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亚证件 |
| 作者：牛钝 作于：2005-6-11 9:23:00 访问：26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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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现存的事物当中至少有一件会随着人类不可逆转的命运步入到有限的无限中去，那么，我丝毫也不怀疑它就是我们东南亚证件集团。它只能是东南亚证件集团，真主之外别无真主，东南亚之外别无永恒的事物。
长期以来，集团作为一个松散的，或隐或显的，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和管理，也从不举行每周例会和董事会的仅仅徒有其名的机构，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注意。更多的时候，在从前，在流经人类心灵的无数个世世代代，它连一个固定的名称都没有，人们疏于给它命名，甚至从根本上忘却了它的存在。只有极少数人——每个时代都会有那样一些人——曾用这样那样令人费解的名词术语来称呼它，但下一个村庄或市镇中他们的同类又会给予另外的名称。即使在同一个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对它的称谓就会有一次大的演变，其变化的无限可能和不规则性象圆周率一样难以穷尽，而任何试图描述、预测、推演、总结其变化的打算都必将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这一点上，它无论如何也不象圆周率那样纯粹、自足、充满祟高的宁静和神圣的稳定性，并能以此给沉浸于其中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它的名称——我们说，多数情况下，在多数人那里，它是没有名称的——在不同的时期可以维持不同的时间长度，有时持续一二十年，有时候更长一些，有时会随着一场大规模的集体斗殴事件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今天，在我们偶然来到的这个地方，这个世界，我们有幸得知，它就是东南亚证件集团。
尽管如此，尽管从表面上看来集团可有可无，并没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可只有那些真正明智、真正了解事物的人才会明白，人们和集团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微妙，他们的结合又多么紧密，从来没有人从根本上脱离过集团的支配，最特别的人也仅仅是游离于边缘地带，如同一切星系当中处于最外围的几颗不祥的扫帚星。曾经有人认为，如果他们再稍作努力，或者集团的控制力多少再薄弱一些，他们中的一部分就会成功逸出，象几条漏网之鱼。但这也许仅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看法，集团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控制过什么，它的纲领当中也从未有过类似的声明。事实上，它只有一条不成文的纲领：普遍地涵盖和笼罩一切，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堪称纲领的东西。为什么要控制呢？集团从来都不是一张网、不是一个机构、一个集团。如果一定要说它象什么，那么，它只不过是整个大海，它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不同的栖息场所和活动空间，如果有一条鱼认为自己能力超群，和大海，和集团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总的来说，有这样想法的人更加稀少，他们只在最特别者当中占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的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深沉浸在集团无微不至的光芒中，在集团不朽的法则指引下进行各种努力，并在此不朽法则离开时归于死亡。从来也没有人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被集团笼罩和涵盖着，从来也没有人想像过集团永恒的光芒就在他周围流淌涌动，就象我们很少设想自己其实置身于空气当中，只有在一些特殊时刻，比如被一个歹人掐住脖子的时候，我们才会迫切而深刻地体验到，空气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
关于集团的形而上学，我只能简略地说这么多。我担心自己笨拙的头脑，狭隘的智识，单薄的语言在如此巨大而深遂的事物面前显得过份渺小和可笑。所以，我打算象文学家一样，仅仅稍不简略地描述一下我为集团工作的情形。我相信，只要一开始叙述，我就有可能摆脱那种畏葸心理，从而变得象从前在土地上耕作时一样信心百倍，因为叙述据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的，即使是我们每天的吃喝拉撒作吧，也会因而变得充满玄机，似乎煞有介事。同时，由于我毕竟还不是文学家，我想，人们在评价我的时候总不至于象文学家们互相指责起来时那般刻薄。
被选择为集团服务，是一件无从解释的事情，虽然仅仅从最粗浅，最外在的形式上参与了集团的工作，却是某个深不可测，无限繁复的体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的智力仅及于此。这当然并不是幸运的开始。根据我们从传说或历史当中挖掘出来的意义，被选择做什么事通常都意味着责任、重负、艰辛乃至屈辱，比如大禹被授命治理洪水和苏武被派到极北苦寒之地充当一名倔强的牧羊人。我于是怀着深刻的使命感，默诵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人名言，开始走街窜巷，投入到我的命运在某时某地的一个巨大的、唯一的分支当中。我的工作是把一张张印着集团名字的卡片粘贴在公用电话亭、路边广告牌、电杆、汽车站牌以及每一个易于被人们发现的地方。这种卡片从表面上看和我们生意场上使用的名片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有着本质的区别，就象钞票和冥币一样。除了集团本身的虚无飘渺之外，卡片上的人名也都是虚构的，但传呼和电话号码则绝对真实，它并不标明地址，却往往在左右两端写上“敬请保留，以备急用”的偈子或谶语。它的颜色鲜艳而暧昧，于引起注意以外，似乎在竭力表现一种寒酸贫贱之气，仿佛试图以此来证明它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有一个时期，当集团的事业正篷勃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卡片颜色的选择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几乎就要形成新的流派了。这一派别的思路显然是这样的：当一个电话亭里贴满了鲜艳夺目的粉红色卡片时，什么样的颜色才能在其中更加鲜艳夺目呢？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简单最朴素的白色。这一选择当然未必一定标志着什么，也当然未必不一定标志着什么，最不落言荃的办法是：永远不要试图透过现象去观察本质，只要我知道，它已经有了两种颜色，我将尽力克制自己不去忖度集团玄之又玄的意图。现在让我们翻转这张卡片——你不得不翻转它，当你手上有一张卡片的时候。于是你将看到，在它的背面，用一种非常小的字体罗列出世界上所有证件的名称。很显然，这又是一种纷繁复杂，近乎无限的序列，或者如某个瞎了眼的、死去的外国人可能会理解到的，是迷宫的又一种形式。
而一个更具体、更陌生的迷宫开始在我的周围运转幻化，日日夜夜，生生不息——道路和各式建筑、车辆和人的河流、收魂摄魄的灯光和眼神——我在其中艰难地跋涉着，比连续翻越了故乡的十万大山更其艰难，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庆幸着没有被这些过于抽象、不可理喻的事物所淹没。我终于挺住了，克服了对城市的恶心感，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总的来说，我的工作是比较单调，比较枯燥的，实在乏善可陈，也许根本没有任何传述，记载的价值和必要，但由于我曾经研究过部分世界的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它，所以我将很高兴地把这一经历诉诸文字。
在通常情况下，我头戴一顶灰色遮阳帽（它根本起不到遮阳的作用，但可以用来擦拭汗水），口袋里装着半部叔本华的著作（为了携带方便，我把它从中间撕开了），手上拿一只盛满了凉开水的矿泉水瓶子，另一只口袋里则是集团的卡片。我逆着人流前进，为的是能在必要的时候品味一种决绝的孤独和大无畏的人个英雄主义情绪，并同时背诵名人的另一句名言：虽万千人吾往矣。然后从容穿越充满象征意味的人的森林及其目光织成的罗网。我当然已不是特别年轻了，当然也不是特别衰老，也许象但丁在某处所说的，正处在人生的中途。因此，我早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扮演折翼天使或失路英雄，只不过我突然来到城市，这个与我所有的现实和梦境一律相反的地方，我不得不运用这一稍显幼稚却颇为有力的武器以抗衡面前斩钉截铁的新的现实。我不停地走着，仿佛已走了许多年，许多世纪，许多国土，许多个劫；我尽可能以自己的双脚扩大着我的半径，乘坐汽车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在我的双脚走不出去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有时候，我会稍稍留意一下迎面而来的同类的脸，想到所有的人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所有的命运是同一个命运，然后，我停下来，厌倦于这种类比。马路上的趣闻轶事固然也不少，但它们全都需要一个在场者去领略、观察和体味，而不论对于任何场景、任何事件，我都只是一个太过匆忙的过客。因此，虽然我每天要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和事，却很难从中获得什么，只有那些同我的工作紧密相关的事件，尽管微不足道，却还能多少诱发一些浅显的思考——在马路上，你只能偿试浅显的思考。多年以来，我逐渐看到了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所潜藏着的巨大危险，当我站在马路上，旁边不远的地方成群结队奔驰着致命的汽车，我由是对这一看法更加确信不疑。
我们最主要的行为目标被锁定为公用电话亭和路边广告牌。在最初几天里，我总是装出一副要打电话的样子，把一张没用的磁卡插入话机，胡乱拨上几个号码，一边等待对方应答，一边暗中掏出真正有效的卡片——背后早已粘好了一小块双面胶——在似乎漫不经心的左顾右盼之间，把一只手扶在话机上方的墙壁上。当然了，那张卡片就藏在我的手心里，而墙上尽管已被贴得密密麻麻，却总能找到留给我、属于我的一小块空白。随即，我放下话筒，取出磁卡，甚至不用抬头再看上一眼，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一小块留白已经被恰如其分地填补起来了。我几乎是怀着近乎愉悦的心情离开的，仿佛刚刚听到一个中等程度的好消息。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种工作方式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带有太多表演的成份，而且效率极其低下。虽然集团根本不关心效率问题，至少是从未明确地提出过这一问题；也许它更愿意去探求大道或者所谓真理，相比之下，“效率”这个词及其所表达的意义简直是荒谬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出于偷懒的愿望和对集团意图朦朦胧胧的领会，我很快就认同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点；可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给什么人看呢？我承认，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注意我，虽然我始终在注意着是否有人在注意；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个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工作环境里，实在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得到任何一个人的注意，除非是很少见的漂亮女人，但这也是极其短暂的，因为她很快就消失了。所以我只是在表演给自己，以及根本不存在的他人的幽灵，我因此知道自己还没有从他人、从世界、从自身中获得自由，我曾为此而努力，我愿意继续下去。到后来，尽管我很难评估自己的自由程度，却终于可以轻快地走过电话亭，蜻蜓点水般留下一张卡片，而后飘然远引。虽然这样的举止实在算不上庄重，但是有一次，我走进一个电话亭，站在正打电话的那位女士的旁边，在她惊讶的目光注视之下，把一张卡片贴在距离她听筒后面那只耳朵不到一尺的地方，整个过程用时好几秒，也许十几秒，象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慢到极致，也庄重到了极致。
有时候——其实是经常性的——我发现一张充满恶意的传单或者说宣传材料，有超过人的一只手掌那么大，它过份可耻地占据了本该属于我们的空间，以至于任何一个进入电话亭或者仅仅从旁边经过的人，都不得不对它投去无可奈何的关注的目光。它的文字——哦，那几乎是世界上最堕落，最不可信的空话、谎言、吹牛……放屁——它说一个人只要到酒店中去做什么公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一个月收入上万元。酒店我是晓得的，武松也曾在里面喝酒，后来规模做大，就轻易不让武松这号人进去了，但武松及其同党据说在宋朝即已死光，此后再未复活，因此现在也不必担心再碰到这等呆瓜。至于公关，我就不是很了然，我从来只听说过关公，是个红脸膛的汉子，其实和武松也相差无几，不过杀的人更多一些，年岁也更长一些，死得更早一些罢了。总而言之都不可信。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月收入万元以上的工作，可是我很难想象其工作性质和类型，我平生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村的村长，他的工作仅仅是在村民大会上吹吹牛，在招待宴席上拍拍马，并随时随地和别人家的老婆女儿勾勾搭搭。而他的每一桩生意都在良好运转，为他带来每月几万元的稳定收入，虽然据说有半数左右都要令人不解地送掉，他却仿佛很为此而感到高兴似的，从来也没见他流露出惋惜的神情。这家伙有时候喝醉了，就当着全村男女老少的面开始胡说八道，说县里的有些大干部也没他钱多，乡里某位充足的要人，也不如他的女人充足。我可是从来也没有相信过。
就象我不相信电话亭里荒诞不经的宣传材料。我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有的真实，有的虚妄，但全都很短暂，对于世界而言，即使这一切并非必不可少，至少也是无伤大雅的。如果我从未被集团选中，如果我从未从事一项收入远远不及一万的十分之一却颇为劳累的工作，那么，我将对此漠然置之，我将听任一切虚妄大行其道，而紧紧抓住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真实，我发源于土地，我想，我完全可以借鉴一粒种子的智慧，只要有一丁点土壤，我就要生根发芽。但是，我在为集团工作，我看见这个骗人的东西就来气，他们想干什么呢？他们把一群善男信女聚拢来，名义上是在酒店里做关公——唔，公关——暗地里却威逼利诱他们做一些极不体面的事，并竭力让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自古以来就非常体面，甚至是所有体面的事情当中最体面的。而且，到最后，会有人得到一万元吗？除了把这个东西贴在这里——除了指使他人把这个东西贴在这里的那个家伙。为了确保集团在电话亭及路边广告牌领域的利益不受侵害，为了维护集团阵地的纯粹性，我试着想把这张薄薄的谎言从电话亭的墙壁上取下来。最可恨的是，这完全是一种妄想。它牢固地、紧紧地附在电话亭的铁壁上，如果不借助工具或使用唾液，任何人也休想粉碎它一丝一毫，就算有锐利的指甲也不行。为此，我陷入了沉思。这显然也是集团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集团，但其方针、准则与我们的集团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恬不知耻，完全一副骗子作派，却只有那些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害者才有资格指控并证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而我们的集团则面临另一种情况，我们尽管恪守着早已失传的诚信原则，无论什么人，只要付出很有限的金钱，我们就决不失信，给予相应的证件；我们也许从事过或正在从事着某种商业活动，但诚信二字却始终是我们人生的最高信条，并不因为我们突然开始在市井间征逐，就着手把血液中传递了几千年的基因剔除殆尽；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在集团内部，我只不过承担着最基层，最微乎其微的工作，除了一个比我大一级的伍长，我再没有见过集团的其他成员了；我无意更深入地了解集团，我相信，当你试图接近它的时候，它就会悄悄地从世间消失。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其态度之固执，言辞之偏激实属罕见，即使那些乡愿伪善之徒，大奸大恶之辈也从未受过如此猛烈的攻击。不过攻击归攻击，集团依然若隐若显，亦真亦幻，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我也依然象野草一样生存，象野兽一样奔走。另一个重大的区别体现在形式上，我们的卡片只粘住小小的一角，为的是能让人们方便地将其取走，而他们的传单却整个儿贴在壁间，为的是不让人们方便地将其取走。我想，这就是世界，就是集团。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连续几天对紧挨在一起的几个电话亭进行观察后总结出来的，我发现，每时每刻，我们的劳动成果都在受到莫名其妙的损伤。有时候，我走过一连串的电话亭，粉红色的卡片琳琅满目，就象蝴蝶在草丛中飞舞；可是当我几个小时以后再次经过这里，却发现有的里面寥若晨星，有的里面硕果仅存，最严重的则踪迹全无，只剩下一派暮气沉沉的绿色。很显然，一定存在着一个反集团，在我离开的这几个小时内，我们的阵营曾遭到彻底清洗。因为集团的卡片尽管是免费赠送的，也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对证件以及集团都有了深刻理解和需求的顾客。那么，谁会来取下这些卡片呢？它们当真会变作蝴蝶飞去么？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中，天地万物据说全都存在着相互间的吸引力和各自的对立面，就象真实而不知存在于何处的正数和负数，和更真实的触目皆是的彼此吸引和反对的男男女女。而且科学家们以一种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验证或者计算出了反物质、反粒子、反能量以及反黑洞等等这些与一般的事物完全对立的事物，虽然还不能拿出来给我们看，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效此，一个反集团的存在也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而更加确定无疑的是，必然有人肩负着和我截然相反的使命，我一味张贴，他，拼命清除。
果不其然，很快就被我证实了这一点。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大概刚刚放学，肩上背着书包，他们有说有笑，时而跑上几步，时而还拉起手来。但是，时而，他们中的一个（通常是那个女孩）进入电话亭，摘下几枚亮闪闪的卡片，象一个贪玩的少女采摘草莓一样，与其说她在工作，不如说是在玩耍。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并不在乎到底采了几只草莓，女孩子仍旧是蹦蹦跳跳的。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只不过是些义务工作者，也就是说，业余选手，这不仅可以从他们的年龄、职业、穿着和行为举止上推断出来，更主要的依据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当然，态度并不决定一切，但决定了是职业还是业余。可是，我会屈服吗？集团会屈服吗？不管在这两个孩子背后有多少更执着、更勤勉的专业人员，不管他们的阵营有多么庞大，不管其反调唱得多么高亢嘹亮，我们都将一如继往，继往开来，创造美好明天。况且，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由于自己的辛勤劳作而失去目标，那时候我们的一切努力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理所当然，还应该提到路边广告牌在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就高度还是长度而言，它都是公用电话亭完全无法比拟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宽广，更加自由的舞台，我几乎不愿去想象，除了供我们张贴之外，这种大而无当的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障碍——还会有其它什么用途。也正是在这里，我让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步入了我为集团服务的职业生涯的颤峰时期。我不敢说自己创造了一个堪称辉煌的业绩，但我敢于肯定，将来不论由谁来书写集团的历史，都不会对我的成就绝口不提。
我的灵感，一半来源于一家名叫麦当劳的小吃店，另一半的一半源自我每天都要接触到的路边广告牌，剩下的一半涉及到女人。除了女人以外，这两件事物对我来说都是过份复杂的，我冒昧地参阅过的所有典籍上也都从未提及，在堕落到这个城市之前，我甚至一次也没有设想过这样的、这种类型的事物。我最高尚的思想不会突破先知们指示过的范围，最卑劣的观念也仅仅局限于一般的人类罪恶，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多多少少理解了并最终适应了这一切的。
麦当劳——我现在知道它是一家美国快餐店，而麦当娜是一个美国女人——它究竟是人的杰作呢，还是神的创造？还是该归功于一个巨大的集团？回想我在乡间耕读的岁月，早上吃一个馒头，中午吃两个馒头，晚上吃三个馒头，即使我拥有了以赛亚的智慧，也未必能从如此简单、如此平凡的事物当中引申出如此奇崛、如此波澜壮阔的现实。这绝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神可以做到的，它的背后必然有一个不断增殖的集团。它的头头脑脑们聚拢在一起开会，象一个个成竹在胸的棋手或运筹帷幄的将领，他们的面前摊开着一幅世界地图，他们胖乎乎的手指在上面指指点点。“这儿和这儿”，“也许还有这儿”，“都要让他们吃到民主的汉堡和自由的鸡腿”，“喝上可口的可乐”，“不过，也不要忘了那些穷人”，“是的是的”，“至少也该让他们闻到人权套餐的味道”。我就是坐在距麦当劳不足十米之遥的长椅上想象这一番对话的，门缝里飘出鸡腿的香味，引得一个个过路的小朋友侧目而视，他们中有的成功地把家长拖进去了，有的却被家长生生的拖走。我深入细致地观察和分析那个呆坐在它门口的红头发小丑，又想起战争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佚事。当美军就快全面战领了伊拉克的时候，全球很多地方的反战人士拒绝到麦当劳用餐。于是，这个骄傲的巨人向全世界解释说：你们不要如此，现在麦当劳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本土化运营生产，也就是说，所有的鸡和土豆都从当地购买，所有的员工都从当地招募，你们这样做，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云云。但它终于没有说所赚取的利润大部分都流向何处，好象那些反战人士全都是白痴，完全不理解这一点；不过从战后的情形来看，似乎还是巨人更加明白事理，因为他们——那些热情的反战人士——毕竟又回到了麦当劳，因为他们终于发现，除了麦当劳，他们再也没有其它地方好去。
我不否认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忘掉这件事，多半是由于自己当时有些头脑发热，居然想乘机加入到反战集团当中去。其实，我对战争与否并不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在别的国家，我最基本的愿望乃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别的集团能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能够加入它，则战争也好，反战也罢，倘若不是对公众舆论有所顾忌，我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可是反战集团并未在此地设置分支机构，或者它的机构太隐秘，一时不容易被发觉，我因此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战争集团自然更加不可想象了，就算你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到了那边，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加入哪一方。很显然，如果你比较热爱和平，则你肯定会帮助山姆大叔，荡平一切反对（也必然是邪恶的）势力，而后我们大家紧密团结在山姆大叔领导的美利坚周围，全世界一片安静详和；假如你恰恰喜欢自由，你又如何能够容忍，对方的自由凌驾于你的自由之上，于是你不得不站在萨姆大叔一边，发誓和敌人周旋到底；如果你想二者兼而有之，那你就太贪心了，岂不闻名人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夫和平与自由者，乃上帝专为聪明睿智的美人所设，焉能令尔等丑人染指。这是加入战争集团时的两难境地，反战集团则不存在这一点，你只要反就可以了。到最后，两个集团全都没有收容我，我仍在为东南亚四处奔波。
还是在那张长椅上，我又开始研究那个写在红色背景上的略作变形的黄色英文字母，这个国际连锁机构的标志。它似乎太尖锐了，构成的弧形也令人觉得不够饱满，不够流畅，它又好象两只并列的未脱外皮的玉米——这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中老年人差不多都知道，而年轻人差不多都不知道，也有知道却没见过具体实物的——当然，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标志性的字母，并没有其它深意。但是，正是这个字母，我每次走过都要瞻仰一番的字母，在我经过一个路边广告牌并轻声呤诵其广告词的时候蓦然跃上心头。这是一个关天女人及其乳房的广告，我久久地凝神伫立，默默涵咏着那句绝妙好辞，幽幽地回想起所有在我指尖下颤抖过并令我的手指也颤抖起来的乳房。我伸出一只微微颤抖的手指，在布满灰尘的路边广告牌上轻轻画出那个字母，那个也许起源于乳房以及波浪的字母，我的心欢喜得象针扎一样疼痛起来。很长时间以后——这是一个近乎永恒的时刻，差不多每个诗人都曾在此驻足停留——我稍稍恢复了平静，回归到现实当中，想起了集团，想到了麦当劳和一日三餐，同时也产生出一个超现实的灵感。我先是用集团的卡片粘贴勾画出一个乳房的轮廓，象一个更加夸张的字母。但是我又有些心有不甘，生怕别人被一切表面的东西所迷惑，比如集团、卡片和一个流畅的字母，却反而忽视了这个乳房轮廓下面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的形象，还有它们之间恰到好处的位置关系，以及这一轮廓建立在形象上，却超越了形象，源于形象而高于形象的显著事实。因此，我再次突发奇想，用卡片把轮廓下面的部分全部填充起来，这一次，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再忽视这一饱满的，坚实的，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现实了。做完这一件艰苦的工作，或者说完成了这一艰苦卓绝的艺术创造的过程——这当然是艺术创造，我发誓坚决维护这一点——我的衬衫已完全被汗水浸湿，紧贴在背脊上——请想想吧，天上是热辣辣的一个大太阳，旁边是火辣辣的几十双眼睛同时对你进行烘烤。但是我仍然完成了它，我转过身，围观的人群自动闪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我从这个缺口挤出来，迈开大步，朝着太阳走去。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目送着我走出很远很远，当我回头看一下的时候，人群已经又一次合拢来，继续鉴赏这一伟大的创举。
整个下午，我其实始终没有走得更远，我在附近徘徊，不在这一边，就在那一边，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对它作一次中远距离的观察。围观的人群在一茬接一茬的替换中渐渐减少，到傍晚时分，我重新走回到它的旁边，我看到整个作品依然毫无暇疵，熠熠生辉，也许他们被震慑或者被吸引住了，以至于没有任何人敢对它作丝毫更改。然而我知道，当天夜里，最晚到第二天清晨，它们即使不被完全清除，也要被破坏得体无完肤，这是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不可避免的命运，也许它符合关于悲剧的一个古老的定义：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出于长期以来养成的对一切古代的东西进行篡改的嗜好和习惯，我尝试给出了我的定义：在太阳下面创造的，将被在夜幕中清除。带着这一感慨，我投身到暮色中，路边广告牌看着我踽踽独行，渐渐远去，“象一滴水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我为集团服务的一系列简略记事，它当然已经成为历史。后来我给自己搞了几张象样的证件，在一个半学术性的机构里，每周两次开设东南亚古代史的讲座，我提交了评选副教授的论文，而且认识了正教授的女儿，每到星期天，就带她去吃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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