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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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作者：刘诗峰作于：2006-2-5 8:42:09 访问：1150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总是不由自主的感动。除了上帝，还有谁能扭曲我们的记忆呢
　　 ——题记

　　1976年春天，我出生在陕南巴山的一间石板屋中。那时，春意正浓，我却全然不知这是中国十年浩劫结束的日子。用母亲的话说，这娃儿是赶上好日子了。
　　但那时的家境依然很困窘，迫于生计，不到十月，我便断了奶。母亲是赤脚医生，她要不停地奔波在山乡各村各户。我于是被奶奶用吊带挎在后背上，背着我烧火做饭。我要是想睡，还会在竹编的摇篮里被轻轻的摇着，一边听着没有调子的催眠曲：“娃儿要困了哦~哦~，娃儿要困了哦~哦……”有时，我也会在奶奶的背上睡着了，就歪着脑袋在奶奶背上摇来晃去。
　　有一回，母亲离家太久了，大约半个多月。回来时，想从奶奶那里把我带回家。我用诧异的眼睛看她，缩在奶奶的身后，死活也不愿意跟她走。母亲现在想起来，眼中就是一汪泪水。
　　就这样，我还是渐渐地长大。虽然身体有些削瘦，仍和其他山里孩子一样，会把板凳儿翻转过来，面子朝下放在门前土坡上，坐在里面，往下滑。也会漫山遍野的疯跑，抓蝴蝶，摘野花，和女孩子玩过家家，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抓石子，夏秋的时候跟在哥哥的后面找野果子吃。直到有一次，大我四岁的哥哥因为多吃了些红色的山果子中毒了，被大人们往嘴里灌了些“童子尿”才活了过来。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吃那些不知名的果子，到如今连水果也吃得很少。
　　终于有一天，因为我的开裆裤被门前那土坡磨得不象样子了，母亲正闲着，就说，教你识字吧。那时起，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家里到处都有我藏起来的粉笔头。在墙上、大门上、门坎儿上、板柜上、家中唯一的大红箱子上，所有我能够着的地方都横着竖着画着象字不是字的道道。如今若是还在，恐怕是一幅连毕加索都看不懂的抽象画呢。
　　山里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看到我还算聪明，四岁时能用粉笔从1写到100了，父亲狠狠心，交了六角钱的学费，就把我送到离家三里多地的村小学里去上一年级了。自那时起，我便每天蒙蒙亮的时候在鸡叫声和那些孩子的呼喊声中，自觉地从炕里头爬起来，等母亲给我穿好衣服，就跳下炕去，挎上蓝花布做得书包，到灶头上摸一块窝头，一边啃着，一边蹦呀跳呀的跑在去学校的山路上了。
　　也许是我提前受到了母亲的一点教育，加止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比较紧，说是为了圆她过去没有上够学的遗憾，我在小学时成绩很好，每次考试虽然只是八九十分，但总在班上的第一二名。母亲为此很是骄傲了一阵子，虽然她从来没有从脸上或是语言中表达出来，可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那时放学后，基本是没有什么作业，扔下书包后，便每人背一个筐，到山上、田野里、荒地中去打猪草。我总是打一小筐猪草回来，勉强够猪吃一顿。如果哥哥在家，却能一个人打一大筐，压得严严实实的，够猪吃几天。哥哥那时已经上四年级了，上四年级就得到中心小学去，学校离我们家有十多里山路，所以在学校住宿。我便盼哥哥到星期六回家，和他一块打猪草，然后就会有几天放学后可以尽情地玩儿。但哥哥总不愿带我，嫌我碍事儿，只打一点点便到处乱跑，回家时还从他的筐里分一点出来交差。最后在我坚持要同他一块去，答应不再分他的劳动果实，每次往回走时我就在筐下撑几根木棍儿，把猪草架在上面，看起来好象也打了不少。没几次，就让母亲发现了我做的手脚，狠狠的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老实，不是干活的事儿，是做人的事儿，我红着脸挨训，想哭却没有让泪水在母亲面前流下来，因为我想说我还不懂什么叫做人。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弄虚作假，猪草也没有因此多打多少。
　　那时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盼望着门前的那棵樱桃树开花，它便一霎时开了；我盼它结果，它便在一天晚上偷偷的在枝叶间挂绿色的小樱桃。小樱桃长熟却很慢，是在我一天天的眼睛里一颗颗成熟的。哪一天有几颗变黄了，我就知道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它会变红，鲜红鲜红地，诱人，摘到手里，却舍不得吃，只把那被鸟儿叨过的小心的吃掉，把剩下的拿回去让母亲分配。给哥哥姐组留一点，他们俩上学挺苦的。留一点招待来串门的亲戚的邻居们。父亲是不吃的，母亲总是只吃一粒便说酸，把剩余的全给了我。我有一点迷惑，但还是兴高彩烈的拿走了，去找我的小伙伴们。
　　一转眼，我也该上四年级了。每星期日下午背一包母亲烙的饼子或是炒苞谷花，不情愿的离家走向学校。常常驻足在家对面的山梁上，休息一会儿，回过头来把在树荫中家看够了，咬咬牙，再翻几座山，往学校去了。那时我刚八岁，要在学校里住宿。学校每天只供应两顿玉米面糊糊，我们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吃，干粮到星期四总会吃完，不管我背了多少。我们便盼着星期六下午回家。在我们男生宿舍里，很多男孩子和我一样会尿床，虽然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半夜里，谁要是醒了，就会点燃自己的煤油灯，大喊其他人起来，一起到门外边，站成一排，往台阶下撒尿，一时哗啦啦响。此时，隔壁女生宿舍里总是一片寂静。我记得，那里学校宿舍前长满了黄色、绿色的苔藓，并没有什么臊味儿。很快到了冬天，我们穿的棉布鞋总不够暖和，即使我们拉在一起跺脚，冻疮还是在长在脚后跟儿上。脚后跟儿先是奇痒，然后裂开口子，淌血。大家便踢踏着鞋在雪地上走路。有一回下大雪，母亲放心不下，赶到学校为我送棉衣，我老远避着，不见她，我怕同学们笑我男孩子了还娇气。母亲终于看到我，把我拽过去给我穿上。当她低头给我整衣服下摆时，看到我裸在外面的脚后跟儿在渗血，一行滚烫的泪落在我的鞋上，我却全然不知。前年春节回家时，母亲提起这件事儿，说她当时真想把我带回去，用一个母亲和一名一医生的手给自己的年幼的儿子包起来，但她没有。她想要我学会遵守学校纪律，多学些东西，坚强的做人。写到这里，我心里百感交集，泪花儿涌向眼角，屏幕便有些模糊了。
　　是一件偶然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就在八四年春节。我曾经几次提笔想写一写，都因为不忍面对心痛的回忆而告终。大年三十儿，在农村里，是小孩子的节日。年夜饭后，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叔叔们围坐的炭火盆边，在煤油灯下，听爷爷唱山书。哥哥姐姐也凑到灯前，装模做样地看那竖排的古书。我听不懂，便和全村二十几个一般大的孩子打着灯笼，到各家的门前疯跑，唱歌，跳舞，大人们便拿些核桃、栗子之类的东西分给每个人。偶尔哪个孩子的灯笼被里面的蜡烛点着了，大伙便一起动手抓些雪住上撒，救出一个长了窟窿的红灯笼，烛光在里边忽悠忽悠地闪，将灭不灭的。到了我家的院里，我便放了灯笼，要完成一件天定的预谋已久的大事儿。我把年夜饭前给先人们祭坟时，捡回来的没有燃响的鞭炮收集在一起，小心的一个个剥开，把当中黑色的火药装进一个绑扎在木拐上的子弹壳里，然后剪断一个有引子的鞭炮的屁股，塞进子弹壳里。提着自制的枪，我耀武扬威地走到院中，大声宣布，“我要放枪了！”霎时，院中小伙伴们吵杂的声音没有了，死一般地静。胆小的女孩子溜到人群的最后面，躲在别人的肩膀后，露出一只眼睛看。我站在最前面，背对着大伙儿，右手平端着“枪”，然后用左手火钳了夹的火炭，点向了引子……
　　我第一次看到大年三十的黑夜。漆黑漆黑的。漆黑漆黑的夜中，一团火红总在眼前，怎么也赶不走。耳朵渐渐地能听到一点声音了，除了一个七岁小女孩嘤嘤的哭声，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那子弹壳底部的小铜片硬是崩了出来，直直的从我的右耳际向后射去，直直的从人群中找着缝儿向后射去，直直的向那个胆小的女孩射去，直直的向那只敢用一只眼睛看的女孩的瞳孔中射去！
　　没有人责怪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从那时开始在恐惧和抑郁中长大。我不敢直面人群，就一个人捂在被窝里流泪，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想流泪。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的话明显减少了。我更加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一个人摆弄东西。每当别人在母亲面前夸我时，总少不了说这孩子腼腆，象个女孩子。我便又害了羞，悄悄地溜了，找本书看。那时家中的书是极少的，除了母亲的几本《伤寒论》、《中医学》、《金匮要略》之外，就是几本包着红皮儿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我看不懂的。我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在外地工作的大伯回家时带来的几本连环画报。大伯是不常回来的，大约是两三年才回来一次吧。有一次大伯回来时，跟我父母商量带我出去，跟他一起到大城市去上学。母亲笑着问我愿不愿意，我却羞着脸躲起来。终于是父母有些不舍吧，我还是留在山村里，那个现在仍然让我十分想念的地方。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失去了读很多书的机会，我依旧在那个夹在山沟沟里的学校里和其他孩子交换手里仅有的几册小人书。那些小人书多是没有封面和封底的，却被我们一遍遍地读着。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册《故事会》，在班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立即成了众人包围的对象。我好不容易才用五分钱的代价说好借看一天，可一天下来，不知是谁从我的课桌里偷出来看时不小心在封面上撕了一个口子。后来那男孩便嚷着要我赔，四角钱一本的《故事会》要我赔他十块钱，我哪来那么多钱去赔他呵。这事后来让母亲知道了，母亲便托人给赔了一块钱，算是了结。后来我们家境好了些，母亲第一次订的杂志就是《故事会》。
　　小学上到五个级，就该上初中了。可我的年龄太小，镇中学不要我，我便又多上了一年五年级。这一年是在山上玩过去的。我和同学们一样，每天下午都要到山上去砍柴，砍的柴交到学校的灶上。负责过称的同学看到我瘦弱的身体，每次过称时总是把称杆压的低低的，让我凑够任务。此时，我家里因为开了一个药店，加上父亲在种地之余做些粮油生意，家境一天天好了起来，让山里很多人羡慕。
　　一九八七年，小学终于上完了，我的很多同学在此时便辍了学。我该到更远的县城里读中学。这年秋天，我第一次跟着父亲沉重的背影，怯生生地走到有大马路、有汽车、有楼房的县城里。那是县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们乡里第一次考上了三名学生。由于离家更远了，一百多里路，回家除了在山路上坐两个小时的车，还要走几十里山路。山上有野兽呢，我便一学期才回一次家。家里会准时按月把生活费给我寄来。自己照顾自己，让我不得不学会了很多东西。
　　家从此离我越来越远了。
　　
　　中学六年的日子虽然漫长，却没有给我留下值得记忆的东西，那是一段让我成长、但不曾让我真的长大的时光，就象是做了一段晃惚的梦，回忆起来都有些困难。
　　我是憋足了信心去上学的，即使在小学多呆了一年，在班里我仍然是年龄最小的。刚一开学，班主任看我长得聪明，就先指定我当临时班长，结果倒是一直当了下去，当到了被学校除名的那一天，这是后话。
　　因为我的粉笔字写得还不错，又有一点灵气，能写几句诗一类的东西，画点小图画，便常常为教室后面的墙报设计些东西，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墙报设计比赛上还获了奖。后来被学校安排办过一期校园墙报，记得那次踩在长凳上够着往黑板上写字，很多大孩子驻足观看，心里很是有些飘飘然。然而这仅点农村孩子仅有的一点支持信心的优越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被彻底粉碎了。
　　也就是一九八八年，社会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到处宣嚣着浮燥，播放着“大冲击大流行”的音乐，时髦的喊着“我是烂仔我怕谁”的年青人留着长发，趿着拖鞋满街游荡，一副看谁都不顺眼的模样。这种风气迅速冲击到学校的各个角落。这一年，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当兵的打群架，打死了人。我们的一名老师，看不惯一个学生大咧咧地在教室里吸烟，多说了几句，被这名学生偷偷地从背后捅了一刀。校风日下，连我也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宿舍枕头下面，镇夜，怕睡不着觉。
　　也许我总是冷眼看待这一切，从来不向学校中那些什么“青龙帮”“裤带帮”“斧头帮”靠近，我便成了他们眼睛里总也看不惯的对象。终于在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自习课时，班上的一个城里烂仔找了个碴儿，拽着我的衣领，把瘦弱的我从八十多只眼睛前拖到教室外头，只一拳擂在我头上，把我****在地，随即又在我头上、身了踢了几脚，我的头“嗡”地一响，便迷糊了过去。隐隐中，听到其他几个人刺耳的怪笑声。
　　这第一次挨打，来得太突然，第一次让我失去意识，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我醒来后，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一个人蹒跚着来到宿舍，从枕头下摸出那把水果刀，紧紧的攥在手中，狠狠地透过被子扎向木床板，“我要报仇！”
　　挨了打的我羞于见到班上的同学，便在中午同学们都去吃饭的时候，带着那把水果刀一个人坐在空荡荡地教室里，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报仇！”就在这时，那个“仇人”竟然推门进来了，手中握着一瓶打开了盖儿的白酒，在我红的喷血的眼睛的盯视下，径直走到我的桌前，把那瓶酒放在桌上，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诧异于当时我没有站起来，而是左手伸进桌下，紧握着那刀，右手稳稳的抓起酒瓶，一仰脖子，“咕咕嘟嘟”地把一瓶酒全部灌进了肚子。我再次盯着他的眼睛时，他立即慌乱起来，分明是被我的气势所折服，便“对不起”、“误会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之类的话如同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看他可怜的样子，我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左手终于没有从课桌下拿出来。
　　我喝醉了，第一次知道酒醉的感觉。是我的语文老师把我扶到垃圾坑边，让我吐了个够。现在记起来，能清楚地记起，也是仅值得尊重的两名老师中，一个就是他，另一个是我初中的女班主任，亲手为我包扎过摔伤的手的老师。
　　这件事情对我年轻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来就不够开朗的我更加孤僻。我在那时学会了一个人抽烟、喝酒、旷课到河边看流水。过早地体验着人群中孤独的感觉，在我的小本上，记下了更多抑郁的文字，写下了夹杂着爱、恨、忧伤、失落、惆怅、迷失之类的词语，如同现在网络中一些年轻人的贴子。
　　后来我看到一本书中说，十三四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期，也是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时段，是人生过程中两个心理逆反期之一。我不知道那段岁月对我现在心理是否对是否存在影响，我只是知道当时的心态如同在病中，脆弱、敏感、有些畸形，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中学阶段，高中时便病情加重，直到参加工作时才慢慢地痊愈，但在我身心中却留着永远也擦不去的疤痕。
　　和很多人一样，在这个年龄，我也一样在心中萌生着一些朦胧的所谓的爱情。这是一种虚幻的总也抓不住的感觉，让人体会不到美丽，却落下了很多忧伤的雨丝。这正是写诗的年龄，我的诗一行行的堆砌起来，成了一本诗集，总是秘密地藏在我小箱子的底部。如今偶然翻看几行，难免有些失笑，我自己都看不懂当年自己写的东西，那么晦涩，拗口，幼稚。可是我依然保存着它，如同一件珍品，它是我中学时段留下来唯一的可以保存的东西。
　　八九动乱开始了，我们并不懂政治，却整天围着电视关心动乱已经蔓延到哪个地方，看着烧砸军车以及学生静坐绝食，心里既是紧张又是兴奋，虽然不清楚当时的青年学生所争取的民主是什么意义上的民主，但当时电视上严肃的报道和到处都开始实施戒严的消息总是让我心中产生一种叛逆的兴奋，拿老师的话说，叫“唯恐天下不乱”，现在想来知道什么是青年人的狂热了，当浑身的热血涌动而沸腾的时候，所有的真理就把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不相信有什么能改变自己。结果是，时间让每个人不再年轻，也不再拥有那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从那时我对政治课完全失去了兴趣，政治课中的内容仿佛就是遥远的不能再遥远的东西。即使是应付政治考试，我也是第一天看个眼熟，凑和着住试卷上编造些文字，好在政治老师也不是那么认真，睁只眼闭只眼总是给个及格了事。
　　初三就要毕业了，我也和同学们互赠留言。我已不知那个留言册现在身在何处，我记得上面有几个女孩子说过我聪颖、腼腆，还有些祝愿之类的话，这曾让我遐想过好一阵子。还有些男同学的话，或者是诗一样的东西，我却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中考前先要进行预选考试，这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亚于中考。预选考试被淘汰，一样卷起被窝走人，一点情面都没有。原本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总是二十名左右，没有想到的是在预选考试时居然考了个全年级第十三名！我不仅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老师们的意料。他们的感觉中我是有点灵气，有些叛逆，不踏实学习的学生，在关键时候却能有如此能耐？学校里要保送一批学生上本校的高中，以确保将来高考的升学率，便一致要求我也放弃中考的权力，把名额让给别人，说是要保住这些苗子，并且通过班主任以及学校中我的一个远房表亲来作我和我们家人的工作，直到我同意上高中。这无疑又是一个错误。学校的选择错得干干净净。后来他们培养的二十棵苗子或是被他们亲手从园子里铲掉了，或者就是自己蔫了，枯萎了。没有一个成器的。
　　十四岁，我的初中就这样结束了，初中毕业证上的照片倒是不错，有一点清灵秀气的感觉，不象后来高中毕业时的那张，一整个恨透世界的样子。
　　高一时，新来的同学们都不大熟悉，我自然地以一副老面孔混得了个班长的名份。（这同我现在的情况极大的相似，只是现在是真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然而我不甘拘束的性格整天泡在作业中显然很不合拍。先是偶然一次不写作业，继而发展到什么作业也不写了。老师们都忙着下海或是评级，也管不了那么多，更何况满教室都坐的是自以为长大了的孩子们，他们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真正影响我这一生的，是我这位新分配的班主任。他到这学校的资历还不如我，是那种刚从大学毕业，带着一股毛毛燥燥找不着自己位置的年轻人。当他挟一股凉风闯进教室，高昂的头颅上，那只小嘴里迸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谁不听话就小心着！”我们的眼睛齐刷刷的盯着他，至少我的心里自然而迅速的反映出一句话：“你也得小心着！”
　　这造就了一切问题的根源。我先是因为迟到一次（睡懒觉了），被罚在过道里的寒风中站了一早晨。巧遇老校长巡视，认识我这棵苗子，就叫出班主任问了问情况，班主任理亏，说我这个班长不顺眼，带头迟到，嘻！他还没有我能编呢，大言不惭，在老校长的批评下，他不得不用恶恨恨的眼神把我请回教室。
　　打那以后，他总是“鼓励”我旷课，明里不说，却总是在提醒，不愿上他的课，就请随便。这似乎是我们胜利的果实，虽然有些酸涩，我、还有几个同学就真的排着队从他面前走出去了。打这以后，学校后面的荒山上，宿舍里成了我们空虚、寂寞的宿营地。日子如水般的流淌着。
　　这期间，我暗恋过班上的一位女孩儿（现在只记得她眼睛大大的~），第一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一个大问号，下面是一行省略号。第二天，那张纸条出现在我的课本中，背面写着“爱是绿槛榄”。那段时间，我的诗里常常出现“槛榄”、“青涩”的字样。
　　由于离家远，母亲是照顾不到我的学习了，拿她自己的话说，想管也管不了，儿大不由娘，我叽哩咕噜念两句英语，她跟听天书似的。父亲风闻了我的劣迹，几次背着我提着烟酒之类的东西找过我的班主任，力图缓和我和班主任之间的冷战。班主任终于有一天被感化了，在我父亲走后，把我叫到他家里，指着那烟酒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看，你大（陕西方言，指父亲）还是很关心你的，托我把你管好……”我立时如同蒙受奇耻大辱一般，逃了出来。自那时起，很少和父亲说话了。这也使得我在步入社会后，决不拿着礼品到别人家里去，无论是什么情况。至今，我努力惴测和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当他电话里劝我处理好各种关系时，总是被我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他并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但他明白我现在的成功，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我能够抚慰他们的心了。
　　我暗恋过的那个女孩在我心中模模糊糊地占据了很长时间，直到时光销蚀了她在我心中的映像。那时我总是暗暗地关注她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装着大不咧咧地从她身边经过，从窗户里用眼神目送她的背影到很远。直到九三年高中毕业后，才算正式的通过几次信。后来便没有了音信。那一年回老家时，听说她已经嫁人了，如今只怕小孩也该上幼儿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