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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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位启蒙老师

作者：张振立作于：2005-6-11 9:24:00 访问：147 评论：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一个人一生要走的路，与他最初所接触的人有莫大的关系。我在中学时代遇到了三位老师，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小时候我生性顽劣，不爱学习，加上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自己不识字，也从不把自己的孩子上学当回事，就让我这个属马的小子像一匹不上套的野马驹子，放任自流惯了。所以我的语文数学成绩都不好，更别说会写作文了。记得上到小学四年级，老师布置一篇作文，我是怎么努力去写，还是写不满一页32开的小小作文纸。怎么办呢？我有我的绝招，把每个标点符号都占一格，每写一句话不论长短就画个句号，见句号就另起一行。气得老师老拿我的作文在讲台上说落，说我是个混货，根本不是上学的料，一辈子只能打牛屁股了。老师越是这样说，我就越不想学，越不想学成绩就越差。这样子混到了五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少学生从此再没有学到知识，可我却因祸得福，不用考试就能上初中了。因为那时提倡普及中学教育，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要不然，我这辈子最多也就是混个小学毕业了。就在这个村办初中——大黑学校里，我遇到了第一位学习上真正的启蒙老师周本宽。

     周老师那时大约三十来岁吧，人长得又黑又瘦。开始我们都不喜欢他，可二三节课下来，他就把我完全征服了。他教我们语文课，他的课讲的特棒，要让我现在说棒在哪里，我是一点都说不出来，只知道我们越来越喜欢听他讲课。一两个星期以后，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对一群顽皮的农家孩子来说，能让他们做到这一点，应该很不容易。听周老师讲，他也是个苦出身，小学都没能读完，靠勤奋苦学自己闯出来当了教师的。所以他对农家孩子是真心的好，真心地要他们学好。我想凭这一点他就能完全赢得学生的信赖。他本人又是个文学爱好者，文革前曾是《河南日报》的通讯员，时常有文章在报上发表。可能发现我的质地并不差，就给我开小灶，私下里教我背一些他保存的好文章，并不要求我理解它。再就是在课堂上教一些常用的作文写法，可我听的很专心，很快就开窍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是班上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初中升高中，时兴考试加推荐。我们大队分了8个上高中的名额。我的考分很高，是第一名，但由于父母都是农民，推荐时没有人为我说话，就落下来了。周老师人虽然瘦弱，可书生意气，脾气倔的很，认准的事就一定坚持到底。他得知了我这件事后就强为我出头，三番五次地找大队书记理论，最后不惜和他闹翻，反映到公社，也要让我去上学。他说这样有出息的孩子，不上学可惜了。在周老师的再三坚持下，大队只好重新开会商量，把我的名字添上了。我上高中后，周老师很快就被罢免了学校教导主任职务，被迫调走了。这是我参加工作好多年后才知道的。

     上高中后遇到了李鄰芳和路良聪两位老师。他二人都是大高个，李老师略瘦，路老师略胖些。他们上课时都一丝不苟，十分敬业，下课后又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李老师教语文，路老师教作文。同学们都乐意听他俩的课。他俩也都各自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一件事。

     那是刚上后刘高中不久，李老师看我各科成绩都不错，又特别喜欢语文课，就把他珍藏的一本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送给我。那时侯可不像现在，什么书都有，想读什么去买一本就是了。那时候还在批判封资修，说很多书都有毒，不让读。能得到这样一本书读，我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我的感觉是如饥似渴呀。我太喜欢这本书了，就利用课余时间，把这本书的精华部分悉数抄录，都整整抄了三大笔记本呢，不少经典的诗文至今我还能背诵。届临毕业时，我又郑重地把它还给了李老师。我知道我虽然十分想拥有它，可李老师还需要它，还要用它指导后来需要学习的学生们。是这本书，不，更确切地说，是李老师教会了我许多作文的手法和技巧，为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路老师呢，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什么都写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可忘不了的是我写得特好，这个“特好”当然只是当时的自己自以为是罢了。忘不了路老师看到后特别欣赏，用大红毛笔整整批写了一大页批语，再拿到班上作为优秀作文朗读讲评。讲评完以后，路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说：“回去把它认真清誊一遍交给我，我要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让后来的学生当范文学习。”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可能连路老师都不会想到，它对我一生的影响有多大。从此我把我中学时代的作文都当宝贝似的保存起来，直到七五·八特大洪水，它们和我家三间茅屋一起淹没化为泥土，现在想起来还有切肤之痛。这以后每当我因种种困难写不下去想要搁笔时，路老师的话就会在我耳边响起，让我倍受鼓舞，下决心把文章写好，把事情做好。我教语文上作文课时，也常常拿这一招给学生，果然有效。我的学生也像我一样，大都一生喜爱文学，或者毕业后就做了语文教师。

     周老师与我情同父子，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我教书时学他，做人时也学他，就连他的倔脾气我都一点不差。文革结束后，周老师相继调到县广播站、广播电视局担任总编辑工作十几年，现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都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精神头特足，每次和我提起当年事，还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李老师后来上调到驻马店市教研室任教研员，早些年就退休了。三位恩师中，他是我毕业后见面次数最少的。只能趁去驻马店办事有空闲时才去看他。路老师于1984年调到县教研室任主任，1988年又把我从乡下初中调进县城，还为我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以后我就一直跟着路老师，直到他1997年退休。其间被他耳提面命，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说心里话，我能够在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正直地站立，从不向谁乞求，心平气和地为人处事，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都是从我的老师身上学来的。我能有机会从一个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毛头小伙子，一步步成长起来，当村干部、民办教师，转正，进城……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数十多家刊物上发表作品，还出版了三本个人诗文集，成为中国诗歌协会和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市作家协会理事、县作家协会主席，成为地方上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都离不开老师们对我的栽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们，尤其感谢我的三位启蒙老师。我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去拜望，希望他们能健康长寿，给我以更多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