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市镇纪事》04：富人出炉 |
| 作者：巴山夷水 作于：2005-6-8 20:11:00 访问：2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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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以前，虽然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个体经营者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富人阶层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中产阶级还没有在当地出现。或者不排除有个别乡镇企业负责人腰包已经鼓了起来，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如此。1997年下半年的“改制”，则像核裂变一样，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催生出了一个富人阶层。
富人们像一个个烤黄的蛋糕一样，应运而生，新鲜出炉。
磨市镇作为全县的“改制”试点镇，是1997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用一个月时间集中进行的。县里安排了一位分管工业的副书记驻镇指导工作，召开了十分隆重的动员大会，宣布所有的乡镇企业“齐步走”，短期内将公有制经济“消灭为零”。
今天回头来看，改制是必须的。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必须从政府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企业的发展才有生机。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说改制之初许多人的思想还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上纠缠，则现在人们已经想清楚了：如果不改制，企业也早已无法生存，早已玩儿不下去了。这是由乡镇企业的先天不足决定的。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笔者实在不以为然。在笔者看来，乡镇企业实在是历史的一个误会。笔者曾在另一篇题为《膨胀年代》的文章里，回顾了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走过的曲折道路，指出了乡镇企业普遍具有体制不健全、人才缺乏、管理水平低、粗制滥造、重复建设等一系列先天不足的问题。改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人们对这个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磨市镇过去乡镇企业的急剧膨胀和所谓的“红火”，其实是靠国家的银行贷款支撑的，从全镇的总量来看，早已资不抵债，至今还欠着银行六七千万元的贷款，成为全市最严重的“金融高危区”之一。国家紧缩银根后，乡镇企业只有断炊、死掉一条路。
改制，退“公”转“民”，虽然存在使一批人在一夜间成为富人，使一些工人失去就业岗位，使银行高额贷款悬空的问题，但毕竟使一些企业绝处逢生，使一些机器运转起来，而且重要的是清除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把企业真正推向了市场。
以磨市水泥厂为例，该厂在改制时贷款额（本息）已高达3800万元，而资产不过1500万元。1997年改制前，它的运转是依靠银行不断地注入贷款来周转。而国家要注入贷款则是通过行政官员来协调，甚至入税也要通过贷款。这种早已资不抵债的企业，是银行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不改制有什么出路？要改制，就必须剥离其金融债务，让租赁后的新企业能轻装上阵。所以水泥厂实行的是剥离债务、租赁经营。“剥离”，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悬空”。老厂只有两三个留守人员，靠新厂每年给50万元资金来维持，既要发放留守人员工资，又要清偿一些小额的个人性质的债务，还要处理老厂伤残工人的上访，他们拿什么来偿还国家银行的高额债务以及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的利息？
综上所述，我们要对改制的历史功绩给予必要的认同。
改制的主要步骤是，先由企业向镇政府递交资产评估《明细表》和《申请书》，再由镇政府组织人员进行资产评估，编写《资产评估报告》，然后由企业上报《改制实施方案》，经批准后实施。改制主要采取了“卖”、“赠”、“租”三种形式。“卖”的主要政策是，对评估后的净资产，卖一半送一半。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是“卖”，如马鞍口矿业集团、水沟煤炭公司、镇服装厂、棕绳制品厂、水泥预制件厂等；实行“租”的企业主要有水泥厂、矿粉厂等；“赠”的企业主要有磨市车队等。
动员大会一开，全镇上下一片哗然。有人咒骂，有人激动，有人跃跃欲试。职工们普遍为自己的就业问题和补偿政策患得患失，他们中有多数人面临着下岗而重新回到土地上耕耘的命运，而一部分还有就业机会的工人则要由给集体做工转变为给私人老板打工。不管是哪种去向，其中的失落滋味都是共同的。一些企业干部为公有制经济的解体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他们都是公有制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时确有一批人为了发展乡镇企业殚精竭虑、开拓创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更有一部分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旧体制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之士，他们要当弄潮人，要在体制的转换中获取机遇，于是他们不去怨天尤人也没有时间怨天尤人，而是主动出击，估量自己的实力，设法打垮自己的竞争对手，最后获得成功，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劳动者而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老板，成为富人阶层的一员。少数最有幸的人还成为百万富翁——这是在此之前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实力参与竞争，但仅仅因为他们的思想转变得可能稍稍晚了一些，结果坐失良机，与百万富翁擦肩而过，以至懊悔终身。
1997年，就是磨市镇历史上这样一个大裂变、大改革、大动荡、大喧哗的年代。改制，就是一场革命，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政治运动，是在打碎一种旧秩序的同时建立一种新秩序，它显得疾风暴雨。虽然很少触及皮肉，但它触及了太多人的利益，无情地拉开了人们经济地位上的差距，使人们普遍经受了一场灵魂的冲击、思想的洗礼！改制也是一场人类欲望的大展台。在富人出炉的过程中，的确上演了一幕幕引人沉思、值得玩味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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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村办加工厂，经过多年积累颇有一些资产。改制时有5个人报名竞买，改制领导小组发了公告，定了日期召开竟标会，欲公开公平地改制，中标者当场与村方签订合同。但其中一位聪明的买主A捷足先登，与村干部私下达成协议，以10万元将加工厂买到手，并比预定的竞标日期提前三天签订了合同。A买到的企业当然是超值的了，如果公开竟标，恐怕他再多出20万元也不一定能买上手。他与那位村主要负责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都有些什么交易，是如何进行暗箱操作的，人们虽然不免有很多猜测和议论，但终究是个谜。没有人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追究，使得他们侥幸取胜。金钱与权力交媾，孕育的只能是腐败的怪胎。但无论如何，A这个富人是响当当的，据说他的资产是早已过了百万元了。
有一家石膏厂，是B的父亲创办的，B父当了多年厂长，后来B父退休了，另有新人当了法人。改制时有3人报名竞争，B也参加了竞争，但B却使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B父跑到企业的会议上（他已退休，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大吵大闹，说“企业是老子创办的，老子与企业共存亡，老子买定了，其他人谁也甭想——买到手老子也教他开不成工。”他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工人们的公愤。但经他带着有黑恶势力背景的几个人上门到另两个竞争对手家中威胁后，另两人宣布退出竞争。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B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该企业。B得逞了，成了经常开着私家轿车在街上晃悠的富人。
有一家五金厂，C从几个竞标者中脱颖而出，以13万元价格买到了该厂，他现场签订合同并以13万元存折兑现，博得了一片赞誉声。遗憾的是，当电视上还在播放他的精彩演说，人们还在传说着他的成功之时，他竟到银行对那本存折进行了挂失并私自取走了存款。直到后来，镇经委将他上诉到法庭时，他才极不光彩地交付了现金，他还因败诉而缴纳了4000元的诉讼费。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拙劣表演成为大家的笑料。但这又有什么呢，并不妨碍他照样过他的富人生活。
D是一家包装厂的业务员，但他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业务员，他的外欠货款达30多万元，差不多要把包装厂拖死了。仅仅是因为他的叔父在镇经委当着一个科长，所以他就吃香的喝辣的，企业法人也不敢把他怎样。包装厂改制时，D刚好在前半个月收到一笔货款，他一直拖着没有上交，他就用企业的货款参与购买企业，实际上他自己一分钱没花就把企业给买上手了——改制时像这种用企业的钱买企业本身的事例还不少，他们一般是企业的法人或业务员、财务人员，这样的人买断企业真是既不费力又毫无风险的。当然他的叔父暗中也进行了一些运作，所以他如愿以偿地成为包装厂的新主人。但可惜的是，D毕竟是缺少办企业的能力和才华的，所以他买上手后，企业仅仅运行了半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一家具有近20年历史的好端端的包装厂就在他的手中土崩瓦解，而30多名工人从此失去了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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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磨市镇到1997年改制前的乡镇企业，大约只有3000万元的资产，如果减去折旧，恐怕还不足2000万元。而企业负债则达到6000万元以上。负债减去资产，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按这道算术题，磨市镇就不应该还在改制中出现一批富人。但是生活本身是一场喜剧，富人阶层还是产生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全部的秘密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大的秘密就是悬空银行债务，让国有的资金资产大规模的流失。改制时，银行债务基本上都被“剥离”出来，而将可以利用的资产抽出来“卖”、“赠”、“租”。参与竞争的所谓民营企业家，都是在剥离债务后的良性资产额上再减一半才认定应收购的资产额，然后承接等额的债务。也就是可以一元钱不拿就收购到一家企业，而且已经拥有一笔可以投入运行的资产，这就是“零资金收购”。事实就是这样，一方面国家银行的高额信贷资金被悬空，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从中渔利成为富人，这就是生活的幽默呵！而参加收购的主要还是以前企业的主要干部。但是公正地说，对于乡镇政府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非如此不可。民营企业家无利可图谁来参加收购呢？再说企业本来就已运行不下去了，不如此改制更是死路一条。
其次，改制是匆忙进行的，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没有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这就给了在场的政府官员暗箱操作的机会。改制的过程本来又是按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暗箱操作最易产生腐败行为。有关专家认为，应尽快建立中介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做一个真正的中间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市场是国有资产进退的主要通道，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一个通道，也是防止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机制。
政府官员暗箱操作，再加上地方上黑恶势力的干扰，一些人能抓住机会迅速成为富人，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改制还有不彻底的一面，也给一部分人迅速成为富人创造了条件。如前面提到的水泥厂，这是磨市镇最大的企业，仍实行的是租赁承包的改制方式。承包制是一种极具风险的改制方式，是企业改制的最低级的形式。镇人民政府扮演着租赁人的角色，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仍然存在着“虚位”问题，传统集体企业的模式没有彻底打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纽带没有被切断，仍然是政企不分。根据外地的一些经验教训，承包制是包盈不包亏，只能激励企业而难于约束企业。如果赚钱了，企业老板就迅速富起来；如果出现大幅度亏损，企业老板则可能一走了之，而把所拖欠的职工工资、原材料款、电费等烂摊子扔给政府兜底，那就是政府的灾难。而无论盈亏，对于承包者来说，都缺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职工培训等动力，都是以过度消耗现有设备为前提的。
总之，改制是一场重大改革，而改革往往是需要支付高昂成本的。在经济改革中，经济地位的分化在所难免。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带着“原罪”来的。于是河北省2004年出台了对民营企业家“原罪免究”的1号文件。作为省级政府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便显得特别引人瞩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引发了一场“原罪免究冲击波”。
不要说那些大的民营企业家，就是观察一个小小的“老、少、山、穷、库”地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是有颇多值得玩味之处的。
一个地方突然出现一批富人（当然他们的实力也还是很有限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他们应该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他们文化层次不高，综合素质有限，目前仍只能以消耗当地煤炭矿石等资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再加上他们要面对今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国家对资源消耗型企业加大限制、融资环境严峻、政府及职能部门权力寻租等日趋不利的经营环境，这批富人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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