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咽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还添了耳鸣，就好像听见西山里兵工厂那边的机器响，又好像村外公路上，运送铁矿粉的大翻斗车远远地朝这边开；很清楚，隆隆隆，嗡嗡嗡，在爬村东头那个大陡坡。再仔细听听，那车大半晚上，老在哼哼，就是爬不上来。
一个多月了，晚上一躺下，机器也响，汔车也跑。而母亲耳中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大，汽车也越开越近，晚间一合眼，那恐怖的轰鸣便铺天盖地压下来，头都大了。耳朵开始伴有隐痛，先是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后来竟严重到好像有针在里面一下一下地挑动，又好像是啄木鸟在凿。失眠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母亲只好住进医院，在乡医院诊断为中耳炎。可打了一星期的点滴，没有任何的效果。我请了假，陪母亲到县城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束，医生说三天以后来拿化验结果。
我同母亲商议，她先回家，我在这里等着拿结果。
等送母亲上了车，我想今天正好是星期六，不如趁空儿到妻子那里看看，就买票坐上了去另一个乡镇的车。我和妻子结婚快一年了，仍然分居着。
下了车，正走到半路上，就见妻子板着粗身子，站在路边正往这望呢。走到跟前，第一句话她就说：
“这回可真早啊！”
“怎么？来早了也不行。”
“你……可真……”自从妻子行动不便，星期天都是我到她这里来，算来我快有一个月没来了。
我笑了笑。
“怎么了？你……”妻子见我笑得不一般。
“我得快回去……”
“今晚上吗？”她有些嘲讽地笑了。
“不是——是——真有事。”
“我怎么觉着地球好像不转了？”
我笑笑，没话。
吃了晚饭，睡前，妻子问我：
“你请假了吗？”
“和校长说了，星期一上午回去，课调给别人了。”
妻子听了，垂下睫毛还是那一句：
“你请假了吗？”
“请什么假？”我这才有些重视。
妻子仍然顺着眼,叹了一口气：
“明天拍个电报吧。告诉校长，这一星期就不回去了。”
我看着妻子那高且大的腹部，忽然终于明白了。说：
“母亲病了。”
“还是嗓子痛？”
“这回好象不轻，在医院打了一星期的点滴，没效果。我这是和她来县城做检查，后天得去取化验结果。”
“怎么不早说？”
“母亲不让，怕你快了……影响……”
“你这个人！……拿了结果再回来说声，别再这样！”
去医院拿了结果，回来的路上，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几个字：“鼻咽Ca，中晚期”。在县城下了车，已是吃午饭的时候，趁着转车的空儿，我在车站小摊上要了一碗豆脑儿。卖豆脑儿的是个非常和善的大娘，给我满满地盛了一大碗，当我从她手里接过碗来的时候，泪竟涌了出来。
我机械地吃着，脑子里好像塞满了，又好像一片空白。吃完豆脑儿，我坐那里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才又去坐车。车到终点的时候，太阳早已落下去了，附近村子上空的炊烟渐密起来，天色越来越浓，终于彻底黑下来。走到村头，就听见前头不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到了跟前原来是妻子和岳母站在那里。
妻子一听结果，眼泪就下来了。岳父见我一时也没了主意，就告诉我大连襟的弟弟在青岛，他那边有熟人，可找他想想办法。我想也只好这样，就打算明天回家准备。睡前，妻子对我说：
“明天，我和你一块走吧。”
我说：
“你这个样子，怎么行。”
妻子叹了一口气说：
“去青岛，我是帮不上你了。明天我和你一块到城里，先到三姐家住下，她那儿离医院近——我觉着快了——到时候你又不在这边，只有两个老人在家，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总不能……在家里吧。”
一大早起来，坐车到了城里。我把妻子送到她三姐家，对她说：“我走了。如果就在这两天，拍电报我再来吧。”
妻子说：
“你以为这是什么呢，还能等着你来！这边的事是指不上你了，你也别往这跑。回去请假，弄钱，先忙治病的事。你要是有这份心，去青岛前走这边，巧了还能来医院陪我一会儿。”
一到家就接到妻子的电报。原来我刚走，妻子就痛起来，她三姐要去车站叫我回来 ，妻子不让去。赶紧到了医院，又找车把岳父岳母接来，她们一家人听说后都来了。用妻子的话说，就是“不该来的都来了，该来的一个也没来”。到了十二点左右，儿子就降生了。
父亲又是喜又是忧。母亲要不是当天的班车早过了，就非赶去不可。晚上，母亲吃上药，在灯下为自己尚未见面的孙子赶做着小衣服，一床小棉被，一件小棉袄，一大包尿布。一边做，母亲一边对父亲说：
“快治好了，回来看孙子。”
父亲又不能说，还不好叫母亲看出来，只好干硬地笑笑。那天晚上，父母屋里的灯到了很晚才熄。
带着父亲跑了两天，几乎跑遍了村子借来的，和卖掉自家一头正在长膘的猪，然后凑起来的两千元钱，我和母亲第二天就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到了城里才知道，妻子生产的当天下午就回娘家了。
一到岳父家，母亲就直奔妻子那儿。儿子正在睡觉，母亲先是细细地看了儿子的眼睛、眉毛、鼻子、嘴、耳朵、头发，妻子打开小被，又让母亲看了儿子的手、脚。母亲一边看，一边小声评论着这儿随谁，这儿随谁，手不小，腿也不短……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湿了，妻子的眼圈也红了。等儿子醒了，吃过奶，母亲拿出小被、小袄试了大小，换上。又拿出二百元钱给妻子，妻子怎么会要！岳母在一旁说：
“收下吧，这是做奶奶的心意。”
妻子这才收了起来。说：
“给孩子起个名吧。”
母亲说：
“我想好了，这孩子是中午来的，叫阳阳吧。”
退休在家坐诊的岳父给母亲配了两瓶药，让母亲带在路上吃。母亲服了药，疼慢慢止下来,和岳母两人说了一下午的话，一点也没有疲劳的样子。
晚上，妻子拿出两个纸袋，对我说：
“这是我这两个月发的钱，阳阳奶奶的二百元钱也在这里面，一共六百。”又把另一纸袋给我，“这是阳阳姥爷的一千，先拿着，等以后慢慢再还他吧。你带的钱呢？都放在一块；留出二百零用外，我都给你缝在内衣的口袋里。到了那边，现用现取，用完扣好暗扣，一定想着拿好。”妻子边缝边说，“咱大姐找了车，明天大姐夫和你一块去青岛。等住下院就写信来，免得两边家里的悬心。没事就别回来了——不过，你记着：到端午节回来吧——这边的风俗——出了门的闺女不能自己在娘家过节，不吉利。一定记着啊，……”
我说：“放心吧，记着了。”
到了青岛，大连襟帮我和他弟弟接上头，就走了。因为来的时候，用的是乡党委的车，必须当天赶回去。在他三弟的帮助下，去青岛最好的一家医院看了专家门诊，对沂水的诊断没有异议。最后确定放疗方案：不需住院，每天放疗一次，半个月一个疗程，要做四个疗程。
这样，我和母亲就在这家医院附近一个军队的招待所住着，每天上午十点，我陪母亲去医院放射科做放疗。头几天，母亲还得服岳父给的药，才能止痛，渐渐不用服药，咽疼消失，母亲的睡眠也好起来，气色明显好转。
这天，母亲做完放疗，边往回走边对我说：
“快端午节了，抽空到商店去给阳阳买点东西吧。听说这边的奶粉好；天热了，再去买件夏天穿的小衣服。”
等我买了回来，母亲就把小衣服，拿到她的房间反复看了又看，叠起来，再打开，打开又叠起来，放在枕头边。一有空儿就拿出来看。
放疗的负作用越来越明显。母亲先是嗓子火辣辣地像火炙一般，口干得老像含着一口胶水，整日抱着水杯喝，喝下水就吐粘稠的白沫；接着，掉头发，一绺一绺地往下掉，没几天满头的黑发就掉光了。母亲只好让我上街去买了针线，从她一件月白色的大襟褂子上，撤下一块布，自己缝了一顶帽子戴着。后来，我到妻子那里去，妻子找人给做了一顶。这样，时间长了，母亲就可以把脏的洗洗，替换着戴。
母亲吃什么都没有胃口，一吃就吐。而医生说吃不下东西，身体得不到恢复，就无法继续治疗。为了治病，母亲只好硬吃。每次看着母亲像吞毒喝药一样艰难地进餐，我的心里那种滋味，真是难以名状，这哪里是享受食欲，简直是受罪。我强忍着，泪才不会流下来。
为了使母亲顺利地完成吃饭任务，我尽力调剂着吃。每天，和母亲做完放疗，我就上街去了，到处搜集着街上的小吃，馄饨、蒸包、粽子、茶叶蛋、糯米糕、豆汁、豆脑……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后来，我就想大概青岛的小吃都被我们吃遍了。尽管如此，母亲每次吃完饭，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声抱怨着城里的东西不好吃，没有味。她哪里知道，人在健康的时候，喝口凉水都是香甜的！
后来，听一些早来的病号讲，做这种治疗，饭吃不下，最好多吃些水果，身体恢复的快，抵抗力才强。我于是每天在搜集小吃的同时，又注意起各种水果。过了些日子，母亲想喝小米粥，我就去买了来。可这种稀饭，实在不怎么样，米是陈的，还往里羼水，非常难喝。端午节我回去对妻子讲了，她就找人借了一个煤油炉，让我带回来给母亲熬粥。还买了几斤小米和红枣，说是红枣小米粥补血。有了小米粥，母亲吃得舒服多了。
第一个疗程结束，一查血小板，急剧下降，不能继续做下去，必须等到血小板恢复正常后再治疗。于是，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领着母亲到附近走走。如果母亲精神好，有时也能转到栈桥附近，我和母亲就在海边的路边石阶上坐坐。远远地看见有轮船鸣着汽笛向远处开去，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海天相接处。一抹远山模糊地横那里。潮湿的海风吹过来，拂在人脸上，异常的温柔，触动着人的情绪。可惜，母亲总是坐不了一会儿，就要回去。母亲是嫌海风有些大吗？
母亲不出门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到中山路的书店去转转，买几本闲书。回来的路上，有时遇到出卖旧书刊杂志的书摊 ，还能淘几册旧书、旧杂志，带回来消磨时间。这是一个军队招待所，平时除去军人，再就是到这个医院来看病的，人不多，很清静。没事我就翻那些闲书。这时候，母亲就过来和我说说话，也就一会儿，我又低头去看书。母亲便踱到阳台上，朝着家乡的方向，静静地站着，望着很远的地方。就这样默默地站着。
母亲在想什么呢？我没有问过她。但我知道，母亲也许在想，往年这个时候，或许母亲和妹妹采了带露水的桑叶，正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或许正把用干净毛巾擦过的新鲜桑叶向蚕床上撒去，旋即响起了雨声一般密集欢乐的餐叶声；或许父亲挽着裤脚正在山间的薯地里翻秧，锄草；或许他正在心爱的葡萄架下打叉，喷药，施肥。如果不是有病，母亲现在也许正抱着心爱的孙子，在为父亲烧水，准备午饭；而父亲也许正在麦田里愉快地挥镰收割，或在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麦场上打麦.....
可现在，这一切竟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可想而不可及！而此时，母亲还在惦记家里的麦子收完了没有？玉米种上了没有？父亲的午饭是怎么吃的？妹妹每天是不是还记着给父亲冲鸡蛋……小孙子阳阳也许正在吃奶呢，晚上睡得可好？再有几天就得要人抱着睡了。而父亲这会儿,正在干什么呢？也许在割麦或者锄地，当去地头吸烟休息时，是不是正想着母亲又在做放疗，还是吃不下东西吗？再有多少天就可回家了……直到附近那座教堂的钟声响了,母亲才好像突然醒过来。
放疗终于结束了。母亲当然先是绕道去看孙子，在岳父家住了两宿，然后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
“你看今年的桂花开得多稠呀！……”父亲笑着对刚踏进院子的母亲第一句就说。母亲注意地看了看那棵盛开的丹桂，它是母亲和父亲养了十几年的一棵桂花。黑油油的叶子中间，挤满了蜂窝似的稠密的花粒。花真香啊！母亲也笑了。
母亲以为，从此又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了。收完了红薯，她还心气儿颇高地让父亲买回一头小猪崽，养了起来。早晨，母亲刚起来要去烧猪食，父亲却早就烧好，打出来凉着了；刚支起鏊子要烙煎饼，妹妹却抢过勺子，让她去烧水；水开了，母亲照例冲了鸡蛋，端给父亲，父亲却抓起扁担下地，临走说：
“你先吃吧，趁着潮乎我去把薯秧弄回来。”
每次，妹妹冲好鸡蛋，父亲就出门去了。这段时间，父亲每天都要赶早出去卖猪血。花五毛钱从屠宰的那里接一个猪血，用开水紧了，然后走街串巷地五毛钱一斤卖出去。接好了，一个猪血能紧三斤多。情况好的时候，一早晨可卖两个猪血。
母亲就对妹妹说：
“以后，等你父亲回来再冲鸡蛋吧，凉了不好喝。”
妹妹说：
“父亲回来再说，你先吃。”
母亲只好吃了鸡蛋。见父亲卖完猪血回来，母亲就赶忙去烧水冲鸡蛋。父亲说：
“给我冲碗茶汤吧。”
母亲找了半天，没找到鸡蛋，也不知妹妹放哪儿了。母亲只好给父亲冲了一碗茶汤。母亲看着父亲吃饭，说：
“再到春上，去领张蚕种吧。反正我在家里也是闲着。”
父亲说：
“到时候再说吧。住院花的那点钱，收一季薯干就还上了。我弄猪血，也是冬天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你不用着急。”
见父亲这样说，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母亲只是复杂地看着瘦削下来的父亲，目光里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接到医院寄来的通知，母亲去青岛复查情况正常。一家人稍微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个踏实的春节。
年初一，本村的杨玉秀来串门，母亲见他带着相机，就让他给照张全家福。现在家庭成员已经增加到六口，在母亲看来正是越来越兴旺。照完全家福，他还抱着孙子又照了一张。
然而好景不长。当槐花又开了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母亲的病复发。头疼得坐卧难安，止痛药也失去了作用，只好再次住进了医院。
这次，父亲说什么也要陪着母亲去医院。母亲也好像和父亲统一了意见，让我帮着安排住下院，就撵我回家来。
我每天从学校回来，都要给那棵桂花浇水。并嘱咐妹妹：
“别忘了浇花！”
在临沂肿瘤医院做完三个多月的化疗、放疗回来，过了不到三个月，母亲头又疼了起来。这时，已没有好的办法可想，只有在母亲头疼发作的时候，给她加大镇静药的剂量，后来，服药已失去效力，就注射杜冷丁之类的药，再后来，母亲胳膊、腿上到处都扎满了针眼，人已瘦得皮贴 在骨头上，针是无法打了，就把针剂直接让她喝下去。
从临沂回来不久，母亲有一天对妹妹说：
“明天，去叫你婆家来送日子吧。”
妹妹一听，眼泪刷地下来了：
“娘——！你不用……我不走！等……你好了，我再走。”
母亲笑了笑，极力地顺着眼，不去看妹妹，说：
“小秋——不是撵你——你要真为了我好，就听话。”
“……”
父亲在一旁说：“照你娘说的办吧。”
这年冬天，妹妹出门子走了。
过完病后的又一个春节，母亲终于不得不躺倒了。清明节前，母亲对我说：
“明天，去……叫阳阳回来吧。一个多月没见，一定又长了不少……叫他娘俩儿回来过节。”
妻子带着儿子回来了。见到了孙子，母亲那多日没有睁过的眼睛，终于睁开并放射出明亮热情的光彩，她多么想再抱抱心爱的孙子啊，然而近在咫尺，却已是遥遥不可企及！那双干枯的大手再也无力慈爱地抚摸孙子柔嫩的小脸，更不用说去抱抱了，只稍稍抬了抬，就无力地落下了。
父亲给母亲喝了数剂杜冷丁，看上去精神非常好，不像是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起床的病人，我和妻子抱着儿子，坐在床前，母亲就缓缓地说着，说着很远很远的往事，也说着很近很近的时事。最后，在药力的作用下，沉沉地睡去。
妻子还要回去上班，不能久待。在她和儿子走后的第二天，备受七百多天病痛折磨的母亲，永远地走了。当天，火化后便殡了。丧事办得非常的潦草。
当我去接妻子和儿子回来给母亲上七日坟的时候，妻子就问我：
“阳阳他奶奶的棺材是不是现打的？”
我说：“是”
妻子又问：“是用梧桐板钉的，没有棺盖，只用一张苇席罩起来的？”
我吃惊地问：“是谁告诉你的？”
妻子说：“我和阳阳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就梦见阳阳他奶奶来，说要走了。是她告诉我的。”
泉壤相隔，阴阳殊途，亲人之间信息的传递是多么神奇！
而这年的秋天，那棵桂花一粒花也没开！像大病了一场，萎靡憔悴，弱不禁风。
母亲去世前的半年里，我每次从学校回家，都见父亲在捣一种黑乎乎的混合物，原来是父亲跑了很远的地方，向人讨来的一种偏方，有蜥蜴、全蝎、蟾蜍、蜈蚣等“五毒”。母亲就把它当作药来服，就像在医院放疗时吃饭一样，吃得艰难而且痛苦。我还见父亲把从医院走后门弄来的胎衣剁碎，炖了给母亲吃。平素连肉都很少吃的母亲，这时也不得不把这些腥乎乎的东西奉为灵丹而餐！母亲最终也未要求停止治疗，有时还有些固执；母亲始终都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哪怕是再承受双倍的痛苦！
然而，恶，最终还是胜利了。人生怎么竟变得如此可怖！
第二次从医院回来，父亲才把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谁知，母亲听了惨然一笑，脸上是什么都知道的神情。是啊，母亲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她什么不知道。两次住院出院，母亲对她的病，治病花的钱从未问过任何人；好像忘记了曾得过病，忘记了治病还需要钱。不仅自己从不提起，也从不愿别人当面提起。即使有些人提起，母亲也总是以别的话题岔开，避而不谈。我当时还想，母亲是不是有些自私了，她得的可是绝症啊，在这两年里，亲戚故旧、全村几乎都被父亲借遍了，有的一家竟达六次之多。
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不是忌讳死，害怕死，也不会没有想到家中已是债台高筑；而是求生的欲望太强烈了。她是太想活着——美好的生活才刚在她眼前展开——她是多么地不想死。是啊，和宝贵的生命相比，钱又算得了什么！和那些得陇望蜀，比蜗牛还要愚蠢，比蛇还要贪婪的人们相比，母亲的愿望又是多么的单纯而又渺小啊！
母亲已经去世十年了，这一切都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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