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邰科祥评《山匪》：乱世商州的悲歌 |
| 作者：孙见喜 作于：2006-3-21 19:46:16 访问：87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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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宣称孙见喜的《山匪》是一部史诗，一定会引来这样一个结果：不是哗然，而是沉默。即不会有人轻易的赞同，但也无人会简单的反对。这种尴尬正好表明《山匪》与史诗有不解之缘，客观地说，它是一部逼近史诗的巨著，或者说，它距史诗仅半步之遥。史诗虽然不是我们评判现代小说的唯一标准，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巨大的标高。能达到这个标高的作品为数不多，能接近这种高度的小说同样寥寥无几，《山匪》的价值由此可见。同样，《山匪》的缺陷或遗憾也就不言自明。
把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雕塑到如此细致、逼真、立体、透明的程度，《山匪》是空前的。在我们建国以来的小说中，涉及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不多，影响巨大的有《白鹿原》、《活着》两部。但比较而言，这两部小说对“乱世”的描写都没有《山匪》这样系统而直接。它们都只是把时代的状况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一个背景，而且处理得也较为简单和粗略。《山匪》独创性的把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又何尝不是整个旧中国的缩影）“无政府”的具体情状如丝如缕加以述说：军阀混战，政权频繁易主，社会动荡不安；在“西安省先是陈树藩的统一共和党，接着又出了井勿幕的陕西国民党，后来又是张凤翙当了陕西都督，都督屁股没坐热哩，大总统袁世凯就派北洋军陆建章主陕当了剿匪总司令（《山匪》第46页）”到了地方则是土匪横行，各霸一方，乱如一锅粥“江湖会头目姚世兴接管商县政权后正在组建城防护卫队时，西安省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派部属刘纲才率两营步兵进驻县城，从江湖会手中抢走政权，江湖会被解散，姚世兴、陈贵生逃亡，陈贵生逃入秦楚交界的漫川关一带拉杆子割据一方，他的侉娃子于广德拧身投靠刘纲才，成为后来的老连长。而姚世兴率十三香把子入了南山盘踞红岩寺被人称为南山罩。”这几股力量就成为直接搅扰得苦胆湾老百姓鸡犬不宁的罪魁祸首，再加上从河南过来的白（狼）朗和后来新生的土匪唐靖儿、固士珍、白脸娃娃、支麻子、曹鸡眼以及靠邪术蛊惑人心的毛老道，还不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一切势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革命”、“剿匪”、“复清”还是“护烟”，其实“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挖一耙子哩”。至于老百姓自身中邻里的纠纷、宗族的恩仇就更不用提。所以，难怪作者把故事发生的中心地称之为“苦胆湾”，他就是要凸现人民内外交困，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生存状态，就连给小孩过满月招待宾客竟然需要军队压阵、护校队放哨、逛山护场子（参见第285页）。种种这些，作者都不是简单勾勒，而是作为小说的主干情节加以详细的描写。在小说的封三上为什么印着东秦岭一带的地形示意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为了清晰的展现各路“诸侯”相互抢夺地盘的路线。正是因为孙见喜把时代的“混乱”作为小说主要描写的对象，也才使它区别于同类小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普通小说，成为中国的一部《乱世佳人》。
我觉得，把时代的情状作为背景还是对象，这不只带来阅读效果上的差异，更主要的还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即这种写法未尝不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大胆的探索。
自觉地向世人展示商州的地域文化魅力并且达到洋洋大观的地步，《山匪》是空前的。孙见喜不但向读者展示了商州现存的民俗风情，而且还复活了半个世纪以前盛行商州但今天已不大流传的某些文化形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见喜先生对此进行了满怀激情地描述。有些评论家诟病《山匪》中对商州民俗浓墨重彩的穿插、铺叙，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作者为什么这么倾心、执着于此？我以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孙见喜对故乡的民间文化的痴爱，对商洛这块故土的迷恋，这里的地域文化与中华大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或许是想借这本小说充分张扬故乡的魅力，激发读者对商洛的向往，但事实上也在探掘着民族文化之根。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全面地记录和描绘东秦岭一带独特的民情风俗。诸如四时八节、婚丧嫁娶、择吉禳治、社火庙会、经布压担、俚语方言、臭臭花鼓包括各人的取名都有外号的习惯等。总之，凡是商洛这块封闭的地域与别处不同的礼仪、规矩、方式都被孙见喜全盘收集，并且比较自然的涂抹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底布上，从而织就了一幅地道、浓郁、包罗万象的商洛民俗画卷。可以这样说，商州文化由于《山匪》的出世而导向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珍爱。
如果有人企图了解商洛的奇风异俗，我想你无须翻阅地方风俗志一类的资料，看看这部小说足矣！可以说，迄今为止，象这样密集、浓烈、原汁原味、彻头彻尾的展现商洛地域风情的小说是无人可以企及的，就连贾平凹也不例外。尽管贾平凹是最早传播、赞美商洛地域文化的人，但在他的作品里也没有这样丰富、全面、真实，特别是对作为一方文化的最明显的标志——语言之使用，更无人可以比肩。贾平凹的方言使用也没有这么准确、熟埝并且富有表现力。所以，有评论者指责孙见喜在小说中大量的充塞民俗的内容，有时甚至不顾整个故事情节表现的连续性，任意打断，阻隔，以至某些插叙成为可有可无的断片，这些不无道理！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作品中的民俗描写，他们并非是作者硬性楔入的补丁，即与作品的整体毫无关系，而是或多或少发挥着烘托气氛、变换叙述节奏、交代时令背景等的作用，因此，民俗话语的介入并没有影响小说整体面貌的美观，而且为之增色不少，就象西双版纳特色的蜡染制品，这些民俗深深的沾染了商洛山地特有的野味。当然，作者如果能把这些民俗话语打造得更加精致并且更自然有机的融合到小说的情节中，那就再好不过了。
总之，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这一大胆和越轨的举措是孙见喜先生40多年所积聚的对故乡的挚爱和赞美之情的集中爆发，我们就不但不会怪罪他，反倒要肯定他的这一创举。况且按照艺术发展的规律来判断，没有任何一条艺术法则规定作品只能写什么或者不能写什么，更没有规定作家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所以，只要不影响小说整体立意的表达就都无不可。
企图从宗教的视角探索富有终极意义的人生命题：如生死善恶等，《山匪》是值得称道的。小说中弥漫着宗教的氤氲，孙见喜也有意识的泄露着他的哲学观。戒贪欲，求平安。这是佛的永恒的声音，也是百姓千年的呼唤，更是作者参透人生的禅语。欲望是无穷的，只有平安是最实在的。范长庚回头是岸，一心向佛，不再四处奔走，与人争高争低。陈八卦收起了他的“兜子”开始娶妻种地，过起了平常人的日子。孙法海一直在练习着一个大字：“安”。并反复念叨着“安要写好，宝盖要小”、“宝盖下有猪则家，有女则安。”这一切言行都是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波折折后的顿悟。特别是乱世，老百姓最盼望的就是和平，没有硝烟，没有争斗，人人丰衣足食，家家丁口兴旺。但是就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愿望要实现又谈何容易，孙家一门处世平和，仗义行善但结果竟屈死了五人，难怪老实的撅头老三也要当土匪，因为他深切的感受到忍让示弱、以善报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哪个无政府的时代，谁有枪、有武力，谁霸道就能横行天下。弱者只能遭欺负，蹂躏和践踏。十八娃明知道残忍的杀害自己丈夫的罪魁是老连长，但她一直不敢吱声，甚至要强装笑脸去侍奉仇人。可是，以恶治恶就能行得通吗？冤冤相报何时了？马皮干这个外户人一直耿耿于土著人对他们的歧视终于在利益的诱惑下割了孙校长的人头，可是铁绳和黑手还是把他的头也割了下来，唐靖儿、固士珍当土匪自然与他们的不务正业和调皮捣蛋有关，但也是被“乡亲”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他们始终寻机报复的行为同样是恶的意识发作的结果；海鱼儿性格的变化有点突兀，只是因为孙家把他赶出了家门就从此与之不共戴天，虽然牵强了点，但恶的因缘没变。有人说《山匪》是武侠小说，开始我也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想来还不无道理。小说从始到终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快意恩仇的衣钵。不过，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进一步探索一个上升到宗教意义上的话题。恶由何生？或者如何从根本上遏止罪恶？这是孙见喜又一贡献。善由善始，善始善终。而以善治恶，或者以恶制恶都是不足取也行不通的。以善导善即是用善去教化而不是感化，感化是不自觉的，教化是理性的行为。是现实可行的、是引导人类趋向文明、进步的有效手段。在小说中表现为孙法海、陈八卦等的兴办教育。固士珍和海鱼儿、唐靖儿的匪化或是缺乏教育或是教不得法,总之都是教育的误失。撅头老三的愚顽不化同样也是缺乏教育，更缺乏宗教的沉思和觉悟，也许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通病。
孙见喜的宗教兴趣和天赋是少有人及的。苦难之成为这部小说的内容不能说与此无关。人生是苦，苦海无边，佛家如是说。但回头是岸也是佛祖教化众生的法门。说穿了就是平心静气，和善处世。《山匪》中弥漫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以至苦难的极致——死亡，而且是令人发指的死亡形式：割掉头颅，让人身首异处。甚至把人剁成节节。不过种种暴行，作者均轻描淡写、直接叙述，丝毫不夹杂一句激愤的议论，这当然不是作者冷酷无情，好象司空见惯、无动于衷，而是宗教的超脱、达观使作者心静如水，视苦难如敝屣更加坚强。灵魂的博大必将战胜所有物质的苦难。十八娃在内心极度压抑，痛苦无处诉说的情况下曾经用民间上独香的方式向不公平的命运发出诅咒，但当她渐趋成熟时，面对帮助自己杀死血海仇人的小牛郎却说了一句似乎平淡无奇，实则禅机很重的话：“你咋是这？你咋是这？”表现出菩萨般的慈悲和善良。
但是，《山匪》致命的缺陷是是技巧不够圆熟。具体表现为三：一是结构拘谨。小说为什么具有史诗的内蕴却缺乏沧桑感和宏伟感？我觉得主要的因素是作者在大题材的宏观处理即结构方面经验不足，尽管作者已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运用了不少具体的技巧，如：悬念、象征、渲染、倒叙、插叙等仍不能保证整部作品一气贯通，说穿了就是结构的总体设计有些欠缺。《山匪》只选择了8年左右的时段，一个地区的范围，虽然在局部的表现上酣畅淋漓但终因时段的短暂，地域的有限，它就只是一曲乱世商州的绝唱。如果作者把乱世和治世一块描写，把故事发生的空间加以开拓，亦即如果把故事延续几十个春秋以至更长，那么留给作者腾挪的空间会更广阔，小说中的人物包括社会状态就都能作戏剧性的转换，小说的主题才能进一步的升化，因此悲剧的味道会更浓。
二是小说的主人公不能“顶天立地”。当然，我们不是想唤醒“高大全”式的死魂灵，而是深感孙老者和陈八卦这两个人物分量不够，他们象一个个沉默的羔羊，软弱无助，任人宰割。最多具有农村乡绅的机智和灵活，即使有反抗但方式和力度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个体人格没有树立起来。小说的一个灵魂思想是礼赞村社文化或准确的说叫宗族文化的力量，这是孙见喜清醒的、想要重笔表达的内容，可惜由于主人公的形象单薄从而没有完满的传达这一深刻的思想：“是什么力量维系和凝聚着底层的人民？”我想，这个失误的根本在于作者描写重心的偏移，原本他应该凸现孙法海和陈八卦性格中的思想感召力，把他们作为苦胆湾人民精神的领袖去塑造，近乎小说中何根庆的威望。继之，将主人公置身于宗族生存和发展的复杂关系中，让他们的领导、组织、协调、应变等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现；可事实是，小说的中心却放在孙氏单姓家族的由盛而衰的历史，孙法海也成了敲锣打更，提醒乡邻防火防盗，逃避匪灾的报信人，而陈八卦则成为用小把戏替人治病解困的江湖术士。这显然不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中国民间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顽强的坚韧的生命力。
三是主观化的成分太浓，小说从头到尾完全是作者引导着故事，而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故事自身符合逻辑的向前推进。作者的理性因素过于强大，一切细节都似乎遵循写作前就已经设计好的思路，很少作一些应有的变更。唐靖儿与海鱼儿包括撅头的成匪过程和思想都太简单，依据不够，显得生硬直倔。而且大多情形只写结果而省略了过程，没有任何的铺垫，让读者觉得突兀。显然，作者想把由民变匪的容易性或者普遍性作为支撑小说主题的证据。可是，这中间总觉得缺什么东西似的，好象需要从情节的演进过程中自然地显示他们不得不为非作歹的许多情由。
再就是小说基本上以叙述为主，描写相对稀少。这种叙事风格很容易导致“作者中心主义”。假如作者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多费些笔墨，那么小说的情节、环境、性格等恐怕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随意、窒碍、松散。作品中大量的民俗事象的介绍之所以被不少读者认为有点游离，其失误恰恰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永远看好孙见喜深厚的功力，我们更钦佩他的独立创造精神，《山匪》毕竟是一部思想艺术十分独特的作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比《山匪》更圆满、更令人心醉的，真正意义上的史诗。
2006年3月20日15时30分于商州
（邰科祥：商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有《贾平凹的心阈世界》等学术专著五部）
责任编辑：唐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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