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书末寄语 |
作者：赵朕 作于：2006-4-9 10:04:16 访问：116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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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末寄语
校对完这本小书的最后一页清样，本该长长地吁一口气，然而，我却顿时觉得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似乎不陈其情则无以为快……
一，
这本薄薄的小书，对于别人有什么感觉，我不得而知，但对于我却是弥足珍贵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它凝聚着我的心血与精力，更重要的是，它是诸位师友帮助指导的结晶。值此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非常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林正让先生的扶植和台港文学编辑室主任林承璜先生的热心帮助与悉心指导；也非常感谢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登翰先生于百忙之中，审阅拙稿，慨然作序；同时还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彭韵倩先生、古继堂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黄重添先生和汕头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陈贤茂先生对我的支持与鼓励。雅谊殷殷，感铭于心，难以忘怀，谨在此向诸位师友深致衷心的敬意与谢意！还要赘言的是，我的夫人吴瑞云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她的默默奉献更使我铭诸肺腑。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是一项极为繁重而又严肃的工作。对我来说，从事这种研究不仅受到资料奇缺的限制，而且也受着个人学识、才智的制约。这种力所不逮，难免在书中留下疏漏、错误和失当之处。殷切期待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读者、学者、作家给予批评指正。对此我是感激不尽的。
二，
我初次接触台湾文学是1980年的事。当时，我在创刊不久的《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聂华苓女士的小说《珊珊，你在哪里？》。由于这篇小说的题目格式与大陆诗人柯岩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很相似，再加上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就怀着好奇的心情阅读了它。殊不知，这么一来在翻检文学刊物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台湾小说作为阅读的热点。后来又相继读了几篇评介台湾文学的文章，使我对其有了大体的了解，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世界。几乎是与此同时，我还接触到比较文学，为我打开了另一个视野世界。这两个“视野世界”与我喜好探索的本性相撞击，使我产生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索的念头，企望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海峡两岸小说的异同及其渊源关系。这样，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课题就开始躁动于怀。
然而在当时，报刊的约稿和出版社交付的编写任务纷至沓来，年年月月笔耕不辍，仍有一些约稿不能按时交差，只好把这个自选课题搁置在书屉之中。
在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向林承横先生介绍了我的课题计划。当即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并引荐我结识了几位台湾文学研究专家。会后，还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由是，使我增强了完成这个研究课题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进入研究课题之后，我确立了一个研究基点和一个重点。前者是指站在母体文化的基点上来透视台湾小说。我认为，尽管台湾文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它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根在大陆。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伸与发展的结果。因而只有以母体文化为基点来考察台湾文学的流变，才能清晰地揭示出海峡两岸小说的地缘、史缘和血缘关系。后者是指通过对台湾和大陆小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体文化的比较分析，来展示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相依共存的态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从历史渊源、地域位置、民族同根意识、文学思潮反响，以及文学自身规律等方面，来寻绎台湾与大陆小说的血脉相通的关系，中国
传统文化对台湾小说发展的影响，民族审美意识对台湾作家的潜隐性的张力作用。从而在多元对比和横向交叉的环节中，把握海峡两岸小说源同流异的特征，以及台湾小说在面向大陆与海洋的机制中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新的文化情境中的增变与重构的轨迹；以便为大陆小说发展提供先导性命题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在具体的课题处理中，除了在每章之首以适量的文字扫描母体文化对子体文化的影响外，都是采取“反观”的形式，以台湾小说为主体来与大陆小说进行比较的。我觉得，这种着眼于台湾小说，落墨于大陆母体文化的处理，既可以突出论述的重点，又便于溯本探源，理清大陆小说在台湾延伸、发展的脉络。
三，
我之于文学，是播种早而收获迟。读小学四年级时，我因获得区级模范儿童称号而被破格接纳为高年级的“读书会”成员。“读书会”的指导老师高翮的文学造诣很深。他给我们讲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的诗歌，从而诱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于是，家里的藏书和报纸，对我也不再陌生，成为我很要好的“朋友”。这时，我也学习写诗。遗憾的是我缺乏诗才，除了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过诗作外，都未能变成铅字。当时变成铅字的是些非文学性的短文，不过这对我也是个鼓舞。
1954年夏，在我苦于寻找不到文学的门径之时，冒冒然给老舍先生写了封求教信，希望得到“芝麻，开门！”的馈赠。老舍先生的回信，不仅给予我极大的鼓励，还引起了校长的关注。他鼓励我按老舍先生的教导去做，还推荐我担任学生会的学艺部长，为我提供了较为特殊的读书条件。在中学期间，我读得多，写得少，但也在狂热的情绪中创作了几十首“民歌”。有些还阴差阳错地被选编进《农民诗歌选》。
中学毕业前，我在《歌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艺术短评，激发了我对文艺理论的兴趣，也直接导引着我的高考志愿的选择。殊不知，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向文学殿堂拾级而上时，意想不到的家庭出身“问题”袭击了我，使我茫然无备地接受了命运的愚弄。然而，我既没有灰心，也没有气馁；相反地却以艰辛的拚搏来同命运抗争。在高校学习期间，尽管那是“爪菜代”的年月，而且我的家庭负担又很重，但我们仍以卧薪尝胆般的毅力，白天学习俄文专业，晚间自修中文课程。到毕业时，我已完成了两个专业的课业。
参加工作后，我在繁忙而严格的教学工作之余，于夜阑人静之时，秉烛研究与创作。几年间，我创作和改编了四部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还积累了十多万字的笔记、卡片，着手写关于戏剧创作理论的专著。然而恰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了！我那些投寄出不久的剧本，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下落不明；那刚刚写出第一章初稿的《剧本创作教程》，却迫于时势的压力而“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1973年我因调到一个没有开设俄语课的中学而几乎成了“全才”教师。为了证明我不是“全才全能”的人，我写了篇文学评论投给以“开门办刊”著称的《天津师院学报》，并且受到鲍昌同志的重视。他登门造访，鼓励指导，还经常确定选题约我写稿。后来我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研读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生的课程。由此，确定了我的科学研究的主体方向。
四，
通过多年来的文学研究工作，我深深地感到文学研究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与研究者的世界观、审美观密切相关。我所选择的文学研究对象，是那种健康、质朴，充满生命力的文学，是那种与时代、与社会声息相通、脉息相连的文学。我研究文学没有兴趣搞那些烦路的考据，或循蹈他人的轨迹，而是企望在自己认知的领域探求美的内蕴，美的魅力。
文学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切忌趋炎与媚俗。研究者要有自己的人格，要把自己的爱憎褒贬的情愫注入研究工作的始终，褒其爱，贬其恶，评人论文秉笔直书，仗义执言，实事求是。那种“打棍子”、“抬轿子”，以及玩弄“七巧板”式的文学术语游戏的文章，不仅降低了评论家的人格，而且也亵读了文学研究工作的高洁与尊严。
文学研究工作者要自甘寂寞，不怕坐冷板凳；同时也要有甘苦寸心知和自得其乐的胸襟。当春柳依依、夏荷田田、秋阳灿灿、冬雪皑皑之际，我常常羡慕那些不负时光的人们，但我却无缘领略大自然的馈赠，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爬格子”。当名利、普升、奖赏等荣誉怠于光顾我时，既不懊恼，也不怨天尤人，更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周旋于上下左右之间。我一向不无固执地认为，成果是权威的认定书。我的书柜中那一百六十余万言的写作成果和案头上不时收到的约稿信，使我忘记了囊中的“拮据”，住房的“羞涩”，油然而产生了一种价值感和使命感。我虽然已届“知天命”之年，但仍不废我的人生信条；“与命运奋斗，其乐无穷！”
辛未岁尾于山川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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