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真的健忘么? |
作者:高成 作于:2006-2-21 9:24:11 访问:805 评论:2(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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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断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中国人对历史是健忘的”。一直想写点什么,好像又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再加上忙于其它写作,便一搁再搁了。 近读署名为“老虎庙”的一文:《重庆红卫兵公墓真要被炸毁吗》(载《博客网》2006年02月17日)。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一个物质的东西可以被后人随意灭毁和抹杀,这虽也是令人担忧的事情。但在担忧之余,我们更担心的则是中国人的历史健忘症。” 读罢此文,再一次拨动了我大脑里的某根神经,觉得再不写点“什么”,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听到重庆红卫兵公墓要被炸毁的消息是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由此,笔者联想到有关毛泽东的塑像。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去成都出差,到人民南路,几乎所有的建筑都“面目一新”,唯一的毛泽东站像还依然如故地矗立在那。这似乎让我找回了一点点少年时的记忆。据说,全国各地,当年炸毁了不少毛泽东的塑像。作为那个疯狂年代里的许多印迹便不复存在了。而此后,人们便也绝少在公开的媒体上提及。就像很多城市,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不少古建筑毁于一旦。 当然,我并非在做往事的追忆,也不是对要不要保留历史的遗迹进行评说,只是想说,我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是健忘的,我们中国人并不健忘,特别是对历史问题。只是因为我们不能不健忘。因为我们上行下效,因为那些所谓的政治家们、为政一方的官员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即大都喜欢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遇到一些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的问题时,便绕开一走了之。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种聪明。正如上述文中所记述的那样:“后由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视察后虽未有明确发表意见,却于事后拨款修缮了墓园,并且修建了一堵围墙,被认为是‘廖伯康的高明之处’,既然现世里无法定论,那么就围起来,也不供参观。”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还少不更事,但是,从后来的阅读以及其它渠道,我还是获得了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素材,也一直想写写这方面的东西。当然,要写小说,仅凭那些书面的东西还不足以支撑。于是,我便想换种角度,即写这段历史给中国所造成的灾难,以及那些灾难对中国几代人所造成的遗害! 当我跟圈内朋友谈起这想法时,却听到了这样的劝告:这种小说(短篇小说)现在很难发表。 其实我知道,圈内朋友谈起这段历史,无不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又都对此题材望而却步呢?盖因为“现世里无法定论”? 对此说法,笔者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禁要问,历史的东西是客观的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事实就是最好的定论,是无需任何人定论的,可为什么又要非得有谁来定论呢? 仔细想过,原因无非有三,一是中国是个政治的国度,一切要讲政治,即所有的活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都要讲政治;二是一切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历史问题也概莫能外,中央没有说的,老百姓是万万说不得的,否则就与中央唱反调;三是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什么事情都需要慢慢来。 因此,当我们面对新中国五十多年来许多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只能看中央是怎么说的,然后才能附庸一番。举一个实例:当年马寅初提出人口论时,因为某个领导人提倡“人多好办事”,结果马老先生横遭厄运,一时间中国人口的繁殖率走在了世界前列,而经济却走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中国要搞计划生育,那么,便有科学家做出一番所谓的“科学论断”,说“男女生育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和二十六”,云云。 国家管理者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管理权,一切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按照祖师爷们的定论、按照国家管理者的意志去评判道德价值去规定行为模式。而当我们面对许多问题许多灾难时,我们只能提出若干个“如果”,只能走不断“拨乱反正”的老路! 归根结底,一个缺少个性缺少民主的民族,一个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意志的国度,怎能谈得上对历史的评说,又怎能不健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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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友最新五条评论:[ 查看本书全部评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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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游客的评论!但是我想知道您评论的 |
高成 |
<2006-5-3 22:2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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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亏没有发表你有关文革的高论,否则一定 |
游客 |
<2006-2-27 12: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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