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旧事 |
作者：王绍军 作于：2005-6-11 9:23:00 访问：4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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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大巴山，生长在大巴山，从小喝着大巴山清冽哽人的泉水，吃着大巴山沾甜透明的亮红苕，直到十六七岁高中毕业，才第一次走出大巴山那方蓝得让人心醉的天地。而今，人到中年，却更加思念家乡那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更加思念布谷鸟那一声声令人兴奋的啼鸣，更加思念大巴山那一轮静静的圆月，以及圆月下面那些平凡而远去的故事。
一 麦收季节
大巴山最美的季节，不是春天，也不是秋天，而是春末夏初的麦收季节。尽管大巴山的春天苍翠碧绿，大巴山的秋色红叶连天，却都赶不上麦收季节带给人的兴奋和激动。
首先，是那漫山燃烧的红杜鹃，不论悬岩上，还是小溪旁，抑或草丛中，都是那样的精神抖擞，那样的蓬蓬勃勃，她少了许多花的妩媚和娇气，却一如巴山汉子的刚烈和直爽，巴山妹子的鲜亮和泼辣。这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她让你激动，她让你叫喊，他把你生命的激情点燃。就在你亢奋激动的时候，却在不知不觉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布谷鸟清脆的啼鸣：“饱角（方言读ɡé）——、饱角——”不几日，绿油油的麦子就真的被叫得胀饱了“角”，一片一片在太阳底下泛起黄橙橙的麦浪。这时，布谷鸟的叫声越来越多越来越急，并变成了：“赶快收割、赶快收割……”于是，大巴山一年最繁忙的麦收季节到来了，人们开始大战“红五月”。白天在地里收割栽插，晚上在院坝里打麦碾场，整整要忙一个多月，才开始有所松动。这时，布谷鸟的叫声也开始变得懒洋洋的，一声比一声慢地喊道：“擀面烧馍、擀面烧馍……”叫着叫着就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回到它们的老家生儿育女去了。
每到这个季节，学校都要放农忙假，我们一群小伙伴不愿听大人的去放牛割草，总爱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们去出工。一是人多图热闹；二是出工是大人们的事，自己可以出工挣工分了，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那时，我们虽大多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别看我们年龄小，山里孩子从小与泥巴打交道，除了重体力活外，我们什么活都跟大人们一样干得有板有眼。特别是割麦子，弯着腰在太阳底下晒得满身流油不说 ，麦芒还刺得周身又痒又痛，大人们割不了几行就累得腰酸腿痛，而我们小孩子除了一样有点累以外，却一点也不知道腰痛是什么滋味。仍然一边割麦，一边趁大人们歇气的机会，从麦地里采来大把大把的豌荞子，或用角做成口哨，比赛谁吹的声音大、曲调好听；或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竹筒，用豌荞子的籽向伙伴们吹去，在田野里追逐打闹。大人们默默地在树荫底下一边喝凉水，一边看我们上蹿下跳，还时不时喜滋滋地骂上一句：“狗日的些，不晓得累。”歇过气后，生产队长就会大声吩咐：“妇代和娃儿继续割，主劳来捆和背。”那口气好像主劳们把苦活累活都干完了，让妇代和娃儿继续割，完全是一种照顾。其实，连我们小孩都知道，割麦子才是最苦最累的活，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罢了。
最热闹的，还是生产队用脱粒机脱麦子的晚上。好像那时一个大队才只有一两台脱粒机，各生产队必须轮流用，所以一到脱麦子的晚上，几乎全生产队的人都聚集到了晒坝上。一百瓦的大灯泡贼亮贼亮地，照着脱粒机把刚刚吞进去的麦穗唰唰唰的往外喷，照着一大群主劳又喊又叫：“搞快点，机器又在打空转转啦。”我们小孩子的任务是帮助妇代把脱出来的麦草和麦粒分开，并另行堆放。我们十分卖力地一趟又一趟地将麦草抱到晒坝边的角落里堆放起来，不到半夜，麦草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这时我们就更加兴奋更加卖力了，不过这时的我们是卖力地在麦草中打地道，兴奋地与伙伴们进行着“地道战”。大家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在麦草中挖出了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地道，不知疲倦地钻进钻出钻上钻下。大人们也不说我们，他们仍然在机器的轰鸣中大声地呼喊着，满身臭汗的忙碌着，任由我们去疯、去玩。
清晨，当我们甜甜地从睡梦醒来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是整整齐齐地一排睡在草垛旁，身上还被子一样地盖了一层麦草。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抱到一堆的，也从来不问。这时的晒坝上安静得出奇，除了几只早起的麻雀在昨夜刚刚脱出来的麦堆边弄出来一点动静外，就只有留下来守夜的两个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晒坝中间，光着膀子发出均匀的鼾声。
二 撵猬（方言读wéī）子
现在大巴山多数地方都不种棉花了，但在我小的时候，棉花却是大巴山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好象那时每个生产队种多少亩棉花，公社都要下达任务，生产队也都必须完成，丝毫不准打折扣。
每到棉花开始挂桃的时候，生产队就开始派人撵猬子。猬子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晓得猬子专门吃棉花桃子，形状有点像猫或小狗，像猫的叫猫猬子，像狗的叫狗猬子，而且都胆小怕事，藏在山洞中，白天不敢出来。
撵猬子一般两个人一组，每组负责一塝或一碥 。一到傍晚，撵猬子的人就带着狗，一边敲着用干木料或老竹子做的梆，一边大声地吆喝着。其实就是尽量弄出些声响来，让胆小的猬子不敢到棉花地里来吃桃子。
撵猬子的季节一般都在七八月份，正好是暑假，于是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撵猬子的队伍中来。只要一听到吆喝声和梆声，我们就急忙带着自己家的黑狗子、麻狗子、或花狗子赶过去，一边学着大人的样子大声地吆喝，一边央求大人们把手中的梆让给我们敲。大人有时故意不把梆给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格外地失望，但如果他们把梆给我们，我们就会敲得格外地卖力，有时甚至连梆都会被我们敲破。这也是他们往往不愿意把梆交给我们敲的原因。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愿意把梆交给我们的，因为他们落得在田边地角的石头上坐下来，甚至躺下来，一边静静地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有滋有味地抽上一锅叶子烟，任大巴山凉爽的山风轻轻地梳理着白天的疲惫，相互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家事，或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一些错误百出的新闻和趣事。有时他们也会突然莫名其妙的大吼几声，吓得正在嬉戏的狗群竖起了耳朵，震得满山的树叶簌簌发抖。夜里撵猬子的人很多，这山那山，山上山下，梆声、吆喝声、狗叫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传得很远很远。
我们一边敲着梆，一边在大人周围转来转去，很想走到棉花地的那头去，但却又不敢。因为在朦胧的月光下，棉花地那头的田坎上，总有几个黑影在轻轻地晃动，我们一直不知道是树还是鬼。倒是几只狗跑上跑下，跳前跳后，一点也不害怕。有时不知为什么它们搞崩了，也会突然咬起架来，等分出胜负后，胜利者就会理直气壮的高声大叫：“狂、狂、狂……”失败者则会委屈地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一边逃，还一边不停地呻吟：“哎哟哟——哎哟哟——”。有时，也有互相看中的公狗和母狗，沐浴着清辉的月光，不知羞耻地在棉花地里热火朝天地干起那事来，羞得我们赶紧把脸转到一边，生怕别人说自己故意观看。
等到我们有些疲倦的时候，就听到爹娘在大声的叫喊：“土狗子，吃夜饭罗——”；“牛娃儿，回来罗——”；“讨口子，饭好了罗——”。那声音带着大巴山特有的腔调，拖得老长老长。土狗子、牛娃儿、讨口子，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名。
吃过晚饭，除非轮到自己家该今晚撵猬子，否则，爹娘一般都不允许我们再出来了。我们便只好洗脚上床，枕着满山诱人的吆喝声和梆声，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
让我回味和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是，有一次我们竟然捉住了一只猬子。也记不清事情的开始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是有一只猬子被大家堵在了石洞里。于是，邻近的几套院子沸腾了，大家打着火把，提着灯笼，拿着手电筒，一齐赶了过去。石洞的出口和入口都由好几个主劳死死地把守着，大家想尽各种办法，捣、吼、放狗到洞口咬，但搞了半天却毫无动静。这时有人开始怀疑了，一次又一次地问撵猬子的人，是不是真的看见猬子进去了，是怎么进去的。在得到多次详细而肯定的答复后，有人献出了一个十分阴险而毒辣的计策：用一个结实的大口袋把石洞的出口笼住，派两个劳力大的主劳把口袋抓紧，再在石洞的入口处用湿柴燃起一堆火，并烧上许多干辣椒，用扇子把呛人的烟子扇进洞里薰，只等猬子受不了从出口跑出来自投罗网。果不其然，不到一个小时猬子就自己窜进了口袋。只听提口袋的人兴奋地大声叫道：“狗日的，好大哟，好肥哟！”
半夜过后，我被娘叫醒，迷迷糊糊中好象在叫我吃什么。第二天，才知道我们邻近这几套院子的四五十个人，头天晚上都吃到了猬子肉，惹得生产队其他没有吃到的人又羡慕又嫉妒。要知道，哪个时候是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大家都说猬子肉真香，又嫩又鲜。有人问我味道如何，我也美滋滋地说：“好香哟，那肉又白又嫩，吃起安逸惨罗！”好象那肉的香味还在我的口中飘荡。
过了好久我才晓得，那个猬子也就四五斤重，大家连皮都舍不得剐，把毛汤了过后，连皮带肉还有肚腑里炖了一锅，十几二十户人，每家也就分了一大碗汤。
三 看 戏
小时候，最多的文娱活动是夏天的晚上，一边乘凉，一边听大人们神侃。什么封神榜、杨家将、狐狸变美女，听得我心驰神往，胆颤心惊。有时，上面突然通知某天晚上要在公社或大队里演戏，整个山村便象过节一样变得激动起来。
首先，是大人们提前几天就开始安排自己要做的活路，好赶在演戏的头天把事情做完，使演戏的当天空闲下来专门看戏；其次，是我们小孩子跑上跑下，四处宣传，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同时，人们这几天见面的话题全都跟演戏有关：什么xx要来，她不仅嗓子好、扮相好，而且那个人长得之漂亮哟，听说上个月他们在xx公社演出过一回，好看惨罗……更有甚者，四处托人给亲戚带信，叫他们过来看戏。我就曾经经常走十多里山路到姨娘家接表弟表妹来看戏，也多次到他们家去看戏。这段时间我们小孩子也特别听话，大人吩咐的任何事情都卖力地去干，生怕惹大人生气，因为大人一生气就会威胁我们：“还想不想看戏？”
等到演戏的当天，人们早早地就开始打听剧团来了没有，戏台布置好了没有，看没看见人们所说的长得很漂亮的那个主角？这时我们小孩子成了最好的传话筒，一趟又一趟地跑来跑去，把现场的情况报告给大人，又带着大人的指令前往现场侦察。有些年轻的姑娘、媳妇也背着背篼装成割草或扯猪草的样子，前往观察。吃过午饭，就有人三三俩俩陆陆续续开始来到演出场地，他们一边占位置，一边远远地观看着演员们做准备工作。一群一群的小孩子围在舞台边看热闹，他们一会儿轰地一下散开，四处奔跑、打闹，一会儿又一齐挤到舞台前，前呼后拥推推搡搡。傍晚，前往看戏的人们达到高潮，小路上一队队，大路上一排排，人们相互打着招呼，有说有笑兴高采烈。有的带着凳子，有的提着草墩，有的干脆一身轻松，什么都不带。年轻的姑娘媳妇还要特意打扮一番，不仅把又粗有黑的辫子梳得伸伸展展，还要穿上她们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
演出一般都是在公社或大队学校的操场上，舞台就是操场上的土台子，虽然小却十分地结实。舞台的布置简练而实用，后边扯一块红布作背景，中间挂一张毛主席像，前台的两边各竖一根木杆作柱子，柱子上各挂一个高音喇叭，两根柱子之间扯一横幅：xx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看演出的人坐的坐站的站，把整个操场都挤得满满的，就连操场边的泡桐树上也爬满了人。时不时有领导在台子上拿起话筒大声喊道：“注意秩序，注意秩序，不要吵，也不要挤，特别是爬在树上的那些人，要注意安全。再闹，我们就不得演罗。”每当这时，拥挤的人们便顿时安静下来。虽然许多人看不到，却听得见，因为台子两边的高音喇叭虽吐字不太清楚，但声音却大得吓人，要是不演了，岂不是连声音都听不成了。看到高兴处，大家不习惯用掌声鼓励，而是扯开嗓门大吼：“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声音在大巴山空旷的夜空中震荡，是那样的发自肺腑，是那样的经久不息。特别是有一次，县剧团演《红灯记》中铁梅的女演员，曾连唱三四段都下不了场，最后还是剧团领导出面才解了围。因为大家非要她再唱一段不可，下一个演员一上场大家就起哄，根本无法演出。为了看清台子上的演出，我们小孩子往往早早地就挤到了最前面，有时去晚了实在挤不拢，就只好高高地骑在爹的脖子上远远地观看，或干脆找一些同学和朋友在人群的后面“打仗”、“藏猫猫”。
演出结束，大家一边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意犹未尽地大声地议论着。以至于过了好久好久，这次演出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甚至过了好几年，有人提起这次演出，大家仍然啧啧赞叹。
２００４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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