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喜长篇小说<山匪>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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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见喜长篇小说<山匪>评论集

作者：孙见喜作于：2006-3-21 11:10:57 访问：1026 评论：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山匪》概说
　　费秉勋
　　读见喜的《山匪》或多或少有原来读陈忠实《白鹿原》时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对作者这种文学升华没有精神准备，觉得突如其来，对作者新显示的文学实力很吃惊，有一种陌生感。这是以前那个孙见喜写的吗？他能这么厉害？甚至心中腾起一股肃然起敬的感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成为文学领域最强劲的风气。这大约是因为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最受社会关注，矛盾文学奖是为长篇小说专设的，出色的长篇小说容易引起文学震动。这种震动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得矛盾文学奖的作品不一定持续的时间长。有些是得过奖之后就被人们遗忘。以我的感觉，这种文学震动波，持续时间最长的，还是我省作家创作的《白鹿原》和《废都》。当然最有价值的持续是历史的记忆，历史是无情的，不是由谁说了算，真正是由漫长的时间去考验的。说这些话是要引出今天要说的一句话：
　　《山匪》是不会被历史和时间遗忘的。
　　这话当然不是妄说的。这是因为，《山匪》是具备“史”的品质的，是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的。《山匪》的史学品格是多方面的，这包括:1、二、三十年代在商洛山区极为猖獗的各股绿林草寇的起始、相互纠葛以及与官民的关系。2、已濒临灭绝的一些民俗，如婚丧、巫觋、风水、节庆、礼仪、村社乡规、宗教活动等；3、旧时花鼓艺人的生存状态，臭臭花鼓的演唱实况以及丰富的花鼓唱词；4、已不为当今青少年所知的各种民间工艺，如农家纺织、染坊、油坊、扁担制作等；5、如今已不存在的社会行为，如缠脚、挑贩贸易、码头帮会活动等；6、重大历史事件，如军阀之间以及军阀与革命军之间的纠葛波及到商洛的政治风云，共产党在这一带的活动，白朗起义对商洛农民的扰害等。
　　以上这些，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亲历者和知情者已越来越少，加紧用文字进行记录，是一种价值很难估量的文化抢救。见喜在写这些历史的时候，他既是一个富于文彩的作家，又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没有半点的轻忽、大意和随心所欲，非常严谨和认真。在今后的历史时序中，《山匪》会因为它的史学品质而成为一部非寻常的书，它的学术价值会越来越被史学家、民俗学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者所重视。
　　《山匪》的经典性也主要表现在这类具有史学价值的文学描写中。说经典，是指记述和状写中的到位和精辟性、准确性、不可改易性，从而获得阅读中的信服力。我对见喜以往的文学叙事文字的印象是节制不够，容易失控，读《山匪》又特别欣赏他史笔的干净和练达。
　　一部长篇是否成功，要看作家是否用特有的艺术创造力构创了一个足够宏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机的、自足的、流动的、完整的、独特的、十分感性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山匪》是成功的。读这部书，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洛山中的广阔丰富的世界，就横亘在我们脑中。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农业的、宗教的，无所不包，使我们感性地领略了那个时代州川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其中充满了矛盾和人事纠葛，浸透着人们的欲望和追求，欢快和苦难，不安分的闯荡和苟安的承受，也展示了他们的深厚的感情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特定地域世界，而显示了某种沧桑人生的普遍性喻意。像孙家这样的一个州川的准望族，在那样的时代里，也生活得十分艰难，最后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每一个人都有着悲惨或悲凉的结果。全书结尾，也带着相当的悲剧性，给人一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感觉。这是一个大悲剧的结尾。
　　其实《山匪》全书所写的就是一个大悲剧的。因为全书所揭示的
　　两种力量的对垒，本来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冲突：山匪的强暴力量与孙老者们维护社会安和的力量，这两方面的较量，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在州川这片土地上，前者雄强，后者柔弱；前者是虎狼，后者是蝼蚁；前者是刀俎，后者是鱼肉。这两种力量，以孙老者为领袖的村社力量虽然是社会的根基，他们以通俗化和平民化了的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坚守着村社的传统秩序，为整个社会生产着并提供着生活资料，但他们手无寸铁；而山匪们不会给社会生产任何物质，他们纯粹是一种破坏力量，破坏社会安宁、破坏乡村经济，但他们本身都是一支支武装。形势决定两种力量对垒中善败恶胜的必然性，决定了全书大悲剧的必然性。
　　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大悲剧是必然的？《山匪》这本书如果能进一步用艺术描写向深层考问，就会写得相当深刻，就会禀有非常深邃的内涵和更尖利的批判性。它将揭示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痼疾，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它的根源在国家机器的柔弱无力和民主政治的薄弱，越落后的地域越容易孶生土匪。土匪是古代的恐怖主义势力，恐怖势力的特点之一是缺乏善恶伦理观，土匪现象是对官府腐败和国家机器无力的一种惩罚，但它残害的却是民众。官与匪一般来说是对立的，但也常常勾结。官与匪或分或合，受害的都是老百姓，诚如元代作家张养浩在曲中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土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特产。土匪文化应当好好研究。
　　我觉得《山匪》的文学成就之一，是不但写了上述两种力量的较量和对垒，同时还写了两种力量的交叉和同一，土匪是从普通民众中生出来的，许多贫困无赖者如唐靖儿、固士珍之流成了土匪，一些原本善良者如海鱼儿由于某种机缘也可能成为土匪，而有人原本是土匪后来又成了护校队，成了对付土匪的力量。这就是说善恶可以转化。孙老者对唐靖儿、海鱼儿，甚至对白脸娃娃等都有着复杂的感情。
　　在某些特定的个体人或个体事物上也存在复杂性，善中有恶恶中有善。
　　宋代的说书分四家，其中主要是“小说”和“讲史”（其次有“说经”和“合生”）。“讲史”主要是说“三国”和说“五代史”；“小说”主要是说市民的日常生活故事和爱情故事。《山匪》包括了相当于宋代说书中的“讲史”和“小说”两部分。不过宋代的“讲史”是以历史为依托的长期积累的民间集体创作，《山匪》的“讲史”虽为私家成果，却严格依据于史料，只是从艺术上把史料小说化、感性化了；而《山匪》的“小说”部分的故事骨干，却也有着基本的事实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读了《山匪》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写得文采斐然，而又非常扎实，真实，可信，没有一点虚浮、儇薄、随心所欲、游谈无根的感觉。
　　《山匪》是以孙氏家族为轴心，辐射着来展开全书故事的。写家族的长篇很多，我们可以用《红楼梦》为参照来谈这一点。红学家曾认为《红楼梦》带有曹雪芹自叙传的性质，《山匪》是以孙见喜曾祖到祖父辈的基本家族史来结构故事的，比较起来，《红楼梦》写家族是内敛在家族之内展开的，但这个家族太大太复杂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因为现实主义在曹雪芹笔下的成功和胜利，所以《红楼梦》典型地再现了那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本质，甚至超越时代而揭示了丰富的人生真谛和人生哲理。《山匪》是以孙氏家族为轴心，向社会的各个方面辐射展开，所以差不多是正面写大社会的。也许曹雪芹一直生活在家族之中，不大熟悉大社会的生活；而孙见喜却经历了包括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所以两本书用了不同的写法。当然，以文学成就的高下相较，《山匪》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家族小说方面，对它们作比较研究，总会引发一些思考的。
　　以孙氏家族为轴心向社会辐射展开，对以孙法海为首领的这个具体家庭而言是非常相宜的。他本人在社会形态变更中，从前清衙门的大贯爷过渡为在乡里威望极高的乡约三老式人物，关系到乡梓的治安、风化、税收、河防、词讼等事，都必须由他经手处理，政府、土匪、百姓、外乡人，要在苦胆湾周边的十里八乡办事，都必须与他打交道。另一乡绅式人物陈八卦，是他的臂膀和影子。他的二儿子矢志教育，办中心小学几乎成了孙家的家事。以政府军事统领身份维持州川治安的老连长则与孙家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是孙家的灾星，也是孙家的保护者，是孙家的亲戚，又是孙家的大仇人，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孙法海的四儿子在老连长麾下干事，又把孙家引入军事战乱的旋涡。这样，各种州川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都交织到孙家来，从而保证了这部长篇从家族向大社会辐射的总体结构的成功。
　　见喜在写这部书时，捕捉并把握住一种语言和语感，带点古雅味的书面语言和经由提练的土语相融和的叙写语言，成为述写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特定生活的十分相宜的载体。
　　要说这部书还存一些遗憾，简单地说就是“鲜活”而不“显豁”。点上鲜活，面上不显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1、表述上艺术隐忍过度，即叙述语句常常不够直截了当，逻辑流动性不强；2、写人物使用“积墨法”是好的，但哪里应重哪里应轻，须有主有次，合理安排，避免分配失调；3、在结构中使用“穿插法”这也是好的，但穿插过密过长，会阻断阅读记忆。
　　《山匪》是陕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陕军东征”以来出现的最优秀、最值得重视的长篇。我因此对见喜产生了更浓的敬意。
　　（费秉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易学研究院院长，陕西中国神秘文化学会会长、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出版有：专著《舞蹈与社会生活》、《中国神秘文化》、《八卦占卜新解》、《奇门遁甲新述》、《飞盘奇门遁甲》、《易学万年历》、《白话易林》、《方术异闻实录》，评论《黄庭坚诗艺发微》、《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等。专著《贾平凹论》获中国第三届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中国舞蹈奇观》获陕西省首届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优秀专著奖。）
　　
　　费秉勋小传男，1989年9月生，陕西蓝田人。文学教授。196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任《群众艺术》（今改名《百花》）编辑14年。1987年考取西北大学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先秦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秘文化丛书”主编、陕西省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舞蹈家协会陕西分会理事、中华舞蹈史研究编委、陕西省散文学会理事。近年发表论文有《论元代悲剧》（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悲剧喜剧论集》1983年6月版、《贾平凹新作浅议》（《光明日报》1980年10月22日）《论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1期）、《贾平凹商州小说的章法艺术》（《人民文学》1987年第4期）、《盘鼓舞初探》（《舞蹈》1981年第6期）、《楚舞考略》（文化艺术出版社《舞蹈艺术》第5辑）、《论汉代舞蹈》（《舞蹈艺术》第12辑）、《中国古典文艺与西方现代派》（《西北大学学不报》1986年第1期）、《西部精神的历史根源》（《艺术界》1986年第1期）、《找回失去的自由——中国艺术的根本出路》（《美术》1987年第1期）、《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文学家》1986年第1期）等120多篇。专著有《中国舞蹈奇观》（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易卦新述》（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7月版）、《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中国舞蹈奇观》获陕西省艺术学科研究奖。（西北大学，西安71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