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市镇纪事》05：膨胀年代 |
作者：巴山夷水 作于：2005-6-8 20:11:00 访问：7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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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磨市镇的乡镇企业开始步入一个急剧膨胀的年代。
为了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镇委镇政府先后组织了全镇各级干部到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江苏等省的乡镇企业发达的知名乡镇和本省的枝城、襄樊、英山等县市的先进村、先进乡镇企业参观学习，使各级干部开阔了眼界，拓宽了视野，增强了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紧迫感。在此基础上，镇委镇政府响亮提出了“三年翻三番，‘八五’过亿元”的宏伟目标。93年初召开的镇党代会上，工作报告的主题是“卧薪尝胆，奋力拼搏，为把磨市镇建成‘亿元镇’而努力奋斗！”磨市镇位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东南角，东邻宜都市，地理位置好，交通相对发达。当时县委要求磨市镇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上要与县城所在地的龙舟坪镇一比高下，为全县乡镇企业发展带个好头，如果产值不过亿是不好向县委县政府交待的。“亿元镇”的响亮目标，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无论怎么说，“三年翻三番”都是一个“神话”，——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富于想象力。这让我们不由得想到“大跃进”的年代，我们的国人从来都是敢想敢干的。
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批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转移，成为“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农民。磨市镇的乡镇企业经过80年代中后期的艰苦创业，在全县已是处于领先地位的。90年代初期，镇办企业达到17家，主要有五大支柱体系。一是矿业。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建成投产的有马鞍口煤矿、梯儿岩煤矿、水沟煤矿等。二是建材业。主要有水泥厂、页岩砖厂、水泥预制厂、矿粉厂等。三是水电业。主要有马磨河电站、向王桶电站等。四是加工制造业。由建国初期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而来，80年代逐步形成服装厂、棕绳厂、酒厂、油脂加工厂、金属结构件厂等。五是运输业。煤矿等企业的兴旺，带动了磨市车队、马鞍口矿业车队、水沟车队等运输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各村先后办起了安丰煤矿、乌钵池重晶石矿、金子山红土矿、林丰骨粉厂、救师口皮鞋厂以及商业、饮食、旅社等村办企业60多家。中途因各种原因下马、合并、停办一部分企业，到90年代初期坚持下来的村办企业还有36家。
1992年，磨市镇的乡镇企业产值在3000万元左右——这就是创建“亿元镇”的家底。“亿元镇”的巨轮，就从这个起点上开始远航。
要建设“亿元镇”，就必须加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就必须多上马项目、多铺摊子。投资规模的膨胀，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呵——今天这里破土，明天那里开工；今天东家投产，明天西家剪彩……一种热气腾腾局面，一片忙忙碌碌形势，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1996年前后，磨市镇乡镇企业已达到700多家规模，从业人员达到3000余人。
直到乡镇企业退潮后，人们冷静反思，才痛感那时候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是凭借着搞“政治运动”的热情在一哄而上，盲目发展，而我们为此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和惨重的代价。为了铺摊子，一些运转还算正常的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铺摊子，项目考察不准就急于上马，以至不少企业投产之时即是关门之时，甚至胎死腹中；为了铺摊子，而放松了现有企业内部管理，因此造成“富了方丈穷了庙”、质量事故、人员膨胀等灾难性后果；为了铺摊子，企业高额高息负债，直到让债务把企业压得趴下，直到给国家带来巨额金融损失……铺了许多摊子之后还不能让上级满意，就只好往报表中多加些水分，玩数字游戏，让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体制问题，决策失误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腐败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成为一部欲说还休的大书，成为90年代上中期鄂西清江流域一帧最为独特的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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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厂，是磨市最大的镇办企业，是今天磨市镇乃至全县乡镇中唯一的一家年纳税过百万的纳税大户，但也是全镇最大的债务大户。现在的债务总额是3000余万元——1997年改制后实行租赁经营，债务则已剥离出来由老厂留守人员负责处理。怎么处理呢？资金来源只有租赁承包的新厂长每年缴纳的50万元管理费，其中还要支付几名留守人员的工资，不要说偿还数千万元的债务，就是利息也是偿还不了的。该厂的发展历程正是全镇乡镇企业膨胀年代的一个缩影。
90年代初期水泥行情看涨，镇领导就决定要铺水泥厂这个摊子。恰巧在这时，某领导在一位镇退休老干部家中邂逅了一位自称懂水泥厂建设的工程师名叫王正国（化名），是本镇某村人。按通俗的说法就是领导在想睡觉时就来了个递枕头的。两人是越谈越投机，一拍即合，领导当即邀请王正国为磨市镇设计一套年产3万吨的水泥厂图纸并担任建厂指挥长。后来才知道王正国是个劳教释放人员，他的水泥厂建设的“技术”就是在劳教期间学会的，但只懂土窑且只懂一点儿皮毛，根本无能力承担3万吨项目的设计和建设——但他就是胆大妄为。后来这个项目居然就匆匆上马了，设计没有经过专家评审；没有地质报告——高炉就建在滑坡体上；没有水源；资金并没有落实，就由施工单位带资兴建。已投资100多万元时，工程终于停工了。王正国便又热心地为镇领导推荐了一位据说是荆门某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李锐（化名）。李锐来磨市镇后，自己鼓吹如何不得了，还送了镇领导每人一本挂历，指给领导们看挂历上上海的那一栋高层建筑说就是他设计和承建的，还吹嘘他可以投资300万元云云。为了慎重起见，镇里派人去荆门查看虚实，到了李锐的单位，求见“李总”，门房说哪有什么“李总”，李某某就是个因错划成右派而坐牢现已平反退休的老人，他能懂什么技术……
整个儿一场闹剧，真令人啼笑皆非。结果是镇经委新增了百多万元的债务。技术短缺与人才匮乏是乡镇企业普遍的发展约束，但在没有准备好技术与人才时仅靠行政手段就匆忙地上马项目，不是盲目铺摊子又是什么？
“亿元镇”的目标确定后，兴建水泥厂的事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因为从县水泥厂请到了一位真正的技术员，年产4.4万吨规模的水泥厂才终于建成。
水泥厂建成后，不能正常达产，最多年产量只达到3万吨左右。人们又迫不及待地对水泥厂进行了扩产，设计年产量达到8.8万吨。乡镇企业普遍规模小，规模小与单位成本高是同意词。先前的4.4万吨扩产到后来的8.8万吨，与外地动辄几百万吨规模比都是小规模，都是因受到投资约束而做出的不得已的决策。明知这种规模的水泥厂效益不会好还硬着头皮上项目，是不是盲目呢？工程是边建设边筹资的，先天不足，所以缺少统一规划，许多设备不配套，如烘干能力差，仓贮容量小，输送提升设备不配套等，而且工程建设正处在物价上涨的高峰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大超过了预算投资规模，达到2500万元以上。而且此时期融资的利息高达18%.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县、镇领导批条儿等各种途径进入企业的工人人数已高达540人——而该企业合理的工人人数约为150人左右。人们回忆，小小财务室竟有18条鲜艳的裙子。基本建设投资和人员两方面都急骤膨胀，企业的效益从何谈起？即使能有一点儿微利，也被盲目膨胀的投资和人员消耗掉了。
1995年，新的机遇似乎来临。通过招商引资，一家加拿大公司决定与磨市镇水泥厂合资兴建20万吨道路专用水泥厂。该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由加拿大公司控股。加拿大公司已先期划出40万元资金到镇水泥厂账上。镇水泥厂筹资300万元，征地百余亩，并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奠基典礼，加拿大公司也有代表出席，典礼支出达数十万元。遗憾的是，完成了“三通一平”之后，加拿大公司从此再也没有了任何音讯。有人说该公司一位重要股东遭车祸遇难……总之，水泥厂新增了300余万元债务，因征地未妥善解决而遗留下来的与失地村民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困扰着企业。当时承建“三通一平”工程的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建筑商，他费尽心机“幸运”地得到这桩业务时，是多么的志满意得呵！他为此项工程带资80多万元，据说他来磨市镇带来了整整一麻袋现金，可是工程停工了，他投入的资金到现在也还无法收回。而他的资金多半是向他的朋友借贷的，还欠下了建筑工人的不少工资，所以他因此项投资“栽了”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至今还过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躲债生活，每年过年都不敢回家，除了妻子能知道他的下落，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一次“跨国婚恋”，带给水泥厂的是雪上加霜。
而到了1996年，因为质量管理方面的漏洞，水泥厂出现了一次质量事故。发往宜昌市某市直单位的用于高楼建筑的水泥强度不够，导致建筑项目未一次性通过验收。该单位起诉了磨市镇水泥厂，法院判决赔偿30余万元。经济直接损失且不说，通过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磨市镇水泥厂的产品形象一落千丈，原在市区内已占领的市场全面陷落。几位厂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都受到了必要的处分。经此重创，水泥厂元气大伤，差不多已是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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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口煤矿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该矿创办于1984年，两年后正式投产。投产后即遇煤价不断上扬的好形势，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可观。1987年8月，镇经委主任老覃辞官不当，且放弃财政工资，成为全县第一个敢于下海“吃螃蟹”的人，经县委书记亲自批示后到马鞍口煤矿干起了矿长。老覃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兼并了当时已负债100余万元的孙家墩煤矿，跟着又投资200万元新掘进葛沟矿井。90年代初期，又兼并了面临倒闭的镇砖瓦厂，建起汽车队、宾馆。企业规模的膨胀中早已孕育着危机，但这时老覃仍未警觉，接着又投资上百万元建成生铁厂。生铁厂因为矿石含铁量低，生产出来的生铁不合格，百万元投资打了水漂。生铁厂在技术上也许不是难度很大，但为什么没有鉴定好矿石含铁量？如果鉴定了那就是明知含铁量不够还要硬上项目，这又是为什么？真让人不解。
后来就考察准备改产锰铁。镇某领导在宜昌参加市人代会时，一位市领导听了汇报很感兴趣，亲自给镇领导介绍了一位据称是锰铁生产的工程师。市领导亲自介绍的，哪还有错？于是镇领导又充满了信心，把那位“工程师”作为人才引进到镇里，专门腾出套房作为“专家房”安顿他。图纸还没有完成，那个“工程师”就要预付设计费，矿里不得于预付了上万元设计费。可是，他领了设计费后却不辞而别。
老覃办铁厂，老百姓戏称为先“生贴（贴，铁的谐音，亏损的意思）”，再“猛贴（锰铁）”。至此，马鞍口矿业集团负债额已高达600余万元了。
本是一家好端端的能赚钱的企业，却因为盲目铺摊子而成为停产企业。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
镇供电公司本是一家有实力的企业，90年代初公司提出“一产带多产”的宏伟战略。外出考察后决定投资上千万元兴办一家再生玻璃厂。厂子建起来了，原材料是回收的废旧玻璃，可本地并没有多少这种原材料，便组织人马从枝江、宜都、当阳等县收购回大量的废旧玻璃作为原材料。可投产后，产品不合格。从此，玻璃厂就没有再冒过烟……
像这样胎死腹中、或者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时的企业（项目），磨市镇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微型灯泡厂、水沟化工厂、水沟煤炭公司接替井、不溶性硫等。这些项目无不是考察不准，病急乱投医，匆忙上马又随即下马，而几十万、几百万元投资，也往往就这样烟消云散，没有谁会对这些失误和巨大的损失负责。有一家纯碱厂，投资数十万元购回的生产线，竟是外地的乡镇企业已报废的生产线，油漆一遍后卖到磨市镇，这样的生产线当然是不能正常生产的，当时购买设备的人在干什么？这真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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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磨市镇如期实现了乡镇企业产值“亿元镇”的宏伟目标——谁都知道这个产值中的水分——那一段统计数字也在无序地膨胀。镇领导自然有了突出的政绩——可以得到提拔重用了。而1996年的乡镇企业产值还在继续红线飘升，达到16153万元。
磨市镇流传着一个“追报表”的故事。1996年的乡镇企业一季度报表报到了3000万元——这个数字已经够高了，统计员已将报表投进了邮筒里，但当晚某领导认为数字填低了，又让统计员从邮筒中追回，改填了更让领导满意的数字。
在有些领导看来，数字就是一种可以随意而为的游戏，是一种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更是一种与政绩、前程紧密相联的魔术戏法。
当然，造成水分重的另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县和县以上领导要求往高里填，数字填低了就过不了关甚至挨批甚至影响前程，乡镇领导也有想不通之处，反感这样为之，但是有谁愿意因此而得罪上级以至弄丢了乌纱帽呢，不就是改改数字吗？乡镇领导也有不得已之处。
所幸的是，90年代后期，各级领导开始转变作风，强调实事求是，所以乡镇企业产值经过了几年时间的“缩水”，现在的报表，比较的接近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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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年代，并不是磨市镇一地如此，从全国范围来看，至少中西部地区各地都是这种风景，所以它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十分引人深思。
其膨胀的动力，大致有如下因素。首先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来，剩余劳动力大量产生，需要从土地上向非农产业转移，乡镇企业在膨胀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更明确提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其次是乡镇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尤其是实行分税制以后，由于中央财经的集权，乡镇政府作为一级财政主体，出现了空前的困难，有着巨大的征收欲望，因而更刺激了乡镇企业的不良膨胀。由于政企不分，乡镇企业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乡镇书记镇长的小金库，而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刺激了政企一体和企业膨胀。其三，乡镇领导普遍追求政绩，只有把乡镇企业的“蛋糕”做大，才会被上级认为有政绩，领导才能得到提拔重用。而要短期内做大“蛋糕”，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恐怕不行——加上经济体制本身就不完善，不良的膨胀就产生了。这还不够，还要在统计数字上玩些游戏，才能得到县主要领导的垂青。其四，因政策和体制存在种种问题，给乡镇企业的膨胀创造了机会。如正值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旧体制为政府干预企业创造了可能；国家金融政策失控为乡镇企业的膨胀提供了方便，等。
在今天看来，乡镇企业真是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乡镇企业的急骤膨胀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仍以磨市镇为例，以1997年下半年的“改制”行动为标志，乡镇企业的急剧膨胀年代终于来了个“急刹车”，但是其所形成的遗留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还在延续。群众通俗的说法是，“真把我们搞苦了”。首先是膨胀年代形成了巨大的债务。磨市镇在90年代上中期金融债务达到约6000万元以上，且绝大多数成为呆帐，至今仍无力偿还，因此磨市镇成为“金融高危区”。镇人民政府直接承担的政府性债务也高达上千万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因办企业亏损或为企业担保等形成的债务，这让后来的几任镇长们伤透了脑筋，他们不得不筹资偿还这些并不是在自己的任上造成的债务，为前人“揩屁股”，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有至少300万元以上债务没有清偿——乡镇财力本就十分有限，就算以后没有新的债务产生，要全部清偿旧债也还需要好些年时间。其次是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全镇现有闲置的土地资源200余亩且这些土地多数存在征地补偿方面的遗留。进入磨市镇集镇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好几处高大的但不冒烟的烟囱，他们分别是页岩砖厂、锰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这些不能冒烟的烟囱连同大片像大地的伤疤一样的闲置土地，却顽固地分割着、侵占着人们的视线，引起人们内心的疼痛。其三，因产值高报而造成税费大幅上涨。税费上涨就加重了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发展再生产的能力。当年一些企业被迫贷款入税，造成财政空转。税费上涨还导致了县级以上财政对磨市镇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额减少，使磨市镇在财政体制上吃亏多年。其四，产值高报，导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应高报，由此加重了农民负担——税费改革前多年来农民负担一直是实行以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为控制红线，所以人均纯收入高报了农民负担相应就加重。其五，部分企业对生态造成了危害而这些危害至今尚未消除。
难怪《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一个地方官离开他的岗位时，大言不惭地说他惟一的贡献是没有发展乡镇企业时，你不要惊讶，说这种话的大有人在。我考察了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的乡镇企业，总的印象是90年代不如80年代。”为什么曾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乡镇企业在经过膨胀之后会出现如此不堪的局面呢？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从乡镇企业自身的各种弊端来看，乡镇企业普遍具有人才缺乏、技术装备差、粗制滥造、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都极不合理、职工素质低、管理水平低、与国营企业争资源、污染严重等先天不足的问题。还有，缺少对投资失误的责任追究机制，企业干部任用体制、企业内部分配制度都严重滞后，等。我觉得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产权模糊，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按群众的说法就是“把经济当政治运动搞”；再就是过去受“姓资姓社”问题的思想束缚，企业都是单纯的公有制——有人称之为“二国有”，对公有的资产谁都不心疼。磨市镇曾有一位领导提出“怂动政策”，他说，我就是怂动你们搞，搞亏了都是国家的，不要我个人出半分钱，也不要你们当厂长经理的拿半分钱，你们还怕什么呢？这样来指挥生产，想不搞砸都难……
从乡镇企业外部的经济环境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剩，以生产附加值低的初级大宗产品为主体的乡镇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增加了活力，相比之下，乡镇企业原有的灵活机制已不再具有任何优势，乡镇企业的整体衰落便在所难免。
乡镇企业的盲目膨胀，也曾受到一些较为清醒的基层干部们的自觉抵制。如磨市镇柳家院、三口堰村等几个村的支部书记宁愿受批评宁愿开会坐角落也不盲目办企业——当时还曾专门召开过几次落后村支部书记会议。短短十年时间过去，事情早已见出分晓，当年办企业最积极最舍得拿出人力财力的村，最先进最红火的村，今天都是欠债大户，都是揭不开锅的“空壳村”，而当年落后的柳家院、三口堰村等几个村今天都是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没有债务的村。时过境迁，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些个不小的玩笑。而镇办企业中，虽然一部分企业干部也曾抵制过，但那时强调“不换思想就换干部”，脑筋不转弯的干部说换就换了，抵制徒劳无益，保住自己的位子才是最重要的。一位曾有“铁核桃”（指财务管理把关严）之称的厂长后来也想通了，他就说过，“既然企业是政府的企业，干部是政府任命的干部，何必那么认真呢，领导让花的钱就花吧。”可是他天生脑后有反骨，后来还是没有彻底学得“听话”起来，还是心疼乱扔钱，还是忍不住因此要与领导顶牛，所以后来他终于被调整了。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997年的改制后，磨市镇的企业已全部转为民营，经过改革阵痛后的企业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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