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百姓和他们的尴尬故事 |
作者：仲叔 作于：2005-6-11 9:18:00 访问：16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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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教 授 巡 逻 队
有许多年了，极力想忘却这一段记忆。那几个人已然全数作古，长眠在黄土地宽厚的怀抱里。他们的学问，在信息化的今天似乎已经全无价值，不过作为精装的故纸在图书馆角落积满灰尘，默默地与蠹鱼为伴。所以我以为，这种忘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然而每逢秋雨潇潇的夜晚，那几个苍老的面孔总要走马灯似地在我的眼前逐次浮现，凄苦并且悲凉，仿佛责备着什么，夜晚愈深愈见得分明，使我感到窒息惶惑，似乎不把这段小事写出来就不得安宁。今晚索性草草急就，聊以了断这段夙债罢。
三十多年前一个秋雨潇潇的晚上，物理系的赵教授，六六年夏季以来头一回敲响了我家的门，说是“筹委会”要他传达命令：周、李、孙、钱、赵五个教授当晚担任家属区的警戒。据可靠的情报，“五湖四海”要在夜间攻打学校。
“革命”到了这个年月，斗争已经深化到造反派的战壕里去了，派仗正打得轰轰烈烈的，皓首穷经的教授们已经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虫豸。他们安安生生地呆在按人口数量重新调整过居住面积的家里，孜孜不倦地修订增补那些永远不能符合要求的“检查”，有的居然还胖了一些。
然而似乎非要给他们的太平日子增添一些不安成分，从这年夏天起，传说有了个名叫“五湖四海”的匪帮。纠合了各地的不逞之徒，不讲路线，也没什么派别，一味打家劫舍，得手便化整为零，不久又会啸聚在另一个地方。秋凉以后，消息更不妙了，一阵子说抢了洛阳，一阵子说到了潼关，风声鹤唳，看看就要轮到古城了。
人们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各样“委员会”。然而“委员会”们一反凡事都爱抖搂个底儿掉的作风，莫测高深地保持着缄默，足见形势之严重。
赵教授那紧张而又严肃的表情惹得我只想躲到里屋去痛痛快快地笑一场。那年我十来岁，黑崽子，乐天派，从不相信有什么敢与“运动”抗衡的鬼魅魍魉。即便真的有吧，几个老爷子又能管什么用，五个人中最“年轻”的的赵教授，当年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可是……赵先生，我家周先生感冒了，正发着烧……我替他去行不行？”母亲歉然地轻声说。父亲服了药，刚刚睡去。
“啊呀周太太，那可不必，那可不必了……”赵教授鞠躬似地略略弯下膝盖，连连欠腰，“今晚执勤的都是男同志，周老既有病，不去也不要紧……”
“那么我去。”我琢磨凑不够人数他不好交差，反正呆在家里也没事可干，就自告奋勇地说。
“极好，那个极好。”赵教授喜出望外地说，“有一员小将，我们的队伍就精干得多了。小胖呀，赵叔叔要向你学习了。”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运动”中，学院里的老一代教师们还习惯地互称“先生”，年纪再大一些的称“某老”，内眷则称“太太”。外界的人听了，必觉得古怪。但那实在不过是一点无害的抱残守阙，同今日依然有称“同志”者同。
八点一刻，大家准时在孙教授家门前聚齐了。除我空手之外，每人都荷着一根木棍，赵教授和孙教授还各带了只搪瓷面盆，说是紧急情况下报警用的装备。
于是沿着一条以煤渣做骨料的混凝土路向南进发，木棍拖在地上，喀拉拉响，听着像有一个排的兵力。这一段路上，亮着三、四盏路灯，又是走了多年的老路，所以尽可放心地前进，十来分钟便到了校医室的楼前。向西乃至返回时要穿过以往的讲师住宅区，路就不那么熟了。二百多米黑忽忽的行程中，只见到一盏幸存下来的路灯，在微茫的雨雾中飘忽朦胧。路的两边，长着茂密的灌木，由于长期没有修剪，湿漉漉的枝叶团团簇簇侵入路面，不时撞磕在脸上和身上 。四位教授象做学问一样毫不含糊，凡是藏得住人的地方，都要用电筒前前后后地照一遍，抑或用木棍拨一拨，仿佛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
“东边化学药品库周围的那片空地，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确信住宅区内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之后，赵教授忧心忡忡地说，“‘筹委会’要咱们重点警戒那个地区。”
“什么？什么？”钱教授没有听清，急急地大声问。
“小声点啊，不要让坏人听到了!”李教授惊恐地提示，他的声音百米之外清晰可闻。
五个脑袋凑到一起，赵教授把刚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敌人的情况，你该介绍得更详细些才是。” 钱教授不讲情面地谴责。这是个倔犟的老头子，六六年查抄他家时，居然还敢以教学的方式一板一眼地给人家讲解“十六条”，结果打碎了眼镜不说，还白白多游了趟街。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赵教授的语气遗憾多于尴尬，“孙老，李老，您两位上了点儿年纪，就在三十九栋、四十栋这一带转转吧，累了就回家歇歇。钱老，您和我，还有咱们的小将，我们三个人到药品库那边去看看，好不好？”
“这……怕不妥当吧？”李教授瑟瑟地抗声反对，“药品库那边太偏僻，没有灯，路也不好走。三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些。我的意见，无论到哪里，大家都一起去。”
孙教授不说话，抬脚就朝东走。
“那么……那么一起去好了，”赵教授无可奈何地让步说，忙忙地赶上去，“孙老，您脚下留点神。”
队伍又开始行进，一步一滑地捱到药品库的铁丝网外边时，全都气喘吁吁的了。一路上，我搀着孙教授，赵教授搀着李教授，钱教授最辛苦，踏着荒草走在小路的边上，给大家的脚下打着手电，他的裤子，一直湿到膝盖那里 。
这片荒地有四十来亩大，长满半人高的蒿草，东边和北边环绕着院墙，院墙外边便是开阔的农田了。一条勉强可辨的小路由家属区的边缘蜿蜒过来，隐没在荒地中央那间孤零零的木板房子前。房子里堆放着盛装化学药剂的坛子，周围环以铁丝网，中间的大门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运动”以前，每月不过有那么一半次，工友到这里来取实验用的药剂，现在则完全成了人迹不到的荒草地。
“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忍不住抱怨道。
“为了学校的安全，咱们淋点儿雨没什么要紧的。”孙教授昂然地说，接着又问，“小胖，听说你爸爸病了，不要紧吧？”
“感冒了。”
“回去后告诉他，就说孙伯伯讲了：‘努力加餐饭!’……把脸盆还给我。”
刚才在路上，主要的辎重——两只面盆——都被我要了来，四支“大枪”则恰如其分地做了拐杖。
“‘筹委会’要我现在去取口令。”赵教授打亮电筒，看看表，庄严地宣布，“我不在的时候，钱先生，您多操点儿心。”
“他们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你？这简直是……”钱教授的牢骚发了一半，又忿忿地打住。
“打仗的事，咱们都不大懂。”赵教授说着，脱下雨衣，“孙老，您披上这个吧，伞打久了也累人。过会儿我带两个小凳子来，大家可以轮换着休息。”
赵教授走了。好一阵子没人吭声，似乎各自想着什么心事。我有点儿纳闷，这群由来健谈的老爷子自去年八月以来头一回聚到了一起，想必该有许多亟待交流的信息吧。
远处寥落的灯火在浓密的雨雾中收缩成了一团团蒙胧的，橙黄的斑点，除脚下的大地依然坚实，万物都消融在因潮湿而变得格外稠厚的黑暗中，空气里流动着腐朽的木料发出的甜腻腻的腥味……寒蛩不鸣，老爷子们亦不复喘息，五、六步外库房的屋檐下，水滴坠落的声音就十分地响亮了，那节奏一会儿像正步走的士兵一样整齐划一，一会儿又争先恐后地凌乱起来，接着又从容不迫地返回同步……如此一丝不苟地反反复复，仿佛不停地教唱一首旋律简单的歌子。我努力不去听那磁性的、恼人的滴答，仰起头来望着黑色的、潮乎乎的天空，漫无边际地想，在这层厚重的雨云上方，该是一片寒冷的星光吧。说不定哪家飞船的舷窗里，几双蔚蓝、灰色，抑或黄色的眼睛，正同他们先辈一样，怀着永恒的困惑和奇想，凝注着我们这块神秘的，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墙和龙一般黄色的，曲折作欧米伽形大河的古老大陆……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的情感他们是永远不可能理解的。
“如果突然有人来，我们又没有口令，该怎么办？”李教授打破了沉默，不安地问。
“我们就命令他站住。”钱教授成竹在胸地回答。
“然后……又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只能让他站在那里，等赵先生回来就可以搞清是不是敌人了。”
“人家怕不会那么老实吧……”我冒冒失失地插了一句。
钱教授一下子被噎住了。
“小胖说得有道理，”半晌没有吭声的孙教授突然发话了，“并且，很可能，来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许多许多。”
我悄悄地松了口气，下意识地转过脸，看着那消融在黑暗中的院墙。
“那……我们就只有抵抗了。我们是不能够撤退的……你说是吧，孙老？”钱教授悲壮地说，“小胖，你还年青，腿脚又灵便，你在这里硬拼是没有价值的。趁我们抵挡住他们的那一阵子，你就拚命往回跑，一边敲响脸盆，叫起大家做好准备……你听清楚了吗，小胖？”
我实在想放开喉咙大笑一场，嗓子眼儿都憋疼了，鼻子尖儿却感到酸酸的。说实在的，我想到了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父亲。
“五湖四海”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至今我也弄不清爽，总之没听到什么人说亲眼见过。但若因了秋夜漫漫，闲得发腻，把这伙被“运动”搞得瘟头瘟脑的老爷子们从家里闹出来，如此这般地调理一番，却也不是智商平平的哥儿们能出的点子。只有深谙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固有德性的大脑才会具有这种非凡的想象力，深刻、老辣、稳妥，屡试不爽，本是做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料子。当然啦，这雍容揖让的一群在阴冷黑暗的角落里表现出的那种东方式的，滑稽透顶而又毫无价值的老山羊一样的忠诚、坚毅、果决、慎独和蕴藏在那些孱弱躯体深处的伟大尚武精神，也只有乖戾如巴顿将军一样的人才会向他们致敬……
黑暗中传来了喘息声和劈里啪啦的纠缠声，打破了使人几乎入定的等待。我率先打开了电筒，照见一个人正甲虫般四脚朝天地在泥水里挣扎，雨伞、木棍和小凳滚了一地。
“赵先生!”大家一齐惊叫，刚一迈步，又跌倒了一个。
“是我……”赵教授的花白头发在电筒的光柱中一闪，“我把口令取回来了……今晚的口令是‘奋勇——前进 ’!”
其二 一 碗 汤 面 条
从酣睡的单身楼里摸摸索索地走出来的时候，地面上的冻雪正在黄色的路灯下闪闪发光。姚师傅见了我，掐灭吸了一半的香烟，简短地说了声“走吧，我带你”，就跨上了自行车。
刮了大半夜的风这会儿停了，周围非常之静，只听到薄冰在车轮下毕毕卜卜的爆裂声。寒气像稠厚的液体，毒毒地穿透棉衣浸进来，尽管姚师傅魁梧的身体挡住了大部分前方涌来的气流，不大的功夫我还是打起了寒噤，残余的一点睡意也随之全跑光了。
那年月，工厂的任务虽不很饱满，大大小小的会战却是必不可少的，叫得惯了，一般的加班也称作会战。通常能够被挑选出来参加会战也是一种荣耀，因为往往涉及立功和表彰，也有火线入党的。我们这些“文革”前高等学校教育出来的技术干部很少有参加这类会战的荣幸。今晚装配的这架飞机是零批的第一架，名叫“献礼机”的，代表工艺室参战的是一个上岗不到半年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小廖。
“特设舱门的动作不正常……”仿佛被冷空气呛了一下，姚师傅刚开口就咳嗽起来。
“到车间再讲，姚师傅，到了再讲。”我用关心的口吻大声说，心里却是另一番担忧。
气锤一样吭吭哐哐地咳了一阵之后，他嗔怪地说：“我这是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去了可要刀下见菜呢。……气压试验时老是走走停停的不利索，不知道哪儿别着劲儿。”
“车间知道你叫我去吗？”不管怎么说，该问的还是得问清楚。
“怎么，我就不能请你？”他不满地反问。
姚师傅是我们公司王进喜式的“老标杆”，分厂党委委员，兼任车间主任的孙书记对他还是满尊重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后边有点儿坐不住了。参加会战的都是车间支部挑选出来的骨干，个个根红苗壮，我哪里有这资格。
“我和孙书记打过招呼了。”他仿佛不经意地淡淡说道。
“联接连杆的螺钉检查过了没有？”我松了口气，习惯地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问起，“用的是不是定力扳手？”
“那还用说，我亲手重装过两回了。”
有这样的老工长在场，工艺操作方面的隐患几乎用不着考虑。
“活门和作动筒也看过了？”
“没专用设备，不大好查……不过，液压车间的人已经来看过了，说他们的活儿没有问题，……还是看看再说吧。”
总装厂房里暖意融融，却少了平日那种响彻云霄的铆枪声和气钻怪里怪气的咆哮声，只有管路中的压缩空气咝咝响。巨大的轰炸机披着明黄色的底漆，静静地匍匐在厂房的前部。除了机腹下靠近炸弹舱的地方外，各处的工作梯都已移开。
我随着姚师傅径直走到特设舱的下边。
“老姚啊，这么半天到哪里去了？快上来看看吧!”站在工作梯上的孙书记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不无焦虑地说。
“你们都先下来，…下来!”姚师傅没有答理，不耐烦地催促道。
我先用手试了试连杆和系统，又接上压力观察了两次舱门的动作。当我们走下工作梯蹲下来吸烟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底儿。
“你的意思……还是活门？”姚师傅递过来一支烟，探询地问我。
我点点头：“换一个试试吧，我想……”
“这可不是能随便试试的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直盯在我们身边的孙书记烦躁地打断了我，“你们知识分子关键的时候总是不行。现在几个公司领导都在家里等着我们报捷的电话……搞错了你担得起责任吗？再说，换活门还得再去做液压车间的工作，肯定会影响两个单位的关系。”
“那你说怎么办？”姚师傅用了异常和缓的口气，悠悠地吸着烟问。
“怎么办？当然还是依靠工人阶级。老姚啊，你看是不是多做几次压力试验，就跟汽车的磨合期一样，磨合磨合就好了。”
“要是磨坏了呢？”姚师傅依然不紧不慢地问，把目光转向了我，“依我看，你刚才检查得很在行嘛，能不能把那个‘试试’的小尾巴给抹了？咱们工人阶级从来是敢于坚持真理的。”
“我不是说没有把握，”我不无气愤地争辩道，“许多事情都得讲个概率。事实上，我几乎可以肯定问题是出在活门上，不是间隙太小，就是同轴度不合要求，最大的可能是间隙……”
“换!”姚师傅好象就在等着我这句话，手指一捻掐灭了烟头，“我是工长，有权请技术员，也有权决定活儿该怎么干，说到责任嘛，我也应该担。当然，如果干对了，这个功劳可要记在你的身上。”说着，他朝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姚师傅去液压车间取回了替换的活门，又亲手把它装好，接上压力一试，问题解决了。
车间里欢声雷动，孙书记笑容满面地跑出厂房，大约是打电话去了。我也趁着这个热闹劲儿打算悄悄地溜走。
“哪儿去呀，‘小老九’？”姚师傅拦住我，顺手递过来一大碗汤面条，“看起来，关键的时候还是‘老九不能走’!”
“我不是参加会战的人，这面条我不能吃。”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他善意地调侃道，“加班没加班，不能单从在这儿耗的时间长短看。你立了大功，应当吃三大碗!”
我勉勉强强地接过饭碗，返回来，找了个人少的角落蹲下吃起来。说实话，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汤面条!满满的一大碗，足足有半斤多，顶上堆着油浸浸的红烧肉，喷出浓烈的茴香味儿。在那个杂粮定量多于细粮的年代，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的我三碗吃不下，两碗却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正吃着呢，听见孙书记高亢的喊声：“同志们，公司领导马上要来看望我们了!”
由于都端着饭碗，只有不多的一些掌声响应。
“既然都忙着吃饭，就不必鼓掌了，人只有两只手嘛。”孙书记幽默地说着，在人群里转悠，握握这个手，拍拍那个肩，“大家都辛苦了，面条有的是，不要饭票，不限量啊。”
除了同念书人有那么点儿隔阂之外，总的来说，孙书记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吃苦耐劳，平易近人，他的老婆孩子都远在东北农村，家里的生活相当艰苦，可是从来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车间办公室墙上挂着的许多锦旗和奖状记载着他的操劳和艰辛。
走到离我不远的地方，孙书记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只一瞬间吧，又转过脸去若无其事地同别人开起玩笑来：“张胡子，你盛得那么满，就不怕烫了手？我说过了，面条有的是，就是来上一个半个动了动嘴皮子就跟着吃混饭的人，撑死了他也吃不完!”
手中的碗突然变得异常沉重，咽喉里也像堵上了一个馒头，我不知道该扔下饭碗走开，还是象乞丐那样坦然地把它吃完。
我生性怯懦，又爱面子，没有“士可杀不可辱”那样的老念书人骨气，倒往往想着给同样都要做人的你我留下一片小小的天地，所以最终还是在人们复杂目光的交注之下，继续大口吞咽滚烫的面条和肉块。
仿佛用了半个小时，也许更长一些时间吧，我终于咽完了那一大碗使我永生难忘的汤面条，把碗洗净，放回筐里，尽可能缓缓地走出车间，一到室外就加快了脚步，最后竟顶着寒风小跑起来。
奇怪的是，这一夜我睡得非常踏实，平日里联翩成章的梦也没有做一个。
许多年之后，我才渐渐地有了那么一种感觉：我的成功为一个成熟的凡人的过程，就是在迈出车间大门的那个瞬间开始的。
其三 老 李
老李不知何许人也。常年穿一身颜色暧昧的青布裤褂，戴一顶仿佛糟朽到了极点，却也没有丝毫缺损的草帽。日复一日担着鸡蛋担子，在学院的住宅区里摇摇摆摆地游弋。他卖的鸡蛋，不贵也不便宜，但却顶顶新鲜。虽然容许挑拣，但人们都知道那鸡蛋是不还价钱的。
同学院里“在编”的靠力气吃饭的人不同，人家有“电工刘”、“光头刘”、“水夫李”、“木工李”等称谓以示区别。一提“老李”，便知道那是他的名字，不可能与他人混淆。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名字。
老李仿佛没有家累，而他似乎亦不当有家累，这样更合理些。人们的印象里，老李属于靠不住的一类人，四十多岁而没有成家的人本来就是不大靠得住的。也搞不清他住在哪里，因为即便有招揽生意的需要，老李也不大说话。日子久了，有人便以为那是深沉抑照直是阴谋的证据。
打我懂事起，就被告知老李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应当远远地避开了去。因之从我的眼光看去，那晦暗的脸色和瘦削的身材虽不起眼到了极点，却自有一种鬼魅般的引力。不可注目了看，儿童尤其不宜，否则便会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这年的春天谣诼蜂起。人们都在说来了来了，惶惑而又欣喜，见了孩子就不大说了。一日早市正交易间，人群却打北头骚动起来。一片发自大众的窃窃底语，如同金风掠过树林时那种潮水般摇曳不定的萧骚。大家都说来了来了。终于有人开始动摇，轰然引发一阵排山倒海的狂奔，遗下一个狼藉遍地的市场。
然而到底没有见什么来。只有几只鸡，几头羊在空荡荡的路边漫无目标地彳亍。
时间久了，似乎明白人们指的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要来了。老百姓欢迎解放军，也恐惧旧政权灭亡前的炮火。古城的解放几乎兵不血刃，恐惧成了多余。但解放军是几个月后才到的。传说中便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老李就是解放军派来的探子，又叫侦察员的，怪道那么高深莫测呢。有人还看到老李穿了簇新的呢服在城里的街上走路。
不久解放军来了，士气高昂，纪律严明，黄黄的军装，打着绑腿，走路雄赳赳地唱着歌子。入城式的那天受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大礼遇。一周之后，老李也回来了。可惜还是那一身打扮，照旧卖他的鸡蛋。
过了不久，风声突然又紧张起来。说是国民党的残部趁着大队的解放军开赴前线，无暇顾及后方的空子，集合了许多人马逼近了古城。老李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后方空虚的消息便是他提供给敌人的，这才是他的真正身份。不久后浮浼齐一战，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灰飞烟灭之后，那老李又懋懋然出现了。步履间有几分颓唐，断然是因为没有来得及逃走。舆论认为，他的将很快被抓起来已是铁定的事。
难以理解的是，声势浩大如“镇反”运动，这老李又安然地混了过去。依旧日复一日担着鸡蛋担子，在学院的住宅区里摇摇摆摆地游弋。有人认为有义务向政府揭发他──比如有次他在那个以后回了美国的杜威先生的院里就耽过十多分钟──但又苦于找不到什么更直接的证据，只是可疑得紧，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老李的终于消失不再复出，大约是在五八年的某个时候。其时人们早已厌倦了对他的怀疑，不再因了五七年的风波对他的身份和去向再作新的臆断。他像和煦的阳光下淙淙春水中的薄冰那样悄然消失不留痕迹，没有成功过人们期望的辉煌。就让那模糊的身世和沉默寡言的德行伴随他至于终结吧。
其 四 荣 誉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从外地执行任务回来，出火车站不远，便在一个岔路口踌躇起来。向回走有两条路，一条柏油路朝西北，爬上一个当地老百姓叫做“塬”的土坡到达771厂，再向东北折个直角到部队的驻地，当地老乡叫北工地的，全程大约二十三公里；以强行军的速度，两小时左右能够走完。另一条是乡间小路，斜插东北，由祁家坡上塬，比走柏油路近三、四公里，以前只走过一次。
此时我疲惫又饥渴，看看天空，月光透过薄纱般的云片洒下，路面的高低坎坷，辙印逶迤，都看得清楚，便拿定主意走那捷径。
开始很顺利，只在穿过祁家坡时引起十数声犬吠。小小的村子似乎已然沉入睡乡，两边墙壁回响着我的脚步，见不到一星灯火，一个人影。
上塬的路虽不陡峭，因为走得急，还是出了一身汗。刚上了塬，一阵带着秋禾气息的凉风扑面而来，掠过耳际，发出轻柔的呼啸，一身的疲劳和鏖热在风中迅速飘散。薄云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净尽，月亮高悬在清澄如洗的天穹，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面前的高原坦荡如砥，地平线上一带嶙峋，是更高的一阶塬，当地叫塬套塬的。身后的平川里，汤河象一条发亮的带子在大地上蜿蜒，两岸莽莽苍苍成团成簇的，是乡镇和村庄。
北方遥远的地方，一粒微弱的光点闪烁，象星星，温馨而亲切，那是部队高耸入云的天线顶端的灯光。以此为目标，我心情坦然地大步前进，灰白的路面不断从脚下退到身后。
愈往塬的深处走，气温愈低，风中也透出几分寒意，月亮却益发皎洁了，田间半尺高的玉米苗叶，在清辉中灼灼发亮，清晰得历历可数。
犹如梦中，一大片怪异的地貌突然滚地而来，充斥了我的视野，瞬间已置身其中。遥望天线灯光，已然融化在莽莽高原中，左前不远的地方却现出一串微茫的灯火。道路一下变得陌生，怪诞，不合情理。
那怪异的地貌，其实不过是一片坟地。几百座墓丘纠结绵延，在银色的月光下呈现海涛般澎湃的动势，墓与墓之间，缠绕着酸枣一类低矮的荆棘，一侧边缘伫立着一个凝止不动的白色物体，可能是个花圈。
我挠着后脑勺，恍然大悟。刚才以为天线灯光的，其实是颗星星，西北的那些灯火倒是771厂，草率之中搞错了方向，走了不少冤枉路。
白色的物体却开始踽踽蠕动，似要远扬而去。
“喂，喂。”我试着叫了两声，“您知道去北工地怎么走吗？”
白影随即不动。我高兴起来，总算找到可以问路的人了。
我大步跨入墓地，取捷径一直朝他走去，枣刺扎在脚脖子上，感觉又痒又疼。
“你别过来了，”白影子应声道，“我正要回去呢。”
我退出墓地，等着他过来。渐渐看得清楚那是个男人，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衣，下面穿着长裤。他也在打量着我帽子上的红星和“两面红旗”的领章。
“你去北工地？”他收回目光，低低地问，“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我有点尴尬地咳了一声：“我似乎走错路了。”
“走吧，”他心不在焉地说，“我也是军人。恰好顺路送你到前面的岔口，从那儿往东北，拣最宽的路走，不远就是北工地了。”
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酒气。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我不无好奇地问。
“771厂的公墓。”
“您这是……”
“来看看我的前妻，明天，我就该回机关了。”
他的呼吸突然粗重起来，“她这辈子可真算是活得稀里糊涂啊……”
我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支，又帮助他点燃。他吸了两大口，呛咳起来，随即丢了。
“吸烟的毛病真不好，”他说，“作为军人不该有这嗜好的。”
“是啊，每个人都有些毛病。”我不喜欢别人拿我的吸烟说长道短。
“您是在嘲笑我，我的喝酒？”他似乎不想和我争论，“知道吗？我在这个鬼地方上上下下已经跑了两天了。”
我最厌恶喝酒没个深浅的人，不论他有什么理由。此刻我的想法就是尽快离开这个醉鬼。
我不理他，默默地走路。
他可不愿意沉默，依旧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对不起，您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来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的话。。。。。。”
“我没觉得您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啊。”
他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冷漠：“最近几年，我由副营晋升到了正团，那是工作的需要，是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干上去的。可总有些人背地里说，这是由于我在我前妻问题上表现的那种不近情理得到了上级的赞赏；还有人说我是懦夫，是爬上去的小丑。。。。。。”
我对他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一边加快脚步，任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他的叙述颠三倒四，让人难以置信，归结起来大致是这意思：她是个独生女，父母亲早已去世，六年前经771厂驻厂军代表—他的一个战友—介绍，他们结了婚。他的部队远在东海边的一个城市。就在即将办理随军手续时，她却被牵涉进一件刑事案件中了，经过调查取证，判了死刑。政治部陪当地司法机关的人找他谈话时，他只讲了两句：“相信组织，服从组织决定”，并拒绝去执行现场收尸。此后的一次内部通讯中，他因此受到了表扬。
一年多后，他又结了婚，并有了孩子。那真正的罪犯却在再度作案时被抓获，她当然得到平反。最近，他利用出公差的机会来到这里，凭吊自己的前妻，然而尽管找了许多部门和单位，仍未找到她的坟墓。
“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做吗？”他愤懑地说，“不是因为怕被牵连，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治可靠的名声，是为了荣誉，军人的荣誉！。。。。。。军人应该象泉水那样清澈、透明，闪闪发亮，没有一点杂质，我也总是这样要求战士的。。。。。。你能容忍一个军人，妻子却是死刑犯吗？”
“果真有这回事啊。”我在心里暗暗吃惊。
听当地一个卖水果的青年农民说，六十年代末，他跑了几十里路去参观一场死刑的执行，就在汤河的沙滩上。被枪决的五个人中有个年轻的女杀人犯，她的白皙和美貌成了事后人们议论的焦点。女犯的脑浆当时就被需要治病的人挖去，一身全新的的确良也被掠走了，尸首在那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被就地埋在沙滩上，现在早该被洪水冲走了罢……过后听说这是一起冤案。
岔路口到了，我们默默地握了握手便各奔东西。我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话宽慰他而感到遗憾，说实在的，他真是个懦夫。
其五 史单和他的太太
我所在的大杂院住着个老头名叫史单。他的父亲姓史，母亲姓单，所以有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单讹读为dan，象英语的石头。好在史单对此一点不在意，说自小人们就这么叫的，以后索性以讹为正了。
史单大约七十来岁，退休前是街道制罐厂的支部书记，身材粗短，留一头雪白刚硬的板寸，说话是地道的老京腔，喜欢笑谑，也热心。退休不久就开始了蹬着板儿车去大钟寺卖菜的生涯。他把原先的厨房做了蔬菜仓库，另盖了间简易棚屋作为厨房。进出货的时候，满院都是菜的气息，好在每次忙活完了，都立即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史单的太太是个皮肤白皙的文弱女人，仿佛只有四十来岁，除了帮助史单装车卸车，很少在院子里露面。史单对她不但宠爱，简直是敬畏了。有时正在院里侃得高兴，太太在屋里咳一声，就马上噤住，静静地回去。我与他虽是紧邻，却从未听到他们在屋里高声说话。人们私下说，老夫少妻都这德行，不足为怪的。
街坊们说，史单是个从没成过家的鳏夫，和这女人结婚不过两年前的事。女人的来历不甚了然，只知道是提前退休的。
史单做生意很谨慎，坚持少进快出的原则，从没听说有过失手。这年腊月，他不知听了什么错误的信息，中了邪似地一下进了两千斤梨，不承想几天后北京市场上的梨便排山倒海，一个礼拜才卖出去十几箱。一些梨的皮上却已开始出现黑斑。他的太太，整天戴了乳胶手套窝在“库房”里翻拣。有点小毛病的，留下自己吃或送给邻里，此外每天都有一箱烂梨倒掉。
史单开始着急，进进出出都挠着头，幽默话也不说了。看着他日渐憔悴，我感觉很不是味道。后来听说公司正在给大家采办过年的福利，偶然触动灵机，找了负责的处长，说明了史单的诚实和困窘。处长是个办事痛快的转业军人，当即开车载了我直奔史单家，看看剩下的梨，品种质量都还不错，当场敲定包圆。这天史单夫妻通宵未眠，把所有的梨重新拣过包好，过秤装箱。第二天下午，梨分下来，打开一看，个个珠圆玉润，同事们都说我办了件好事。
两天后的晚上史单请我去他家吃饭。我虽不惯各种应酬，但已然被他牢牢拽住衣袖，说一定要给老家伙留点面子，也就随着去了。
史单的家没经过装修，但墙壁雪白，地面铺着浅黄色的地板革，陈设虽然老旧，却倒也洁净，闻不到大杂院家庭常有的老酵头和腌菜混合气息。桌上摆着四色凉菜，三副餐具，一个三角玻璃烧杯在搪瓷缸子里烫着，溢出缕缕酒香。
史单一进门就操着堂倌的腔调吆喝道“来喽”，拉我在面对屋门的坐位坐下，斟上酒。他的太太从棚屋出来，朝我微微一笑说，“你们先喝吧，我这就去炒菜。”
两个男人碰杯、喝酒，酒有些冲，但余味纯正，史单说是二锅头，绿玻璃瓶装的那种便宜货，平时他们老两口就喝这种。
菜陆续端了上来，乍看起来，有些诧异，似乎都是牛羊猪的内脏做的。举箸一尝，兼具潮菜和鲁菜的风味，比我吃过的一些大馆子的还要可口。
“味道怎么样啊，”史单笑吟吟地问，“这可是我们的家常菜”。
我朝他举举酒杯，夸张地说：“老爷子，您真好口福。”
史单高兴得满面红光，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地说道：“这就叫命啊，小伙子。想想看，我史单何德何能，老来能有这么大的福气，当不起呀。”
“还是您老人好。”
“要我自己说呢，”他认真地说，“我这人前半辈子活得可真不怎么明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单位的人看似怕我，其实是不怠见。直到退休那年才悟出那么一点，在一起就是缘分，不在一起的，也有因果。偏见啊，强求啊，都没什么意义，不过是给自己和别人增添麻烦罢了。”
他的坦率和达观让我惊讶，真该对这“板儿爷”刮目相看了。略略一想，倒也不足为怪，这把年纪的人，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固执也罢，达观也罢，于他于人全无所谓。
他的太太解下围裙，在桌边坐下，轻轻咳了一声道，“菜做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我见的世面不多，”我端起酒杯，认真地说，“还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菜呢。老嫂子，我敬您一杯。”
史单太太的步态微带点娉婷，灯光模糊了脸上的皱纹，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风韵。她说话不多，饭也吃得少。她一坐下，史单就老实了许多，只是频频举杯劝我喝酒。
太太吃完饭，回到内室，虚掩上门，此时我们的酒也喝到七八成了。
史单突然活跃起来，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一个五斗柜前，悉瑟了几声，取出一本影集给我看。
我很快地浏览了一下，相片不多，大都是太太的，有梳小辫佩校徽的，有穿军装的；史单的几张则显得很蠢，厚厚的嘴唇，努着牛眼。
“她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史单收起影集，炫耀地说，“和她结婚以后，我才开始感觉看什么都顺眼。”
仿佛怕太太听到会嗔怪，史单急急的介绍道，他的太太是大学毕业生，在部队当过营职参谋，比他退休时的级别还高，前夫十多年前去世后，她带着孩子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国企担任工程师，因为效益不好，提前退休了，一直抗到孩子大学毕业后才经人介绍和他结了婚。
“和我结婚以后，孩子也不大来看她了，许是觉得我这个没出息的后爹丢他的脸，老伴倒好象不那么在乎，这家里她事事依我；”史单说着，动了点感情，“我最怕的，就是晚上没事和她单独在一起。她不看电视，也不看书，整晚整晚和我没个什么话说。”
“有次我喝酒的时候，勉强她喝了几杯，没想到喝酒以后她象变了个人，怎么说呢，就象我年轻时厂里那些姑娘，会笑，也会莫名其妙地掉眼泪……我喜欢她喝了酒以后的样子，挺狐媚的。这不，四块来钱一瓶的二锅头，我一买就是一箱，晚上总变着法儿劝她喝一些。我那点小买卖，赚多赚少都无所谓，不怕您笑话，除了能让老伴高兴，我在剩下的这些年头里就没有更高的要求了”。
其六 更 年 期
老毕四十八岁这一年，渐渐觉得周围的世界有点儿古怪。先是发觉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书越来越读不大通，后是觉得脚上的鞋总是买得太大，赶公共汽车时扑踏扑踏地很有要他出丑的意思，试试小半个号的吧，又全然夹脚。最头痛的是人家和他，以及他和人家说的话老是相互听岔了意思，由此经常惹出各种没头没脑的无名业火来。于是有人私下说老毕到更年期了，心理有点儿变态了。
老毕天生一副好脾气。对于因更年期造成的误会他总是想做出解释，有时也不解释。但糟糕的是需要解释时他往往错过时机，不需要解释时他却会冒冒失失地来上两句，并且一定会岔到一边去，造成新的误会，仿佛唯恐天下不乱似的。
这天一大早，老伴提出要给他过生日。老毕很感动，说，好呀，临老临老咱也过一回生日。老伴发怒道，这些年难道给我过过生日嘛，真是狗咬吕洞宾。老毕生气，联想老伴自做生意以来日渐牛屁烘烘，好心为她指点一下，总是大不以为然道，我的事不要你插手，于是益发动了怒气，不吃早饭，夹着皮包就去赶班车了。
等班车的地方有条小河，河边麇集着一帮已经过了更年期的人，有的对着树木练气功，有的穿了色彩鲜亮的红绿衣裤，男女杂沓地在林间扭秧歌，天天早晨都是如此。
于是设想自己满头银发时的绅士仪态——闲适地坐在一架架的经典间吸着雪茄，加了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在玻璃杯中黯黯飘香——便点着一支烟卷，香香地吸起来。吸完一支，看看时间还早，又点上一支，沿着河边慢慢踱起步子来。
近处的一丛灌木底下，两只麻雀揪扯成一团，吱吱喳喳地喧嚷着，不知是打架还是式相好。老毕看着，并不觉得有趣，但也停住了脚步，两个灰色的小球却旋即分开，飞走了。
他像狗一样尴尬地喷了一下鼻子，抬起头，向远处望去，班车却已上完最后一个人，很快消失在科技会堂的转弯处。
这给老毕带来一点儿切实的麻烦，他已搞不清有多少回错过班车了。
老毕不愿迟到，木木地站了五分钟，抬手从车流中拦住一辆“的士”。
老毕吸烟，也给司机一支。
“‘打的’上班，您老这官小不了，起码是个司局长了吧？”年青的司机似乎兴致很高。
老毕不是头头，收入也不多，但感觉良好，他从没有发现因了吸烟、喝酒,携了孩子在饭馆吃晚餐会造成家庭的财政赤字。私下他以为自己怎么也算得上“小康”阶层的人，举止间便有了几分雍容，但还不至混淆于领导人的深沉。
“不过没赶上班车。”他淡淡地回答。
司机于是不再说话。
灰色的马路，壮观的、主要由小轿车汇成的车流，以及竞相角逐气派和高度的建筑物构成的现实世界，都让老毕感觉隔膜和遥远。象许多开始步入老年的人一样，近年来，他越来越经常地发作一种置身于久远的往昔的幻觉，逍遥地神游于寂寥的黄土地上蓝瓦瓦的空中，俯瞰终南山海涛般苍青的山峦，和静静蜿蜒的渭河，还有那些清澈的，芦荻丛生的支流形成的富庶流域，学院，寺庙，墟落，陵墓，天然有致地点缀其上，与夫春风呼呼中麦田里土拨鼠局局的叫声，和午后细雨密树下的呢喃人语，鲜活地烘托作真实的氛围，仿佛可以于其间重新活一回。如此便陷于一种自得其乐的神思恍忽中，随时随地地与现时生活化入淡出，身边的人是觉察不到老毕这种隐秘的乐趣的。
接着便是例行公事的打开水，沏茶，打开电脑，点一枝烟，在电话机寒蛩般此起彼伏的振铃声中，起草和修改那些纷至沓来的公文和讲话稿，一切都在从容有序中进行，仿佛不通过大脑皮层就可以完成。做了多年枪手的老毕宛如一樽年深日久的壶，即便注入清水也能倾出茶来。九八年机构改革时之所以没有被分流，既可能是老部长念及他这把年纪再创业的艰难，亦可能得益于他多年纸上勤恳耕耘。
“重要的文件还是得老毕！”主管的副部长如此发过感慨。
由于春节在即，办公室里免不了人来客往。老毕惯于在人声鼎沸的环境中保持安宁的心态。他是一个专门写材料的人，很少到基层去，下面来的人也没有必要向他请示什么。前些年年轻化的风暴横扫机关以来，象他这号年龄的调研员形同初冬时节树枝上的枯叶，已经飘零殆尽了；处里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他难得有什么亲近或冲突，年复一年倒很清净。
有电话找老毕，是门卫打来的，说是有个老同学来给他拜个早年。老毕觉得蹊跷，穿了外衣，揣了一肚子狐疑下楼去看。
机关大门外凛冽的寒风里，款款地伫立着一名雍容飘逸的少年，白皙的脸子健康光洁，些许的焦灼为这张脸多添了几分生动，他穿着件十分合体的豆绿色皮风衣，捏着皮手套，眉眼间很像低他两个年级的某个校友，当初黑并且瘦的，只是不当有这么大的孩子，只能象门卫说的是他本人了，属于这些年常见的驻颜有术的一族。老毕正待做出老朋友久别重逢时那种热情奔放的假笑时，少年温软如绵的手已经把他的手紧紧握住，一边热切地上下撼动，一边亲昵地向前推，推，推进一辆尾部喷着热气的小轿车，少年随即挤进来，和他并排坐下。
不多的几句寒暄后，老毕了解到他几年前从副局长的位子上辞职下来，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在同行的厮杀火并间飞快发展，已经到了踉踉跄跄的地步，现在有五千多万资金，光总工程师就换了三个。这些总工程师在任期内，无不盗窃公司的技术机密为他人效劳，有的煽动员工闹事，有的干脆拉走一帮业务骨干另起一套炉灶。万般无奈之际，想起本市还有这么个知根知底的同学。今天专程来请老同学出山，担任他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月薪五千之外，还有年终分红、养老保险和一应福利，不知老同学意下如何。
老毕听了，立地推辞说，自己在机关呆了多年，技术生了，人也懒了，形同废人，肯定会误了老同学的正事，所以万难从命，务请另觅高明。
老同学听了并不见怪，微微笑道，还是老脾气。接着说，下海是大事，当然得容老兄慢慢考虑，是不是还得和嫂夫人商量一下。其实嘛，这和头回游泳一样，下去了就会发现比在机关当个局长、副局长潇洒得多呢。我们这代人时日无多，该做些有意义的事了，老兄由来崇尚奉献，做个纳税人，每年给国家缴个十万百万，应该是很自豪的。坐在驾驶席上的女郎也插话道，平素老板一遇众叛亲离之事，每每感慨道，若是换了毕兄何至于此啊。今天终于一睹丰仪，且比想象中又高出许多，若能有幸在毕处长手下打工，一定非常愉快。老板已经安排今晚在“顺峰”与老同学叙旧，到时候她开车来接。
老毕在家受够了女强人的气，又只喜欢吃泼了滚油的辣椒面条，益发觉得这顿饭是万万吃不得的，于是一边赶紧说明自己不是处长，一边十分诚恳地回绝。女郎笑道，老总可以不做，饭还是要吃的。潘老板纯是思贤若渴，决然不会有请君入彀的意思；再说，她也好久没吃海鲜了，一是想沾沾毕处长的光，二是老板说过毕处长在大学是有名的才子，有些哲学方面的问题正想在饭桌上请教呢。
潘老板走后，老毕没精打采地朝回走，一边肚里生自己的气，他不明白否定的意见怎么引出了肯定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受宠若惊，真是鬼附了身。他打定主意即刻在电话上回绝，晚上下班时也早些走吧。
回到处里，同事们都看着他笑，搞得老毕心神不宁。莫非他们都长了顺风耳，听到了刚才那些离经叛道的筹划？他知道这些年轻人鬼大着呢，这些年来，人的智商已然和年龄成了反比，老奸巨滑成了上个世纪的老调，江河日下的中年人处处采取守势，年轻的新人咄咄逼人，“孔子以柔进取，老子以柔败退”，四十六岁的前任处长在调走前被他们挤兑得左支右绌。现在阵营起了分化，那些伎俩又使在年轻的副处长身上了，据说最近要扶正的。老毕与世无争，本来就是苟延残喘的角色，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与年轻人保持着距离，敬鬼神而远之，倒也相安无事。
“老毕你到哪里去了？”主持工作的副处长皱着眉头问他，“局长打电话找你两次了。”
老毕拿起头天晚上加班赶出的一份文件初稿，急煎煎地往外走。这份文件是急件，昨天下午才交代下来，要求两天内出初稿。局长是急性子，肯定想了解一下工作进度。
局长不吸烟，但每次老毕来他的办公室，局长总要拿出招待客人的香烟请他吸一枝。
“赶出来一稿了。”老毕把稿子放到局长面前。
局长伸出手掌让他坐下，一边看文件一边说：“老毕呀，来机关多久了？”
“八六年冬天来的，到现在有十几年吧。”
“是啊，老同志了。”局长微笑着，话题一转，“我们三个局长、副局长慎重研究过几次，党组也讨论过了，打算给你调整一下岗位，现在征求你的意见。”
老毕浑身“腾”的一下，感觉虚脱般热烘烘的无奈。他很清楚，近几年，陆续有一些干部被调离公务员队伍，分流到机关服务中心或下属的一些事业单位，今天终于轮到他了。
“是的，”他干巴巴地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就好，”局长直视着老毕说，“我们一致认为，你的业务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都不错，担任你们处处长职务应该说是游刃有余的。过两天就公示。没什么其他意见的话，你可以走了。”
老毕一时呆若木鸡。
“这个，”他夹七夹八地说，“当处长的经验，我一点都没有，也从没组织协调过什么工作，能不能另选个年轻些的同志，我保证全力配合。”
“你这人说话怎么一阵一阵的，”局长有些不高兴了，“刚才你怎么说的啊。”
老毕差点脱口说，刚才我以为你要分流我呢。
“老毕啊，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说实在的，我们也考虑过你的年龄；做处长，是大了些，但在部里也不是没有先例。我们反复比较过，就工作而言，目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以后年轻同志条件成熟了，我们会考虑的。你是老同志了，不会在接受任务时和组织讲什么条件吧，啊？”
从局长那里回来，老毕心里的一点欣慰全被自己的愚鲁搅没了。提名当处长，说明领导对他这些年的工作是肯定的，至少暂时没有被分流的顾虑了。但因为自己的胡说八道，给局长造成的印象是他面对组织的抬举，不仅毫无知遇之感，反倒很有些讲条件、拿堂儿的意思。同时，他觉得很对不起副处长，副处长一定会疑心是他私下做了手脚，鹊占鸠巢，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下班前一小时，老毕给潘老板打了个电话，说晚上还要加班改个急件，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就急急地回了家。
使老毕十分意外的是，老伴并没因为早晨的怄气认真动气。多年不用的花瓶里插着那种淡紫色的气味很香的百合，一只大蛋糕上写着生日快乐，凉盘热菜摆满了餐桌，还有白酒，老伴、儿子都对他笑嘻嘻的。
老毕在餐桌边坐下，喝了口酒，登时感觉有股温馨的暖意在身体里流淌。他一边搅拌着油汪汪的油泼辣椒面条，一边感慨地说：“还是家里好啊。”
“怎么，在单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老伴有点不耐烦了，看得出她尽力克制着，老毕想，她怕正是更年期了，“说过你多少次了，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里说。你看我，多昝在家里说过生意上的事啊。”
“不是的，”老毕不想搅了老伴的好心情，“是老潘啊，我那个校友，想动员我给他当总经理。”
“压根别听他胡说。你呀，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你的公务员吧。你不要小看公务员这块牌子，许多人想当还当不上呢。”
“你当我是傻子呀，”老毕得意洋洋地说，“想都没想就给他推掉了。”
“那还差不多。你总算做了件聪明事，别狂啊。”老伴赞许道。
“不光这样，”受到老伴的鼓励，加上喝了点酒，老毕的兴致更高了，“我还把处长给推掉了。”
“你说什么呀，没头没脑的。”老伴狐疑地问。
“你怎么这么笨呀，”老毕解释道，“我们处的处长调走了，局长想让我当处长，今天找我征求意见。我才没那么傻呢，当调研员多潇洒呀，和处长一样的待遇，还可以避开勾心斗角，当场我就给他推辞了。当然，我说得很委婉……你们怎么了？”
老毕觉得，老伴和儿子的眼睛似乎都大了一圈。
生日的盛筵结束得很早。隐约听到儿子小声嘟囔说老爹是来自外星的SB，老伴辗转到半夜，摇醒呼呼酣睡的老毕：“你给我睡到外屋沙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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