乔光朴、陈咏明等。这些人有着较高的起点和资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开拓进取，与彼岸的“女强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人民的重托来履行自己的职责。鉴此，我们在把乔光朴们和林欣华们相比较时，就发现了另一个不同的特征。即，这些都市精英的思想境界和效能意识不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海峡两岸的都市精英的不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影响着他们形成不同的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效能意识。
在台湾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庸，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为了改变这种地位，有些知识女性在新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怀着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决心“替女性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于是，涌现出了一批成绩赫赫的“女强人”。然而，在“好风凭借力，吹我上青云”之后，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财富积累的膨胀，她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发生蜕变，甚至变成了饕餮式的人物，贪得无厌地聚敛财富。《一心大厦》中的吕真就是这样。在她接二连三地击败竞争对手，建成了“最高最堂皇的一心大厦”之后，仍不满足，还决心把公寓旁边的那块地弄到手。此时，她们关注的已不再是女性意识的解放和女性群体意识的建立，而是不择手段地兼并，扩大企业规模。因而使得她们的思想境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共振合拍了。
大陆的改革家都是党培养多年，有着很强的党性锻炼的领导干部。他们以充分的自觉意识冲进改革大潮的旋涡，是为了履行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这是高度觉悟性的表现。如，面对着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电机厂，乔光朴自动放弃了被人视为“美差”的公司经理的职务，到下属厂当厂长，并且立下军令状：“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这种胸襟与气魄，这种激流勇进与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林欣华们难以企及的。
另外，台湾的“女强人”往往是在都市经济的竞争机制中突出个人的效能。她们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东冲西杀，即使有个把朋友、合作者，也只是她们的助手或下级。在小说中，她们被描写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一切成败得失都取决于她们自己的“神机妙算”或运筹失灵。她们的个人才华、个人效能几乎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大陆虽然也重视“启用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个人效能作用，但是更多的却是强调广大群众的伟力。像乔光朴们的才华，不在于自己赤膊上阵，事必躬亲，而在于根据党的要求，群众的意愿，组织和发动群众，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效能。因此，无论是乔光朴，还是黎莎，抑或是陈咏明，都表现为既尊重知识，又尊重人才，并以高度的豁达与宽容来凝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
三，
诚然，在繁华熙攘的市井和鳞次栉比的水泥丛林中，却也涂抹着芸芸众生的灰暗色调。这种由“原色彼此间互相渗透”而成的灰色调①，斑驳而散乱，构成了一个烛照市民意识的多棱镜般的世界。在这里触目所及的是：怨而不怒、怒而不争的处世哲学，狭隘自私、嫉贤贬能的市侩意识，斤斤计较、一触即跳的痞子行径。这里鲜少孔武有力的强者与贤者，即使是某些有身份的人，处于这种灰色机制中也显得那么浆浆巴巴，黯然乏光。这种灰暗的世相世态，组构成带有现代色彩的社会风景线，成为都市交响乐章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旋律。因之，也常常成为作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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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浩：《部市文学：南京路背后狭弄中几只灰色的精灵》。
都市生活的关注重心。
在台湾．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这种灰暗的风景线变得越来越诡谲多变，怪象环生。如，脸上擦粉，鼻孔插须，穿着奇装界服的活广告招摇过市，兜揽生意（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五体投地地效忠于洋主子的奴才，把洋主子的杂种狗看得比妻子还重要（黄春明：《我爱玛莉》），一心想发财的穷司机钻入人家设下的圈套，成了人家的替罪羊（何索：《台北天堂》），儿子功成名就后把养育他的父亲赶出家门（王文兴：《家变》），以及拥挤狭窄的居住空间内外的物欲横流（王幼华：《健康公寓》），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的性交易（朱秀娟：《暗夜》），母子间的畸型恋情（欧阳子：《秋叶》），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台湾的缤纷世相，斑驳心态，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台湾这个畸型社会的畸型的都市风景线。
这种风景线与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所描绘的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景线有若干相似之处，然而却与大陆新时期的都市风景线不可同日而语。大陆作家着意描绘的是：“倒驴不倒架”的八旗子弟投机胡混的可悲又可笑的行径（邓友梅；《那五》），以吃为业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美食家”朱自冶（陆文夫：《美食家》）拥挤的四合院中的各色市民的适意与困惑，以及他们各有高下的灵魂隐秘与道德操守（刘心武：《钟鼓楼》），邻里间互探隐私，飞短流长，动辄争吵，龃龉不绝的家长里短，是是非非（范小青：《裤裆巷风流记》），鸟如其主，玩鸟儿也依鸟主的身份占据高枝儿的等级观念（冯苓植：《虬龙爪》），等等。这种都市风景线与台湾的同类小说相比，虽然都旨在暴露灰暗的人生世态，但其侧重点却迥然有异。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聚焦点不同。台湾的都市小说一般是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现实，着眼于揭露和批判都市社会的腐败与衰颓。作家们描绘的都市景观是一种斑驳无序的大杂烩。这里固然有传统文化积垢的沉滓泛起，但更多的却是异质文化泥沙俱下的姿肆泛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似乎已经变得蓬头垢面，体无完肤；而那些泛起的沉滓却与后工业社会的怪异文化沆瀣一气，招摇过市。那兜揽生意的“大玩偶”，那媚态可掬“大卫•陈”，那“健康公寓”中的病态的人际关系，以及那父子反目、母子乱伦的人性异化等，都成为台湾作家扫描聚焦的中心，并以此来展示诡异失衡的灰暗的风景线。
大陆的同类小说却是另一番景象。作家们较为关注对都市风情的历史文化的透视。他们往往是兴味盎然地展示风俗画式的社会生态景观。这种聚焦的动机，并非是单纯地怀旧，也非“九斤老太”式的厌新，而是寄予着作家的褒贬臧否的思想感情的。那五、朱自冶的人世沧桑，旨在映现历史文化的变迁，那小巷小院中的友善与龃龉旨在牵动人们的历史反思。看来，大陆作家无论是再现逝去岁月的风情，还是罗列眼前出现的世态世相，都聚焦于历史文化的透视，旨在揭示出传统的乡村文化意识“转型”为都市文明的过程中的某些阵痛与反思的。
其二，社会心态有异。随着都市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以家族血缘为本位的结构模式”，同时，“以现代科技进步为后盾的城市经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造成社会巨大困惑的”种种问题，①因而使得处于都市变动的旋流中的市民们感到心灵眩惑和浮躁，心理的天平出现了失衡的倾斜，因之，种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便油然而生。
大陆作家在对这种心态笼罩下的都市生活进行艺术观照时，着重地表现了市民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撞击中而产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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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登翰：《台湾城市文学断想》。
灵振颤。这种振颤实际上是一种“两难”性的心态：既怅然于传统文化意识的淡化，流露出“举手长牢牢”，“萧萧斑马鸣”般的酸不溜的眷恋情绪，又发泄了对某些陈腐的历史文化积垢的怨恚；既欣然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又畏葸都市文明衍生物的冲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既恋又怨，对现代文明的既盼又惧，则是大陆小说所表现的典型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尽管在都市小说中反映的程度不同，但从《钟鼓楼》、《裤裆巷风流记》，以及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中，都不难寻觅或深或浅的轨迹。
台湾作家所扫描的却是对都市文明既怒且怨但又摆脱不开的矛盾心态。人们在后工业文明的挤压下，已顾不及到留恋“香格里拉”式的社会生活，更难寻求建筑在守法自足经济基础上的伦理观、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他们仿佛陷入了焦灼、隔膜、孤独、痛苦无助的深渊。然而，为了生存，为了出人头地，他们不得不留恋都市；相反，如果脱离开都市，他们又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只好在这种极度的矛盾中焦灼不安地，甚至是疯狂地生活着。这种心态几乎是渗透于台湾的所有的都市小说之中，其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
为了使读者更具体地认识海峡两岸水泥丛林社会中的异同特征，我们不妨将台湾青年作家王幼华的《健康公寓》和大陆作家刘心武的《钟鼓楼》，予以比较。
王幼华和刘心武都是卓有成就的都市文学作家。他们对都市生活既熟悉，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健康公寓》和《钟鼓楼》，在题材选择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抓住了都市生活中的人口膨胀、住房紧张等问题，表现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前者描写了一栋四层公寓楼里的八户人家及其所作所为，后者是描写了北京市的一个四合院里的九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在结构手法上，都突破了传统小说情节顺序发展的框架，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结构主义手法。整部作品没有单一的情节线，而是以多头绪的、流动的、偶然性的、片断的事件，或相互交织，或单线独进地发展着。小说里没有明确的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而且人物间也鲜缺
必然性的联系。所不同的是，《健康公寓》强调空间的立体性，在四层公寓的有效空间中，将八家房客似连非连的人物与事件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而《钟鼓楼》却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将九户人家像桔子瓣般地挤在一起。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组合成一个整体。在人物构成上，这两部小说都写了五行八作的人物。在《健康公寓》居住的有酒店经理、杂货店老板、建筑包工头、计程车司机、教授、厨师、文化界的混混、精神病患者等。这些人都是收入低微，挣扎于都市生活夹缝中的人物。而《钟鼓楼》中的人物，有医生、演员、编辑、作家、鞋匠、售货员、司机、搬运工、八旗子弟、无赖、画家、领导干部等。这两部小说的人物
几乎包容了都市居民的各色人等，构成了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两位作家都是借助于散点透视的手法，切住市民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习惯、生活方式等特征，照射出他们在拥挤不堪的都市生活中的适意与困惑，以及他们各有高下的灵魂隐秘和道德操守。
然而，这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也是鲜明的。
第一，主题意向不同。《健康公寓》是一部反讽之作。小说将公寓名为“健康”，实则反其意而用之。作家着力表现的是一些拥挤在这个公寓里的各色人等的不健康的恶行劣迹，是一幅富于雕塑感的群丑图。小说通过对这个公寓的居民的道德层面的扫描，揭示了都市的人口膨胀，不仅给住房、交通、环境带来严重的困难，还严重地导致了都市人道德结构的崩溃，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异化，造成了不堪设想的惨重后果。《钟鼓楼》的主题意向，不像《健康公寓》那样，指归在暴露，目的在鞭挞。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展示出《清明上河图》式的“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景观”，要使读者“对似乎是平凡到极点、甚至是熟视无睹的人和事，能有所发现、有所领悟，从而增进对社会、人、生活的理解，获得一种特殊的乐趣”。①基于如此的创作动机，作者以风俗画式的“社会生态景观”，刻划了一群芸芸众生的灵魂肖像，“写出了每个灵魂都据有多少精神财富，写出了这些财富都是怎样的社会历史沉淀物所构成的，写出了‘芸芸众生’精神财富相对来说还比较贫乏的总的状态，写出了为什么直到80年代初还处于这种状态”。②就是说，这部小说是以对当代社会生态和心态的反思，来呼唤现代都市的文化意识的。
第二，题材的幅量有异。《健康公寓》是一部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它的主旋律是揶揄与暴露。小说的针砭与揶揄的锋芒几乎无所不在。这不仅表现在对公寓八家房客的道德面貌都予以无情的揶揄，而且对台湾都市的市政建设、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治安、盗窃犯罪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尖锐的鞭挞，从而使小说从“健康公寓”辐射开去，以共时性的社会现象，暴露了台湾都市社会普遍性的日益严重的弊端。
如果说《健康公寓》的作者是以横的幅量来扩大小说的现实内涵的话，那么《钟鼓楼》则是着眼于历时性的开掘与表现，以纵的幅量来拓展小说的历史的内涵。作者在一天从早五时到晚五时的生活场景中，在展示九户人家的行迹的同时，“对每个家庭的历史和不同人物的命运”进行了“纵深开掘”，“这一纵向开掘扩大了四合院的空间和时间幅度”。③这样，就把现实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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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心武：《给孟伟哉的一封信》。
②林大中：《变革与反思一评〈钟鼓楼〉》。
③张钟：《京华市民生活的交响乐章——读长篇小说〈钟鼓楼〉》。
历史折射连结在一起，既刻划了人物的现实表现，又从历史的渊源上揭示了人物现实性活动的依据，因而使小说增强了立体感和历史感。就此而言，《钟鼓楼》较之《健康公寓》显得深沉、凝重。它不是面对复杂的都市社会表现出过于情绪化的揭露、揶揄与鞭挞，而是在沉着老道而又从容不迫的谈古论今中，“把历史的哲理思考化为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现出来”。①
四，
诚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现代都市是“充满黑暗和光明的”，②它既充溢着活力、进取的“青春气息，革命情绪”，又狼藉着物欲横流的追逐，弱肉强食的吞噬，不择手段的倾轧，以及性关系的放纵，道德的沦落，人性的异化等黑暗的行径，黑色的诱惑。这种黑色的行径，黑色的诱惑，滋生成一种普遍性的病态——都市病。即都市人或因环境的折磨，或因某种困惑及痛苦而导致的心理变异和行为变异。
都市，作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心，表相看来，它是一派流通、交易、销售、购买的繁荣景象，但在其背后，却是都市病的蔓延与猖撅。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就台湾70—80年代的都市社会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十数年来，台湾的工商业有长足的发展，随着大量无远弗届的渗透，也无远弗届地改造了台湾的社会，从而改造了生存在这个社会里头的人的精神面貌。以传统的、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人情义理崩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③这种“人情义理”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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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镇邦：《是独创的，但不完美——谈〈钟鼓楼〉艺术探索的得失》。
②雷蒙德•威廉姆斯：《乡村和城市》。
③陈映真：《试评〈金水婶〉》。
和人际关系被异化为“金钱关系”，正是都市病的一个重要表现。
台湾作家对这种都市病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答。譬如，皮牧师以教会的名义募捐，并将其所得窃为己有（张系国：《皮牧师正传》）；赖朴恩厚颜无耻地聚敛财富，但又颐指气使地运用金钱支配他人，驾驭社会（黄凡：《财阀》）；拜倒在洋老板脚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金钱（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沉沦于拜金主义泥潭的种种病态予以扫描。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拜金主义与物质崇拜意识已经毒蚀了人们的灵魂，扭曲了心态，蜕变了道德操守。维系人与人关系的东西，不再是信仰、道德伦理，而是物质与金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像台湾这种被金钱毒蚀了灵魂，熏黑了心的人和事，在大陆20年代末期的文坛上就不乏其踪影。著名作家老舍笔下的老张（《老张的哲学》）、李子荣（《二马》）的金钱观与拜金欲，与皮牧师、赖朴恩、刘教授（张系国：《棋王》）等人不相上下，都是被赤裸裸的金钱欲支配了他们的职业、信仰和感情的人。特别是皮牧师和老张在本质上更有许多相似之处。皮牧师作为传教的牧师，也像老张这个小学校长一样，从事的都是拯救人的灵魂的工作；可是金钱的诱惑却使他们变得唯钱是图，丧失灵魂。皮牧师办英语补习班，开展“感化月”活动，尽管名目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为了捞钱，建造他的“花园式房子”。老张办小学、开杂货铺、当“巡击”，也是为了捞钱。他们的拜金欲的本质毫无二致。老舍和张系国把从事播洒爱心和拯救灵魂工作的人描写成丧失灵魂和爱心的拜金狂，对于揭露金钱的诱惑与腐蚀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大陆新时期的都市小说也没有忽视对拜金狂的揭露与批判，只是它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台湾，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小说，也表现出不同于台湾的形态。譬如张辛欣的《封•片•连》和季季的《拾玉镯》，表现的都是追逐金钱的闹剧。前者写当人们得知一位爱好集邮的老先生珍藏着一枚世界“孤票”时，便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抢的角逐；后者写乡下的三叔邀城里的子侄们来拜祭曾祖母的捡骨重葬，可是他们却为争夺陪葬品而反目成仇。又如，大陆作家高尔品的《痴汉和他的女人》和张系国的《黄河之水》都涉及到性商品化的问题。前者写一个风韵绰约的“贵族”小姐竟然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腰缠万贯的痴汉的怀抱；后者写几个现代女性使出浑身的解数，周旋于豪门巨富间“钓金龟”。再如，大陆作家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和台湾作家李昂的《暗夜》，都着力刻划了败类记者的形象。前者中的记者刘敦借改革之机充当“业余经纪人”，大捞油水，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后者中的记者叶原、丁施欣以性交易为手段提供股票行情，索取金钱。这些对称的现象的本质，都是“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①也都反映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败落。可是在表现程度上显然是台湾较之大陆，对这种“交换价值”的企盼与获求，几乎达到了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都市病的另一个表现是色情泛滥。在旧中国，生活无着、求告无门的贫弱女子往往被卖到妓院，沦为妓女。这是旧中国的一大公害，社会的一个毒瘤。解放后，党和政府彻底地清除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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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公害，使妓女们获得了新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描写的就是一个旧社会的妓女在解放后获得爱情，建立家庭的故事。除此之外，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的小说没有涉及妓女题材的。因为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失去了妓女存在的土壤，文学作品的表现也就无以为据了。开放改革以后，大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受到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卖淫嫖娼的现象；但中国政府坚决采取措施，予以打击和消除。只是文学作品还没有同步跟上，对它作出有力的反映和批判。
台湾社会直接延续了旧中国的社会机制和秩序，旧中国的良与莠几乎都完好无损地在台湾得到繁衍与发展。妓女问题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转型的实现和工商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行为模式的解体，尤其是在西方性文化的袭击下，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发生变异；另一方面，都市的畸型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人为地膨胀。一些盲目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村姑娘，或因受骗，或因经不起物质、金钱的利诱而误落陷阱。于是台湾的都市社会中色情放纵，妓女成灾，至于婚外恋情的同居、外遇、未婚妈妈等现象更是不绝如缕。
面对着台湾都市社会女性商品化的公害，一些正直的作家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创作了一批旨在对这种公害曝光的小说，并以此抨击时弊，唤起人们对台湾社会的反省与警觉。黄春明的《小寡妇》、《莎哟娜拉•再见》，曾心仪的《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大溪来的少女》、《朱丽特别的一夜》，吴锦发的《春秋茶室》、《燕鸣的街道》，王祯和的《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李乔的《蓝彩霞的春天》等，都从不同的视角与侧面抨击了台湾社会女性商品化的现状。这些小说中的沦落风尘的女性，除个别的是被腐朽的环境毒蚀了灵魂，为追求物质、金钱而自投罗网的外，更多的还是为生活所迫或被命运折磨而落入魔窟的。她们的悲剧命运是社会环境使然，可以说是重演了20－30年代大陆的风尘女性的悲剧。我们如果把李乔的《蓝彩霞的春天》和老舍的《月牙儿》略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种悲剧的相类之处。
这两部小说表现的都是无辜女性因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地沦为妓女的血泪史。小说的主人公蓝彩霞（《蓝彩霞的春天》）和“我”（《月牙儿》）本来都是非常要强、自尊、纯真无邪的女子，可是惨无人道的社会却把她们折磨得丧失了前途和理想。然而，她们并没有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蓝彩霞于忍无可忍之时，杀死了对她们姐妹进行性虐待的庄国晖父子。虽说因此她遭到终生监禁，但她却理直气壮地认为：“我无罪，有罪的是这个社会！”《月牙儿》中的“我”是因取缔私娼被抓进牢房的。她不像蓝彩霞那样，采取鲜血淋淋的报复手段，而是以“韧”的反抗来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当“一个大官儿”装腔作势地“感化”她时，她“唾了他一脸吐沫”，是因为她不相信在这个社会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她被关进监狱后，“就不再想出去”，是因为“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从这儿出去”，也不可能“有个较好的地方”。表面看来，她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蓝彩霞那么激烈，甚至还带有形而下的意味；但实际上她对黑暗社会本质的认识比蓝彩霞更为深刻。她已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她们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是不会获得“自食其力”的机会的。相反地，蓝彩霞虽然也认识到“有罪的是这个社会”，但她并没有认识到杀死了庄国晖父子，并不能彻底改变妓女们的命运。因而她对社会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这种人物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的。
都市病的再一个表现是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文化观念的错位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病态，如狂乱、焦灼、孤独、寂寞、失落情绪，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的本性的异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闭合的环境中发展的。它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轨迹。当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逡巡于这个东方古国时，一下子就搅乱了古老文明的宁静，造成传统文化观念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撞击与错位，从而使人们既怅然于传统文化的失落，又迷乱干鱼龙混杂的西方意识的辨别与选择，于是种种异化的现象迭然而出。
我国最早触及这种由错位而导致心理病态的小说，当属30年代的新感觉派。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但又找不到施展才华的出路，于是就效法日本的新感觉派，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是表现那些“被生活压扁了”的人的心理病态的高手。他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姿肆淋漓地摹写了一些“从生活上跌落下来”的人难以排解的悲愤、孤独和落寞情绪；他的《白金的女体塑像》所写的谢医生因紧张、忙碌的生活而导致的性衰退和女病人因郁闷、空虚而酿成的性亢进；以及《上海狐步舞》中展示的母子乱伦、冒充外国绅土行骗、黑社会凶杀等都比较客观地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人的心理病态。
新感觉派作家所表现的这种心理病态的“都市风景线”，对大陆的其他都市较为陌生；但在70—80年代的台湾却变本加厉地繁衍为现代都市的景观。伴随着台湾社会的高消费和工商挂帅的演变进程，生存于都市丛林中的人们，逐渐“被物化和异化，人际关系是极端个人为重的。因而，他们互相疏离，以冷漠和铁石心肠来维护自己”。①这种残酷的生活挤压，直接导致了人对于生存环境难以协调的种种心理反射和人文心态。
台湾作家对这种心理病态表现最力者，是“新世代”小说家，如黄凡、王幼华、张大春、林耀德、吴锦发等。这些作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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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石涛：《论80年代台湾文学的特质》。
展示的都市心理病态，在本质上与新感党派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随着都市的畸型发展，越来越明显地突出了心理病态的怪异性。如，因为五短身材而自卑的卓耀宗，搞了几套象征巨大阳具的直刺云霄的高楼大厦，来暗示他不甘示弱的进攻心理（黄凡：《房地产销售史》）；醉心于告密者把告密变成惯性行为，在无密可告时，竟然告到自己身上（李乔：《告密者》）；股票族为股票煎熬得心神不宁，但又难以摆脱其诱惑力（林佩芬：《股票族的天空》）等。这些小说表现的都市生活像魔幻世界一样充满着荒诞与怪异，人与人的关系像浩瀚的大漠一样令人感到孤独与寂寞。和30年代的新感觉派相比，人们的心理更加畸型化，病态化。
大陆的80年代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火朝天的年代。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冲击和动摇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而且迎面扑来的现代意识也让人眼花镜乱，无所适从。因之，在新旧文化观念交错过程中，就难免产生与变化了的形势不相适应的困惑、迷惘、失落的心理情绪。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以及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及时地多侧面地扫描了这种心理情绪。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处于成长时期的青年人。他们中，有的在人生的周折中产生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情绪；有的不愿拘束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传统观念；有的借开放搞活之机，捞取实惠，随意挥霍；有的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对人生和社会采取调侃的态度。凡此种种的心理情绪，与台湾60—70年代林怀民表现的精神空虚、行为放荡、玩世不恭、藐视传统的“失落的一群”，颇多相似之处，但其终端效应却大相径庭。譬如，徐星笔下的“我”，并没有像林怀民笔下的小范（《蝉》）那样，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以徘徊为行动，以刺激为欢乐，最后在无助和绝望中以死来作为解脱。而《无主题变奏》中的“我”，尽管对生活报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态度，但在他的苦闷中却蕴含着对客观世界的历史的批判与重新思考。同样，王朔笔下的“顽主”们，调侃社会，揶揄人生，对人世采取冷嘲、鄙视和游戏的态度。冷丁看来似乎有点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影子，也与林怀民笔下的“失落的一群”大体相类。然而，也要看到，王朔的顽主们并非完全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在新旧文化观念交替中，痛快地与旧的传统挥手而别，可是对新的东西却缺乏理智地辨别、选择能力，因而导致思想迷惘，行动失衡。在良与莠、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作中，他们成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复杂性格的人物。这些人，道德欠缺，却又不乏耀眼的品格，冷漠调侃，却又拥有满腔的生活热情；举止粗俗，却又追求高雅的情趣；热心助人，却又常把好事引出坏的结果。相比之下，林怀民在《蝉》和《变形虹》这两个小说集中塑造的“失落的一群”，却尽是些丧失了理想和信心，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的青年。他们消极厌世，游戏人生，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绝望的境地。因而这些小说的结局，不是主人公到异邦去，就是自杀或暴死。这种结局正是台湾都市畸型发展和台湾社会赘疣恶化的必然结果。
总之，都市人的迷惘、痛苦的心态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在交错、碰撞过程中的伴生现象，也是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面对各种相互对立、矛盾的价值观和各式各样的处世哲学、行为方式无所适从时，作出的利己主义的选择。但是，由于台湾与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不同，青年在选择时也避不可免地受到制约和影响，从而使他们的心理状态处于不同的态势之中。
五，
纵览海内外的都市小说，不难发现，讽刺与幽默几乎成了共识性的美学追求。这种特征在我国古代早期的都市小说《南柯太守传》（李公佐）和《枕中记》（沈既济）中已具端倪。后来的《聊斋志异》（蒲松龄）、《儒林外史》（吴敬梓），以及《官场现形记》（李伯元）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等小说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美学特征。从欧美来看，被称作外国都市文学的开山之作的《列那狐传奇》就“最鲜明地体现了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普遍具有的喜剧性和讽刺性”。①继之再后的《神曲》（但丁）、《十日谈》、（薄迦丘）、《巨人传》（拉伯雷）、《老古玩店》（狄更斯）、《死魂灵》（果戈理）、《竞选州长》（马克•吐温）等，都为讽刺与幽默的美学风格的赓扬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海峡两岸小说，对这种讽刺与幽默的风格都有承传，只是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使得讽刺与幽默的意蕴与指向有所差异。
台湾都市小说中的讽刺与幽默，在70年代以前最明显的倾向性是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点上，来观照与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利益相悻逆的人和事，讽刺、揶揄舶来文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特征的产生是与台湾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台湾自中日甲午战争失利后，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自此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统治。日本殖民主义者在统治期间实行强权政治，在各个村镇都市街道都安插了一批“补大人”、“查大人”之类的恶棍，构成了殖民统治的警察网，并且依靠这些民族的败类来推行“皇民化文化”，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面对这种殖民化的强权政治，敢怒而不敢言，就以讽刺与幽默来间接地宣泄被扼制、压抑的民众情绪。于是伴随着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旨在维护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利益和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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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法国文学史》。
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讽刺与幽默，就成为一种倾向性的审美追求。陈虚谷于3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荣归》，就从都市生活的角度较早地反映了这种审美追求。小说主人公再福厚颜无耻地考上日本文官后，变得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他不仅以穿日本和服，说日本话为荣，就连给不懂日文的父亲拍电报也用日文，甚至选对象也不再把他原来“寤寐思服”的保正女儿放在眼里。吴浊流笔下的钱新发（《先生妈》）、陈英庆（《陈大人》）则是日本侵略者在覆灭前夕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的两个怪胎。作者通过冷嘲热讽，无情地鞭挞了这伙日本殖民者豢养的汉奸走狗的卑劣灵魂，同时也流露出广大民众的鄙夷、愤怒和抗争情绪。到
黄春明笔下，这种媚态可掬的洋奴相则被讽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我爱玛莉》刻划了一个厚颜无耻的洋奴陈顺德的形象。他在美国人卫门的洋机关里弄到一个职位后，为了效忠于洋主子，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卫•陈”。在洋主子卫门回国述职时，他就极力讨好卫门的太太和卫门留下的一条名叫“玛莉”的狗。他对玛莉照顾得无微不至，将其视为掌上明珠。并且因此而冷淡了妻子儿女。狗在家里毁坏了家具，他在所不惜，而他儿子损坏了家里的东西，却要遭受一顿毒打；妻子本来怕狗，但只要对狗稍有照顾不周，就免不了受到一场辱骂。这些以讽刺揶揄假洋鬼子，并揭露其奴性心态的小说，“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
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①而是突出了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以一种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弘扬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民族的主体意识，并对反其道而行之者，施以讽刺与调侃。显然，这种讽刺与幽默已不再是单纯的嘲笑与揭露，而是被赋予了较为沉实的历史感。
大陆的讽刺与幽默，虽然也像台湾一样，“是一种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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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
讽刺型的，涉及时弊，有历史感，较为沉重、执着”，①但是，讽刺的锋芒指向却不像台湾小说那样，鞭挞外来文化的侵蚀而弘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相反地，却是把讽刺的矛头刺向了民族的劣根性；以现代意识的文化反思来揭露批判因袭既久的陈旧观念给人们造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所鞭答的不是像《我爱玛莉》那样的洋奴哲学，而是从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市民身上发掘出他们的民族的劣根性，并以其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来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和揭示改造国民性的意义。阿Q的色厉内在，孔乙己的迂腐可笑，杨二嫂的自私浅薄，“看客”们的麻木灵魂，都可以说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②作者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③也以“惩罚的或凄厉的讽刺”，④针砭其造成这种“灰色人生”的渊源，从而把揭露批判小市民身上的愚昧、自私、麻木的弱点同改造国民性和寻找中国的出路联系起来，使讽刺产生了严肃的正剧效果。
继鲁迅之后，“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⑤作家，还有老舍、张天翼、钱钟书等。尽管他们的讽刺风格并不一致，讽刺的对象也各有侧重，但都是以漫画式的手法，把讽刺的锋芒直刺那些在僵尸般的温床里孽生的旧思想、旧事物和旧人物的。老舍笔下的老张（《老张的哲学》）、欧阳天风（《赵子曰》）、马则仁（《二马》）等形象都是存在着精神弱点的市民知识分子，而这种精神弱点却正是中国国民性劣根性的具体表现，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化腐蚀、浸染的结果。作家正是切住这种敏感的神经，暴露和批判了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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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福辉：《走向自讽和寓意》。
②茅盾：《读〈呐喊〉》。
③鲁迅：《摩罗诗力说》。
④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⑤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会政治和文化的腐败，并表现了作家面对五四落潮时的力挽狂澜的进击精神。此外，张天翼对国民党军政界的小官僚、小职员的讽刺，钱钟书对“洋”知识分子的揶揄，也都没有脱出自私、无聊、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的国民性劣根性的范围。看来，大陆与台湾小说的这种不同的讽刺针对性和目的性，是由不同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进入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都市小说的讽刺与幽默都出现了新变化。从台湾看，都市的畸型发展，后工业文明的崛起，导致了社会的文化消费性格的变化。面对商品经济的强大机制，文学必须寻求新的适应意识，于是“为适应广大文化消费者的阅读口味”，作家们“在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规范的创作中，带进某些现代意识和前卫技巧”，来“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尚具有生命活动的传统精神和某些可以被接受的现代意识”。①80年代台湾都市小说的讽刺与幽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适应娱乐官能的刺激，又不失为传统的审美意识而出现于文坛的。这个时期的讽刺与幽默小说与前期的海峡两岸小说相比，虽然也不乏严肃而热
情的态度来揭露社会的弊端，讽刺种种丑行劣迹，但却更有兴致于“戏谑的讽刺”，②以玩笑而又轻松的态度来处理题材，因而使其作品充满了“一种深沉的喜感”。③台湾的这种小说特征，在黄凡和周腓力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他们都是带着卓别林式的幽默感来看取人生的。在他们笔下所展示的往往是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闹剧，但实际上却是以喜剧形式来表现充满历史深度和现实感的悲剧内涵。如黄凡的《黄金时代》写人们欢呼“令人膛目结舌的电脑时代”的背后，却是人的就业机会的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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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
②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③黄凡语，转引自朱双一：《“幽默是一种深沉的喜感”——小评黄凡〈东区连环泡〉》。
夺。《到东区的500种方法》（黄凡）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台北交通拥挤、阻塞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台北的“都市病”。又如周腓力的《一周大事》写在美国经营小商店的一对华人夫妻，终日忙碌，连一周行一次生理“大事”都顾及不了。《先婚后友》（周腓力）以无情人却成眷属的荒诞故事，给人一种可笑而又悲凉的况味。这些小说几乎都是选择独特的视角，运用俏皮调侃的语言，把生活的悲剧喜剧化，从而展示了后工业文明的种种怪现象。在这里，“作家所写不一定全是现实中真正发生的事，但却是按照社会发展趋向可能发生的事，或是将现实中零碎的事件加以集中并推向极致的描写，因此它比实际发生的更为强烈，更为触目惊心，其目的在于将污丑可笑的现象放大，使人看清，使人警醒。”①总的来看，台湾都市小说的这种“戏滤的讽刺”，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70年代以前的轨道。即，仍然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来揶揄西方文明造成的弊端的。
大陆都市小说的讽刺与幽默经历了近30年的蛰伏岁月，于70年代尾梢又复苏于世。这种复苏后的讽刺与幽默，既不像台湾70年代以前的小说那样，侧重于对人的恶迹劣行的讥讽，也不像80年代那样凝聚于对时弊的调侃，而是以文化的反思性和深沉的寓言性获得了独特的风采。其文化反思性表现在对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旧事物的讽刺、揶揄，具有一种外柔内刚的针砭力。冯骥才的《啊》、王蒙的《名医梁有志传奇》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小说，都像开启人们思考闸门的键钮，使人们在会心的微笑中重新检视历史，反顾现实，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其深沉的寓言性表现在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上。它往往是借助于荒诞的描写展现出一个深入浅出的寓言世界，如，《减去十岁》（湛容）、《围墙》（陆文夫）、《危楼记事》（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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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双一：《“幽默是一种深沉的喜感”——小评黄凡〈东区连环抱〉》。
《十癔》（林斤澜）、《关于行规的闲话》（李晓）等，都是“把讽刺、幽默、荒诞、寓言，特别是杂感熔于一炉，汇于一锅”，并“把一切夸张之，变形之，放大之，造成似真似幻，似梦似醒的境界”。①这些小说中的讽刺与幽默，“都是生长于现实心态，又是对现实心态的挣扎和变形”；而当把这种“挣扎和变形”“夸张到极处，也就同时真实到极点”，②因而其寓言性也就更富于典型意义。
海峡两岸的都市小说在80年代的讽刺与幽默，从本质上讲，台湾小说是以“戏谑的讽刺”来看取人生，用玩笑而又轻松的幽默感来处理题材。这样的小说显得单纯、热情，锋芒毕露，也充满着刺激，既适应了文学的消费品格，也满足了广大平民读者的审美趣味。而大陆的同类小说，不论是反思性，还是寓言性的，虽说也不乏轻松、愉悦的喜剧性，但较多地带有“惩罚的或凄厉的讽刺”的色彩。这是由于大陆的这类小说都触发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思考，带有较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读者的审美愉悦不是在开怀大笑中得到满足，而是在对滞阻社会前进的旧事物的揶揄、调侃中，获得精神慰藉和审美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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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雷达：《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危楼记事〉的批判精神和文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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