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与创新离我们有多远? |
| 作者：贾彦玉 作于：2006-2-19 8:35:43 访问：110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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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值得自豪、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亮点，也有不少制约人才生长的瓶颈，只有将这些瓶颈一一打破，才能形成一个无比广阔的人才发展空间，才会引来一个实用型、创新型人才辈出的时代。
（一）
由于“望子成龙”心切，我国的许多家长惯于替孩子考虑和设计：
刚一怀孕就购置许许多多的音像资料，开始所谓浩大、慢长的胎教“工程”，尽管自己没有那方面的兴趣，也强迫自己去培养，那怕处于昏睡状态，也要坚持听下去；
孩子刚一出生，抱回很多看图识字、拼图、积木、外语磁带、光碟等，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学；
到孩子会说话、会走路时，各种各样的负担就接踵而来，什么学唱歌、学跳舞、学认字，学练书法，学弹钢琴，学背唐诗宋词，学读外语单词；
孩子上学后，除了请家教或经常跟老师进行补课外，还参加各种奥林匹克教育，等等。
有的家庭尽管经济倨紧，即使少吃一点饭，少穿一件衣，省吃俭用，也要对孩子进行与自己家庭情况不相适应，又对孩子成长不利的“智力投资”……
通过对城里部分孩子进行了解，不少孩子跟本就没有星期天、星期六的概念，整天除了上课，还是学习，即使给孩子玩的时间，也需要爸妈跟着、带着，从不给孩子自由想象、自由活动的空间。
这样，不仅大人受累，孩子受罪，对幼小的生命本性是一个严重摧残。这种不顾孩子承受能力的“考虑”比不考虑强不了多少，这样不仅制约了孩子个性的发展，窒息了他们自由成长的空气，扼制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给他们加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教育方法即使能使孩子成才，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才。即使智力得到发展，但德、体、美发展不够平衡，不够协调，会出现不合于群体的孤僻、不适应社会的怪才，走在清朝学者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的“病梅”的路上。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如果让他们与世隔绝的封闭式教育，肯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环境，这等于把他们推上了一条狭窄的胡同，使他们缺乏友爱，缺乏协作。许许多多孩子长大后变态、冷酷、狭隘、畸形，大多与家长们过分的考虑与强求有关。
孩子的天性是玩，孩子是社会的一分子，终要溶入社会之中的。因此，如何让孩子在玩中开发智力，在玩中得到快乐，在玩中学到知识，这倒是所有家长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
两三年来，我在数月之内在相关媒体看到两次关于“天才”孩子的报道：
不到三岁的孩子能够对所有国家的首都、名城倒背如流，引来不少人的赞叹与折服；
三四岁的孩子按照一定的运算法则能在数秒之内进行6、7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脑灵心快，分毫不差。
媒体上还有不少关于神童的报道，看后也深为这些孩子在相应的年龄段把智力开发到如此极致的程度惊叹不已。
但仔细思考：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神童到底在知识爆炸的年代摆上多大用场？
孩子记忆力惊人的确值得赞叹，但也许他其他方面的智能更为惊人，只是我们缺乏发现、缺乏开发、没有注意罢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并不需要用活人充当知识的储存器、数据库，去代替工具书的功能。我们学知识的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在知识基础上的运用与创新，在于知识的不断增殖。如果单纯掌握知识，那人类就不能可有那么多的文明成果。
孩子运算能力固然可以反映出孩子的智商，但如此高的智商如果用在机械的运算上岂不太可惜？为什么要用死知识来占据大脑运转的空间呢？我们不缺乏计算器，我们缺乏的是创新型的人才。而创新大多需要在遵守法则的同时，善于和敢于突破法则、变通法则，甚至推翻法则。我们这样教育孩子的方法能够适应创新的要求吗？如果这样，我们岂不培养了一个又一个王安石笔下的“仲永”吗？
让我们把镜头再切换到课堂上：学生从入学到大学毕业，大多离不了枯燥和背与记；一些老师按照发黄的教案、讲义讲得口干舌燥，而学生兴趣索然，但想到考大学的任务与职责，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咬着嘴唇听下去，坚持40分钟就下课了。这样一个又一个咬紧牙关的坚持，一直坚持十多年，甚至更多，这对他们身心是多大的摧残呀？
可见，在声、影、形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教学理念、育人模式、授课方法仿佛已经远离这个时代，脱离了学生的实际，滞后于学生平时的接触与思考，课改、教改已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了。
除了灌输、说教外，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教学的目的了吗？显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要找到一个学生喜欢接受、效果好的路径，只不过需要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教育工作一线的人下一番功夫罢了。
教育应该着眼实际，突出实用，给课堂与实践划一条合理的连线，寻找学生从学校走上岗位的最短路径；教育应着眼时代要求，把多种行之有效的先进手段给课堂上运用，使抽象的东西形象化，以取得教学的最佳效果；教育应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因势利导，在启发学生思考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对社会有益的人才。
（三）
“学而优则仕”。“一旦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在凤凰池”。过去学得好与当官紧紧连在一起，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都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终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一命题一直在我国教育界沿续，或者一直在产生新的版本：凭借一次考试、一套试题、一个学历的取得，都会成为命运的转折点。因此，考上大学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80年代初，当我参加高考失利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时，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香，父亲、母亲耐心地劝导我：“都去当官谁来抬轿？”现在倒可以加一句：“都当老板，谁来打工？”这是很简单而朴实的道理，却有许多人甚至有识之士也搞不明白。
话虽这样说，但人们都不愿意去当抬轿者，尽管轿还是要抬的；不愿意当打工仔，尽管有些人不打工就无以维持生存。因此，在自己尝到抬轿苦头而无法挽回时，总希望子女不要去扮演抬轿者的角色，避免当社会“下层”人物，于是一个“以分数论成败”的时代就这么产生了，于是产生了不少快班和慢班，是于有了学生的节假日不休息。从学校到家长，层层加压，使学生稚嫩的躯干不堪重负而变形，眼镜圈一层一层地增加。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在努力之后还摆脱不了抬轿的局面。
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决定人才的多层次。每个人不可能都干自己理想的行业，人人都干一件事情，社会的多侧面决定人才的多层次。试设想一下：假如社会全处于所谓的“上层”，哪里会有什么基层？如果全是当官的或老板，就等于没有当官的和老板。道理是这么讲，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考试（仅仅是考试，分数不行未必其他也不行）的竞争中自有落败者，
应该说，能力与学历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绝对关系。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学生的高分低能、高分弱质、高文凭低水平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便发出“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呐喊，于是有了“加强素质教育”的呼吁，尽管叫声很高，但并没有唤得有关人士的醒悟，仍没有多少得到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全国几乎所有大学仍然“以分取人”，以分数定乾坤。要真正步入素质教育的时代，真正让学校多开设与素质教育有关的课程，还必须向传统的“分数万能论”开刀。
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打破了“一进大学校门就端上铁饭碗”的幻想，一些同学在进大学校门时已不得不考虑将来就业的问题了；“一劳永逸”大学梦也已被现实击了个粉碎，多方位学、坚持不断地“充电”已经成为不少大学生的自觉行动。因为要想过下去，就得有一技之长，要得生活好，就得有社会需要你的独特本领。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把握属于自己的机遇，而要把握这个机遇，就是靠素质，而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文凭。这不仅仅是大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更应该是全社会，特别是教育工作都关注的问题。
已不得不审视当今的教育问题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是值得动脑筋的。
（四）
不少大学生对于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的问题考虑得太重，致使在毕业找工作时高不成、低不就，这种就业观也值得审视了。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求知成才，而成才求知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谋生，或者过得幸福一些。然而，知识与技能在社会的角角落落都可以学到，不见得局限于校园和课堂；对于幸福的理解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去体现，也不见得非固定在某个时间、谋个职位上。
理想的职业定位应该有这么两条：一是自己热爱，二是便于自己发挥作用。然而，你热爱的工作别人可能也热爱，便于你发挥作用的，别人可能发挥得更好。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冷静思考，而不能盯着一个位子不放，这是在堵死自己成才的道路，而不是对理想的执着。而对这种情况，“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做法是极不理智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及时调头，找自己新的定位点，而不能让本来就不多的就业机遇一失再失。
我两个同学生长在农村，考了几年大学都没有考上，没能吃自己朝思暮想的“商品粮”。然而他们痛定思痛之后，立即学技能、创企业，几年后手有头也有数百万的资产，生活过得很好，成了让我们这些吃商品粮的人都羡慕的富户。他们虽不能说是成功人士，但他们应该是知识与实践结合处找到自己发展与生存的空间，在各自的岗位上服务于人类，贡献于社会，虽然他们的目的是赚钱，虽然他们的作用并不大。我认为他们过得很幸福。
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在于自己取得了什么样的学位和职位，而在于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定位。
（五）
看过不少市场用人信息，走访过少企事业单位，掌握到的情况是：很多单位不缺领导和文凭型、学位型人才，而需要有相应知识的技术型、实用型人才，尤其是生产一线的技术型人才奇缺，而有高职称、高学历的人才往往不愿意去生产一线去充当“蓝领”的角色。由于技术人才缺乏，生产技术难改进，生产成本难降下，产品质量难提高，成为企业面临的头号难题。物以稀为贵。正由于此，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城市的高级有技术人才收入标价几乎赶上或超过硕士和博士。尽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但热衷于搞技术的人还是不多，不少学生执着地攻文凭、改学位、攻职称将来好争取在官场或企业上层的优势，即使原本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在技术工作岗位上干出十分出色的成绩时，便想放弃自己的专长，并以自己的成绩作为挤入官场和上层的资本。正由于不少人对官场感兴趣，所以造成官场人满为患，机构臃肿的恶性循环。
这种问题虽出现在学生身上，出现在学校，然而根子却结在体制上，出在技术人员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反差上。因为再高级的技术人员也只能处在听机器轰鸣、享受噪音、享受异味的车间里，都要付出十分艰苦的劳动，都是没权没势、受人指挥的蓝领，都要受人“领导”、受人制约，甚至受人剥削和欺侮。而一旦从政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对优越多了，坐在办公室里既免受太阳紫外线照射，又听不到噪音，最多不过闻闻由于懒得打扫卫生、冲洗厕所而传出的臭味而已。虽不能说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读半天”，但应该比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少流好多汗。其次，他们除了工作之外，还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及名目繁多的奖金、劳保、福利之类的待遇，稍有些权来一点灰色收入也不在话下。第三，他们最起码有提升的机会，一旦混个一官半职，整天吃不掏钱的饭，抽不掏钱的烟，坐不掏钱的车，而工资再高的蓝领也得靠自个钱养着。还有一条就是当官气派、荣耀，即使是个普通官员，也有与上层人物接触的机会，有协调关系、好办事情，而蓝领再在钱办事也有“找不到北”的时候，如此等等。
可见，要真正不干扰教育和办学定位，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用人机制就不能只流于口头上，而要动真劲、下实功，对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硬杠杠，对相关技术人员有什么特殊的优惠和要求等，都要有明确规定和要求，并付诸实践，不是为堵技术人员进官场的出路，而是要保持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性，营造学技术、钻技术的氛围，改变技术人员无心技术，一心想“跳槽”的状况，切实使我们需要的技术队伍庞大起来，专业起来。
因此，准确的教育定位，培养创新型人才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学校的事，而是一个综合的因素，需要多管齐下，需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协调发展，形成一个有人学技、钻技术的氛围，从而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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