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爱一生 |
作者：卓非咪 作于：2005-6-16 12:33:00 访问：94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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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你大妈吧”，母亲收拾着碗筷，说。
“大妈怎么了？”我有点疑问。
“你大妈病了。”
“病了？”我有点吃惊。
“是脑血栓，不能动弹了”。
“怎么会呢？大妈不是好好的吗？”我楞住了，难以置信。
“都一个多月了，你回来了就快去看看吧”。
我还是转不过神来，大妈一向身体挺好的，怎么会呢？
急急地向大妈家走去。
一进门就感到了空气的凝重。大伯木然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碗。碗里的鸡蛋面汤已经凉透了，却还没有动过。
我轻轻地走到大伯跟前，大伯看了我一下：“回来啦”。
我“嗯”了一声，顺着大伯的眼睛向炕上看。我没法相信炕上静静地躺着的就是我的大妈！往日光光堂堂、富富态态的圆脸庞，只剩下了干瘦的肉皮贴着突兀的颧骨和凹陷的脸颊；眼睛紧闭着，红肿着，眼角的泪珠一半在眼外一半在眼里地被夹在眼睫之间；惨白的头发象枯草一样零乱地披散在枕上。
我向大妈俯下身子，喉咙哽咽地无法喊出声音。大妈感觉到了我的气息，她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兰兰”，“兰兰哎”。她焦急而艰难地扭动着不灵活的头，一只手费力地向我伸着，我赶紧把手放到她的手里。她睁开眼睛，眼泪随即涌了出来。
“兰兰啊，大妈作了孽啦，这是报应啊，报应啊！”
“兰兰呀，你是大妈的好闺女，你给大妈把刀子拿来呀，你让大妈快点死了吧。大妈作孽啊，这是报应啊！”
大妈不停地恸哭，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和悔恨，让我束手无策。只能和她一起流泪。
不知过了多久，大妈终于哭不动了。她稍稍平静了些。我开始安慰大妈：会好起来的。我们单位有个人也是这种病，现在已经好好的了，还能骑自行车呢。
大伯重新热了面汤，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喂大妈吃。大妈渗着眼泪吃了我喂的饭。
“天黑了，你回去吧”，大伯说。
从母亲那里我才知道，大妈是在别人家里发病的（她一直在镇上给人家看孩子）。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回家后见人就哭，总是哭着说不想活了，她不让大伯给她喂饭，不让大伯侍候她。她说对不住大伯，没脸让大伯侍候她。谁也劝不下她。
后来几次去看大妈，她仍然那样。
大妈得病后，大伯就靠着卖掉他的几头牛来给大妈看病买药了。这几个月是大伯最忙碌、最操劳的日子，也是大伯最充实、最有光彩的日子。虽然大妈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但他可以守在大妈的身边。虽然大妈寻死觅活，哭着喊着对不起大伯，得这种连死都不能的病是自己这辈子作的孽，但大伯始终默默地侍候着她。给她做饭擦洗，端屎端尿，帮她翻身，喂水喂饭，给她揉搓没有了知觉的胳膊和腿脚。不论大妈怎样的哭闹和拒绝，大伯始终不声不响、不烦不恼，甚至是乐滋滋地为她做着这一切。这几个月，大伯的脸上有了笑意，眼睛有了光泽，整个人也看起来精神了许多。他不惜代价地求医问药，甚至找神婆给大妈驱邪。
可是无论大伯怎样地努力，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妈还是很快地枯萎了下去。她无法承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她的精神挎掉了。她没有了求生的欲望，只想求死。只是她连寻死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等着把自己的身体消耗殆尽。
在瑟瑟的秋风中，在深深的自责和极度的悲伤中，大妈象一盏寒夜里蜡黄的油灯，在耗尽了最后一星油沫之后，黯然地熄灭了。
大伯卖了最后的两头牛，那头他最心爱的母牛和它的小牛犊，给大妈买回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
大妈的死让大伯象泄了气的皮球又一下子蔫了下来。他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别人安慰他，他也只会麻木地点点头。
吃饭的时候，大嫂把我拉到旁边，说：“兰兰，你劝劝你大伯吧，他都两天没吃饭了。”
我盛了一碗糊涂饭，就是农村里过白事时把厚厚的面片下到煮着小米、豆腐、花生、豇豆的汤里做成的大锅饭，来到大伯跟前。尽管大伯平时和我说话也不多，但我知道我在大伯心里的分量。
我蹲下身子，把饭碗捧在他的面前：“大伯，别难过了，吃点饭吧”。
大伯抬起头来看着我，我知道他太为难。他的嘴张了几张，终于没能对我说出“不饿”的话。他勉强地接过碗筷，机械地往嘴里送着。他的喉结费劲地上下蠕动，眼里憋满了泪花。我不忍再看他，低下头让眼泪滴到地上。
躺在灵床上的大妈，眼睛还是肿胀着。仿佛还有许许多多的悔恨没有哭出来，还有许许多多的眼泪郁积在心里。她象一截蒸干了最后一滴水分的突兀嶙峋的枯枝，孤独地曲虬在料峭的寒风里，带着灵魂无法安宁的颤抖。如果人死后灵魂真会出壳的话，大妈的灵魂肯定无法挣出她的凡体。她的灵魂只能在她干瘪得没有一丝水分的躯体里绝望地扭曲、挣扎、衰竭、死亡。它无法游移，无法起飞，无法找到逃逸的门。
农村的习俗是，守灵的儿女子孙在亲戚们到灵前吊丧时，要陪着嚎哭。可是不知为什么，跪在大妈的灵前，我就是怎么也哭不出来。喉咙里堵着一块紧紧的石头，沉沉的酸楚压得心口难以承受，可就是哭不出来。
我知道大妈对我最亲，她一直把我当亲闺女待的。听说在我出生前，母亲就曾和大妈说好了，如果生下来是个丫头，就用来换大妈的儿子，我的二堂哥。二堂哥比我大不到一岁。可是后来却没有换。我曾问母亲为什么没换，母亲说是舍不得了。但我听别人说，二堂哥不是大伯的种。留心一看，也确实象那么回事。二堂哥的长相、个子、身板，甚至声音都有些象跛子。大姐说父母就是嫌二哥不是大伯的才不换的。大概真是这样。
虽然没能做成大妈的闺女，但大妈仍然是对我最亲，甚至超过母亲。可能是没能变成让母亲如愿的儿子，让她一辈子都被二妈压着，总是低人一等地受着家族和外人的欺负，母亲或多或少地对我有所迁怨吧，我和母亲的关系从小就是疏疏的。
父亲兄弟三个。大妈大伯有两个儿子，但老二却是外人的种。母亲生了我们这一窝丫头片子。只有二妈最有能耐，二男二女。儿女双全，人丁兴旺。威风凛凛，扬眉吐气。
大伯老实巴脚，一年四季难得说几句话。无论是怎样的屈辱，怎样的不公，他都默默地承受着，一言不发。用二妈的一句话就是：“比死人多一口气”。大妈一辈子没有好好对过他，一直和跛子纠缠在一起。做为一个男人，我想大伯的心里肯定比黄莲还苦，比锥心还痛。可是他楞是能把所有的苦痛都沤在肚子里。他没有打过大妈，没有为此和大妈吵过闹过。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有些什么。他永远沉默着。虽然可以从他的眼中，从他的脸上，从他的一举一动中读出他内心深深的伤痛，但他从来不把他的悲哀，他的愤怒，他的怨恨发泄出来。
大伯一生唯一的伙伴就是他的牛。从我记得，大伯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把队里的牛养得膘肥体壮。他一年四季睡在牛圈里，陪着他的牛，或者说是他的牛陪伴着他。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后来承包责任制了，他分到一头母牛。他就靠着那头母牛，又慢慢地发展壮大了他的牛群，多时达到七、八头。
大伯从不停歇地劳作，他不仅耕种着他和大妈两个人的田地，饲养着他的牛群，还要牵着他的牛帮着成了家的堂哥们耕田种地，并且村子里只要谁让他帮忙或是想用他的牛，他都有求必应。有意思的是，他的牛只听他的话，所以往往都是他的牛和他一起去为人民服务。
父亲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他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在家的时候不多，家里地里都是母亲一个人在操劳忙活。母亲没能给父亲生个儿子，使她一直觉得愧对父亲。但父亲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他对我们姊妹仨很疼爱，尤其是对他这个小宝贝女儿，每次回家来都会给我带回来糖果、饼干什么的，甚至一个烧饼。那时的农村能吃上这些东西的孩子是多么地幸福和优越呀。我就常常被伙伴们羡慕着。大些的孩子就总是骗我的东西吃。
父亲和母亲也是我们村里最和睦的一对，我好象从没见到过他们吵嘴打架。父亲一回到家就帮着母亲干活，然后是母亲给父亲和我们在厨房叮叮咚咚地做饭。
二伯是弟兄三个中最厉害的。他脾气火爆，恃强好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看着就给人一种威严感，我是很有几分怕他的。虽然他从没对我凶过，但我太多次地目睹了他对他儿女们的暴行。
他和二妈总是吵闹打架不断，他们两口子就是那种叫做针尖对麦芒的主儿。二妈两片薄嘴又快又刁，说东道西，颠是倒非，自然少不了吃亏的。
母亲常常得去拉架，她把二妈拖到我们家。二妈又哭又骂，惊天动地。她骂人的水平是很高超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骂二伯没良心：“我给你养了儿女一大群，你没良心的，还打我，要是没给你生出儿子你还不把我的皮剥了啊。我命苦啊！”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大腿。
二妈就是这样，自己好过的时候不想让别人好过，自己不好过的时候也不会让别人好过的。不知道劝架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只是再次打架时她还是去拉架，还是照样把二妈拉到家里来，而二妈照样那么地挤兑她。
我不知道跛子的真名叫什么，我们小孩子都叫他跛子，村里人也都这么叫的。家里的大从们是从来不提他的，除了二妈。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呀，虽然早已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但大人们讳之莫深。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大妈为什么要和一个跛子相好？大伯虽然不是美男子，但也是眉正眼顺。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粗粗浓浓的眉，一米七几的个子，有什么比不上跛子的！跛子小小的个子，也就一米六几吧，低胖的身子，虽然眉眼也算周正，但毕竟跛着一条腿，一瘸一拐的有什么好？可是大妈偏就是喜欢这么一个人，并且始终不移地好了一辈子。
小时候到大妈家，就常能碰到跛子在大妈家坐着。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吃饭的时候，大伯回来了，大妈说锅里有饭，大伯就自己拿碗去盛了饭端到门口蹲着吃了，然后放下碗又一声不响地去了他的牛圈。
那时候男女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很丢人现眼的，偷情的男女是众矢之的的。奇怪的是大妈和跛子那样光明正大地来往，却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当然那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大妈和跛子是怎么回事，只是从二妈和外人的风言风语中知道大妈是坏女人，跛子坏。
但大妈对我很和气，很亲。我还是喜欢往大妈家跑，因为大妈总是给我藏着好吃的东西，几个核桃，一把红枣，几颗水果糖之类。跛子也很亲切，和我说笑，夸我长得好看，聪明机灵，长大有出息等等，我当然心里美滋滋的。从大人们那里得来的对跛子的恶感，就象脚底下的雾不知不觉中就飘散了。
母亲虽然也不让我往大妈家跑，却并没有太强制我。倒是二妈时常凶巴巴地阻止我。但我对二妈有种天生的反感，所以她反对的事我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偷着去做，心里就是要气她，让她不舒服。
那时我们村里没有小学，村里的小孩要到跛子的村子里上学。两个村子相隔约有三、四里的山路。记得有一次，老师留我批作业，从学校出来才发现天已快黑了，我心里害怕，急急地跑起来。跛子看见了，他叫住我，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我说老师让我批作业。“那我送你吧”。
平时跛子对我就挺亲的，也许是因为大妈对我亲的原因吧。他牵着我的手，一路上我们说着话，唱着歌。除了唱当时的革命歌曲外，跛子还唱了一些调子悠扬、我没有听过的曲子。我说好听，要他教我。他说：小孩子不能唱的。他还讲了一些逗人的笑话，笑得我前仰后合。
不知不觉已到了我们村口。我感到跛子的手猛地抖了一下，整个人僵硬了。一抬头，原来是二妈凶神恶煞地横在面前。
“我送......”,跛子没能挤出两个字，二妈劈手夺下了我，拖着就走。
我象一条极不情愿的小狗，脚后跟挨不着地地被二妈疾风般拉着。二妈的手象钳子一样死死地钳着我脆弱的手腕，我生生地疼，却又根本来不及哭；想挣脱又根本没有可能。
进到我的家门时，二妈好象软和了些，不那么气势凶凶了。她的手松驰下来，但仍然没有放开我。母亲正在案前擀面，看见二妈进来，她停止了动作。
二妈直把我扔到母亲的案前才放手：“管管你的兰兰吧，小心让跛子引坏了！”
母亲还没能开口，二妈已高扬着头，一前一后地送着肩膀，扭着肥肥的屁股顺门而去。
二妈叫我的名字时总是怪怪的，那种语气、那个腔调，我怎么也学不来。我现在仍然奇怪，“兰兰”两个字从二妈的嘴里发出来怎么会是那种味道？她把第一个“兰”字按得很低很重，拖得很长；第二个“兰”字，又拐着几个弯地往上挑。反正我是发不出那种音调，大概也只有二妈一个人能行，她甚至都可以申请专利的，我想如果她有那种产权意识的话。
反差极大的是，大妈叫我的名字总是很轻、很柔、很亲昵的那种。她把“兰兰”两个字连得很紧凑，第二个“兰”字拖的稍长一点，软软地滑溜到＂哎＂音上，就象是可爱的小蝌蚪，圆嘟嘟胖敦敦的大身子拖着一条透明灵便的小尾巴。
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二妈在母亲面前总是趾高气扬的？而母亲为什么总是低眉顺眼的？长大后我才知道，二妈对母亲的盛气凌人是因为母亲没有生下男孩。生了我的两个姐姐后，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母亲强行搭了个末班车，希望能生个男孩，结果事与愿违。那时候没有B超什么的，后悔也没办法了。“兰”就是“男”。现在觉得令人好笑，父母想用“男”来聊以自慰，没料到反而授人以柄，被二妈用做矛头来剌母亲。我这个矛头也确实够尖利的，戳得母亲毫无还手之力，甚至连抵御之力都没有。
上初中以后我就住校了，回家的时候就少了。然后高中，大学。工作后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当然回家总要去看大妈的，但那只是坐上一会儿，说上一会儿话而已，也就难得碰上跛子了。只是从人们的口中知道他们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故事，大伯继续饲养着他的牛们。堂哥们也先后娶妻生子，住上了新房，大伯大妈却一直住着他们的土窑洞，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后来有人给大妈找了一份保姆的活，大妈就到镇上给人家当保姆去了，且一做就是多年，直到她突然地病倒。
第三天是下葬的日子。天却下起了蒙蒙细雨。
总管根亮叔踌躇地移进来，跟二伯他们商量：“你们看，跛子在院门外坐着，从昨天坐到现在了，死活要见大嫂子一面。也怪可怜的。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就别再记恨了，还是让他进来瞅上一眼吧。”
二伯立着刀眉，瞪着虎眼：“叫他滚！这个畜牲王八蛋！”
父亲在边上说：“哥，算了吧，就让他进来吧，毕竟咱们也折了人家一条腿，毁了人家一辈子啊！”
“他活该！谁让他骑在咱哥脖子上拉屎的。”二伯仍然气囊囊的，恨恨地说，只是神色松动了些。
根亮叔又看看大伯。大伯垂着头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有点左右为难。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叫他进来吧。”
跛子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地颠了进来。多年没见，他苍老了太多：以前光光亮亮的脸膛已经消失了踪影，额头、眼角满是干干巴巴的皱纹，记忆中总是笑眯眯的眼睛已蓄积了岁月的浊浊沧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身材比以前更加矮小，腿也比以前跛得更加厉害，甚至显出了步态的蹒跚。
大妈静静地躺在红缎子白边的褥子下面，脸上盖着一块四方棉布汗巾。跛子一声不响地立在大妈的身边，没有人知道他在心里给大妈说着什么。
大伯仍然垂着头蹲在地上。二伯气鼓鼓的胸脯一起一伏，脸别向了一边。其余的人把视线都集中到了跛子身上。
空气象凝固了一样没有声息。
根亮叔挪过来，碰碰跛子的胳膊：“出去吧，要入敛了”。
跛子慢慢地跛出门去。
大妈瘦弱的身子象一片枯干的柳叶，被放进了黑漆漆的棺材，厚厚的棺盖重重地压在了她的身上。就在棺盖落下的那一瞬，我堵塞的泪水象决堤的洪峰喷涌而出，“哇”地一声，我嚎啕大哭。
自从长大以后，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不顾一切、掏心掏肺地嚎哭过。我知道我的嚎啕震住了所有的哭声，我知道大姐在用力地扯着我的衣裳，但我已没有办法止住彻心彻肺的悲痛。
不知道我是怎么随着众人把大妈送到墓地的。我的头脑里大妈的脸、大伯的脸，还有跛子的脸不停地变幻着、重叠着、旋转着、扭曲着。我极力地寻找着什么，头随着他们的脸象拨郎鼓一样转动着，可是他们变幻得太快了，我还是找不到、抓不住任何东西。
“你没事吧，兰兰”，大姐怯怯地问。她给我端来一碗水，我一古脑儿地灌进了喉咙。
雨开始大起来。亲戚杂人都躲进了屋里。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人们三三五五一堆一伙地开始唠着里短家长。
突然几个小孩子跳跳跃跃地跑了进来，手里攥着淋湿了的纸花，是刚才从花圈上拽下来玩的。他们争先恐后地嚷嚷着：“跛子去坟地了。”“跛子去坟地里了”。
门外又有人嚷着：“快听，快听！好象是坟地里有人在哭呢。”
“是跛子在哭哩！”
人们寂静下来，一些人走出屋子跑到外边去侧着耳朵辨听。
隐隐约约的嚎哭声从雨中传来。
是啊，跛子有跛子的隐痛。他用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照耀他酸酸甜甜、苦苦乐乐的一生。他有他的爱恨悲伤。
雨越下越大。如果真的有天地神灵，那么你借这凄凄秋雨的喉咙说的是谁是谁非？论的是孰恶孰良？
一切的一切湮没在潇潇雨中......
当我把心里的疑团向大姐说出时，大姐惊讶地睁裂了眼睛：“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呀，我以为跛子本来就是跛腿的。”
“不是的！跛子原来是好好的一个人的。他和大妈鬼混，大伯你知道的，又管不了大妈。二伯气不过，就叫了村里几个人，咱爸，还有根亮叔，他们晚上去捉奸。二伯他们撵着跛子打，把跛子撵得从崖上摔了下去，摔断了腿，才成跛子的。
“然后大妈就闹着要和大伯离婚。大妈还喝过几次农药的。但大伯死活不离。这不，后来大家就都睁只眼闭只眼，大妈和跛子就一直勾勾搭搭了一辈子。唉，大伯真是窝囊死了！”
一天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你大伯又不在了，你明天赶快回来吧。”
“怎么......”，这才不到两个月吧，大伯怎么......
还是这孔窑洞，大伯又静静地躺在了灵床上。
堂哥说：“也没有什么病的，不知道怎么地就不行了。”
“妈不在了以后，爸几乎就没有怎么说过话。”
入敛的时候，大伯叼了一辈子的旱烟袋放在了他的头边。大嫂说：“还有牛绳。牛卖了以后，爸一直保存着那根牛绳。也放进去吧。”
大嫂抱来了牛绳。这是一根大伯自己用麻皮打成的粗牛绳，它已被大伯的手掌摩挲得油光发亮。我知道，那是大伯多少、多少漫漫长长的岁月里，默默抚摸着的寂寞、孤独、悲哀、怆凉、无奈和忧伤啊！我泪如泉涌：
“不！不——！不要把它放进大伯的棺材，他想要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我恨恨地夺下牛绳，拚尽所有的力气，把它抛向远方。
大伯的棺板被放到了大妈的旁边，黄黄的泥土掩埋了一个灰灰暗暗、凄凄伤伤的故事。大伯用他一生的沉默固守着自己没有鸟语花香、没有凤飞蝶舞的田园。他一辈子上不了自己女人的炕，看不上自己女人的笑脸，而现在，他终于能够和自己的女人躺在一起了。对大伯来说，他也许是幸福的了。
淡淡的雪花，象羽翅透明的蝴蝶，在天地间沉沉浮浮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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